漢唐絲綢之路上的地名流動

□孫景超

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經中亞及海上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重要貿易通道，也是歷史時期人群、物質、文化與信息的重要流動通道。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不斷被構建并逐漸成熟的時期，隨著東西方交往的加強，尤其是張騫、班超等人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等交往活動，中原地區對于西域的了解日益增加，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產生了雙向的傳播與接受。地名作為歷史信息傳遞的重要載體，也在絲綢之路上發生著中原地名自東向西與西域地名自西向東的雙向傳播流動，這一傳播不但在當時影響深遠，甚至持續到今天。這些地名的流動與傳播，既體現了漢唐時期對絲綢之路地理認知的擴展，更顯示了漢唐時期中外文明的深度互動與融合狀況。

中原地名自東向西傳播

中原與西域之間很早就有文明的交流，張騫鑿空西域后，中原地區對西域的認識更加深入廣泛。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與交往的日益繁盛，漢唐等中原王朝對西域的認知也在不斷擴大與加深。漢朝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區后，在這一地區先后設置了西域都護府、西域長史府等機構，與烏孫實行和親，并實施移民、屯墾、駐軍等管控措施，對于西域的自然、人文狀況有了更加廣泛地了解。漢代以后，對西域的開拓與交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長期延續，十六國時期（327年）的前涼首次在高昌地區設置郡縣，將郡縣制引入西域地區，并為前秦、后涼、西涼、北涼、隋所繼承。唐代在天山東部設立伊州、西州、庭州等州縣，文章制度一同內地，在此以西則設立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有安西四鎮等設置，通過軍事駐防、羈縻等方式統轄西域廣大地區，對西域的管轄和影響更加深入。

文獻中記載這一時期在西域生活的主要民族先后有塞、月氏、烏孫、羌、匈奴、突厥、吐谷渾、突騎施、回紇（鶻）等，各類人群或“言語異聲”，或“文字異形”，受此影響其地名也處于一種紛繁錯雜的局面。絲綢之路開通后，漢風與胡風交相影響。受漢字文化影響，紛繁的西域地名（包括國名、族名、王治名等）開始有了較為系統的漢語譯音，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對應漢字，為西域地名注入了嶄新而持久的活力?！稘h書·西域傳》載：“（西域）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工、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笨梢姖h文化已經在西域受到廣泛認同。沿至魏晉隋唐，中原文化影響更加深入全面，《梁書·西北諸戎傳》記載高昌：“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碧拼谖饔蛟O立的羈縻府州等也多用漢晉舊名，如《新唐書·地理志》所記：“顯慶二年平賀魯，析其地置池、昆陵二都護府，分種落列置州縣，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笨梢娭性幕瘜ξ饔虻孛绊懼?。

盡管漢唐時期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政治、軍事控制時斷時續，但隨著漢文化的傳播，以漢語地名作為載體的西域歷史地名仍保留了不少，并演變為今天新疆的市縣名，如若（）羌、莎車、皮山、且末、鄯善、疏勒、于田（闐）、溫宿、焉耆、輪臺等。山水地名也有類似情況，如對于昆侖山及黃河源頭的認定。漢代往返西域的使者向漢武帝報告于闐一帶的山川形勢，“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渌ぞ?，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涗浟藵h武帝對這一帶山川的命名細節：“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蓖高^這一官方行為，以伏流重源的方式將西域于闐一帶的河流認定為黃河的上游源頭，并將于闐南山確定為中原古典文獻中充滿神秘色彩的“昆侖山”，從而將西域新發現的山水納入《尚書·禹貢》及《水經》等經典地理文獻所勾勒的華夏山川體系之中，從文化和心理上逐步將其納入華夏文化圈。

