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合到控訴:蔣廷黻對蘇外交思想變遷的根源及影響

陳振會, 曾維君

(1. 中共岳陽市委黨校 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 湖南 岳陽 414000; 2. 邵陽學院 文學院, 湖南 邵陽 422000)

蔣廷黻(1895-1965)是中國近代史上“學而優則仕”的典型代表。作為一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就其外交活動經歷而言,蔣廷黻先后擔任駐蘇聯大使和國民政府駐聯合國代表,這期間他的活動對中蘇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梳理蔣廷黻的對蘇外交思想以及言論發現,從九一八事變后到20世紀50年代,蔣廷黻的對蘇外交思想發生了明顯的從“聯蘇”到“反蘇”的變化,并且對中蘇關系的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對蘇外交思想的變遷歷程

(一)九一八事變到擔任駐蘇大使期間:積極聯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領土被進一步吞噬的可能性大大上升?；谶@一背景,恢復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以來破裂的中蘇關系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主要考量。對于中蘇復交,蔣廷黻是積極提倡者。他認為:“聯絡邦交而非斷絕外交才是外交關系的常態,中國處在日俄兩大國之間,正常狀態應該是在二者之間保持靈活性,而非同時與雙方惡化關系。因此在中日之間已經發生軍事沖突的條件下,與蘇聯發展關系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盵1]1711932年底中蘇邦交雖已恢復,但仍無多大進展,雙方關系基本上處于互不信任的僵冷狀態。蔣廷黻關于內政、外交的見解和立場引起了國民黨政府高層人士的關注和認可,加上他在學術界的成就,他給正在由親日轉變為親英美的蔣介石以深刻印象。蔣介石認為蔣廷黻作為近代外交史專家,對蘇聯的遠東政策多有識見,便通過自己的密友、《大公報》發行人吳鼎昌在1933年夏約見蔣廷黻。1934年,蔣廷黻以“赴歐考察”的名義被國民政府委以秘密訪蘇、推進復交工作的任務。

蔣廷黻在解決中蘇新疆問題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1936年11月,蔣廷黻被任命為中華民國政府駐蘇聯大使。出任大使期間,蔣廷黻始終堅持聯蘇、和蘇的立場不變。1937年,即使面對蘇聯在遠東問題上對日退讓的態度,蔣廷黻依然表示理解。他撰文指出:“在國際聯盟中,蘇聯代表無一次不協助我國代表?！谥腥諆蓢鵂幷撝?蘇聯無一次不完全偏袒我方,且蘇俄對我國政府中人士之守信與否自亦不無戒備,此國際之常情也?！盵2]31-32由此可見,對于深諳外交史的蔣廷黻來說,在當時的遠東國際局勢下,與蘇聯的合作是最大限度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外交必選項,即使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當局之間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這一時期蔣廷黻堅決主張與蘇聯合,但他對中蘇合作的前景始終保持著極大的理性和冷靜,而不是以“愿望思維”來判斷局勢。雖然蔣廷黻在擔任駐蘇大使期間想盡最大努力爭取蘇聯,但隨著他進一步了解蘇聯黨政高層領導者,以及蘇聯當時態度模糊等原因,他認為中蘇結盟抗日的可能性很小。蔣廷黻的這一觀點與蔣介石等認為蘇聯會出兵援華抗日的看法明顯矛盾。1938年初,蔣廷黻被免去駐蘇大使一職,奉召回國。但回國后的蔣廷黻依然認為中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他始終認為“蘇聯對于中國,真可說是一個最好的朋友,她對中國是十分同情的,十分贊助的,至于蘇聯不能正式出兵幫助我們,這是有原因的。雖然如此,但她給予我們的幫助仍舊很大,蘇聯確是我們的好友,無論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她幫助我們的地方比任何一國大”[3]7。

