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以浙江民族鄉村為例

郭獻進，郭家琪

（1.麗水學院民族學院，浙江麗水 323000；2.浙江省立同德醫院，浙江杭州 310012）

新時代做好黨的民族工作，要深刻理解、正確把握和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系統闡述的我們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浙江省委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部署要求，2021年9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袁家軍在省委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全面準確把握新時代浙江省民族工作階段性特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率先打造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區［1］。當前學界關于民族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相關研究比較多，但系列探討二者之間銜接路徑的研究較為鮮見，實際上共同富裕的薄弱短板和工作重點均在民族鄉村，民族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诖?，本文以浙江民族鄉村為研究對象，詳細闡述民族鄉村振興與實現共同富裕之間的內在邏輯，系統分析浙江民族鄉村“發展洼地”的表現與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行動策略，以期對浙江民族鄉村振興實踐有所裨益，為我國其他地區的民族鄉村振興提供經驗借鑒。

一、民族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2021 年8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中強調，黨的百年歷程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和戰略性任務，黨中央強調要把發展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目前，我國民族自治地方420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民族八省區3 121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8 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整族脫貧［2］。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3］。這充分表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得到切實的踐行，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我們將舉全黨全國之力，堅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兌現我們的承諾”［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在描繪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時，明確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5］。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2021 年1 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6］。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推進民族鄉村振興對于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三地”浙江①“三地”浙江，即浙江是中國革命紅船起航地、改革開放先行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承載著習近平總書記寄予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標新定位。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指出，到2035 年，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實現共同富裕。黨中央之所以賦予浙江率先實現共同富裕的新使命，是因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浙江具備擔當新使命率先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優勢。同樣，浙江省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也要緊跟全省發展步伐，在全國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中率先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浙江民族鄉村和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江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共同富裕的主體、基礎在民族鄉村，共同富裕的薄弱短板和工作重點也在民族鄉村。沒有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富裕就沒有全省的共同富裕，也不會有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區，因此，推動民族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二、民族鄉村“發展洼地”的現實狀況

從全國層面上看，浙江民族鄉村振興示范建設走在前列，處于發展高地，為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從浙江省域內看，囿于歷史與自然環境等因素，民族鄉村發展相對滯后，普遍落后于全省平均發展指數，短板薄弱情況十分突出，“發展洼地”現象明顯。

（一）民族鄉村“發展洼地”的主要表現

一是區域內發展滯后。從省域層面看，2022年景寧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139元①數據來源：景寧畬族自治縣統計局《景寧畬族自治縣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2023年4月4日。，是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 565 元②數據來源：浙江省統計局《2022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3年3月16日。的69.58%。從市域層面看，景寧各項經濟指標在麗水市9 縣（市、區）排名基本處在后兩位，其中GDP總量處于末位，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排在第8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排在第6位和第7位，民族地區和鄉村“發展洼地”現象仍然相當明顯。

二是產業支撐財力偏弱。民族鄉村自然生態環境優越，適合發展生態農業，但生態資源開發起步較晚、利用不充分，部分生態資源具備開發條件但尚未開發。況且，民族鄉村的農產品品質總體相對偏低，技術含量和價格不高且銷售渠道較為單一，生態農業資源價值轉化實現困難，遠未達到生態農業現代化水平。民族鄉村民族特色文化旅游資源豐富，但缺乏整體性規劃，受資金、技術、人才和土地政策等要素制約，同質化、低端化問題突出，未能形成品牌產品，旅游業效益和帶動效應不明顯。例如，景寧產業散、小、弱，層次低，以生態種植業和民族特色文化旅游業為主導的產業經濟，總量偏小，沒有大宗穩定的稅源，縣級財政收支缺口大，主要以上級財政轉移支付來補缺。2022 年，景寧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89億元，較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48.41億元，缺口32.52億元①數據來源：景寧畬族自治縣統計局《景寧畬族自治縣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2023年4月4日。。

三是不平衡不充分比較突出。從不平衡來看：人均收入方面，2022年，浙江31個有民族村的縣（市、區）中，浙北的安吉縣、杭州富陽區的少數民族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過35 000 元，但民族工作重點地區的浙西南麗水一些市、縣少數民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還不到20 000 元，與所在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村集體收入方面，民族村之間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也極不平衡，如安吉縣中張村、朗村村2022年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超過100 萬元和60 萬元，但全省382個民族村有72個民族村的村級集體經濟才剛剛實現“消薄”。從不充分來看：浙江省大部分民族鄉村地處生態保護區，除了莪山、水亭等畬族鄉有一定的工業企業外，大部分民族鄉村第二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即使原來有的，在近幾年水源地保護和生態環境保護中也被治理了。如蓮都區大港頭HB 民族村，2008 年起，自發興辦起木材加工廠157家，吸納打工者2 000多人，數量超過了本村人口，少數民族群眾在家門口就有打工、房租、開店、農產品銷售等收入，2014 年人均年收入45 000元。但在2015年“古堰畫鄉”環境整治中加工廠被治理了，2020 年人均收入下降至33 000元①數據來源：麗水市蓮都區大港頭鎮人民政府。。有些民族村村容村貌是漂亮起來了，但缺乏業態支撐，青壯年勞動力拖家帶口外出打工，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美麗空心村”。

