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規制與跨國綠色創新合作機會主義行為治理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研究

毛翔宇, 王 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6)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騰飛,但以資源浪費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如今卻限制了企業的持續發展,并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吨袊圃?025》中明確將“綠色發展”、“創新驅動”定位為制造業未來發展的基本方針,但我國企業自主綠色創新現狀堪憂。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通過外商投資,加強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間的合作以加快企業綠色創新進程,成為解決我國企業綠色創新能力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但現有合作模式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會使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間的綠色創新合作陷入短期化的尷尬境地。以追逐短期利益為目的的外國資本在我國的兼并、收購會破壞了經濟市場秩序[1],部分外商企業還會利用自身優勢壟斷市場,抑制我國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2]。我國對資源的依賴和快速發展的迫切需求,也會明顯增加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概率。部分本土企業在合作中產生背叛行為,在獲取對方先進技術后違約,嚴重影響跨國綠色創新活動的績效,更損害了我國的形象。因此,抑制跨國綠色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迫切而重要。

學術界針對企業合作創新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展開了深入研究?，F有研究認為,企業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合作的一方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3],在保護自身技術不泄露的同時學習對方技術,并在掌握后終止合作[4]。而關于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現有研究成果大致可歸為“信任缺失”論[5]、“資源和信息不對等”論[6]和契約約束能力不足三種。在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通過外商企業帶來的技術溢出能夠有效地提高東道國的能源利用效率[7],推動東道國的低碳技術進步[8],改善東道國環境質量[9]。但正因外商企業帶來大量知識和技術流動,機會主義發生概率也大幅提升[10]。

針對如何抑制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廣大學者提出了不同了觀點。研究認為,高契合度的合作伙伴關系能夠很好地抑制機會主義行為[11],高水平的信任是治理機會主義行為的有效選擇[12],通過良好的契約關系簽訂規范的合同也能有效地抑制跨國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13]。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關系治理或者契約治理并不總是有效[14],對機會主義行為的治理應分情況采用信任治理和合約治理的雙重手段[15],政府的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也能抑制跨國企業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但效果要根據國別、地區和行業確定[16]。

但現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有探索空間。首先,現有研究多是實證研究,且多數研究的對象是跨國企業間的一般合作,缺乏對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機會主義行為治理的研究。其次,多數研究只將我國政府作為外生變量加入到研究模型,忽視了其在機會主義行為治理中的主體作用,缺乏對我國政府、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三者在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的系統分析。最后,以往研究并未對我國政府參與合作的方式進行詳細分析,忽略了現實中不同政策為合作企業帶來的不同影響。

本文考慮我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對跨國綠色創新合作的影響,構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過對模型的求解及仿真探究我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對企業在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策略選擇的影響以及我國政府自身策略選擇的變化,并依據研究結論提出遏制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促進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間合作的相關對策。

1 演化博弈模型構建

假設1設本土企業為A、外商企業為B、我國政府為G。本土企業策略集合為(互惠主義、機會主義);外商企業為(互惠主義、機會主義);我國政府為(積極規制、消極規制)。以x代表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概率,1-x為選擇機會主義的概率;y為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概率,1-y為選擇機會主義的概率;z為政府積極規制的概率,1-z為消極規制的概率。

假設2互惠主義(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雙方追求雙贏)。機會主義(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中的一方在保護自己的關鍵技術不泄露的同時學習對方關鍵技術,并終止合作);積極規制(我國政府從正面引導市場行為,減少企業所得稅給予補貼;消極規制(我國政府從反面約束外商企業和本土企業合作中不當行為,進行處罰)。

假設3設R為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的協同合作總收益,α為本土企業的收益分配系數,β為外商企業的收益分配系數,滿足0≤α,β≤1且α+β=1。

假設4當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同時選擇互惠主義,雙方會獲得額外收益V1,V2。同時,受政府策略影響,在政府選擇積極規制下合作雙方獲得的額外收益V1大于政府選擇消極規制前提下合作雙方獲得的額外收益V2。

假設5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的合作成本分別為C1和C2,當雙方秉持互惠主義時,雙方會因優勢互補各自縮減成本c1和c2;當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外商企業選擇機會主義時,外商企業因機會主義從本土企業學習到技術而縮減成本,成本縮減系數為ζ2(0<ζ2<1),反之亦然,則本土企業的成本縮減系數為ζ1(0<ζ1<1)。

