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道路轉型視角下的泰國政治極化及其成因

周方冶

近年來，泰國政治極化日趨明顯。2020—2021年爆發的新生代大規模街頭運動，更是公開提出“王室改革”的政治訴求，從而引起保守陣營尤其是極右翼的強烈不滿。2023年泰國大選后，隨著極左翼強勢擴張與中右勢力全面垮塌，政治極化進一步加劇。泰國政治極化成因何在？本文將從國家發展道路轉型視角出發，對此加以探討和分析。

一 極左翼崛起加劇泰國政治極化

政治極化或政治兩極分化是近年頗為常見的現象與術語，通常是指政治態度偏離中間立場并出現意識形態的極端化分歧，但其概念界定并未達成學術共識，更多情況下都是根據具體場景加以適用性描述(1)Andreas Schedler，“Rethink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38，Issue 3，2023，pp.335-359.。對泰國而言，政治極化主要是指不同政治權力集團在原則性立場上存在難以妥協的嚴重分歧，并引發大規模持續性的政治沖突與社會分裂。

泰國當前的政治極化問題始于2005年他信·西那瓦成功連任總理后爆發的“反他信”與“挺他信”權力博弈，并隨后在“保革對立”格局下，進一步演化為保守陣營/“黃衫軍”與他信派系/“紅衫軍”曠日持久的政治沖突與社會分裂(2)Dulyaphab Chaturongkul，“Thailand’s Ideological Struggle：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Depolarizing Thailand’s Polarized Politics”，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28，Issue 1，2023，pp.16-34.。2014年政變后，泰國政治極化問題在巴育軍政府的壓制下有所緩和，曾經勢不兩立的“紅黃”兩方開始各自朝著中間立場前進，但近年來崛起的極左翼勢力卻打破了“紅黃對峙”格局，再次加劇了政治極化，并促成極右翼政黨登上泰國政治舞臺(3)周方冶：《泰國政黨格局從“兩極對立”到“三足鼎立”》，《當代世界》2023年第11期。。

對保守陣營而言，相較于“挺他信/紅衫軍”更為激進的極左翼是顯而易見的不安定因素。于是，保守陣營先是以塔納通在登記成為眾議院候選人時持有媒體公司V-Luck Media股份為由，通過憲法法院于2019年11月判決撤銷其議員身份(6)“Thanathorn Disqualified as MP”，Bangkok Post，Nov. 20，2019，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798414/thanathorn-disqualified-as-mp，而后以新未來黨接受塔納通1.912億泰銖(約合4000萬元人民幣)私人借款違反選舉法有關政黨捐款禁止條款為由，通過憲法法院于2020年2月判決解散新未來黨，并判決塔納通等16名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0年內禁止從政(7)“FFP Dissolved，Executives Banned for 10 Years”，Bangkok Post，Feb.21，2020，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62769/ffp-dissolved-executives-banned-for-10-years。

從保守陣營與極左翼的初次交鋒來看，得益于軍政府期間的制度建構，前者在國家權力運作方面明顯掌握主動。新未來黨解散后，雖然其大部分資源都被皮塔領導的遠進黨所繼承，但在各派勢力分化拉攏下，極左翼擁有的眾議院席位從81席降至55席，失去了不少國會話語權(8)“Moving Forward：55 Disbanded MPs Join New Party”，Khaosod，Mar.9，2020，https：//www. khaosodenglish.com/politics/2020/03/09/moving-forward-55-disbanded-mps-join-new-party/。于是，從2020年起，以新未來黨被強制解散為導火索，泰國極左翼勢力開始政治斗爭重心轉向，掀起大規模的新生代街頭運動，試圖激發自下而上的革新驅動力，并依托社交媒體的平臺賦能，創新了“去中心化”的決策機制、“扁平化”的指揮鏈條、“快閃化”的行動方案、“二次元化”的訴求表達等政治斗爭模式，使得“反巴育、反政府、反王室”的社會運動在全國迅速蔓延，甚至在2021年初鄰國緬甸軍方接管政權后，引發了地區性的線上線下跨國政治互動(9)Aim Sinpeng，“Hashtag Activism：Social Media and the #FreeYouth Protests in Thailand”，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53，Issue 2，2021，pp.192-205.。

通過兩次政治交鋒，尤其是公開提出“王室改革”訴求，極左翼成功塑造了革新陣營的斗爭形象，夯實了新生代基本盤，并引發廣泛的政治辯論，樹立了針對保守陣營“鐵三角”既得利益的改革目標，從而為其在2023年大選的第三次交鋒創造了有利條件(10)Duncan McCargo，“Disruptors’ Dilemma？Thailand’s 2020 Gen Z Protests”，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53，Issue 2，2021，pp.175-191.。2023年大選過程頗為出人意料。泰國權威民調機構NIDA Poll發布的連續民調數據顯示(11)參見NIDA Poll網站民調數據報告，http：//www.nidapoll.nida.ac.th，2023年11月11日。，從2021年極左翼與保守陣營的第三次交鋒開始，遠進黨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15%左右浮動，而為泰黨的民意支持率在2021年宣布他信小女兒貝東丹從政后一路攀升，曾達到49.85%的支持率峰值，因此通常認為后者將延續第一大黨地位，并再次上演“泰愛泰黨—人民力量黨—為泰黨”的他信派系“逢選必贏”傳統劇目(見表1)。但在大選前夕的民調中，革新陣營的民意支持率分布卻出現逆轉，遠進黨的支持率爆發式增至35.36%的歷時峰值，不僅追平為泰黨，而且在政治立場偏左的民調中，甚至大幅反超為泰黨。

表1 泰國眾議院“保革沖突”議席分布情況

從大選結果來看，遠進黨贏得了眾議院全部500席中的151席，躍升為國會第一大黨，而為泰黨僅獲得141席。這不僅意味著為泰黨在大選前高調宣揚的“滑坡式”勝選預期破滅，而且標志著泰國“保革沖突”步入了新階段，極左翼開始取代中左勢力在過去20年里長期占據的革新陣營主導地位。伴隨著極左翼強勢崛起的是保守陣營在2023年大選中的全面潰敗。中右勢力的民力黨與民主黨，再加上極右翼的泰國人團結建國黨(以下簡稱“泰團建黨”)，贏得眾議院101席，占比僅為20%，使得保守陣營再次面臨2005年被全面壓制的政治窘況(見表1)。

