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西藏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可視化分析*

房卿陽 王一丁

阿里地區位于西藏西部。歷史上,今天的阿里地區大體包含在漢文史書所記載的大、小“羊同”、(1)漢文史書中對羊同有“大羊同”、“小羊同”之分,但對于大羊同的地理位置,學界說法不一,本文不作贅述。藏文史書所記載的“象雄”(2)象雄是西藏早期的十二個主要部落之一,意大利藏學家圖齊認為在吐蕃政權建立之前,象雄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區域之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著十分悠久而深遠的歷史文化?！锻ǖ洹肪硪痪农枴斑叿馈绷掠涊d:“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余里,勝兵八九萬?！?42年(唐會昌二年),吐蕃政權由于種種內部矛盾激化,末代贊普達瑪烏東贊遇刺,政權最終分崩瓦解。之后,王室后裔吉德尼瑪袞之子扎西袞在10世紀初建立古格王國,(3)吐蕃第四十二代贊普達瑪烏東贊有兩個兒子,分別是云丹和沃松,由于長期內訌,云丹據拉薩,沃松則被排擠到山南一帶,其勢力隨后逐漸向西遷移,扎西袞的父親吉德尼瑪袞便是沃松的孫子。在長達約700年的綿長歲月里,佛教得到恢復和再度興盛,并形成了西藏西部最璀璨的文明,迄今仍有無數珍貴的古建筑、歷史遺跡散落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

阿里地區古遺址作為歷史遺跡,具有重要的文化、歷史、社會及藝術價值。但目前針對阿里地區考古發現的建筑遺址并未進行詳細梳理總結,亦沒有明確的歷史脈絡與發展路線。本文基于前輩們的工作成果,通過交叉學科研究,以考古學為基礎,從建筑學角度切入,對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進行梳理、研究,試圖對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以揭示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的熱點與趨勢。

一、分析方法

本文選取中國知網為基礎數據庫,以西藏和平解放后,公開發表在國內各大期刊上的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對“阿里地區考古”、“阿里地區古建筑”、“西藏考古”、“西藏古建筑”等關鍵詞進行檢索,文獻時間限定在1951年之后,共獲得有效論文104篇,其中包括期刊、碩博士學位論文,不包括報紙、會議、圖書。

本文以“統計法”為基本手段、CiteSpace軟件(4)CiteSpace是一款以科學文獻為數據源的可視化分析軟件,其功能是通過數據的聚類形成可視化圖譜,對某一科學發展的演進與趨勢進行闡述與解釋,故本文利用CiteSpace軟件對所收集文獻的核心作者、研究機構、關鍵詞等進行可視化分析。為技術手段,將從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導出的Refworks格式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進行聚類分析,以此繪出可視化科學圖譜。

二、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概述

西藏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始于20世紀初,以和平解放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和平解放前,由西方學者主持;和平解放后,我國學者開始獨立承擔。

(一)和平解放前阿里地區的建筑類考古工作

20世紀初,德國傳教士弗蘭克(Francke)在今西藏以西的拉達克地區展開了一系列田野調查,著有《印度藏區的古代遺物》(AntiquitiesofIndianTibet)、《西部西藏史:一個未知的王國》(AhistoryofWestTibet:oneoftheunknownempires)等著作。1912年,英國人麥克沃斯·楊(Mc Worth Young)借道印度,(5)參見甲央、霍巍:《20世紀西藏考古的回顧與思考》,《考古》2001年第6期,第3—13頁。穿越喜馬拉雅山脈來到象泉河谷,對古格王城遺址和托林寺進行了較詳細的考察。意大利著名藏學家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先后8次到西藏進行考古調查,其中1933年、1935年兩次到達阿里地區象泉河谷。(6)參見魏正中、薩爾吉編譯:《探尋西藏的心靈:圖齊及其西藏行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116頁。

(二)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的建筑類考古工作

1957年,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攝影師專門到札布讓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此后古格王城遺址開始受到專家學者的關注,逐漸進入大眾視野。此次拍攝算不上專業的考古調查,但拉開了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的帷幕。1959年,西藏文物管理小組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下文簡稱“西藏文管會”)正式成立,制定了“集中起來,保管好”的工作方針。

1.第一階段(1979—1992年)

