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腦外交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
——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數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嵇先白 晏斌揚

引 言

近年來，中國國家和政府領導人頻繁訪問東盟成員國，為中國—東盟經貿關系注入了新的動力。在此期間，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這一政治外交與經濟合作緊密結合的現象呈現出深刻的定量特征和結構性特點，其背后的政治經濟學原因值得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關注。隨著東盟在疫情期間躋身中國的最大貨物貿易伙伴，中國—東盟關系在亞太區域合作中被認為是最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1)新華社：《攜手30年——中國東盟合作碩果累累》，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11/content_5636802.htm#1，2023-06-08。，與此同時，與東盟合作也已經成為中國構建全球伙伴關系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外交實踐中的優先方向(2)陳志瑞、吳琳：《中國全球伙伴關系構建的多邊主義轉向》，《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因此，研究首腦外交對中國與東盟各國經貿關系的影響有著高度的現實意義，并可能進一步豐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的構建。鑒于首腦出訪活動在首腦外交整體實踐中的典型意義和定量可操作性，本文將首腦外交的范疇局限在中國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出訪(3)包括中國領導人在2013—2021年間在參加多邊會議期間對特定國家進行的國事訪問、正式訪問、工作訪問及疫情期間的雙邊領導人視頻會晤。，將時間區間聚焦于中國—東盟開啟“鉆石十年”以來的現狀。系統分析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導下，中國首腦外交對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主要定量特征以及背后的原因，有助于在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上總結中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首腦外交在中國對外經貿關系中的定位、特征、作用以及現實意義。

一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概況

中國首腦在2013—2021年間共計出訪東盟國家23次，此外在疫情期間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行視頻會晤4次(見附錄)。首腦外交行為在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系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有力地推動了包括經貿合作在內的各項成果的最終達成。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呈現出一些典型特征。首先，從貨物貿易方面來看，中國和東盟互為重要貿易伙伴的定位日益凸顯。盡管受到新冠疫情沖擊，雙邊貿易仍然逆勢上揚，進出口年均增速達到8.9%(4)中國海關總署：CEIC數據庫，http：//ifiicc30de280194f4c32skbboqb5occwb6knx.fcxz.libproxy.ruc. edu.cn/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3-07-19。，中國對東盟貨物貿易持續呈順差態勢。在結構上，整體商品結構相較先前時段更趨穩定(5)葉劉剛、白福臣、尹萌：《中國與東盟的貿易變遷：1992—2012》，《東南亞研究》2015年第1期。。在具有貿易互補性的行業當中，資源密集型商品和勞動密集型商品分別在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和進口中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其次，從服務貿易方面來看，東盟是中國第四大服務貿易伙伴，僅次于歐盟、中國香港和美國。與此同時，中國持續位列東盟的第三大服務貿易伙伴，僅次于歐盟和美國。盡管疫情初期，服務貿易受到一定沖擊，但在2021年迅速恢復，觀察期內中國對東盟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6.8%和7.2%(6)WTO-OECD平衡服務貿易數據庫(BaTiS)2023年4月更新版本，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trade_datasets_e.htm，2023-07-09。。在結構上，中國對東盟服務貿易持續保持逆差。特別是疫情后，雙向服務貿易整體呈現出“一升一降”的趨勢，即依托科技的知識密集型現代服務貿易占比上升，而依托商品的勞動密集型傳統服務貿易占比則下降。此外，中國—東盟間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還表現出兩個重要的共性：其一，貿易強度的絕對大小表明兩者相互依賴程度遠高于中國或東盟與其他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其二，貿易強度的相對大小表明東盟作為中國貿易出口市場的重要性高于作為進口市場的重要性。因此，在下文定量實證研究部分，我們主要將貿易出口作為被解釋變量，并基于不同維度的既有數據來考察可能的結構性特點。第三，在跨國直接投資方面，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雙向直接投資年均增速為8.6%，雙方都是彼此重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地。2013—2021年間，中國對東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從72.7億美元增加到197.3億美元，吸引東盟直接投資總額從83.5億美元增加到105.8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幅明顯快于吸引東盟的直接投資，且前者的主要增長點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7)中國商務部等：《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商務出版社，2022年，第67頁；中國商務部：《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2》，中國商務出版社，2022年，第47-48頁；中國海關總署：CEIC數據庫，http：//ifiicc30de280194f4c32skbboqb5occwb6knx. fcxz.libproxy.ruc.edu.cn/Untitled-insight/myseries，2023-07-19。。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本文的觀察期內，中國首腦頻繁出訪東盟各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總量也呈上升趨勢，并且貿易結構得到改善，但具體到國家層面的相關性并不總是直觀明確。在如圖1和圖2所示的按國家分別統計的圖表中，雖然一些首腦出訪活動與鄰近年份的宏觀變量出現了顯著關聯，例如習近平主席2018年訪問文萊與當年貨物貿易出口以及次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激增，但相當一部分首腦出訪并未呈現出這種“斷點式”的躍升。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未能控制其他潛在因素對這兩個變量的共同影響，或者因為這種效應在不同的貿易伙伴國家、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參與主體之間存在異質性，又或者是因為在多邊框架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首腦外交的雙邊經貿效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圖1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各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出口年度總額變化(2013—2021)