假設6當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外商企業選擇機會主義,本土企業會損失W1,相反外商企業會得到W1;當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本土企業選擇機會主義,外商企業會損失W2,本土企業會得到W2。因外商企業實力較強,故外商企業機會主義所得較大。

假設7在我國政府積極規制時,政府會對合作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設本土企業原應交企業所得稅為S1,外商企業原應交企業所得稅為S2,λ(0<λ<1)為我國政府積極規制下稅收減免系數。設G1和G2為我國政府給予合作的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補貼;在我國政府消極規制時,政府會懲罰選擇機會主義的企業,設F為懲罰總數,θ1,θ2(0≤θ1,θ2≤1)為懲罰系數。

假設8設H為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協同合作帶來的社會效益。當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外商企業選擇機會主義時,會減免社會效益,減免系數為γ1;當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本土企業選擇機會主義時,減免系數為γ2。又因為外商企業實力強于本土企業,其選擇機會主義帶來傷害更大。

假設9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外商企業選擇機會主義,本土企業因收益減少而減少稅收T1,外商企業會因收益增加而增加稅收T2,反之亦然。

表1 我國政府積極規制前提下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創新合作的博弈支付矩陣(z)

表2 我國政府積極規制前提下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創新合作的博弈支付矩陣(1-z)

2 演化穩定策略的求解

(1)當(αV1+λS1+G1+c1+T1)-(1-ζ1)C1-W2<0,(βV2+λS2+G2+c2+T2)-(1-ζ2)C2-W1<0且(αV1+λS1+G1+c1+T1)<θ1F,(βV2+λS2+G2+c2+T2)<θ2F時,可發現E1(0,0,0)所對應的特征值都是負的,E1(0,0,0)為博弈模型的穩定點。

(2)當-(1-ζ1)C1-W2+θ1F>0,-(1-ζ2)C2-W1+θ2F>0時,可以發現E7(1,1,0)所對應的特征值都是負的,E7(1,1,0)為博弈模型的穩定點。

3 算例分析及參數仿真

本文依據相關文獻對博弈模型參數進行仿真[10],并依據結果進行討論,具體參數的初始賦值如下:令α=0.4,β=0.6,V1=18,V2=15,C1=10,C2=8,c1=3,c2=2,ζ1=0.4,ζ2=0.6,W1=5,W2=3,S1=5,S2=4,λ=0.4,G1=5,G2=4,F=5,θ1=0.4,θ2=0.6,T1=2,T2=1。

3.1 初始意愿對合作關系演化的影響

圖1是在政府消極規制意愿較高,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意愿處在平均水平時,本土企業互惠主義意愿變化影響的仿真。圖2是在政府消極規制意愿較高,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意愿處在平均水平時,外商企業互惠主義的意愿變化影響的仿真。仿真表明:在我國政府對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的協同合作支持意愿較低,只從消極規制懲罰市場中的機會主義時,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之間合作意愿會相互影響。在一方合作意愿不變的前提下,隨著另一方合作意愿的提高,雙方都會合作。

圖3(圖4)是在政府積極規制意愿較高,外商(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意愿處在平均水平時,本土(外商)企業互惠主義的意愿變化影響的仿真。仿真表明:在我國政府選擇積極規制時,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同時選擇協同合作對于雙方初始參與意愿的要求小于政府選擇消極規制時,這表明我國政府的政策選擇能影響企業的合作意愿。同時,結合圖1和圖2可發現,無論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的選擇如何,我國政府的最終選擇都是消極規制。這表明我國政府只會在合作初期給予補貼和稅收優惠,在合作的深入后,出于對成本的考慮,最終會用罰金約束機會主義。

圖5是在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意愿為0.5時,我國政府積極規制意愿的變化對演化結果影響的仿真。仿真表明:政府的積極規制對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的協同合作具有促進作用,這與前文的論述一致。同時可以發現,外商企業對于我國政府政策的敏感程度明顯大于本土企業。

3.2 我國政府選擇消極規制時制定的懲罰總數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6是我國政府選擇消極規制時制定的懲罰總數F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仿真表明,我國政府選擇消極規制時制定的懲罰總數F對企業間的協同合作具有正向影響,過小的懲罰并不能約束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只有足夠的懲罰措施才能抑制機會主義行為,更好地促進企業進行合作。

圖1 政府消極規制意愿較高,y處在平均水平時,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意愿x變化的仿真

圖2 政府消極規制意愿較高,x處在平均水平時,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意愿y變化的仿真