1979年6月,西藏文管會與新疆文管會共同組織了對阿里地區古格王城遺址的考察,(7)1969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簽發《關于加強阿里地區工作指示》,文件規定:“阿里地區仍然在西藏的行政區劃之內,但其黨、政、財、文工作由新疆方面負責?！?970年起,新疆直接管理西藏阿里地區。進入80年代,阿里地區地方工作交與西藏管理。對其分布、選址、建筑功能、建筑形式、壁畫雕塑等進行了初步調查,重點調查尚存的建筑,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第一次專業的建筑遺址考古調查。1981年9月,西藏工業建筑勘測設計院對古格王城遺址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測繪,并調查了札達、普蘭等地的寺院建筑,系阿里地區首次建筑學調查。

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根據統一安排,西藏文管會自1984年對各地市進行了為期8年的文物普查。1985年初,陜西省援藏普查隊與西藏文物普查隊將古格王城遺址作為重點考察對象,(8)參見張建林:《陜西省支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回顧》,《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6期,第53—58頁。對其建筑布局、年代、性質、功能、遺存有了清晰的認識。1992年,西藏文管會普查隊聯合第三批援藏的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普查隊,對阿里地區日土、噶爾、札達、普蘭、改則、革吉、措勤七縣進行了近4個月的全面文物普查。

2.第二階段(1992—2000年)

文物普查工作完成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迎來了以保護為主的新階段。

為了更好地管理文物考古工作,西藏文管會于1995年調整為西藏文物局,在文物古跡較多的縣還設立專職的文物管理部門。(9)參見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第201—212頁。

1996—1999年,國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西藏文物局、各省援藏專家共同組成“阿里文物搶救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對托林寺、古格王城遺址、科迦寺實施保護性維修。(10)參見西藏自治區文物局、王輝、彭措朗杰:《西藏阿里地區文物搶救保護工程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頁。在此期間,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與西藏文物局還負責托林寺的全面調查,對其范圍、布局、結構有了全面了解。1997年7—8月,四川大學考古系與西藏文物局聯合對皮央·東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發現大量佛殿、城墻、佛塔、洞窟等遺跡。(11)參見霍巍、李永憲:《西藏札達縣皮央—東嘎遺址1997年調查與發掘》,《考古學報》2001年第3期,第397—426頁。

3.第三階段(2000—2021年)

進入新世紀,國家越來越重視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各方面力量的投入不斷加大。 在國家文物局邊疆考古專項資金資助下,2004年6—8月,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系與西藏文物局聯合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調查隊”,對象泉河流域中方境內文物古跡進行調查,新發現寺院遺址、大石遺跡、古代墓地等17處古遺存,獲取了一大批重要的實物資料。

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機構、高校間的合作愈發長期、穩定。2018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達成全面戰略協議,在西藏西部地區合作展開考古學綜合研究、文物保護研究。2019年起,四川大學熊文彬教授依托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對阿里后弘期初期的佛教遺存進行調查、整理和綜合研究。

2019—202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西北大學、阿里地區文物局、普蘭縣文物局對阿里普蘭縣孔雀河流域開展專題調查,又發現多處墓地、佛塔遺址、窯洞與建筑遺址。

在此階段,新興技術手段的引入也使得學術成果不斷豐富起來。2017—2020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對格布賽魯遺址開展了長達4年的考古發掘,在此期間利用同步輻射光源顯微CT、電子探針、等離子體質譜等技術對出土的釉砂珠進行檢測,發現其與埃及釉砂制品的成分極為相似。

建筑遺跡作為阿里地區文化遺產中非常重要的類型,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因此,考古學外的其他專業也主動參與到工作中。自2007年開始,南京工業大學建筑學院多次對阿里地區古代聚落與建筑展開田野調查與研究,依托3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阿里地區多香河谷遺址、香孜遺址等數十處古遺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與測繪。

三、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的可視化分析

通過可視化角度對西藏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展開外部分析,闡述文獻的發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機構、關鍵詞、研究熱點等,以客觀反映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的研究情況。

(一)發文量分析

通過統計分析文獻發文量,得到了“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歷年發文量統計圖”(見圖1),由圖可知,考古文獻量與考古工作變化趨勢一致,根據發文量將考古文獻產出分為三個時期:1951—1992年、1992—2000年、2000—2021年,其中文獻產出的第一個時期對應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的第一階段;文獻產出的第二個時期對應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的第二階段;文獻產出的第三個時期對應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的第三階段。