針對極左翼，保守陣營尤其是極右翼呈現出強烈的應激性對抗情緒。泰團建黨主席在演講中公開宣稱：“泰國是愛國者的土地，這片土地是神圣的，君主制是國家的支柱。如果你不喜歡它，你也無權改變它，因為整個國家都想要它?！薄叭绻﹫F建黨成為下屆政府的核心政黨，我們將對恨國黨和那些想推翻君主制的人采取強硬措施?！?12)“UTN Leader Vows to Drive Out ‘Nation Haters’”，Bangkok Post，April 8，2023. 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545719/utn-leader-vows-to-drive-out-nation-haters2023年大選，泰團建黨首次參選即贏得476萬張政黨名單制選票，雖然僅為遠進黨票數的1/3，但卻比同陣營的中右勢力民力黨票數高出近8倍，從而折射出保守陣營的政治極化傾向。

如圖1所示，國家發展道路轉型是指對象國政治主導力量在內外因素影響下，為應對“跨越式”發展引發的“經濟利益結構—政治權力結構—社會文化結構”失衡現象，主動或被動開展結構性調整，以重塑國家運作體系動態穩定的再平衡過程。盡管發展中國家在“跨越式”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結構性失衡問題，但通常情況下都是從單一結構性失衡開始，很少直接出現多重結構性失衡的并發問題，從而為對象國政治主導力量以國家運作系統中依然穩定的結構為支撐，針對失衡結構進行調整留下了緩沖時間和回旋空間。不過，如果對象國政治主導力量應對失措，就有可能在單一結構性失衡基礎上，進一步引發雙重甚至多重失衡，并使得結構性調整失去穩定支點而陷入“漂移”困境。

圖1 國家發展道路轉型的動態再平衡過程

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100多年里，泰國曾先后經歷了三次重要的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并促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進程，由此躋身中等收入國家，還于20世紀9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虎”之一。不過，冷戰后泰國的第四次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卻迄今都未能取得預期成效，反而在20世紀90年代由城市中產階級推動的“全面自由化”轉型嘗試，以及在21世紀初由他信派系推動的“他信道路”轉型嘗試中接連受挫，并付出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近10年政治社會分裂的沉痛代價(16)周方冶：《20 世紀中后期以來泰國發展模式變革的進程、路徑與前景》，《東南亞研究》2015年第5期。。2014年巴育政變后，保守陣營開始推動新一輪轉型嘗試，但從2023年大選后政治極化的加劇來看，各方在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問題上依然存在分歧，有可能引發新一輪政治動蕩。

泰國當前面臨的“政治極化”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在第四次國家發展道路轉型過程中錯失了前兩輪結構性調整契機，而陷入“經濟利益結構—政治權力結構—社會文化結構”的多重失衡困境，引發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國家運作體系問題上的矛盾持續激化(17)周方冶：《“泰式民主”的轉型困境》，《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具體來看，泰國政治極化的結構性成因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等方面，下文將逐一分析。

二 經濟利益結構動因：代際更替引發的改革訴求

從2019年大選開始，泰國政治的代際分歧就表現得相當明顯。極左翼力量強勢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生代的擁護與支持。事實上，從基本盤來看，2019年大選中保守陣營的民力黨與民主黨、中間陣營的泰自豪黨、中左勢力的為泰黨等頭部政黨所得選票合計約2450萬張，而在2023年大選中上述政黨再加上保守陣營新組建的泰團建黨所得小選區制選票合計約2400萬張(見表2)。如果將過去4年由于年齡或健康原因自然退出“選票池”的保守選票計入考量，那么總體而言，非極左翼的基本盤變化不大，盡管彼此間有分化重組，但流向極左翼的選票相對有限。這就意味著，極左翼在兩次大選中所獲支持票的爆發式增長，除了小部分來自“存量選票”，大部分源于過去10年的新生代“增量選票”。

表2 2019—2023年泰國大選票數分布情況 單位：張

從表3可見，2012年泰國人口統計中10-19歲年齡段的人口約為900萬。其中大部分人口在2011年大選中由于年齡原因尚未取得投票權，而在2014年政變后，則由于政治原因一直無法行使投票權，直到2019年軍方“還政于民”舉行大選，才成為新生代“首投族”。從民調來看，當時大部分新生代“首投族”都選擇了極左翼的新未來黨，從而使其成為政治“黑馬”，首次參選就贏得了626萬張選票，躍居國會第三大黨。而在過去4年間，參照2012年泰國人口統計中5-9歲年齡段人口近400萬的數據估算，2023年新增加的“首投族”約為320萬。從民調來看，這部分選民大多選擇極左翼遠進黨，從而使其基本盤在前身新未來黨的基礎上猛增過半，力壓革新陣營的“帶頭大哥”為泰黨，問鼎國會第一大黨(18)參見NIDA Poll網站民調數據報告，http：//www.nidapoll.nida.ac.th，2023年11月11日。。

表3 泰國新生代人口增長情況 單位：人

從泰國政黨政治發展來看，極左翼崛起前各政黨基本盤通常是以地域為依托的垂直模式。21世紀初崛起的他信派系，雖然在傳統掮客政黨模式上搭建了“新興資本集團—農民群體”政治聯盟，有效拓展了政黨的跨地域影響力(19)周方冶：《泰國政治權力結構調整的動力、 路徑與困境》，《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2期。，但其基本盤依然存在明顯的地域性特征，主要在北部和東北農村地區，并且難以染指民主黨在南部地區的基本盤。與此相對，極左翼新未來黨/遠進黨以代際為依托的水平模式基本盤，使其有可能跨越泰國政黨的地域壁壘，形成全國性的政治攻勢。2023年大選中，遠進黨在為泰黨/他信派系的傳統“票倉”清邁府贏得多個議席，從而沖擊了泰北政治生態。極左翼在政黨基本盤上立足新生代的創新變革，與20年前他信派系依托農民群體達成政治崛起，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勝在敏銳把握了泰國經濟利益結構的關鍵痛點。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社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尤其是20世紀中后期“跨越式”發展引發的結構性失衡，使得“城鄉分化、地區分化、貧富分化”成為國內復蘇的重要障礙。對此，作為新興資本集團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提出了“他信經濟道路”：一方面，對外開放，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經濟的“順風車”，為國內經濟復蘇提供牽引；另一方面，對內改革，借助民粹主義“草根政策”，為農民群體提供生活生產補助，釋放農村經濟活力，并以加杠桿方式推動新一輪城市化進程(20)李峰：《他信經濟學及其對后他信時代泰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南洋問題研究》2009年第4期。。他信派系有效回應了在政治權力結構中被長期邊緣化的農民群體訴求，從而為“新興資本集團—農民群體”政治聯盟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并從根本上保證了自2001年首次參選以來他信派系“逢選必贏”的國會第一大黨地位。