圖3 政府積極規制意愿較高,y處在平均水平時,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意愿x變化的仿真

圖4 政府積極規制意愿較高,x處在平均水平時,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意愿y變化的仿真

圖5 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意愿為0.5時,z變化的仿真

圖6 懲罰總數的變化的仿真

3.3 我國政府政策支持和補貼支持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7是我國政府對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的政策補貼G1和G2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仿真表明,我國政府的政策補貼對于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之間的協同合作只具有初期的激勵作用,到合作后期,政策補貼對于二者合作意愿的影響較小,應選取其他方式促進雙方的協同合作。此外,外商企業對政府補貼敏感程度大于本土企業,政府補貼對外商企業有激勵作用。

3.4 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創新合作成本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8是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創新合作成本C1和C2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仿真表明,在創新合作成本的變化下,本土企業選擇互惠主義的增長速度慢于外商企業,選擇機會主義的增長速度快于外商企業。這因為本土企業體量較小,它對成本的敏感程度強于外商企業。這表明,我國政府若想通過減免創新成本促進本土企業與外商企業合作,應更關注本土企業。

1.3.1 hucMSCs培養及實驗分組 hucMSCs用10%FBS DMEM/F-12培養基在37℃、5%CO2培養箱中常規培養。將處于對數生長期的hucMSCs細胞接種于孔板后，為對照組（Control）、PBS干預組（PBS）和外泌體干預組（Exo）（加入200μg/mL外泌體），每組設置5個復孔。

3.5 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因合作優勢而縮減的成本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9和圖10是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因合作優勢互補而縮減成本c1和c2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仿真表明,c1的閾值大于c2,即本土企業對成本縮減數量敏感程度大于外商企業。

3.6 政府規制下企業協同合作獲得的額外收益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圖11和圖12是在其余參數不變的情況下,政府規制下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合作獲得的額外收益的變化對演化結果的影響。仿真表明,V1的閾值小于V2,這表明外商企業合作目的是為獲取更多利潤,對合作產生的收益要求高于本土企業。

圖7 政策補貼變化的仿真

圖8 創新合作成本變化的仿真

圖9 因合作優勢互補而縮減的成本變化的仿真

圖10 因合作優勢互補而縮減的成本變化的仿真

圖11 因合作而獲得的額外收益變化的仿真

圖12 因合作而獲得的額外收益變化的仿真

4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雖然跨國綠色創新合作能產生巨大效益,但機會主義會使合作失敗。因此,如何抑制機會主義非常重要。本文將我國政府作為主體加入模型,綜合分析我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對企業在跨國綠色創新活動中策略選擇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合作不同時期推行不同政策能夠遏制機會主義。在合作初期,通過政策補貼以及稅收優惠能夠提升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合作的意愿。在中后期,通過罰金等一系列懲罰措施能夠約束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間的合作,限制機會主義。本文還發現懲罰總數對企業的協同合作具有正向影響,過小的懲罰并不能約束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此外,在跨國綠色創新合作不同時期實行不同政策以及在后期用懲罰措施來約束合作這兩條結論也很有意義,可為我國政府參考。

此外,本文研究了我國政府的政策、協同綠色創新帶來的額外收益以及合作成本對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合作策略的不同影響,并發現外商企業對我國政府政策和協同綠色創新所獲取額外收益的敏感程度大于本土企業,本土企業對創新成本的敏感程度大于外商企業,這一發現彌補了現有研究沒有區分相關因素對不同企業影響的不足。同時,對各因素的敏感性研究也為我國政府針對企業的不同特性實施不同政策提供參考,具有現實意義。

4.2 對策建議

(1)完善跨國創新合作的監管體系。出臺明確法律準則,界定各種機會主義并制定相應懲罰標準。同時,加強監督,充分保障企業合法權益。

(2)在不同時期實施不同的政策。在合作初期,應通過誘人的稅收優惠和完善的成果獎勵體系吸引更多的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參與跨國綠色創新活動。在合作中后期,則應通過完備的懲罰措施抑制機會主義行為。

(3)適當降低本土企業的創新合作的成本。針對本土企業對跨國綠色創新合作成本敏感的特性,政府應采取更多的優惠措施降低其合作成本。

(4)建立“黑白名單”制度。對積極參與跨國綠色合作的外商企業,納入“白名單”,給予其更多的優惠。對嚴重侵害我國本土企業的外商企業,列入“黑名單”,限制其投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