圖2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各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變化(2013—2021)

有鑒于此，本文將圍繞以下問題展開研究：在本文的樣本期內，中國首腦出訪是否以及如何促進了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具體而言，以中國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等關鍵維度作為因變量，考察首腦出訪對它們的總量和結構性效應。在控制美國因素并考慮疫情影響的研究視角下，本文將探究中國首腦出訪與不同維度的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之間的數據關聯及其背后的原因，以驗證和支持相關理論假說。通過這一研究，本文旨在為討論后疫情背景下進一步提升首腦外交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經貿關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見解。

二 既有文獻及其不足

政治變量與經濟變量的相互影響和迭代交互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議題(8)Albert O. 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5；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Herman M. Schwartz，States Versus Markets：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ed Globe Press，2019.，學界對外交因素如何影響國家間經濟關系進行了廣泛關注。例如，張建紅和姜建剛的研究發現，雙邊高層領導人互訪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正向效應(9)張建紅、姜建剛：《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孫憶和孫宇辰認為，中國與對象國之間的外交政策相似度是雙邊經濟協議文本內容與條款的重要影響因素(10)孫憶、孫宇辰：《中國經濟伙伴網絡中的多重制度聯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4期。；王孝松和常遠主張，雙邊政治關系的改善可以抑制貿易伙伴國對華發動貿易保護的動機(11)王孝松、常遠：《雙邊關系與貿易保護——來自中國遭遇貿易壁壘的經驗證據》，《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2期。。另外，還有研究發現，自由貿易談判能促進關稅自由化，而外交行為則能幫助降低非關稅壁壘。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這一現象的因果機制做出了多樣化的解釋。例如，有馬來西亞學者認為外交活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貿易糾紛發生的可能性來激發國際貿易的活力(12)Meenchee Hong，Sizhong Sun，Rabiul Beg and Zhangyue Zhou，“Malaysia’s Exports to China：Doe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Matter？”，Economic Papers：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Policy，Vol.39，No.1，2020，pp.72-88.；有些學者主張外交活動能緩解市場失靈，為企業提供貿易知識資本、化解跨國交易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提高其對外出口的客觀能力和主觀意愿(13)Marie-Lise E.H. van Veenstra，Mina Yakop and Peter A.G. van Bergeijk，“Economic Diplomacy，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rade”，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o.119，2010.；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政府部門通過外交手段介入國際貿易，既宣示了政府對該項貿易行為的支持態度，又提高了出口商和出口產品的可信度和競爭力，能降低合同風險和政治風險，進而為國際貿易提供政治驅動力(14)Emmanuelle Lavallée and Julie Lochard，“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e-to-Face Diplomacy”，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Vol.158，No.4，2022，pp.987-1010.。

外交訪問作為常規但重要的國家間交往活動，可以為國際貿易營造良好和諧的政治環境，促進雙向市場準入，擴大貿易機會(15)Selwyn J. V. Moons and Peter A. G. van Bergeijk，“Does Economic Diplomacy Work？A Meta-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The World Economy，Vol.40，No.2，2017，pp.336-368；Luís Miguel Pacheco and André Pereira Matos，“Foreign Presence and Export Performance：The Role of Portuguese Commercial Diplomacy”，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Vol.36，No.2，2022，pp.147-169；顏相子、劉慶林：《經濟外交及其對國際貿易影響研究的發展演進》，《山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沃爾克·尼奇在聚焦領導人訪問對貿易影響的定量文獻中證實，領導人出訪對德國、法國和美國1948—2003年間出口平均水平的提升達到8%-10%(16)Volker Nitsch，“Stat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World Economy，Vol.30，No.12，2007，pp.1797-1816.。林發勤等發現非洲領導人對中國的國事訪問顯著拉動了中國對非洲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出口和官方發展援助的投放(17)Faqin Lin，Wenshou Yan and Xiaosong Wang，“The Impact of Africa-China’s Diplomatic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4，No.3，2017，pp.310-326.。趙永亮等借助擴展的貿易引力模型，證實國家首腦、政府外長出訪對一國出口具有溢出效應，但出口刺激的幅度顯示出國家異質性特征(18)趙永亮、唐丹丹、魏瑤瑤：《外交出訪會影響一國的出口貿易嗎》，《國際貿易問題》2019年第9期。。范建亭和盧波發現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首腦互訪具有極強的貿易促進作用，而且外交訪問對貿易的促進作用隨著出訪領導人級別和出訪頻次的提高而提高(19)Jianting Fan and Bo Lu，“The Impact of Summit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The World Economy，Vol.44，No.12，2021，pp.3583-3608.。與此不同的是，王學君和田曦認為，外交訪問在整體上對中國2002—2014年間的出口貿易沒有顯著影響，但在考慮外交訪問產生影響的持續時間后，中國主席和總理出訪具有不同時間期的顯著正向持續影響(20)王學君、田曦：《外交訪問的貿易創造效應——中國的證據》，《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6期。。這種結論上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樣本的不同和模型設定的差異，但都不同程度地體現出窗口期的重要性，即外交訪問的影響可能覆蓋出訪前后的一段區間。

