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文化的視覺呈現—寧波博物院歷史常設展展陳設計的敘事邏輯分析

陳 名 陳 坤 浙江科技學院藝術設計與服裝學院

如何突破文化展館常設展傳統設計的局限性，展示創新意識和拓展性，更進一步地滿足參觀者的文化需求，是當前博物館常設展的重要課題。寧波博物院的常設展“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以歷史為經、以文化解讀為緯，再配合原境重構的展陳手段，輔之以宏觀加微觀的雙重敘事，對寧波歷史文化藝術進行了較好的詮釋，是浙江省文藝展覽發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之一。

遠古四明的歷史溯源

寧波，這座古稱“四明”的浙東名城，于1973年在姚江河畔的河姆渡發掘出了一處在中國考古史上極為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因其獨特的文化內涵，被學術界命名為“河姆渡文化遺址”。從該遺址中挖掘出的稻谷遺存，在證明長江中下游是世界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心地之一的同時，也讓寧波歷史向前推進了七千多年。河姆渡文化是目前寧波歷史上能追溯到的最遠的歷史文化，可謂寧波地區“歷史的起源”，因此在敘事內容的順序設計上，寧波博物院常設展“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的第一展廳“遠古四明”，即以河姆渡文化為起點展開對寧波歷史和文化藝術的展陳敘事。

初入展館，呈現在眼前的首先是一幅寧波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隨之配套展示的文物則是牙雕鷹首等鳥型裝飾物。與其他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不同的是，昔日的河姆渡人對鳥類有著明顯的崇拜，在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各類文物中，以鳥圖騰作為崇拜對象的文化特色十分明顯。這樣的展陳與大多數博物館在第一展廳陳列各種打制石器的常規做法有著明顯的區別。在展示生產工具的同時，更突出的是將圖騰文化作為該階段歷史敘事的立足點，故可有效避免與其他同類型博物館在進行新石器時代展陳時的雷同傾向。

該展廳除了鳥型裝飾品之外，還有大量的實用陶器，如敞口陶釜、直口陶釜、稻穗紋陶缽、雙耳陶罐等。從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河姆渡先民對制陶工藝的熟練掌握。通過展品不難發現，該時期的制陶技術已經從原始的夾碳陶進化到以夾砂紅陶、泥質灰陶、泥質黑皮陶為主。在敘事方式的設計上，該展廳在展陳中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原境重構，如地層歷史墻和當時河姆渡人的生活作息場景。首先是展廳內的地層歷史墻。地層歷史墻的設計，在展示文物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文物的真實出土情況與深埋地層時的狀態。其次是河姆渡人的生活作息場景。這一制作的實景生動展示了當時河姆渡人的居住情況、工作狀態、穿衣樣貌、生活環境，等等。如此種種，無論是地層墻還是河姆渡人生活場景的還原，都讓參觀者有了更直觀深刻的認識和體驗。

“遠古四明”的另一部分則是對古越的追溯。寧波是越國時期的經濟后方，當時受浙江經濟發展變化影響，越王勾踐為成就霸業，于甬江流域開辟了寧波地區最早的港口，同時也是中國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句章港，而句章港也是寧波貿易的雛形。該時期的青銅器“羽人競渡銅鉞”最為精彩，該器呈金黃色，高9.8厘米，刃寬12.1厘米，鋒利如新。器身四周鑄刻了一個“風”字形邊框，上方刻了兩條豎立的龍，雙龍昂首相對，前肢彎曲，尾向內卷；下方以弧形邊框線為舟，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都戴羽毛頭冠，雙手持槳劃船，頭冠上的羽毛迎風飄揚。生動地展示了古代越國先民渡海的情形，是寧波地區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代表性文物。展館為了讓游客更好地觀賞銅鉞，在文物展示上做出了創新，除了文物銅鉞本身的展示，還在一個高4米，寬2米的墻上刻出了整個銅鉞的模樣以及圖案紋路細節，其中的龍紋、輕舟、越人持槳等元素清晰可見。再加上墻體粗糙且呈深米駝色，更具歷史厚重感。

展廳在設計敘事內容的先后順序上，是按照博物館的陳列慣例，即以展品的出土時間順序陳列加以展品與文本歷史對照陳列的方式來完成的。從寧波“歷史的起源”河姆渡文化開始，到先秦時期百越民族的葬俗及其相關墓室信息，再到春秋時期越國的相關介紹，最后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在寧波建句章城堡結束。

拓地三江和州城確立的宏微觀敘事

“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的第二展廳與第三展廳“拓地三江與州城確立”，歷史時段分別為公元前221年—821年和821年—959年。兩展廳在敘事順序上，與第一展廳“遠古四明”大致相同，皆是以時間順序為主導，在敘述先民對三江流域的探索歷程的同時，呈現了一部寧波三江區域的發展史，并追溯了明州城從城市的確立到鞏固的歷史過程。