(二)1947年至1949年:在美蘇之間保持平衡

從1947年開始,蔣廷黻開始擔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他把中國“五強”之一的位置定為不偏不倚、獨立于美蘇兩強之外,展示出獨立外交姿態。蔣廷黻的這一態度與時任中華民國政府駐美大使胡適在政治立場上一直與美國保持高度一致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胡適在外交理念上以意識形態為綱,而蔣廷黻的外交理念則以國家利益為主。因此,在對蘇關系上蔣廷黻不再堅持抗戰初期積極與蘇聯聯合的立場,轉而與蘇聯保持適當距離。蔣廷黻的這一立場鮮明地體現在殖民地戰后謀求獨立相關問題上。他既不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否認殖民地主權的立場,也不支持蘇聯所持的通過暴力革命獲得主權的立場,而是采取一種“弱小國家聯合、通過和平方式爭取主權獨立”的立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蔣廷黻看來,中國是一個弱國,其所謂的“五強”地位是有名無實的,對美國或者蘇聯的全球戰略而言,中國是無關輕重的。1948年2月1日,蔣廷黻在日記中寫道:“美國的政策已經制定好了……中國是任其選邊。蘇聯也許會把中國作為一個小棋子,不得已的時候才拿來用,而且也只是拿來作為分散注意力而用?！盵4]490

另一個展現蔣廷黻在這一時期對蘇中立態度的案例是其在核武器問題上的立場。針對美國當時在核武器領域的壟斷地位,1948年6月,安理會就有關原子能控制問題進行了辯論。蘇聯由于尚未擁有核武器,主張全面禁止和定期核查,美國則主張國際管制(防止擴散)。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的立場對同樣作為無核國家的中國其實更為有利,“但在最后的投票中,蔣廷黻依然投了美國的贊成票,但這并不是因為反對蘇聯,而只是因為蘇聯比美國更不像樣一點,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可惡之處”[5]782。然而,蔣廷黻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態度的立場,在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蘇聯對新中國的承認而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堅決的反蘇立場。

(三)1949年以后:堅決反蘇

在抗戰勝利之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蔣廷黻對國民黨贏得國共之爭有絕對的信心。然而,解放戰爭中國民黨的快速潰敗讓他始料未及。對于國民黨的軍事失利,蔣廷黻將很大一部分原因歸結于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他在致杜魯門的一封求援信中寫道:“中國軍事失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因為蘇聯政府不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如果不是蘇聯源源不斷的援助,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有辦法占領滿洲并形成如此大的威脅的”,“走共產黨的路,中國將會成為蘇聯的附庸,沒有個人的自由,經濟發展會遲緩”[6]201-202。由此可見,受國內政局變化的影響,蔣廷黻的外交思想已經不再以國家利益為主,而是更多地增添了意識形態對抗的個人情感,并且站在蘇聯式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如果說此前蔣廷黻還能在國家利益的指導下對蘇聯采取理性的立場,那么這時他已經轉變為一個堅定的反蘇人士、“冷戰斗士”。

蔣廷黻反蘇思想在“控蘇案”中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體現。所謂“控蘇案”,就是指上文所提到的,國民黨將國內戰場的軍事失敗歸結為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并以此向聯合國提出對蘇聯違約的控告,從而爭取國際援助的外交事件。蔣廷黻作為當時國民政府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在“控蘇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9月22日,蔣廷黻在聯合國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指責蘇聯。25日,蔣廷黻致函聯大秘書長賴伊,要求將“控蘇案”列入大會議程。在28、29日的聯合國大會上,蘇聯代表維辛斯基與蔣廷黻展開辯論。由于蔣廷黻所提草案本身存在諸多問題,經過最初大會辯論后,提案不被看好。蔣廷黻在觀察各方反應后,又策劃古巴、厄瓜多爾等提出了拉丁美洲國家修正案,建議將“控蘇案”提交過渡委員會繼續審查研究。這個提案等于“給國民政府提案開了個后門,控蘇案既不需在本屆大會表決,且可體面保留下來”[7]84。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過渡委員會開始討論“控蘇案”。1950年2月7日,蔣廷黻向聯合國過渡委員會陳述提案,對蘇聯的擴張極盡渲染,在此基礎上控訴蘇聯違反條約。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推動了美國對“控蘇案”支持立場的形成。1952年1月28日,美國出席聯合國第六屆常委會代表庫珀在第一委員會就中國問題發表聲明,“基于蔣廷黻博士在委員會的事實指控以及其他國家所提供的證據,美國政府認為關于蘇聯違反條約的事實指控是成立的”[7]84。