此外，現有研究還發現，外交行為對國際投資同樣具有促進作用。張建紅等認為友好的雙邊外交活動總體上有助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別能為一些政治上較為敏感和經濟上比較重要的投資提供支持(21)Jianhong Zhang，Jiangang Jiang and Chaohong Zhou，“Diplomacy and Investment—The Case of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Vol.9，No.2，2014，pp.216-235.。曹國強和謝建國發現，在國有企業推動下，國事訪問對中國海外大型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促進作用明顯，從長周期來看，也能帶動民營企業更多參與海外基建投資(22)曹國強、謝建國：《國事訪問的海外大型投資促進效應——以交通基礎設施行業為例》，《國際經貿探索》2022年第4期。。閆雪凌和林建浩的研究表明中國領導人出訪效應大于東道國領導人來訪效應，且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影響力上升和外交政策調整，領導人訪問的當期促進效應逐漸增強，領導人訪問還會通過文化交流和提高東道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等間接機制產生持續的長期影響(23)閆雪凌、林建浩：《領導人訪問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世界經濟》2019年第2期。。蘭德爾·斯通等將研究從國家加總數據下沉到企業微觀層面，發現中國領導人出訪和外交政策雖然對中央企業和全球化運營的大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對非中直企業或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引導作用卻相對有限(24)Randall W. Stone，Yu Wang and Shu Yu，“Chinese Power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6，No.1，2022，pp.229-250.。

盡管現有文獻已經從不同的理論和實證角度探討了外交對國家間經貿關系的促進作用，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貢獻的結論，但在體現特定背景下某一研究議題區別于類似研究的特殊性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本文試圖修正和完善現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現有文獻通常未對外交訪問如何影響服務貿易出口進行詳細分析?？紤]到服務貿易在國家間經貿關系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強，本文將服務貿易出口納入研究范圍，以豐富現有研究的維度。盡管有學者如宋彩霞等曾研究過外交活動與服務貿易出口的關系，但該研究并未聚焦于首腦外交，并在探討服務貿易內部異質性等方面還有潛在的提升空間(25)Cai Xia Song，Cui Xia Qiao and Chien-Chiang Lee，“Application of Gravity Model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China’s Service Trade”，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29，No.5，2022，pp.431-436.。其次，美國因素是影響中國和對象國經貿關系的關鍵變量(26)王簫軻、張慧智：《大國競爭與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東南亞研究》2015年第1期；周桂銀：《中國周邊外交的當前態勢和未來重點》，《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1期。，但大部分定量文獻將中國的經濟外交對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的影響作為研究對象，卻未在模型中對美國因素進行控制。最后，雖然一些學者已經從區域國別的視角研究了相關議題，但通常集中在非洲國家(27)李子文、李青：《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雙邊領導人訪問效應——理論解釋與實證檢驗》，《國際經貿探索》2017年第12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8)郭燁、許陳生：《雙邊高層會晤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問題》2016年第2期；韓民春、江聰聰：《政治風險、文化距離和雙邊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缺乏針對東盟國家的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學視角下對中國—東盟經貿關系進行分析的文獻基本上一致認為，政治關系的改善深化了中國—東盟雙方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29)陳遙：《中國—東盟政治互信：現狀、問題與模式選擇》，《東南亞研究》2014年第4期；梁穎、黃立群：《中國—東盟關系中的政治經濟互動機制》，《亞太經濟》2016年第3期；王玉主：《對沖策略及對中國—東盟關系的意義》，《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1期。。然而，與定性分析相比，該議題的定量研究相對較少，有關外交因素如何在該區域中發揮作用的專門研究也相對不足。東盟國家目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周邊外交的優先對象，以定量方式深入分析首腦外交對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影響，既可以拓展現有研究類型，也具有現實必要性。