除了以漢字記音表達西域地名，也有部分地名被賦予了漢字審美價值的意譯與解釋，如漢代車師前國治交河城，《漢書·西域傳》解釋為：“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边@一解釋符合漢語中依山川形勢命名的原則。又如北朝至隋唐的高昌國，《北史·西域傳》解釋：“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漢時有高昌壘，故以為國號?！眱煞N說法分別從歷史古跡與人文風貌兩個角度對國名加以解釋，雖有不同，但都與漢語文化的影響密不可分。更有若干地名的譯名借助漢字賦予其漢語語境中的正向意義，如樓蘭更名為鄯善。西漢時期樓蘭國曾在漢朝與匈奴間搖擺，“數遮殺漢使”，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為王……并更名其國為鄯善”（《漢書·西域傳》），如此更名顯然有與漢為善、和平交往之意。與之類似，東漢時彌國在內亂平定、歸附漢朝后改名寧彌，也體現了這一命名特點。徐松在《漢書西域傳補注》記曰：“彌為寧彌，亦猶樓蘭為鄯善?！碧拼鞂毮觊g對西域諸國亦有此類措置，“天寶三載，改其國（拔汗那）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為和義公主降之……天寶中，詔改史為來威國”（《新唐書·西域傳》）。

西域地名在這一時期的變化過程，既體現了中原地區對西域地區認知的加強，也展示出漢語地名與漢語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與影響。

西域地名自西向東

絲綢之路是溝通東西、雙向流動的，隨著其的開通與穩定，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與中原使者西出陽關相對，西域各國的使臣、留學生、商人、僧侶、樂工、畫師和舞蹈家等也沿著絲路絡繹東向，將西域的樂舞、繪畫、建筑、服飾、飲食、娛樂、民俗等向東傳播，胡風漢韻在絲路沿線交相輝映。而隨著西域地理知識的傳播，尤其是一些西域部族、人群自西向東的遷移，也有部分西域地名隨之進入中原，成為漢語地名中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驪、月氏、龜茲等。

20世紀中期，美國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 Dubs）曾依據《漢書·陳湯傳》之記載，認為驪縣之設置目的是漢朝安置羅馬戰俘，其人口來源則是與安息作戰失敗后輾轉而來的羅馬軍團殘余。這一看法引發了社會熱議，也有不少嚴肅的學術討論，對驪的名稱來源提出了幾種不同的說法。（德效騫著，屈直敏譯：《古代中國一座羅馬人的城市》，《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從出土的懸泉置漢簡來看，驪縣設立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之前，早于公元前53年羅馬與安息之間的卡爾萊戰役，更早于公元前36年的陳湯伐匈奴郅支單于，應當與羅馬人無關。（張德芳：《漢簡確證：漢代驪城與羅馬戰俘無關》，《光明日報》2000年5月19日）無論何種解釋，驪顯然是一個用漢字記音表示來自西域地區的外來名稱，漢朝將其作為正式的縣級政區名稱，或為安置歸附，或為招徠遠人，顯示了西域文化向東的傳播與影響。

月氏：月氏在秦漢之際原居河西走廊一帶，后為匈奴所迫向西遷徙，張騫通西域最初目的即在于聯絡月氏共擊匈奴?！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涊d其源流：“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逼渲幸徊糠衷率狭艟雍游髟?，有可能在漢朝開拓河西與西域時歸附并內遷?！稘h書·地理志》安定郡條載“月氏道，莽曰月順”，即西漢時安定郡下設置有月氏道，道為漢代設置在少數民族的縣級政區名稱，《漢書·百官公卿表》記：“（縣）有蠻夷者曰道?！逼錇檎^名稱無疑，新莽時將其改稱月順，也符合王莽更改地名時“著意于字面之音訓”的原則，即企盼四夷歸順之意（譚其驤：《新莽職方考》，《燕京學報》1934年第6期）。清代《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解釋：“月氏道，在今隆德縣境，是為處置月氏降者而設?！鼻螘r期的錢坫也考釋道：“月氏國本在敦煌祁連間，后為匈奴所逼西去宛西，此則以其國降人所置者也?！保ㄥX坫：《新注地理志》卷12“月氏道”）考《后漢書·西羌傳》記：“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余種分散，西逾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边@一記載，大致介紹了月氏在西北地區的遷徙、內附及漢代邊疆政區的設置狀況，月氏道由此而設顯然是有道理的。