盡管在21世紀前20年“挺他信/紅衫軍”與“反他信/黃衫軍”的“紅黃對峙”期間，保革雙方輪流上臺執政，但即使在保守陣營掌權期間，也以各自的表述方式保留了他信派系的“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核心理念。無論2008年“司法政變”上臺的民主黨阿披實政府，還是2014年“軍事政變”奪權的巴育軍政府，都在內政外交上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延續性。這使得泰國在過去20年里，不僅人均GDP從2001年的1890美元穩步增至2019年疫情前的7630美元(21)參見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年10月12日。，而且有效改善了“三大分化”的結構性問題。從城鄉分化來看，以2001年他信勝選上臺為轉折點，泰國城市化率擺脫了長期停滯，再次呈現增長態勢——從2000年的33.73%穩步增至2021年的59.54%，有效改善了原本緊張的城鄉關系(見圖2)。從地區分化來看，隨著泰國中央政府持續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扶貧開發力度，尤其得益于大規模的財政補貼和諸如“一鄉一品”(OTOP)政策的引導，曾經在“跨越式”發展過程中被長期邊緣化的北部和東北地區，開始發力追趕全國的步伐。如圖3所示，雖然首都大曼谷區在戶均月收入方面依然遙遙領先，但其與第二梯隊中部/南部地區，以及第三梯隊北部/東北地區的差距正逐步減少。2004年，大曼谷區戶均月收入為2.8萬泰銖，相當于第二梯隊的兩倍，以及第三梯隊的近三倍。到2021年，大曼谷區戶均月收入增至3.9萬泰銖，提升近30%；而第二梯隊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增至2.81萬泰銖和2.66萬泰銖，分別提升72%和84%；至于第三梯隊的北部和東北地區則分別增至2.1萬和2.15萬泰銖，其增幅更分別高達92%和115%(見圖3)。從貧富分化來看，泰國消費支出的基尼系數已從2000年的0.43穩步降至2021年的0.35(22)參見泰國統計局網站，http：//statbbi.nso.go.th/，2023年10月12日。。更重要的是，泰國貧困問題得到顯著改善，全國貧困率從2000年的38.48%下降至2021年的4.79%(見圖2)，從而切實提升了國民生活水平。

圖2 泰國城市化率與貧困率情況

圖3 泰國各地區戶均月收入情況

不過，亞洲金融危機后出生的新生代，對于泰國社會經濟發展，卻有著與長輩頗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與感知。如圖4所示，泰國社會經濟在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沖擊后，曾一度落入谷底，但隨即就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經濟“順風車”開始復蘇與新一輪增長。因此，對新生代而言，在其相對有限的成長記憶中留存的除了“保革沖突”的政治社會撕裂，就是經濟持續向好的樂觀態勢。但是，近年來泰國經濟增長步伐放緩，再次面臨發展瓶頸，使得新生代曾視為理所當然的穩步增長與持續改善前景變得不再確定，甚至可能不復存在，從而引發強烈的焦慮與不滿。

圖4 泰國國內生產總值與出口增長情況

客觀來看，當前泰國面臨的發展困境，既有三年疫情的“黑天鵝”沖擊，更有結構性的“灰犀?！彪y題。一方面，隨著美西方逆全球化與中美經濟“脫鉤”等外部風險持續上升，依托海外市場的出口牽引力持續下降，難以再為泰國經濟增長提供強有力支撐(見圖4)；另一方面，過去20年的城市化進程，使泰國中央政府與家庭負債都顯著上升，很難再通過單方面的加杠桿方式為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見圖5)。對于“他信經濟道路”改革紅利消失、依托既有經濟發展模式難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觀現實，無論保守陣營還是中左勢力都有清晰認知，并通過《國家20年發展戰略規劃(2018—2037 年)》擬定了新的發展路徑，試圖借助“工業4.0”契機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不過，姑且不論長期享有既得利益的保守陣營，即使是過去20年享受了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經濟紅利的中左勢力，也無意推動泰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改革，而是傾向于“增量改良”，以盡可能規避不確定性風險。

圖5 泰國中央政府與家庭負債情況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守陣營與中左勢力的審慎策略有其合理性，但在新生代看來，卻是執政者以“不作為”方式將經濟衰退風險進行代際轉嫁，試圖迫使新生代承擔不利后果(23)Chyatat Supachalasai，“Thai Youth Liberation as a PoliticoEconomic Force：A Critique of Hierarchical Capitalism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53，Issue 4，2023，pp.712-723.。從圖6可見，過去10年間，新生代就業壓力持續上升，而在國內經濟活動中，新生代的勞動參與率則持續下降，從而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代際收益的持續分化。

圖6 泰國15-24歲青年就業情況

作為泰國新生代的政治代言人，極左翼雖然尚未完全形成體系化的國家發展道路構想，更多還是碎片化的變革訴求，但從遠進黨在2023年大選前推出的300多項政策(24)參見遠進黨網站，https：//election66.moveforwardparty.org/policy，2023年7月30日。不難發現，新生代對經濟利益結構的變革期許，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發展紅利均等化，即要求通過國家二次分配，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國家福利保障體系，包括但不限于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子女補助、失業補助、養老補助、喪葬補助、廉價交通、廉價水電、廉租房、國家分配田地等，從而使包括新生代在內的所有群體都能均等享受泰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紅利。

其二是發展決策去中心化，即要求通過權力下放，使地方上對發展方向與模式擁有更多的自主決策權，從而有可能通過靈活資源配置形成獨特的發展路徑，不再受制于中央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推動府尹從任命改為民選，以及更大比例的地方財政轉移支付。

在20世紀以前的泰國封建王朝時期，地方貴族勢力擁有高度自治權，但隨著19世紀末朱拉隆功改革廢除“分封制”并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中央政府開始全面接管地方權力，并引發了長期性的“央地矛盾”，尤其在“跨越式”發展階段更是與“城鄉分化、地區分化、貧富分化”疊加共振，從而增加了國家權力體系的結構性張力(29)Supasawad Chardchawarn，“Local Governance in Thailand：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Roles of Bureaucrats，Politicians，and the People”，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V.R.F. Series，No.459，2010，pp.9-11.。冷戰后，泰國社會對“權力下放”的政治訴求與日俱增，并于1997年促成“權力下放”正式寫入憲法。隨后，泰國不僅頒布了以《1999年權力下放規劃與進程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規，而且專門成立了“國家權力下放委員會”(NDC)專門負責規劃和指導相關工作。雖然在過去20多年里，泰國在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諸多進展，逐步完善了地方自治體制，但總體上不及社會普遍預期(30)Danny Unger and Chandra Mahakanjana，“Decentralization in Thailand”，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Vol.33，No.2，2016，pp.172-187.，不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未達標，而且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府尹(省級最高行政長官)依然是內政部直接任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自治權的有效落實。2014年巴育政變上臺后，更是放緩了權力下放進程，從而引起泰國社會尤其是新生代的普遍不滿。