三 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國家與雙邊經貿往來：三個假說

盡管關于首腦外交對經貿關系的正向影響已有相對明確的理論機制，但具體到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國家對雙邊的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還需要考慮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并提出相適應的理論假設。在中國和東盟的經貿關系中，外交因素的作用存在以下三個特征。

首先，中國首腦出訪對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影響存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一方面，首腦外交可能通過降低信息摩擦、釋放友好信號、規避政治風險等方式促進經貿往來。另一方面，首腦外交并非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后，面對面的交流方式轉向線上，并且頻次明顯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非語言因素對隱藏信號傳遞和欺騙行為識別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可能會減弱(30)Mark G. Frank and Paul Ekman，“The Ability to Detect Deceit Generaliz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High-stake L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72，No.6，1997，pp.1429-1439；Marcus Holmes，“The Force of Face-to-Face Diplomacy：Mirror Neur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No.4，2013，pp.829-861.，從而限制了首腦出訪對經貿關系影響的傳統途徑。此外，經濟外交發揮效果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市場失靈，政府需要有針對性的介入(31)Selwyn J. V. Moons and Peter A. G. van Bergeijk，“Does Economic Diplomacy Work？A Meta-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The World Economy，Vol.40，No.2，2017，pp. 336-368.。然而，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已在雙邊和多邊機制下取得長足發展，整體經濟自由化進展不斷推進，這使得近年來首腦出訪是否仍能對雙邊層面的出口和直接投資總額產生影響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第二，中國首腦對東盟國家出訪的經貿促進效應受到對象國“政治發展空間”和“經濟發展空間”雙重效應的影響。一般認為，由于其經濟發展空間較為廣闊，一國首腦出訪對經濟上較為貧弱的國家的經貿刺激作用較大(32)王學君、田曦：《外交訪問的貿易創造效應——中國的證據》，《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6期。。本文則主張，這種“破冰效應”不僅與經濟強弱有關，還受到政治關系親疏的影響。換言之，對中國來說，政治上較為疏遠、經濟上較為欠發達的國家，其發展空間較大，因此首腦出訪預計對這些國家的經貿促進效應更為顯著。具體到東盟國家的研究情境，相對具有更強經貿促進效應的受訪國包括越南、菲律賓和新加坡等“親美”程度更強的分組，東盟“新四國”(柬埔寨、老撾、越南、緬甸)等收入水平較低的分組，以及“新四國”和文萊五國構成的經濟總量較低的分組。這一假說需要在具體國家層面進一步進行驗證，以深入了解不同受訪國在首腦外交影響下的經貿變化。由于較為高頻的貨物貿易數據可以為國家間的比較提供更有說服力的驗證，本文主要在貨物貿易出口部分對此進行檢驗。

第三，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國家對于不同行業出口和不同類型投資的異質性影響值得探究。由于首腦出訪時具有一定的議題導向性，以及我國與東盟國家在服務貿易和直接投資等方面合作發展的能力、意愿和可持續性因行業和參與主體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國家對于不同行業出口和各領域投資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發展較晚且增速不及貨物貿易，因此雙邊合作文件經常強調對特定服務領域合作的扶持和偏重。例如，在中國與新加坡2015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當中，就重點強調了“將金融服務、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術作為重點合作領域”(33)中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加坡共和國關于建立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https：//www.gov.cn/xinwen/2015-11/07/content_5006011.htm，2023-06-22。；在中國與泰國2019年的聯合聲明當中，也重點強調了“雙方同意進一步深化金融領域合作”，“一致同意加強旅游合作，推動人員往來”(34)中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王國政府聯合新聞聲明》，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7_676944/201911/t20191105_9304047.shtml，2023-06-22。。在投資領域，國有企業受雙邊政治議程影響較多(35)陳兆源、田野、韓冬臨：《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一種交易成本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6期。，而首腦外交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因此對國企投資具有指向性。同時，大型企業也對政府政策導向更為敏感(36)Randall W. Stone，Yu Wang and Shu Yu，“Chinese Power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6，No.1，2022，pp.229-250.，因為它們通常需要滿足更嚴格的審查要求等，而這些企業通常涵蓋了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大額投資項目。由此可以推論出，其他條件不變，中國首腦出訪對特定行業的服務貿易出口，尤其是中國國有企業對當地的大型投資，可能產生更為顯著的影響。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有待驗證的理論假說：