龜茲：龜茲一名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贝她斊澕s在今新疆庫車，自漢代以來即為西域要地，唐代曾為安西四鎮之一?！稘h書·地理志》上郡條載：“龜茲，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边@個龜茲，在今陜西榆林市北一帶。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河水注》載：“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h因處龜茲降胡著稱?！碧祁亷煿抛⒁喾Q：“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于此，故以名云?！备鶕嚓P研究，其人口來源可能是“上郡屬國歸義降胡”，也可能是漢代平定西域過程中調用龜茲等國的軍事力量輾轉而來。（王子今：《上郡“龜茲”考論——以直道史研究為視角》，《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龜茲國地處絲綢之路的要道，為漢唐時期西域大國之一，在宗教、音樂、舞蹈等方面對中原地區影響巨大。龜茲縣之存在，顯然與龜茲人的遷徙相關，也體現出龜茲在中原之影響。

與之類似的不止龜茲一例，唐代顏師古注《漢書·西域傳》溫宿國條記：“今雍州醴泉縣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鼻宕焖稍凇稘h書西域傳補注》中總結：“《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縣有龜茲縣，蓋亦類此?！狈絿ぞC合考察歷史時期的民族流動狀況，認為此說有理：“漢時因西域人遷居，有僑治之設，所說可信?！保ǚ絿ぃ骸赌媳背瘯r期內地與邊境各族的大遷移》，《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交流與融合

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是一條繁盛的雙向流通道路，隨著東西方交往的日益擴大與深入，其影響也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特產等諸多方面，地名的流動正是這種交往的歷史見證。在地名的流動過程中，交流與融合是其突出特點。絲綢之路沿線有諸多地名是多民族語言構成的復合語型地名，無疑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既體現了各民族文化在特殊歷史場景下的相互融合，又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和互補，證明了西域自古以來多民族移民、雜居的歷史事實。如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記載的唐代伊州納職縣：“納職縣，下。東去州一百廿里……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屬東突厥，以征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谷]渾居住，歷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為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逐（遂）以為號耳?！保ㄠ嵄郑骸抖鼗偷乩砦臅鴧R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納職”一詞出自《史記·平準書》：“《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薄痘茨献印ぴ烙枴芬嘣唬骸笆┲缘?，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边@一地名經歷了胡語（突厥、吐谷渾及當地土著等）與漢語的多重轉換，顯然是多種人群與語言文化互相交流的結果。伊州轄下另一縣名為“柔遠”，其含義懷柔遠人與獻納職貢相映成趣，正是中原王朝對邊疆管轄觀念的體現。

以上僅就縣級政區而言，縣及以下地名采用歸附民族者數量當更多，如漢代上郡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顏師古注曰：“匈歸者，言匈奴歸附?！边@種漢文化的影響也不僅限于地名，如羌國王號“去胡來王”，顏師古注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逼渫跆柮Q體現的用意，與相關地名相映成趣。隨著東西方交流的深入，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融合也不斷加深。漢代西域出現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與鐫刻“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的劉平國刻石等，都顯示了中原“大一統”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與影響，與漢唐王朝將西域地區納入版圖的宏大歷史場景相呼應。漢唐王朝開拓西域，致力于追求傳統政治文化中“萬國來朝”的盛世場景，誠如《漢書·張騫傳》所言，“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在中原地名向西域傳播的過程中，中原王朝通過漢語譯名，將西域納入話語體系中，成為朝貢制度的有力支撐。在這一命名過程中，或傾向于采用傳統經典文獻中的邊裔、山川地名來命名（牛敬飛：《論漢代西部邊疆上的〈禹貢〉地名》，《學術月刊》2018年第3期），或將相關記音地名改造為符合其政治意愿的意譯地名，從多方面將其所在地納入王朝統轄范圍，以實現對國家政治版圖和空間秩序的重新規劃。相對而言，西域地名向中原的傳播過程與西域人群、部族的東遷密切相關，保留著文明早期濃厚的“地隨族遷”“地隨人動”的特點。（趙慶淼：《先秦“異地同名”現象與地名流動的初步考察》，《史學月刊》2020年第10期）漢唐強盛時期，不乏西域方國、部族多次的歸附與內遷，一些西域地名、族名由此沿著絲綢之路的東向流動，正是這種歷史現象的反映。在這種地名雙向的交流與融合之中，既展示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多元融合的特點，也蘊含著一定的文化差異，正符合歷史發展的多樣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