其三是發展目標多元化，要求遏制資本無序擴張與市場壟斷，激發中小企業發展活力，保障弱勢群體發展權，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修復生態環境等，從而形成更公平、更包容、更富有彈性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

在20世紀中后期的“跨越式”發展階段，泰國曾在相當長時期內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發展目標，從而引發諸多結構性矛盾。為此，泰國前國王拉瑪九世提出了“充足經濟”理念，強調發展目標多元化，尤其是“以人為本”(31)周方冶：《全球化進程中泰國的發展道路選擇——“充足經濟”哲學的理論、 實踐與借鑒》，《東南亞研究》2008年第6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社會開始反思發展目標異化問題，并將“充足經濟”理念寫入了“五年計劃”和憲法，試圖探求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近年來，巴育政府進一步提出了“生物—循環—綠色經濟”(BCG)模式并在2022年的曼谷峰會上被正式采納為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的一部分(32)“2022 Leaders’ Declaration”，APEC，Nov.19，2022，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22/2022-leaders-declaration。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水平評估來看，泰國在過去20年里進步明顯。其百分制指標得分從2000年的66.87分穩步上升到2022年的74.74分，在全球166個國家中位居第43位，不僅在亞洲僅次于日韓，排名第三，而且在東南亞國家高居榜首(33)Jeffrey D. Sachs et 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3：Implementing the SDG Stimulus，Dublin：Dublin University Press，2003，pp.464-465.。但在極左翼新生代看來，由于保守陣營既無意也無力瓦解“鐵三角”尤其是曼谷政商集團的市場壟斷地位，因此根本不可能改變資本無序擴張引發的發展目標異化問題，所謂BCG模式也不過是曼谷政商財閥以“可持續發展”為名進一步鞏固市場壟斷地位的政策工具，其本質上與發展目標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馳(34)Piyaporn Wongruang，“Ahead of Election，Thailand’s Green Development Vision under Fire”，China Dialogue，May 9，2023，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thailand-election-green-development-vision-under-fire/。于是，相較于保守陣營和中左勢力各政黨都會提及的各類“以人為本”與可持續發展的競選政策，極左翼遠進黨更為強調從體制機制層面徹底瓦解曼谷政商集團的市場壟斷地位，諸如放開酒類專營權、放開影視業準入許可、放開可再生能源電力銷售、放開金融執業牌照、嚴格落實《貿易競爭法》等，從而在大選前明確回應了新生代對根本解決發展目標異化問題的政治訴求。

三 政治權力結構動因：政治動員與組織模式創新

從政治權力結構來看，“政治極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極左翼新生代作為政治權力集團的形成與崛起，進而對原先占據核心圈層政治主導地位的保守陣營“鐵三角”產生擠出效應，引發極左翼與保守陣營尤其是極右翼的政治沖突與對抗(見圖7)(35)有關政治權力結構的“同心圓”模型分析，參見周方冶：《政治環境研究的路徑與方法：“一帶一路” 視角下的東南亞國家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38-46頁。。雖然尚未完全定型，但與泰國既有的其他政治權力集團相比，極左翼新生代在社會根基、動員方式、組織形態等方面都已呈現出顯著差異，并對原有政治生態產生沖擊。

對于政治權力集團而言，擁有相似的社會經濟發展訴求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但能否成型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動員與組織能力是否達標。從泰國原有政治權力集團來看，王室—?；逝?、曼谷政商集團、地方豪強集團等主要依托傳統“庇護制”關系，而軍人集團則主要依托成建制的軍隊指揮體制。與此相對，城市中產階級雖然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在社會經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直到90年代移動通訊開始普及，才依托“手機網絡”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擁有了與其社會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話語權。反觀農民群體，則是長期缺乏政治動員與組織能力，從而被排斥在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之外，直到新興資本集團崛起，才在后者的資金與互聯網技術加持下，依托他信派系的“紅衫軍”網絡擁有了政治話語權。

泰國歷史上也曾多次出現代際收益的嚴重分化，但都未曾產生代際層面的政治權力集團，而是在政治動員成本與組織手段的約束下，最終趨向于地區或行業分化，收斂為邊界清晰的政治行為體。例如，20世紀初的代際分歧所催生的主要是軍人集團與文官集團，并促成了1932年的民主革命與君主立憲政體；而20世紀中后期的代際分歧所催生的則主要是曼谷城市中產階級，并促成了1992年的民主運動與1997年“民主里程碑”憲法頒行。當前，泰國極左翼新生代政治權力集團的初步成型，很重要的就在于隨著信息通訊技術進步，新生代通過對社交媒體的靈活運用，有效突破了既有政治權力集團的局限性，創新了更契合信息化時代的政治動員與組織模式。

(一)從政治動員來看，極左翼新生代擁有社交媒體的競爭優勢

21世紀以來，泰國信息化建設突飛猛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泰國互聯網滲透率僅為0.36%，而手機用戶數則是每百人3.6部，主要局限于曼谷中產階級。2006年政變時，這兩項指標分別升至17.1%與60.5部；到2014年政變時，翻了一番至34.9%與138.8部；到2021年，更進一步升至85.3%與168.8部(見圖8)，均高于東南亞國家平均水平(36)參見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年10月12日。。隨著當地民眾能以更快速率和更低價格獲得上網服務，曾經占據社會信息溝通與交流主導地位的傳統方式逐步讓位于信息網絡。

圖8 泰國信息化發展情況

據統計，當前泰國民眾日均上網時長超過8小時，遠超傳統紙質媒體的2.5小時，電視媒體的3.5小時，以及廣播媒體的0.8小時(37)Simon Kemp，“Digital 2023：Thailand”，Datareportal，Feb.13，2023，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3-thailand，p.24.。相較于成年后才接觸互聯網的中老年人群，泰國新生代是伴隨著信息化建設成長起來的“虛擬空間原住民”，從而對互聯網生活更熟悉，也更為依賴。以泰國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體“臉書”為例，其用戶數量高達5560萬，占泰國總人口的比重為79.3%，而在各年齡段的用戶組中，18-24歲用戶占比20.5%，25-34歲用戶占比30.7%，顯著高于35歲以上用戶組(38)參見NapoleonCat數據庫，https：//napoleoncat.com/stats/facebook-users-in-thailand/2023/01/，2023年7月13日。。這就使得極左翼新生代更容易通過社交媒體開展政治動員，并相對于既有政治權力集團形成了相當顯著的競爭優勢。