假說1：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中國國家首腦出訪東盟國家對中國對該地區國家的貿易出口和直接投資總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假說2：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中國首腦出訪對“親美”程度較高的國家、收入水平較低的“新四國”、經濟總量較低的東盟國家的貨物出口促進效應更加顯著。

假說3：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中國首腦的出訪對特定服務貿易出口領域和大型投資，尤其是中國國有企業對當地的大型投資，產生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東盟國家與中國及美國的政治關系既影響領導人出訪目的地的選擇，也影響中國對其出口與直接投資。在東南亞地區，這種雙重影響尤為凸顯。一方面，美國是中國在東盟地區開展整體外交的重要不確定性來源，因此“中國對東盟地區的整體外交需要充分考慮各方舒適度，力圖避免大國間的零和博弈”(37)孫德剛：《合而治之：論新時代中國的整體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4期。。另一方面，美國因素可能通過多種渠道影響中國—東盟間經貿關系的發展。舉例而言，東盟國家在具有對華貿易合作意愿的前提下仍然將美國作為首要的外部均勢力量以應對對華焦慮(38)Ian Storey，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 Army War College，2007.。此外，中美經貿摩擦也促使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國家以繞開美國市場壁壘，從而通過投資的貿易轉移效應增加中國—東盟貿易額(39)許寧寧：《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影響》，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256492709_99921554？qq-pf-to=pcqq.c2c，2023-05-03。；東盟國家也因美國經濟增長放緩而希望從中國持續快速增長的經濟中獲得助力(40)歐陽歡子：《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進程及前景》，《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9期。，而這種影響可能因東盟各國與美國政治關系的親疏而異。因此，有必要將對象國與中美兩國的政治關系作為理論假說中的重要給定條件和實證分析中的關鍵控制變量。

四 實證研究及其結果

為了驗證上述理論假說，本文將分別采用擴展的引力模型和引入時間固定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型，來估計中國國家領導人出訪對中國對東盟國家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出口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以此對前述三個假說的內容進行實證研究。

(一)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貨物貿易出口

本文使用擴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國首腦出訪對中國對東盟貨物貿易出口的影響。在范建亭和盧波研究的基礎上(41)Jianting Fan and Bo Lu，“The Impact of Summit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The World Economy，Vol.44，No.12，2021，pp.3583-3608.，本文分別納入伙伴國與中國和美國政治關系的“理想點距離”作為關鍵的控制變量(42)本文在服務貿易出口及對外直接投資的部分也保持了這一設定?；诼摵蠂髸镀睌祿扑愕睦硐朦c差值是衡量雙邊政治關系距離的一個指標。如果兩國在某一年的外交政策偏好較為相似，即兩國理想點差值較小，這意味著雙邊政治關系更為親密。相反，若兩國在某一年的外交政策偏好較為背離，即兩國理想點差值較大，則表明雙邊政治關系較為疏遠。參見Michael A. Bailey，Anton Strezhnev，and Erik Voeten，“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1，No.2，2017，pp. 430-456.，該變量來自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庫，已被廣泛用于國家間雙邊政治關系友好程度的衡量(43)楊竺松、陳沖、楊靖溪：《“一帶一路”倡議與東道國的國家治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3期；王玨、李昂、周茂：《雙邊政治關系距離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基于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的研究》，《當代財經》2019年第1期；Randall W. Stone，Yu Wang and Shu Yu，“Chinese Power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6，No.1，2022，pp.229-250.。另由于東盟國家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數目的變動性較小，將其替換為伙伴國的貿易自由度?？紤]到不同時期可能存在難于測量而又影響中國對不同國家貨物貿易出口的共同沖擊，模型也納入了時間固定效應(44)由于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外交訪問頻次變動性較低，若納入個體固定效應可能導致首腦出訪的影響被完全吸收，構成過度控制，可參見Jianting Fan and Bo Lu，“The Impact of Summit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The World Economy，Vol.44，No.12，2021，pp.3583-3608。因此未在基準模型中納入國家固定效應，并在后文中保持這一設定。這也是相關文獻進行基準回歸的常用做法，可參見Volker Nitsch，“Stat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World Economy，Vol.30，No.12，2007，pp.1797-1816；閆雪凌、林建浩：《領導人訪問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世界經濟》2019年第2期。若將雙向固定效應作為穩健性檢驗，可以驗證核心結論的穩健性。，采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LSDV)估計，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M_Tradeit=β0+β1Visiti, t+β2GDPi, t-1+β3Disti+β4GDPPdifi, t-1+β5Tradefreei, t-1+β6CHNidealdisi, t-1+β7USidealdisi, t-1+δt+εit