將二、三兩展廳合為一節，意在探討展館在“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的內容上是如何進行敘事和展陳設計的。故本節不對其余內容作過多講述，而是主要以兩展廳在“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貿易”和“唐代明州海舶貿易的興起”兩部分內容上作出的敘事與展陳設計展開討論。

“甬史三分，兩分海上事，一分文人鄉?！鼻拔奶岬降木湔赂凼菍幉êＩ腺Q易的雛形，但到了三江口，寧波的海上貿易才算真正繁榮起來。自秦漢時期，秦始皇實行“郡縣制”，在當時的“海涯娜地”甬句地區（也稱浙東三江流域）設置了鄞、師、句章、余姚四縣起，到隋朝為加強對土地資源的管理將四縣合一，最后到明州建城三江口。三江區域的經濟經秦晉六個多世紀的開發建設，愈加繁榮。此后三江區域貿易開始逐漸繁榮，文化交流向海內外拓展，從成熟青瓷的創燒與制品的外輸成為區域經濟的一大產業，到吳地鑄鏡工匠東渡日本，鑄造具有吳地特色的日本神獸鏡，再到海外舶來品的攜入，海外三江口也成為早期海外商品貿易聚集地和文化交流傳播中心。

展廳在設計“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貿易”內容上，敘事與展陳上的設計與之前有了區別。在文物的展示上，仍然是展品與文本歷史對照陳列的方式。首先展示了當時早期的越窯青瓷，例如青瓷蓮瓣紋盤、青瓷褐彩雞頭壺等。其次陳列了諸多形態各樣的神獸鏡，如半圓方枚神獸鏡、重列式神獸鏡等。最后展示了東漢墓葬出土的一些玻璃、瑪瑙質地的隨葬品，如玻璃珠、玻璃瑱等。顯然，這些文物展示的順序沒有采取先前的線性敘事方式，而是以“重要性”為主導去敘事和陳列文物，即越窯青瓷的輸出對寧波海上貿易的開始至關重要，其次則是銅鏡和外來物品展示，體現出寧波貿易“輸出為主，輸入為輔”的特點。

進入第三展廳的“海舶貿易的興起”部分，時間已到了唐代“安史之亂”后。安史之亂導致全國的經濟重心南移，致日本遣唐使開拓南航路線，“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又得益于悠久深厚的水上交通傳統、河（中國大運河）海（“海上絲綢之路”）交匯節點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句章、鄮縣等早期港口的持續開發，種種有利于航海貿易的條件，此時寧波的貿易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展廳在展陳方面，為呈現當時明州港對外貿易的繁榮程度，該展廳除了介紹當時的明州商團，還陳列了展館的第一幅畫作《唐商舶岸圖》，畫中描繪的明州港口，能明顯看到阿拉伯人、朝鮮人、日本人、波斯人在商談貿易，其中留學生、僧侶、船員、手藝人也不少。除此之外，寧波博物院在此展現了其豐厚的文物儲備，展廳展示了七十余件陶瓷和青瓷，特別展示了在各個遺址（寧波當地的遺址以及亞、非各國地方遺址）出土的各類越窯青瓷文物（這些青瓷文物都出自慈溪、鄞州等寧波地區，例如在和義路碼頭遺址出土的越窯執壺和長沙窯褐彩魚藻紋執壺），以此充分敘說和證明當時明州的“海上陶瓷之路”和興起的海舶貿易。在展陳創新上，展廳在該內容結束處附上了一張明州“海上陶瓷之路”示意圖，該圖以動態燈的形式來呈現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

總體來說，二號展廳和三號展廳在“寧波海上貿易”內容上的敘事和展陳設計是有其獨特見解的，除了上述所說，展廳在敘述“海上陶瓷之路”內容時，陳列文物中還擺放了茶碾。劉小玲在《瓷器里的中國》一書中認為，到了中唐，社會上飲茶之風十分盛行，上至達官顯貴，下到文人百姓，紛紛以飲茶為樂，而青瓷無疑是當時熱捧的飲茶工具。從文獻中能推出展廳展示它是為了表明青瓷在唐朝分布之廣，受歡迎程度之深。

于此，對“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貿易”和“唐代明州海舶貿易的興起”兩部分內容的討論已經結束，但對兩展廳在入口處的展陳還需要進行簡略闡述。二號展廳開始處，呈現給觀者的是一幅三江流域早期政治圖，此圖通過地域圖加文字說明的形式呈現了三江流域在秦漢、隋和唐朝四個時間段（分別為621—624年，625—737年，738—771年，771—821年）中歷經的變化，記載了早期的三江流域在歷代政治變動下經歷的種種變化，如在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圖中記載：唐在鄮縣建立州級機制，因鄮縣有四明山，遂命州名為“明州”。寧波當時便稱明州。三號展廳開始處，展示了唐明州城和它山堰模型。模型清晰地呈現了月湖、永秦王苗、鎮明嶺、望京門等景觀以及它山堰的三七分流，并配上了視頻播放和語音講解，讓參觀者對唐明州城與水利工程它山堰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和了解。