1.社交媒體傳遞信息成本低，有助于擺脫政治資金瓶頸

對政治權力集團而言，政治動員的首要工作就是將“動議信息”盡可能及時準確詳實地傳遞給本集團成員，而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凝聚共識和協調行動。泰國既有政治權力集團的“動議信息”通常經由線下途徑傳遞，不僅初始成本較高，而且在信息傳遞衰減的影響下，還面臨邊際成本遞增問題，因此在政治動員過程中，普遍面臨“擴大規?！迸c“資金短缺”相沖突的發展瓶頸。事實上，即使是前電信業大亨他信及其派系主導的“紅衫軍”網絡，由于受到當時泰國信息化建設水平限制，也主要采取“線下為主，線上為輔”的政治動員方式，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大量使用傳統廣播媒體，因此成本并不低，必須依托新興資本集團持續性的政治獻金，方能形成對農民群體的有效政治動員(39)Naruemon Thabchumpon，“Contending Political Networks：A Study of the ‘Yellow Shirts’and ‘Red Shirts’ in Thailand’s Politics”，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5，2016，pp.93-113.。

與此相對，極左翼新生代依托高速發展的信息化建設浪潮，依托社交媒體平臺展開線上政治動員，其性價比極高，尤其是近乎無成本的網絡信息復制過程，使得多數情況下僅需要少量美工和文案工作的一次性投入，即可達到傳統媒體大規模重復性投入的信息傳遞效果。同時，得益于互聯網“用戶生成內容”機制，“動議信息”很容易在一次傳播的基礎上，引發二次傳播的指數性擴散效果，進而實現信息傳遞邊際成本遞減。這就使得極左翼新生代有可能以有限資金開展大規模、高頻次的政治動員，從而擺脫了政治資金對傳統政治權力集團的瓶頸約束。數據顯示，泰國大選期間，在“臉書”上使用“#election23”標簽的最受歡迎帖子中有56%與遠進黨有關，并獲得了1000多萬次互動(例如點贊和分享)，其中超過80%的互動引發了積極情緒，是排名第二的為泰黨互動次數的6倍多。而在TikTok上遠進黨更以壓倒性優勢獲勝，與“election23”相關的熱門賬戶、話題標簽和關鍵詞大多數都與遠進黨有關。遠進黨總理候選人皮塔的TikTok官方賬戶獲得1470萬個贊，而其主題標簽獲得了超過100億次瀏覽，是排名第二的為泰黨及其領袖相關內容瀏覽量的20倍(40)Aim Sinpeng，“Thailand Moves forward in Social Media Election”，East Asia Forum，July 28，2023，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7/28/thailand-moves-forward-in-social-media-election/。

2.社交媒體聯絡成員覆蓋面廣，有助于克服地理空間限制

泰國雖非大國，但國土面積也超過了50萬平方公里，因此對傳統政治權力集團而言，要在現實空間搭建線下成員網絡的難度相當大，通常都局限于首都曼谷地區，而在外府地區則以遴選代表方式間接溝通，甚至有意無意地進行選擇性忽視。不過，隨著泰國信息化建設覆蓋全境，依托社交媒體的“虛擬空間”搭建線上成員網絡開始成為現實。通過社交媒體的手機APP軟件，無論個體身處何地，都能同步獲取政治動員的相關信息推送，從而與極左翼新生代群體保持緊密聯系。

在2019年大選中，新未來黨借助社交媒體成為“黑馬”，首次參選就成功躍居第三大黨。在2020—2021年街頭政治運動中，極左翼新生代更是將社交媒體全覆蓋的政治動員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致使“反巴育、反政府、反王室”運動在全國遍地開花，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的政治運動主要在首都曼谷地區開展的地理空間局限性。在2023年大選中，極左翼新生代再次發揮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拉票，并在壓倒性的線上曝光率支持下，將遠進黨推上了國會第一大黨寶座。根據谷歌統計的大選前泰國各政黨互聯網檢索數據，從5月4日至14日大選當日，遠進黨的互聯網曝光率高達56%，遠高于排名第二的為泰黨(15%)，以及泰團建黨(9%)、泰自豪黨(7%)、民力黨(4%)等(41)See “Google Trends Thailand General Election 2023”，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story/TH_cu_gFV3lYcBAABwQM_en，July 30，2023.。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遠進黨支持率會在大選拉票最后階段爆發式上揚甚至反超為泰黨的技術性原因。

3.社交媒體互動交流效率高，有助于在政治博弈中搶占先機

對于政治權力集團而言，政治動員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指令傳達，而是成員間互動交流以達成合作共識并在此基礎上采取一致行動的磋商過程。事實上，即使是泰國組織最嚴密、執行力最強的軍人集團，如果缺乏必要的合作共識，也很難在政治博弈中有效保持一致行動。例如，1973年“10·14”民主運動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軍人集團新舊勢力更替引發的派系內訌(42)Thak Chaloemtiarana，Thailand：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2007，p.230.。因此，政治動員過程中的反復磋商，始終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傳統磋商通常以線下方式開展，雖然有利于以“面對面”交流方式增進政治互信，避免不必要的錯判與誤解，但受制于時間、地點、人數等，其效率相對較低，難以及時有效地推動政治動員進程并取得預期結果。這也是傳統政治權力集團通常都以地區或行業作為邊界的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盡可能提高線下磋商效率，以搶占政治博弈先機。隨著極左翼新生代依托社交媒體引入線上磋商方式，傳統線下磋商的效率困境日益明顯。通過“虛擬空間”進行磋商，不僅從根本上擺脫了現實空間的時間、地點、人數等限制條件，而且有助于從結構上優化磋商流程，使原本“信息傳遞—意見反饋—磋商決策—信息傳遞”的繼發式流程，轉變為各環節并發式流程，從而極大壓縮了政治動員所需的時間(43)Kanokrat Lertchoosakul，“The Rise and Dynamics of the 2020 Youth Movement in Thailand”，Heinrich-B?ll-Stiftung，Feb. 2022，https：//eu.boell.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Thailand%202020%20youth%20movement_FINAL.pdf。

(二)從政治組織來看，極左翼新生代呈現“去中心化”

作為依托社交媒體形成的政治權力集團，極左翼新生代在組織結構上主要以互不統屬的多元化意見領袖作為節點構成分布式網絡，因此總體上呈現“去中心化”的結構特征，并顯著區別于傳統政治權力集團。具體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頂層架構來看，極左翼新生代更傾向扁平化，而非科層化