縱覽“控蘇案”全過程可以看到,雖然蔣廷黻并非“控蘇案”的唯一發起者,但在這一提案從國民政府形成決議到提上聯大議程,再到最終獲得通過的過程中,蔣廷黻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反映出蔣廷黻在職業生涯后期堅定的反蘇立場,這與其在20世紀30年代積極的聯蘇立場形成了巨大反差。

二、對蘇外交思想變化的根源

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蔣廷黻的對蘇外交思想經歷了從積極聯合到中立,再到強烈反對的明顯變化。這種變化并不是雜亂無序和隨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原因。這些原因既與蔣廷黻的個人理念有關,也與蘇聯本身的行為取向變化相關,同時也是國際政治體系結構變化的結果。

(一)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變化與“中國”的相對位置

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國際政治格局以及中國在其中的相對位置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影響了蔣廷黻作為政府高級官員的政策立場。20世紀30年代的東亞地區,中日蘇三邊關系構成了最基本的地區權力格局。而這三者之中,中國又是綜合國力最弱的那一個,加之與日、蘇均在地理上相近,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因此,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尋找一個盟友來平衡力量,維護自身的安全。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廷黻還曾主張對日妥協,“徐圖抗日”。然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本就“很少實際”的中日和解更加“無從談起”[8]326,由此聯蘇成為當時中國改變中日力量對比的幾乎唯一可行選擇。蔣廷黻作為外交史學家,對權力的均勢邏輯極其敏感。在這樣的國際政治體系結構中,蔣廷黻提出聯蘇的主張是合情合理的。

二戰結束后,中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說是“五強”,實則是美蘇各自為首的兩大陣營。因而此時影響到中國行為的體系結構不再是中日蘇三邊結構,而是中美蘇三邊結構。更確切地說,是中國如何在美蘇之間進行抉擇。相較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蘇三邊結構,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中美蘇三邊結構更具有全球意義,并且中國在其中的作用不斷弱化,難以通過自身的外交選擇改變全球力量格局。但與此同時,中國的“五強”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中國肩負一定的國際道義責任?；谶@樣的國際結構,蔣廷黻認為對美國和蘇聯而言,中國一點重要性都沒有,“中國既然不再在美蘇兩國的眼里,而且又弱到不可能成為戰場,則中國必須思索如何自處之道,以確保其自身的利益”[1]207。國家間合作的基礎是共同利益,既然中國對美蘇都無價值可言,那么中國的唯一選擇就是在美蘇間保持中立。

到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蘇聯對新中國的承認,蔣廷黻所代表的國民黨政府雖然還占據著聯合國的席位,但外交空間已經被大大壓縮,其中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與蘇聯外交的可能。由此,蔣廷黻之前所奉行的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理念也失去了運行空間。為了自身的“生存”,他不得不選擇聯美反蘇的立場,以實現臺灣當局的政治訴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廷黻在聯合國會議上不遺余力地推進“控蘇案”,旗幟鮮明地反蘇。

(二)蘇聯的態度和反應

蔣廷黻在其外交生涯中變化的對蘇外交觀,不僅是國際體系結構變化的產物,也是他與蘇聯的不斷互動所建構出來的產物。蘇聯的外交理念、行為,以及所有的外交決策都以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前提。這種立場體現在對華關系上,就是立場的變化性。這種變化性不僅體現在對中蘇國家間關系的態度上,也反映在對國共兩黨之爭的態度上。