之所以強調各個展廳入口處的展陳，是因為寧波博物院在各展廳入口所做出的展陳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從最先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到現在的早期三江流域政治圖和唐明州城與它山堰的實物模型，哪怕到接下去的四號展廳的南宋明州（慶元）城的地方模型，我們都能看出寧波博物院在設計各展廳入口處的展陳時，一個明顯的目的便是先在參觀者腦海中建立起“宏觀”內容，隨之加以后續的“微觀”內容，便形成了以宏觀敘事為輔，微觀敘事為主的敘事方式。如此便可讓觀者對展廳所敘述的內容形成更清晰的認知。

國際港城與海定波寧的原境重現

“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的第四展廳和第五展廳“國際港城與海定波寧”，歷史時段分別為960—1367年和1368—1644年。兩展廳也以時間順序為主導，以寧波海上貿易為主體，主要敘述了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更名為寧波]由宋到明歷經的各種變故與發展。

宋代，明州港海外貿易發展很快，與廣州、泉州、杭州并列為全國四大貿易港口之一。其快速發展的原因：一是有賴于區域經濟的進一步開發；二是依靠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宋朝而建炎南渡、南宋定都臨安之后，朝廷下令：“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藩之至中國者，唯有明州港進出?！奔又髦菀云湮挥诤贾轂惩饩?，島嶼、港口眾多，便于駐扎水軍、停泊海船，成為沿海制置同的治所、拱衛臨安的肱股之郡。

明州在兩宋時期作為國際港城，也一度成為面向高麗往來的唯一合法口岸，得到了中央王朝更多的垂青，但明州能成為國際港城同樣是因為其造船技術的進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海上交通地位的奠定，是以其造修船技術的不斷進步為基礎的。對此，展館敘述到明州除了是兩宋時期全國11處官營造船場之一外，還是打造專供遣使出國大船的定點造船地。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明州制作萬斛船“凌虛致遠安濟”和“靈飛順濟”兩只，當時被神宗親自命名為“神舟”，常設展“東方神舟”的名字也由此而來。展廳對此則呈現了當時“萬斛”神舟打造地（招寶山下）和啟航地（鎮海利涉道頭）的照片，以及在東門口碼頭遺址出土的宋船的模型。講完造船業后，展廳緊接著講述了明州與日本、高麗、東南、西亞的貿易，且附上了其中的航線圖與往來記錄。在敘事節奏上相當緊湊。

展陳方面，展廳做出了一部分創新，其展示的“南宋明州慶元港”的場景對港口貿易的原境進行了極大還原。通過場景復原，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明州海運碼頭設在三江口。市舶務設在城內東渡門之南，市舶務東側有城門“來安門”，門外有辦理外國舶商簽證的“來遠亭”。除此之外，我們可以感受到宋代明州連通內陸運河和陸路交通，連接長江黃金水道的區位優勢。視覺以外，展廳還為此配上了視頻播放和語音講解，為觀者展現了更為生動真實的港頭場景。

進入第五展廳，展廳首先介紹了寧波歷年稱謂的變化：寧波的稱謂從唐代開元二十六年（738）的“明州”，到公元1195年的“慶元”，最后再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為避國號“明”之諱，明太祖朱元璋采納鄞縣人單仲友之建議，以境內有定海（今鎮海）縣，取“海定則波寧”之意，改明州府為寧波府。展廳取名“海定波寧”即是源于此。

在明代，為防御倭寇，政府實行海禁，私人不得出海貿易，外商更不得來華經商，更有“寸板不許下?！敝f，這也導致以雙嶼港為中心的遠東海上走私貿易的形成，其是16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東南亞國家、葡萄牙、日本等多國海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國際私人海上貿易據點。展陳方面，展廳銘牌對此內容呈現了明衛所分布示意圖以及相關涉及地圖片。在之后的內容中，展廳說到了當時寧波與倭寇的抗爭，與日本的文化交流，還在最后敘述了寧波的文化史等，因其在敘事與展陳方面的設計與前脈絡大致相同，本文不再討論。

綜上所述，“東方神舟——寧波歷史陳列”常設展以線性敘事為主導，結合宏觀與微觀的敘事方式，讓觀者對展館所敘述的內容有了更直觀、深刻的認識。在部分展陳設計中，該館結合了文物的歷史語境，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文物應有的歷史語境，在配合各類影音資料的同時，觀眾不僅可以欣賞到文物的藝術美，還更能立體地了解到文物本身超越藝術美的更多文化意涵，從而進入對寧波歷史文化的深度體驗。這些舉措都讓寧波這方土地長達7000余年的歷史，從枯燥的歷史敘事變成了多維的文化視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