泰國傳統政治權力集團普遍面臨內部資源“錯位分布”問題，即社會/經濟資源擁有者與政治行動執行者并不一致，因此需要內部機制承擔資源“向上收集—集中轉化—向下分配”的調配職能，從而在資源轉移過程中很容易形成等級明確且持續自我強化的科層制架構。不過，在極左翼新生代運用社交媒體開展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以“流量”為核心的信息資源擁有者與政治行動執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不需要科層制的頂層設計進行資源調配，包括“在線捐贈”在內的流量紅利就會自然而然地涌向最具政治執行力的分布式網絡節點，從而使政治意見領袖間更多體現為對等的競合關系，而不是有約束力的統屬關系。

扁平化的組織架構為極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高度的靈活性，使其在街頭運動中聚散自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保守陣營“斬首行動”的政治威脅。不過，缺乏約束力的扁平化組織架構，也使得極左翼新生代在線下政黨政治活動中面臨紀律性嚴重不足的問題。2020年新未來黨被強制解散后，除去被禁止從政的黨執委外，剩余65名議員僅有56名加入“備胎”遠進黨，其余9名跳槽泰自豪黨，占比高達14%(44)Nattaya Chetchotiros，“9 Defect to Bhumjaithai”，Bangkok Post，Feb.26，2020，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1865549/9-defect-to-bhumjaithai。

2.從目標選擇來看，極左翼新生代更包容異質化，而非同質化

泰國傳統政治權力集團通常傾向于在內部建構同質化的主體話語表述，以強化“自我認同”的群體共識。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凝聚力，強化“我者”與“他者”區隔，降低政治動員的成本與難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強執行力，避免多元訴求影響既定核心政治目標的優先度，尤其在必要時便于做出取舍。不過，對依托社交媒體開展政治動員的極左翼新生代而言，追求同質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在社交媒體的分布式網絡下，極左翼新生代的政治認同本質上是建立在“反傳統”綱領性話語框架的多元化政治目標聚合基礎上的，并且在算法推送機制以及“信息繭房”的影響下，任一目標都有大量“粉絲”支持者。這就使得極左翼新生代提升影響力的最合理選擇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異質化共同體，而不是承受分裂風險，對多元化政治目標進行優先度排序。

高度包容的異質化目標使得極左翼新生代能跨越階層、行業、性別等壁壘，將不同群體聚合成為政治共同體，從而在短期內就擁有了壓倒性的選舉優勢。不過，難以排序的多元化政治目標，也使得極左翼新生代無法在限制性條件下進行理性取舍。2023年大選中遠進黨提出的300多項不分先后的競選政策，以及顯著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的新增項目預算，折射的正是極左翼新生代脫離現實的理想化政治短板。

3.從代表推選來看，極左翼新生代更崇尚民粹化，而非精英化

泰國傳統政治權力集團在推舉代表參與政治博弈時，通常都傾向于采取精英主義做法，盡可能遴選最具權威、最有資歷、最為理性的政治人物，以保證在“權力—利益”的博弈中能縱觀全局，做出最有利于本集團中長期發展的正確決策，并在必要時能頂住壓力做出讓步，放棄中短期的預期甚至是既得利益(45)周方冶：《東南亞政治領袖“個人權威”現象研究——政治權力結構調整的視角》，《南洋問題研究》2021年第3期。。不過，由于政治精英通常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歷練與培養，尤其是要有“老中青”傳幫帶方能形成充裕且可持續的人才儲備，因此，對于以代際分歧為社會根基的極左翼新生代而言，客觀上面臨政治精英人才儲備不足的現實困境，短期內很難推行精英主義做法。與此同時，社交媒體“流量為王”的底層行為邏輯，也使得極左翼新生代從主觀上不信任“曲高和寡”的精英主義，更偏好能在短期內獲取大量“粉絲”的民粹主義做法。

四 社會文化結構動因：“泰式民主”話語體系衰落

作為國家發展道路轉型過程中最具惰性的關鍵變量，社會文化結構的規制和儀軌通常都會被政治主導力量作為“減震器”，以應對經濟利益結構的變革訴求以及政治權力結構的更替壓力。不過，如果在社會文化結構基本穩定的“改良”階段未能及時完成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并借助“正反饋”形成自我強化，那么隨著經濟利益結構與政治權力結構失衡的加劇，社會文化結構難免在“負反饋”的持續作用下失衡，甚至面臨主體性重塑。

泰國當前社會文化結構的官方主流話語形成于20世紀中后期的冷戰時期，其核心構件是以“泰式民主”概念為基礎的社會行為規范與傳統道德標準。冷戰結束后，隨著泰國開啟第四次國家發展道路轉型，“泰式民主”話語體系由盛轉衰，尤其在2016年拉瑪九世駕崩后失去了錨定“泰式民主”概念的社會基石，從而引發社會文化結構失衡。

區別于經濟利益結構與政治權力結構再平衡過程中較理性的“權力—利益”務實博弈，社會文化結構再平衡具有顯著的外溢性。圍繞主流話語的存續廢立，各方除了理性算計之外，還存在強烈的感性沖動，從而造成在前兩者再平衡過程中保持沉默的大量中間力量活性化，并投身于“非此即彼”的觀念沖突與對抗。

2023年大選中，中間陣營與中右勢力的政黨名單制得票遠遠少于小選區制基本盤得票，而極右翼與極左翼則相反，遠進黨政黨名單制得票甚至要比小選區基本盤得票高出近五成(見表2)，其中折射的就是泰國嚴峻的觀念分歧，以及由此引發廣大基層選民“選邊站”的政治沖動。

泰國保守陣營“鐵三角”近年來一直努力復興“泰式民主”話語體系，而極左翼新生代則對此表現出強烈的質疑與不滿情緒，并試圖引入美西方價值觀，以替換既有社會文化結構的核心構件，從而避免在“權力—利益”的博弈過程中重蹈他信派系覆轍，成為“泰式民主”話語體系下的政變犧牲品。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王室改革”運動，否定國王權威的社會中心地位

時至今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化發展，“泰式民主”話語體系已融入泰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話語表述，則是明確寫入憲法的“以國王為元首的民主體制”(51)金勇：《以國王為元首的民主制：當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構》，《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2期。。這一表述并不是通常意義上“君主立憲制”的泰國式修辭，而是對“王室民主”獨特模式的“有效委婉表述”(52)Thongchai Winichakul，“Thailand’s Hyper-Royalism：Its Past Success and Present Predicament”，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No.7，2016，p.4.，本質上映射的是20世紀中后期以來泰國社會以國王權威為中心，逐層外擴的“曼陀羅式”傳統等級結構(53)周方冶：《“泰式民主”的轉型困境》，《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