一是對中蘇關系立場的變化性。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聚焦于為國內建設贏得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在對待中日爭端問題上,以不干涉態度為主。名為不干涉,實則是縱容日本攫取中國的領土,避免與日本直接沖突。到七七事變爆發后,為避免被德日兩面夾擊,蘇聯對中國的態度有了明顯改善,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加強了對中國的援助,以期用中國牽制日本。雖然當時的蔣廷黻和國民政府迫于國際形勢的結構性壓力,積極聯合蘇聯,但蔣廷黻對蘇聯的認知已經有所變化,內心認為“由于蘇聯的利己主義立場,中蘇關系實際上難有重大進展,但情勢所迫,蘇聯依然值得爭取”[9]31。這也成為蔣廷黻后來對蘇立場變化的伏筆。二戰結束后,蘇聯成為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對中國的態度又回到了相對漠然的立場。蘇聯的漠然態度在對待國共兩黨之爭問題時表現得尤為突出。蔣廷黻敏銳地察覺到了中國在蘇聯全球戰略中地位的下降,因而也對聯合蘇聯失去了希望,代之以一種更加中立的態度。

二是蘇聯對國共之爭態度的變化性。蘇聯雖然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但其外交政策也并非全然以意識形態為標準。正是由于這一點,蘇聯對國共之爭的態度也并非一以貫之地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而是以國家利益來指導黨際關系。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尚弱,蘇聯試圖利用中國牽制日本的戰略圖謀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國民黨的支持,因此對國民黨的“剿共”政策予以默認。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可夫曾在1934年對蔣廷黻表示,“蘇聯無意于干涉中國內政,一旦蘇聯政府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系的話,那個中國一定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2]155。蘇聯的態度使蔣廷黻堅定了對蘇聯“同意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政治經濟組織”[2]155的立場,并對聯合蘇聯充滿信心。到二戰結束初期,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有所壯大,但蘇聯對建立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中國依然不抱有完全的信心,因此對國共之爭也是采取的相對中立的立場。與此相對應的是,蔣廷黻也在其他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對蘇聯持外交中立的立場。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蘇聯迅速予以了外交承認并與新中國建立了聯盟關系。這對于蔣廷黻所支持的國民政府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也極大地推動了蔣廷黻對蘇立場的轉換,使其發出了“中國會變成蘇聯附庸”的疾呼。換言之,此時的蔣廷黻認為,共產主義的蘇聯是一個帝國主義甚至殖民主義國家,否則,何來“附庸”一說?

(三)蔣廷黻個人外交理念的現實主義內核

從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進程角度而言,作為輸入變量,無論是體系結構的變化,還是蘇聯對華政策的變化,都不能直接轉變為本文所討論的作為輸出變量的外交理念?！霸诙咧g,還有一個信息處理的環節,這就是外交理念的持有者本人及其思維方式?！盵10]75也就是說,面對同樣的信息,不同的信息處理者會作出不同的解讀。因此,外交理念的持有者本人及其思想特征也是影響其外交理念的重要因素。

對于國家之間的關系,蔣廷黻認為:“國際關系,不比私人間的關系,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沖突,就成為敵對?！盵11]82這番論述與帕麥斯頓勛爵的經典論述“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1]102有異曲同工之妙,都精準地切中了國際關系的實質。對于外交工作,蔣廷黻同樣有深刻的理解,認為它的本質就在于通過在國際上折沖樽俎,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蔣廷黻的治學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在之后從事外交工作時所持的理念。概而言之,蔣廷黻的外交理念就是一切以現實的國家利益為準繩,審時度勢,始終保持外交姿態的靈活性,而不是以偏執的、愿望式思維來指導外交工作。在他看來,“國際親疏本無一定,只看實際利益,不必一定偏重于哪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應該有自己的立場,不必跟著人家走”[11]180。蔣的外交理念投射到對蘇外交立場上,就是不斷根據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結構、中國與蘇聯的相對位置關系以及蘇聯本身的立場態度來調整自身的外交態度:當國家利益需要蘇聯的幫助才能得以實現時,即使蘇聯態度消極,也要積極爭取中蘇聯合;當國家利益不面臨重大威脅、與蘇聯聯合的價值有限時,則與蘇聯保持相對距離,盡可能獨立于蘇聯的影響之外;當蘇聯的行為嚴重威脅了“國家”利益時,就毫不猶豫地堅決反蘇。從20世紀30年代到50、60年代,蔣廷黻的對蘇外交思想正是經歷了上述這樣一個變化過程。盡管推動這一變化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核心的還是蔣廷黻所持有的以國家利益為準繩的、現實主義的外交理念。