(1)

在估計方程(1)當中，被解釋變量M_Tradeit是中國各季度的貨物出口額對數值，選取中國海關數據庫提供的中國出口到東盟某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由月度數據加總至季度層面得到(45)獲取自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提供的國研網數據庫，http：//iffbb15e8d4033cc64626skbboqb5occwb6knx.fghg.libproxy.ruc.edu.cn/data/goods/asia/china/monthly，2023-01-11。。核心解釋變量Visiti，t是中國首腦在t季度對i國的出訪頻次，計入疫情期間舉辦的視頻會晤，來自中國外交部官網、新華社、人民日報領導人報道數據庫等，由作者手工整理得到。除伙伴國與中美兩國的理想點距離外，其他控制變量分別包括：伙伴國的對數形式的經濟總量GDPi，t-1和伙伴國與中國的相對人均實際生產總值差異GDPPdifi，t-1，基于CEIC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原始數據計算得到季度數據(46)GDPit代表了伙伴國該季以2015年不變價美元為單位的實際GDP總值；GDPPdifit代表了2015年不變價美元的中國和伙伴國人均實際GDP差異與中國2015年不變價美元人均GDP的相對值。囿于數據的局限，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文萊的季度實際GDP來自CEIC的以2014年不變價美元度量的實際值，以2015年總值對標到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2015年不變價美元年度值，相應調整以保證口徑一致，經檢查其他年度數據加總和與世界銀行數據基本相符。中國、柬埔寨、老撾、緬甸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2015年不變價美元年度值，季度值由年度值平均到季得到。計算人均GDP過程中所使用的人口變量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參見WDI數據庫，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23-06-22。；Disti是伙伴國和中國間對數形式的地理距離，采用法國國際信息與前景研究中心(CEPII)數據庫中綜合考慮人口和城市因素的國家間距離指標(47)CEPII，“Geodist”，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_modele_item.asp？id=6，2023-01-11。；伙伴國貿易自由度Tradefreei，t-1數據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48)“2023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https：//indexdotnet.azurewebsites.net/index/explore？view=by-region-country-year，2023-01-11。。其中，貿易自由度、伙伴國與中國政治關系、伙伴國與美國政治關系的變量取值等同于其對應的年度值。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及議題需要，研究覆蓋的時間區間是2013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四季度。另為避免宏觀數據之間可能存在的同期相關，且考慮到控制變量應當發生在核心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前的統計學要求(49)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中國工業經濟》2022年第5期。，所有控制變量均滯后一期。

表1展示的基準回歸結果能夠為假說1提供支持?；谌珮颖净貧w的中國首腦出訪指標回歸系數并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首腦外交所帶來的貿易拉動效應并不集中于出訪的當季。已有研究表明，中國領導人出訪的出口拉動效應在出訪前一年到出訪后三年內都顯著為正(50)Jianting Fan and Bo Lu，“The Impact of Summit Visits on Bilateral Trad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The World Economy，Vol.44，No.12，2021，pp.3583-3608.?；诖?，我們參考王學君和田曦的研究中對外交訪問窗口期的處理方法(51)王學君、田曦：《外交訪問的貿易創造效應——中國的證據》，《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6期。，以中國領導人出訪時點為參考，在往前追溯4個季度和向后推進12個季度的時間內，將核心解釋變量取值均設定為1，若存在交疊時間則進行加總。這樣，測量得到首腦出訪在四年窗口期內對中國貨物出口貿易的平均影響。結果表明，在2013—2019年的面對面訪問階段，中國首腦出訪對中國—東盟貨物貿易出口的促進效應顯著為正(52)若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并考慮異方差穩健標準誤，自變量和因變量仍然在5%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驗證了該結論的穩健性。，在窗口期覆蓋范圍內年均效應為10.44%，但在全樣本期內并不顯著。關鍵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伙伴國與中國政治立場越接近，與美國政治立場越疏遠，則越傾向于從中國進口。