圖1:1951—2021年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發文量統計圖

1951—1992年,考古文獻發文較少,西藏第一、二次文物普查期間甚至沒有相關文獻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筆者認為在一、二次文物普查工作中,相關機構與人員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基礎調查上,在成果整理、研究、發表上的精力投入較少,所以造成了這種“空檔”現象。1992年“二普”結束后,不僅學術期刊發文量增加,而且還出版了《阿里地區文物志》《吉隆縣文物志》《昂仁縣文物志》《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等調查成果,但這一時期學術刊物上整體發文量仍然較少。

進入21世紀后,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西藏地區的考古工作也進入新階段。相比前一時期,發文量顯著增加并上升到新階段。同時,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極大加深了對阿里文物的認識和基礎資料的掌握,從而促進了這一時期發文量的激增,2019年達到峰值,當年發文量占總文獻量的10.6%。

從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來的情況看,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起步較晚,發文量偏少。隨著第二、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的開展,政府、研究機構、高校、個人多元合作,共同推動了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的進展,因而發文量也得到了相應增長。較傳統考古,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總量較少,從另一角度說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二)核心作者與研究機構分析

1.核心作者分析

將中國知網數據導入CiteSpace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作者合作網絡關系圖譜”(見圖2),可以較為清晰地展示出核心作者群或研究團隊。其中,圓圈代表作者發文量,圓圈面積越大,代表作者發文越多,圓圈之間的連線代表作者間的合作關系,圓圈顏色則代表了年份,顏色越深,說明發表時間越早;反之,顏色越淺,說明發文時間越晚。由CiteSpace篩選得到的“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發文量作者排名表(≥4)”(見表1)可知,發文最多的是霍巍教授,數量為24篇;張長虹博士、呂紅亮教授并列第二,數量為8篇;排在第三的是張建林教授,數量為6篇。結合圖2與表1,同心圓最大且顏色最深的霍巍教授是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對該領域研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表1: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發文量作者排名表(≥4)

圖2:作者合作網絡關系圖譜

2.研究機構分析

將中國知網數據導入CiteSpace,得到“發文機構網絡關系圖”(見圖3),該圖反映出相關研究機構主要分布在個別高校、考古與文物研究單位,并形成了以四川大學為核心的研究機構合作關系網絡。由此看出,高校的參與大力促進了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研究。

圖3:發文機構網絡關系圖譜

從圖3可以看出,各文物保護研究機構連線較多,說明其聯系、合作較為密切;四川大學與文物保護研究機構合作較多,但其他高校間、高校與科研機構間合作仍不夠密切,未來還有很大發展與合作空間。

由CiteSpace分析得到“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高校發文量排名”(見表2),從該表中可知,四川大學總發文量為34篇,是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具有較高影響力的高校。

表2: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高校發文量排名

(三)關鍵詞及研究熱點分析

1.關鍵詞共現分析

用CiteSpace分析文獻的“關鍵詞”數據,獲得“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及“高頻關鍵詞”(見表3)。圖譜中,字體和圓圈的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字體和圓圈越大,關鍵詞出現的頻率越高,反之,則出現頻率越低;以各關鍵詞為核心呈放射狀向外輻射,連線表示彼此間相互聯系程度,連線越多,表示各個研究方向間的聯系越緊密。

表3:高頻關鍵詞

圖4:關鍵詞共現圖譜

關鍵詞作為文章的主題詞,可以清晰地了解文章的研究方向。由表3可以看出,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的核心方向集中在托林寺、考古調查、古格王國、石窟寺、札達縣、石窟壁畫上,由于本文將研究的空間范圍限定在西藏阿里地區,故將“西藏”、“阿里地區”排除在核心研究方向外。從建筑學角度來看,西藏和平解放后,學者對古格王城遺址、托林寺、石窟、宮殿與寺廟建筑研究較多,尤其是古格王城遺址,其作為整個阿里地區最雄偉壯觀的建筑遺址群最具代表性,因此被調查研究的頻率最高。從考古學角度來看,關于佛教遺存與墓葬的調查較為集中,逐漸成為主流研究方向,圖譜所示其大多與札達縣有所聯系,從側面反映出札達縣是一個文物大縣。