（二）民族地區“發展洼地”的成因分析

地處東南沿海發達省份的浙江民族鄉村之所以成為域內“發展洼地”，是主、客觀原因綜合疊加的結果。

一是自我發展能力不足。首先，民族鄉村群眾長居山區，生產生活環境相對封閉，傳統農業生產習慣根深蒂固，受教育程度較低，思想觀念較為保守，風險意識和抗風險能力較弱，接受和適應現代農業能力較弱。其次，在人力資源市場化流動的環境下，民族鄉村具有一定就業技能和知識的青壯年勞動力大多外出務工經商，鄉村留守人口大部分是老弱病殘，農村人口整體勞動能力弱，農業產業化難以推進。再次，民族鄉村農業產業結構單一，農戶生產經營地塊分散零碎，經營規模過小，技術含量低，導致生產成本高、生產效率低，農民增收難，挫傷了農民再生產積極性。

二是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城鄉二元結構和偏向城市的政策，造成城鄉要素資源未能有效雙向流動。大量的優質資源流向城市，鄉村公共服務供給長期短缺，導致鄉村“凋敝”。民族鄉村基于歷史和現實基礎薄弱等因素，發展長期落后于省內其他鄉村，加上外部援助的“輸血”性扶持造成的援助依賴，導致內生發展動力和自身“造血”能力不足，自我發展乏力。

三是價值優勢轉化能力不強。民族鄉村是生態資源富集區，其氣候資源、森林資源、水能資源、動植物資源、礦產資源和自然風光以及民族文化資源十分豐富。但是，就當下民族鄉村開發利用情況來看，其價值還僅停留在傳統的農業生產層面，高投入、高風險和低回報，生態資源價值轉化實現程度低，效益也還遠未被激發，民族鄉村潛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的能力仍然不強。

四是社會資本投入較少。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用的機制下，社會資本投資偏好城市。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城市資源聚集，投資回報高。另一方面受土地、人才和技術等要素制約，社會資本偏離鄉村。對于地處偏遠、基礎設施薄弱、人力資源匱乏的民族鄉村來說更是如此。此外，由于農業回報率低和回報周期長的緣故，民族鄉村很難對社會資本形成吸引力。

三、新時代加快推進民族鄉村振興的行動策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地區要立足資源稟賦、發展條件、比較優勢等實際，找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融入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切入點和發力點”［7］。當前，在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背景下，加快推動民族鄉村振興要著重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一）以少數民族美麗鄉村建設為載體，著力提高民族鄉村發展質量

當下推進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并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將少數民族美麗鄉村建設納入全省鄉村振興總體規劃中，以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為抓手，深入推進民族鄉村振興示范建設，要突出問題導向，抓重點，解難點，破堵點，著力提高民族鄉村發展質量。遴選基礎設施好、產業優、環境美、組織強、民風淳的民族鄉為美麗鄉村建設排頭兵，連片打造生態康養型、山地綜合體型、風情旅游型等少數民族美麗鄉村廊帶，培育一批美麗鄉村示范品牌，以點帶面，示范帶動其他民族鄉鎮發展，爭取成為全國樣板。要加強農民專項技能培訓的政策供給，進一步完善農村就業服務體系，將與鄉村產業發展相關的農民職業培訓納入政府補貼范圍，加快培養實用技能人才，提升農村勞動力就業質量。要發揮市場對鄉村振興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政策賦能撬動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民族鄉村生態產業、現代數字農業和民族特色文化產業等需求潛力大、質量優和前景好的產業。

（二）以壯大集體經濟和農民增收為目標，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

生態和民族特色文化資源是民族鄉村的優勢資源和發展潛力。要改善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創新發展生態農業，大力發展生態工業，培育生態康養旅游業，在高水平生態保護中實現高質量發展。首先是改善產業結構。推進智慧農業、生態和文化鄉村旅游等產業及產業融合業態發展，提高民族鄉村特色旅游和有機農產品的品質和效益，主動承接長三角區域勞動者度假、療休養市場消費需求，讓少數民族群眾“家門口”就業質量顯著提高，村集體和農民群眾增收持續增長。其次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要著力解決綠水青山價值轉化和價值實現問題，建立起生態資源價值有效轉化的長效機制。完善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積極探索以生態產品價值市場實現為主的多元路徑，構建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實現的生態發展考核體系，樹立正確的發展導向，積極推動現有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再次是培育生態產品區域公共品牌，不斷提升生態產品附加值，提高品牌溢價率，做強做長生態產業鏈，為集體經濟和農民增收創造更多的機會條件。要搭建銷售平臺。整合構建門店和網商、電商和微商相結合的線上線下一體化營銷體系，拓寬銷售渠道，暢通商品流通，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增值。