表1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出口東盟的貨物貿易總量

接下來，我們根據東盟十國的地緣政治親美程度、加入東盟的時間以及經濟總量進行異質性檢驗。其中，越南、新加坡和菲律賓被歸為“親美”程度較高的國家組，而其他國家則歸為“親美”程度較低組；將老東盟六國(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新東盟四國(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分別作為收入水平較高分組和較低分組；此外，根據樣本覆蓋期內平均經濟總量大小，將印尼、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劃入較高分組，而將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文萊劃入較低分組。通過組別變量與中國首腦出訪交叉項的回歸分析結果，探究中國首腦出訪對不同組別國家貨物貿易的拉動效應是否存在顯著區別。根據表2所示，納入組別類別與首腦出訪交互項的回歸顯示，中國首腦出訪對政治上“親美”程度較高的東盟國家的貨物貿易拉動效應更為顯著。這種效應在全樣本中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具有統計意義，在疫情前階段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此外，根據加入東盟的時間先后劃分，我們發現中國首腦出訪對新東盟四國的貨物貿易拉動效應也更為顯著。按照經濟總量大小劃分的比較結果同樣顯示，中國首腦對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的貨物貿易拉動效應更強。值得注意的是，后兩種比較所形成的效應差異于2013—2019年間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但在全樣本中并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疫情的外生沖擊模糊了一般情況下的國家間異質性作用機制。

表2 中國首腦出訪與不同國家分組的交互

(二)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服務貿易出口

服務貿易部分的估計方程與貨物貿易基本一致，僅將被解釋變量調整為服務貿易額對數值。服務貿易出口額選取自WTO-OECD平衡服務貿易數據庫(BaTiS)中的服務貿易出口平衡值(53)“WTO-OECD Balanced Trade in Services Dataset (BaTiS)— BPM6”，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trade_datasets_e.htm，2023-06-22.，其他數據來源同貨物貿易出口的部分一致。囿于數據可得性，以年為單位考察2013—2021年間中國首腦出訪與東盟服務貿易出口之間的關聯。

S_Tradeit=β0+β1Visiti,t+β2GDPi,t-1+β3Disti+β4GDPPdifi, t-1+β5Tradefreei,t-1+β6CHNidealdisi, t-1+β7USidealdisi,t-1+δt+εit

(2)

如表3所示，以服務貿易總出口為被解釋變量并考慮窗口期，中國首腦出訪對服務貿易影響的回歸結果在疫情前顯著，全時段不顯著，與貨物貿易的基本特征一致。窗口期的設定同前。結果表明，在2013—2019年的面對面訪問階段，中國首腦出訪對中國—東盟服務貿易出口的促進效應顯著為正(54)若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并考慮異方差穩健標準誤，則在全時段和疫情前均不顯著，這意味著由于因變量的差異更多來自于自變量在國家間而非國家內部的變動性。，在窗口期覆蓋范圍內年均效應為24.40%，影響較之于貨物貿易更大。需要指出，由于服務貿易的窗口期設置缺乏文獻支撐，這種差異可能來源于實際窗口期的不同。無論如何，事實上首腦外交推動雙邊貿易發展確實具有時滯，因而有必要在定量模型中以適當形式予以考慮，中泰高鐵“一波三折”的推進歷程就是其中典例。在2013年訪泰期間，李克強總理曾多次以公開演說、出席高鐵展等具體實踐，力推雙方在“高鐵換大米”等議題上形成共識和達成合作。然而除了建設本身的時長要求，中泰鐵路合作進程還不同程度受到當地政局動蕩和金融合作摩擦等因素的干擾，實際開工的時間距離協議落地已達四年之久。因此，若僅考慮出訪當年的貿易促進效應而忽略窗口期效應，出訪與服務貿易總額相關性不足的回歸結果是符合預期的。

表3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出口東盟的服務貿易總額

為驗證假說3中關于服務貿易出口異質性的部分，采用分領域的服務貿易出口平衡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經窗口期處理的首腦出訪作為自變量進行行業分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僅呈現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55)本文同時也進行了關于國家異質性的交互項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我國首腦出訪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在不同“親美”程度分組、新老東盟國家分組和高低經濟總量分組之間的區別并不顯著。分類別回歸當中，維護和維修分組對應的數據缺失值較多，故主要分析其他十一類子類別的服務貿易出口。?；貧w結果顯示，經窗口期處理的中國首腦出訪在全樣本期間與部分行業的服務出口正相關，這些行業主要包括勞動密集型行業中的加工服務業和建筑業，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如保險和養老金服務，以及別處未提及的政府服務等四個服務貿易出口子類別。若將視域局限在新冠疫情暴發前，正相關的行業還包括部分數字服務貿易下屬部門及旅游部門。其中，除既有的優勢部門外，中國首腦出訪對服務貿易中弱勢行業的拉動主要在于別處未提及的政府服務，而對其他弱勢服務貿易行業的推動尚存在一定阻力(56)針對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細分行業競爭力比較的結果顯示，中國與貨物相關服務、建筑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等行業較東盟更有競爭力，而在其他行業弱于東盟整體水平?？蓞⒁婑R子紅、常嘉佳：《RCEP背景下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比較研究》，《湖北社會科學》2021年第10期。。