對于“泰式民主”話語體系而言，“國王權威”既是其邏輯出發點，也是其現實立足點。事實上，從20世紀中后期以來，泰國社會就不乏對“泰式民主”話語體系的質疑與非難，但在拉瑪九世的國王權威拒止下，始終不成氣候。在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民主運動中，拉瑪九世依托國王權威平息了政治亂局。隨著軍人總理素金達與民運領袖占隆匍匐在御座前聆聽圣諭的影像廣泛傳播，拉瑪九世的社會聲望再次攀升，并獲得“民主庇護者”的時代光環，從而擁有了拒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免疫力。得益于拉瑪九世提供的“立足點”，“泰式民主”話語體系作為冷戰遺產，卻在冷戰后20多年里展現出強勁的韌性，即使在“紅黃沖突”時期，他信派系也從未正式提出變革“泰式民主”的政治訴求(54)Michael K. Connors，“Article of Faith：The Failure of Royal Liberalism in Thailand”，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8，Issue 1，2008，pp.143-165.。

不過，拉瑪九世的國王權威主要建立在其個人魅力與功業基礎之上，具有顯著的個人屬性，因此在2016年拉瑪九世駕崩后，作為“泰式民主”立足點的國王權威也隨之動搖。近年來，盡管王室—?；逝梢恢痹谂嬓峦鯔嗤?，但原本在個人魅力方面就不及先王的拉瑪十世，根本無法在短期內形成足以比肩拉瑪九世歷時數十載積累的龐大個人功業，從而使國王權威面臨嚴重的空心化困境。這就為極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重要歷史契機。

2020—2021年新生代大規模街頭運動期間，激進派學生領袖在公開集會上提出了“王室改革十大要求”，從而首次將“保革沖突”政治矛頭指向國王權威(55)Hathairat Phaholtap &David Streckfuss，“The Ten Demands that Shook Thailand”，New Mandala，Sep.2，2020，https：//www.newmandala.org/the-ten-demands-that-shook-thailand/。2023年大選前，極左翼遠進黨進一步將修訂刑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列入競選綱領，試圖以此為切入口，逐步瓦解“泰式民主”為國王權威提供的制度壁壘，改變拉瑪九世時期的“泰式民主強化——國王權威上升——泰式民主再強化”正循環進程，轉而促成“國王權威下降—泰式民主衰落—國王權威再下降”的負循環進程，并最終從根本上否定國王權威的社會中心地位。

(二)通過“個性自由”運動，否定程式化的日常行為規范

作為東南亞唯一的非殖民地國家，泰國當代社會文化保留著相當程度的傳統等級觀念。除了沙立執政時期所復辟的以匍匐禮為代表的王室禮儀，泰國人在求學、禮佛、入職、婚嫁、喪葬、飲宴、覲見尊長等方面都有程式化的日常行為規范，從而將“泰式民主”話語體系下的“曼陀羅式”秩序觀念，通過“知行合一”印刻到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56)Patrick Jory，A History of Manners and Civility in Thai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p.1-5.。

對于20世紀中后期正處于“跨越式”發展階段的泰國社會而言，建立在血統、年資、財富、地位、學識、功德等傳統衡量標準上的等級秩序，有助于引導所有人按部就班，從而為社會運作提供高度可預測的穩定前景，降低結構性風險，提升泰國對海外投資的持續吸引力(57)Jim Glassman，“Lineages of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ailand：Military Dictatorship，Lazy Capitalism and the Cold War Past as Post-Cold War Prologu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50，Issue 4，2020，pp.571-592.。不過，隨著21世紀以來泰國穩步跨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執著于“上下尊卑”的傳統社會秩序開始變得不合時宜，難以滿足社會經濟創新發展的客觀需要。地位上的階層固化、思想上的墨守成規、體制上的因循守舊，都在嚴重束縛著新生代嘗試新事物、迎接新挑戰、開拓新局面的進取精神，尤其是旨在強化順從意識的傳統陋習，諸如校園里的學長霸凌新生、軍營里的長官役使新兵、職場里的前輩欺壓新人等社會現實，更引發新生代強烈不滿。作為“虛擬空間原住民”，經由互聯網的社交媒體，泰國新生代要比年長者更容易接觸到美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觀念，也更容易在算法推送機制的“信息繭房”影響下產生激進立場，尤其是三觀尚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形成“青春期叛逆式”的改革訴求，試圖顛覆年長者視為慣例的日常行為規范。

在2020—2021年的新生代大規模街頭運動中，相當引人矚目的是以中小學生為主體的“壞學生”運動。相較于其他新生代成年人的政治改革訴求，“壞學生”運動所要求的主要是校園日常行為規范改革，尤其是取消對學生發型與著裝的強制性規定，允許中小學生選擇更具個性的自由裝扮(58)“‘Bad Students’ Not Your Typical School Troublemakers”，Bangkok Post，Nov.20，2020，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022963/bad-students-not-your-typical-school-troublemakers。雖然在極左翼的政治運動中，“壞學生”運動的訴求看似無關緊要，但為其站臺的美西方非政府組織卻不在少數(59)Sunai Phasuk，“Thailand’s ‘Bad Students’ Are Rising Up for Democracy and Change”，The Washington Post，Sep.17，2020，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9/17/thailands-bad-students-are-rising-up-democracy-change/。究其原因，關鍵在于“壞學生”運動倡導的“個性自由”所撬動的是構成泰國社會文化基石的日常行為規范，尤其是隨著參與和支持“壞學生”運動的中小學生日漸成長并步入社會，其變革訴求也將從校園進一步持續擴散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在中長期自下而上瓦解“泰式民主”話語體系的社會根基。

(三)通過“新價值觀”運動，否定傳統道德的正當性話語權

盡管泰國并未在憲法中將上座部佛教定為國教，但對九成以上民眾崇信佛教且成年男子通常都要有一次以上剃度出家經歷的“黃袍佛國”而言，以佛教價值觀為基礎的傳統道德，始終是泰國社會運作的基本規范與根本準則。在“泰式民主”話語體系下，無論是國王權威的中心地位，還是“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其正當性都建立在上位者相較下位者擁有更高的傳統道德境界的前提假設基礎之上。因此，如何有效掌握傳統道德的正當性話語主導權，從而站在道義制高點上對政治對手進行壓制，也就成為既往影響泰國政治博弈勝負的關鍵要素。