阿里地區作為西藏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建筑遺存眾多,從關鍵詞共現圖譜來看,西藏和平解放后,對阿里地區建筑遺跡的考古研究并未局限于單一學科,逐漸形成了建筑學與考古學學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2.關鍵詞聚類分析

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能夠清晰地反映出研究方向的變化過程以及熱點集合。用CiteSpace軟件進行計算,生成“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關鍵詞聚類時間分布軸”(見圖5),得到7處聚類:#0石窟壁畫、#1古格王國、#2阿里地區、#3阿底峽、#4建筑遺址、#5雙耳罐、#6、(12)由于Citespace的算法特性導致#6處聚類文獻數量較少,故未顯示在圖譜中。#7西藏。在該圖譜中,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聚類關鍵詞,數字越小,聚類規模越大,表明該聚類研究熱點越高。詞匯間連線越密集,關聯度越高,具有較強的學科交叉性。從圖5可以看出,國內對阿里地區建筑類的考古研究在1992年之前屬于探索時期,主要集中在西藏西部歷史的研究(#2阿里地區、#3阿底峽、#4建筑遺址),1992年之后逐漸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涉及歷史學、藝術學、建筑學等方面的研究(#0石窟壁畫、#1古格王國、#5雙耳罐)。

圖5: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關鍵詞聚類時間分布

3.研究熱點與研究前沿分析

通過對關鍵詞的共現與聚類分析,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工作的研究熱點主要為托林寺、古格王國、石窟、建筑遺址。

熱點一:托林寺

托林寺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以下方面:(1)歷史沿革與選址布局;(2)建筑形制與殿堂功能;(3)壁畫藝術。將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得到“托林寺研究文獻”統計表(見表4)。

表4:托林寺研究文獻

熱點二:古格王國

古格王國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是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的研究熱點,將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得到“古格王國研究文獻”統計表(見表5)。

表5:古格王國研究文獻

熱點三:石窟

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石窟成為阿里地區北部一種重要的建筑類型,種類十分豐富,如居住窟、修行窟、倉庫窟等。作為極具地域特色的建筑類型,石窟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將此類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得到“阿里地區石窟研究文獻”統計表(見表6)。

表6:阿里地區石窟研究文獻

熱點四:建筑遺址

1957年,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首次將古格王城遺址呈現在公眾視野。隨著文物普查的進行,阿里地區的皮央·東嘎遺址、丁東居住遺址、卡爾東建筑遺址、曲龍遺址陸續得到調查。將此類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得到“阿里建筑遺址研究文獻”統計表(見表7)。

表7:阿里建筑遺址研究文獻

四、幾點認識

阿里地區歷史悠久,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至今還保留著許多珍貴的古建筑遺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古建筑遺存工作展開較晚,在20世紀末才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通過對西藏和平解放后公開發表的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試圖將阿里地區的建筑類考古研究梳理成一個清晰的脈絡,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一)結合發文量分析來看,2000年前,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文獻產出平穩且較少;2000年后,國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對文化遺產整體的重視與投入力度也越來越高,更多學者開始關注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領域,推動這一時期文獻總量遞增。

(二)結合發文機構與作者分析來看,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初始階段的工作大部分由西藏文管會承擔。隨著國家大力援藏,四川、陜西等省份考古隊伍陸續加入,大大推進了此項工作,同時研究機構間還形成了緊密合作關系。70年間,對阿里地區建筑遺存的考古研究發生了由單一力量承擔到多力量共同參與的變化。

(三)結合關鍵詞分析來看,關鍵詞的總量多,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反映出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從單一的考古學領域向建筑學、藝術學、歷史學等多學科擴展,形成了多學科交叉融合。

(四)結合研究熱點來看,“古格王國”、“托林寺”、“石窟壁畫”、“佛寺建筑”等一直是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的熱點,更涉及多個學科領域,說明其價值非常高,對這類研究熱點的整體研究應成為一種模式與范例。比如,關于古格王國的研究,從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一直是重點,最初受到考古學的關注,對其歷史沿革、遺存進行研究;而隨著建筑、藝術等學科的參與,它從“重點”變為“熱點”,對其建筑布局、形式、結構以及壁畫藝術進行全方面調查與研究。

和平解放70年多年間,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成果豐富,通過對其成果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們掌握阿里地區建筑類考古研究的整體情況,了解其研究趨勢,是一次很好的回顧與審視,可為今后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