（三）以城鄉一體化建設為抓手，推動城鄉協同均衡發展

在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下，要有效應對民族鄉村跨域發展問題，打破地方本位主義，超越行政區劃阻隔，強化統籌協調。一方面，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系統整體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暢通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性通道［8］。適度加快城鎮化和集聚，繼續實施民族村寨“下山移民”，持續推進“下山脫貧”與“下山富民”的有效銜接，優化空間布局，涵養綠色生態，提高資源效益。另一方面，進一步破解民族區域旅游業發展的交通設施“瓶頸”，推進跨域合作，優化物流交通、信息共享平臺等，加大基礎設施共建力度，確保資源的持續供給和利用。

（四）以深化農村改革為動力，增強民族鄉村自我發展能力

農民是鄉村振興主體，要引導民族鄉村農民破除“等靠要”的守舊觀念，激發他們推動鄉村振興的主人翁意識，積極主動參與表達、參與建設和參與利益共享，以提高民族鄉村自主發展能力。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變，落實好農地農用、防止非農化政策；不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為農民進城落戶條件，切實保護好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權益。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進一步規范土地流轉管理，集約土地資源，發展規模農業，提高土地資源效益。要創新制度供給?？偨Y推廣目前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取得的經驗，破解制約民族鄉村振興的人、地、錢難題，發展壯大鄉村產業，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民雙增收；完善集體資產股權質押貸款辦法，促進農村集體產權流轉通暢。

（五）以精準幫扶為牽引，高質量助力共同富裕

要加大公共政策供給，促進城鄉發展平衡。政府要不斷加大對民族鄉村經濟發展的人才和智力支持、資金投入和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扶持，不斷加強公共政策供給以應對發展不平衡問題，逐步矯正城鄉之間失衡狀態。實施“千萬農民”素質提升計劃，根據少數民族鄉村發展需求和實際，加強村寨實用人才和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鼓勵支持定向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農技人員、民族文化創意人才、民宿管家、非遺傳承人等鄉土人才和能工巧匠。創新鄉賢回歸政策，推進“兩進兩回”，建立和完善縣、鄉、村三級鄉賢組織和日常溝通聯系網絡，吸引經商人才、高校畢業生、外出務工人員等鄉賢返鄉創業和投資。

發揮少數民族發展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精準實施少數民族發展幫扶項目，相對集中投放資金，重點扶持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富民產業項目、下山富民、生態修復等，助力示范點示范帶建設。用好浙江支持山區26縣跨越式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持續推動“山海協作”對口幫扶，發展“飛地經濟”，增強政策執行的可考核性，提高政策目標的可達性，以包容性增長作為地方政府業績考核的重要指標，推動區域發達地區與民族地區的協調發展。

（六）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為保證，夯實民族工作基礎

抓實建強村寨黨組織，堅持駐村第一書記長效化，選優配強村黨支部書記。強化基層黨組織對農村各類自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以“三基”建設為抓手，強化政權意識，全面提升民族鄉村黨建工作系統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使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成為推進共同富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強戰斗堡壘，使每一名黨員都成為維護民族團結穩定、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一面旗幟。

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推進數字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5G網絡建設，擴大數字化服務覆蓋面，提高使用率。依托少數民族村寨便民服務中心、農民信箱聯絡站、通信、金融、保險、郵政、農資、電商、物流等網點，普及網上辦事和一站式服務，開展各類公益服務、便民服務及電子商務、培訓體驗等服務。推進信息進村入戶工程，縮小城鄉信息化差距。借助5G網絡和無人機、智能自動化技術裝備，開發鄉村治理智慧平臺，開展森林消防、村寨環境治理、治安、急救等公共服務，助力鄉村治理現代化。

總之，共同富裕的薄弱短板和工作重點均在民族鄉村，沒有民族鄉村振興就沒有共同富裕。在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背景下，民族鄉村振興要與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有效銜接，以少數民族美麗鄉村建設為載體，以城鄉一體化建設為抓手，以深化農村改革為動力，以精準幫扶為牽引，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為保證，加快推進民族鄉村發展，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助力實現各民族和民族地區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