對保守陣營而言，依托拉瑪四世創立的上座部佛教法宗派，從佛教價值觀的闡釋出發，搶占甚至壟斷傳統道德的正當性話語主導權，始終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傳統政治斗爭策略。拉瑪十世繼位后，保守陣營以僧王繼承為契機，修訂了《僧伽法》，發動了宗教凈化運動，整肅了“親他信”的法身寺派系及各類上座部佛教“異端”，并任命深得拉瑪十世信任的法宗派長老為新僧王，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傳統道德的正當性話語主導權(60)Tomas Larsson，“ Royal Succ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Pur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52，Issue 1，2022，pp.2-22.。

與此相對，由于缺乏歷史積淀，革新陣營在“保革沖突”的傳統道德話語權競爭中始終處于下風。面對保守陣營的道義壓制，他信派系即使擁有中下層選民的多數票支持，也難以擺脫“多數暴政”、“選舉獨裁”和“金權政治”等政治正當性質疑與否定，結果先后兩次成為軍人集團“撥亂反正”的政變對象(61)Gwendoline Promsopha &Antoine Vion，“Elite Circulation，Rent-Seeking and Rank-Keeping：Analytical Insights from the Case of Thailand”，Taylor &Francis Online，Feb.2，2023，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346764.2023.2171099，pp.1-23.。

于是，極左翼新生代在面對保守陣營的道義壓制時，采取了與他信派系不同的政治策略，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傳統道德話語權競爭，轉而引入美西方價值觀，試圖從根本上顛覆以佛教價值觀為基礎的傳統道德話語權，瓦解“泰式民主”話語體系的前提假設。2023年大選前，極左翼遠進黨以倡導“自由民主人權”為名，一方面，將“賭博合法化”“色情業合法化”“佛教節日售酒合法化”等列入競選政策(62)參見遠進黨網站，https：//election66.moveforwardparty.org/policy，2023年7月27日。，試圖從制度層面弱化作為泰國傳統道德“壓艙石”的上座部佛教基本戒律；另一方面，以《平等婚姻法》為抓手，以美西方“驕傲節”慶典為助力，試圖將“LGBTQ+”權益保護推升到社會道義制高點，并借此在傳統道德之外，建構起更契合美西方價值觀的新道德話語(63)“Bangkok Pride 2023—The Next Step Is to Legalise Marriage Equality”，Thai PBS World，June 9，2023，https：//www.thaipbsworld.com/bangkok-pride-2023-the-next-step-is-to-legalise-marriage-equality/。依托破舊立新的“新價值觀”運動，極左翼新生代很有可能在中長期以“平替”方式，逐步搶占甚至取代保守陣營在道德層面對政治正當性的話語主導權。

余 論

2023年7月11日，泰國看守總理巴育宣布結束政治生涯，并退出極右翼泰團建黨(64)《泰國總理巴育宣布退出政壇》，新華網，2023年7月11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7/11/c_1129744359.htm。隨著巴育退出政壇，以及極左翼新生代再次走上街頭(65)“Rallies Spring Up in Defence of Pita，MFP”，Bangkok Post，July 21，2023，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615022/rallies-spring-up-in-defence-of-pita-mfp，保守陣營主導下歷時9年的第三輪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嘗試最終未能取得預期成效。相較前兩輪轉型嘗試失利留下的“爛攤子”，當前泰國形勢更為嚴峻，不僅經濟利益結構與政治權力結構失衡加劇，而且曾經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結構也開始失衡，使得泰國社會運作體系的內循環總體上呈現“漂移”狀態，缺乏足以提供有力支撐的再平衡“錨點”。

短期來看，盡管歷經三個月的組閣危機后，泰國在中左勢力與保守陣營的政治妥協下，搭建了“紅藍聯盟”的跨陣營賽塔政府，并以流亡海外17年的前總理他信主動歸國投案后獲得國王特赦為標志，開啟了“保革和解”的政治進程。但是，中長期來看，泰國依托內生動力促成“三大結構”再平衡的難度系數偏高，即使最終勉強得以實現，也很可能要反復磨合，并付出沉重的社會經濟代價。

隨著泰國內在穩定性的持續下降，外源因素影響力將有可能進一步提升，并在內外因素互動過程中，為泰國國家發展道路再選擇注入新動力。從“地緣引力結構”來看，中美兩國影響力長期都在泰國外源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66)周方冶：《中美戰略博弈下的東南亞“地緣引力結構”解析：路徑與方法》，《云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作為冷戰以來的泰國軍事盟國，美國曾經在泰國第三次國家發展道路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規制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泰式民主”話語體系的形成與發展(67)周方冶：《“泰式民主”的轉型困境》，《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但在當前泰國國家發展道路再選擇過程中，美國所扮演的卻一直是“麻煩制造者”角色，無論是扶持極左翼新生代傳播美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68)“Britain，US Express LGBTQ+Support”，Bangkok Post，June 27，2023，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600063/britain-us-express-lgbtq-support，還是試圖通過施壓迫使保守陣營交出政治主導權(69)“US to Support ‘Effective，Stable，Democratic Govt’ in Thailand”，Bangkok Post，June 7，2023，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587014/us-goal-to-support-an-effective-stable-democratic-government-in-thailand，都不僅無助于緩和泰國的結構性矛盾，反而會進一步激化代際沖突，導致“三大結構”再平衡變得更為困難，而引起泰國社會的質疑與不滿(70)“Rally Outside Embassy Tells US to ‘Stop Interfering’”，Apr.21，2021，https：//www. 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102755/rally-outside-embassy-tells-us-to-stop-interfering。

區別于美國試圖直接干涉泰國政治權力結構與社會文化結構的不負責任行徑，中國始終堅持“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泰國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71)《習近平會見泰國總理巴育》，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7年9月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4/content_5222604.htm。但對泰國面臨的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困境，中國也從未袖手旁觀，而是充分發揮“負責任大國”的近鄰優勢，通過貿易、投資、跨境服務、技術合作等方式，努力在互利共贏基礎上為泰國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從而有利于其經濟利益結構在“增量改良”條件下更平穩有序地達成再平衡，避免“存量改革”困境引發的矛盾激化與持續沖突。

泰國正在開啟新一輪國家發展道路轉型嘗試，能否結束長期以來的政治動蕩與社會撕裂，不僅取決于泰國精英們妥善處理國內問題的政治智慧，而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中美博弈下如何趨利避害引入外源因素的戰略視野，尤其是把握“中泰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歷史契機(7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于構建更為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命運共同體的聯合聲明》，中國外交部網站，2022年11月19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211/t20221119_10978190.shtml，通過經濟利益結構再平衡，重構體系“錨點”，結束內循環“漂移”困境。中長期來看，隨著社會經濟疫后復蘇與產業升級，泰國將有可能逐步化解新生代不滿情緒，促成代際和解，并在重塑發展共識基礎上，攜手鋪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