三、對中蘇關系的影響

(一)促進了新疆問題的解決,為抗戰初期蘇聯對華軍事援助創造了條件

1933年,盛世才政變上臺,統治新疆,當時整個新疆一片混亂。由于國民政府當時忙著“第四次圍剿”無暇西顧,盛世才最終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才得以穩定局勢。從1934年開始,蘇聯和新疆的合作迅速發展起來,盛世才的親蘇親共立場也愈發明顯。新疆情勢的發展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滿,國民政府開始插手蘇聯和新疆地方政府的合作,新疆問題也由此成為中蘇關系發展中的一個燙手山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廷黻走馬上任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并開始著手推動新疆問題的解決。

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持“積極聯合”的對蘇外交思想,因而在新疆問題上,他始終著眼大局,積極推動新疆問題的友好解決。蔣廷黻在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可夫的交涉中強調,在新疆問題上中蘇兩國并無根本沖突,希望兩國不要因此而發生誤會。蔣廷黻在新疆問題上的積極、誠懇態度也贏得了蘇聯政府的信任,作為回應,蘇聯政府在新疆問題上的態度也發生了積極的轉變,最終雙方就新疆問題達成了一定的諒解。新疆問題的妥善解決,其意義遠不止于問題的解決本身,而是對中蘇關系的后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為抗戰期間的中蘇軍事合作特別是蘇聯對華軍事援助創造了條件。這對支援中國初期的抗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疆問題的妥善解決為這一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蔣廷黻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推動了蘇聯在國共內戰上態度的轉變

在二戰結束之初,受各方面因素影響,蘇聯的對華政策并沒有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完全倒向中國共產黨這一邊。相反,為了謀求自身在遠東的利益,斯大林在政治上采取了“親蔣疏共”的政策,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蔣介石政府對蘇聯的“善意”并沒有予以對等的回應,而是在美蘇之間進行了利益的權衡并逐漸倒向了美國一邊,使蘇聯的在華利益失去了保證,甚至在遠東地區的大國博弈中失去了優勢地位。這也迫使蘇聯在國共問題上的立場逐漸轉變,由最初的“親蔣疏共”轉變為“聯共反蔣”,并最終影響到了國共內戰的結局。

在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政府對蘇態度問題上,蔣廷黻所發揮的作用還是很重要的。這主要是因為蔣廷黻對蘇聯內政外交狀況的深刻了解得到了蔣介石政府的高度認可。而對蔣廷黻來說,雖然其在早期積極主張聯合蘇聯,但聯合的基礎僅僅在于對維護國家利益有利,而非其他更深刻的基礎。因此,自始至終蔣廷黻對蘇立場都有所保留。并且蔣廷黻在擔任駐蘇聯大使期間對蘇聯有了深入了解,其對蘇聯式政治經濟組織方式愈加不認同。這就導致國民政府二戰后在對蘇立場上采取謹慎態度,后來更是逐漸疏遠。蔣廷黻在國民政府對蘇外交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由他在“控蘇案”生成前后所扮演的角色證明。當1949年國民政府準備提出“控蘇案”時,蔣廷黻即被任命為首席專家,全權負責資料搜集研究和最后的報告起草工作,并在此后的整個過程中,負責相關事宜。在“控蘇案”這樣一項對1949年的國民政府來說至關重要的外交工作中,能夠被國民政府委以重任,足可見蔣廷黻在外交決策中的重要地位,至少在涉蘇問題上如此。

總之,作為外交活動家的蔣廷黻在歷史上的地位遠不及他作為外交史學家的地位,但是縱觀蔣廷黻的外交實踐經歷,依然可以肯定地說,他是一位在亂云飛渡的時代依然能夠保持清醒、理智和冷靜的外交家。這一點在其對蘇外交思想的演變中可以窺得。蔣廷黻的對蘇外交思想雖然看似變化無常,但究其根源,其實是國際國內局勢變化導致國家利益變化的結果。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是蔣廷黻外交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現實主義則是其指導原則。當蔣廷黻所認識到的國家利益發生了變化時,其外交立場也就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就這一點而言,蔣廷黻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