表4 中國首腦出訪與分類別的中國出口東盟服務貿易額

(三)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

本文將首腦訪問的核心解釋變量納入到巴迪·巴爾塔吉等學者(57)Badi H. Baltagi，Peter Egger and Michael Pfaffermayr，“Estimating Models of Complex FDI：Are There Third-country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140，No.1，2007，pp.260-281；Qiaomin Li，Robert Scollay and Sholeh Maani，“Effects on China and ASEAN of the ASEAN-China FTA：The FDI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44，2016，pp.1-19；Qiaomin Li，Robert Scollay and Sholeh Maani，“Effects on China and ASEAN of the ASEAN-China FTA：The FDI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44，2016，pp.1-19.構造的以國際直接投資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當中，考察中國首腦出訪對中國對東盟十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估計方程如下。

OFDIi，t=β0+β1Visiti，t+β2Xi.t-1+δt+εit

(3)

其中，Xi.t代表針對東道國的控制變量，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和研究必要性，將以下變量予以控制(58)囿于數據的局限性，本文暫未將第三國影響因素納入模型，而是將其作為未來的研究內容。：(1)東道國和中國間地理距離的對數值；(2)雙邊市場規模；(3)國家經濟總量大小的相似性；(4)中國與東道國的資本稟賦之比(59)使用兩國現價美元的總資本形成(Gross Capital Formation)計算得到，先用該國當年度的GDP Deflator指標估計不變價美元的數額(部分國家PPI指標缺失)，然后參考巴迪·巴爾塔吉2007年所采用的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到國家層面的資本稟賦數據。其中，老撾資本形成的數據由2013—2016年老撾與東盟十國平均水平之比的數值線性外推到2017—2021年，并結合相應年份的其他國家數據計算補值得到。；(5)雙邊市場大小與資本稟賦之比的交叉項；(6)東道國與中國的理想點差異；(7)東道國與美國的理想點差異。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來自《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60)其中2019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數據來自《201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以其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資本稟賦的基礎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其他數據來源同前。樣本是2013—2021年的年度數據。

以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作為基準回歸的結果如表5所示。由于關于中國領導人出訪對投資效應窗口期的設置缺乏文獻支撐，筆者在不同幅度窗口期設置下進行估計?？梢?，基于不同的窗口期設置，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相關性(61)基于疫情前分組(2013—2019年)回歸的結果留存備索。。這一結論在全時段內和疫情前均成立。

表5 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

美國傳統基金會提供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一億美元的企業層面數據，并根據投資類型區分為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結合中國企業所有制信息，將其加總到國別—年度層面后得到中國企業對東盟國家歷年度的大型投資、大型綠地投資、大型跨國并購、國企大型投資和民營企業(非國企)大型投資等分類別數據，基于(3)式進行回歸后的核心解釋變量估計如表6所示(62)由于部分國家—年度對應的大型投資數據不可得，對這些樣本取零值，全樣本加一并取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根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所示信息區分企業是否為國企。關于國家異質性的交互項檢驗的結果表明，該影響在新老東盟國家分組之間的區別并不顯著，在部分窗口期設定下對“親美”程度更高的國家和經濟總量更大的國家影響更大，不同分組回歸系數差異的顯著性介于5%-10%之間；若將時間局限在疫情前，則三種國家間異質性影響都不顯著。在表6當中，窗口期1—窗口期6的設定為：窗口期1，出訪當年及其后一年；窗口期2，出訪當年及其后兩年；窗口期3，出訪當年及其后三年；窗口期4，出訪前一年至后一年；窗口期5，出訪前一年至后兩年；窗口期6，出訪前一年至后三年。若將時間區間限制在疫情前，回歸結果仍然支持首腦出訪對于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偏向性。。

表6 中國首腦出訪與分類別的中國對東盟國家大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可見，區別于總體回歸數據，中國首腦出訪與大型投資在窗口期1、2、4、5的設置下顯著為正，表征其與出訪后一至兩年的大型企業投資正相關的結論相對穩健。其中針對國企大型投資的相關性尤為突出，而與民營企業大型投資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這種基于企業所有制類型的偏向性能夠與假說3形成呼應?；貧w結果還顯示，不同所有制企業投資間的區別明顯強于不同投資類型間的區別，是中國對東盟國家投資進程中的關鍵特征。鑒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呈現出“國進民進”的特點(63)趙勇、初曉：《“國進民進”：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世界經濟》2021年第5期。，即使現階段首腦外交對民營企業在該區域“走出去”的拉動作用有限，該效應有望在后續階段逐漸增強，這也為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在東南亞地區直接投資進程中重視“國進民進”相關作用機制、防范國企投資對民營企業投資的替代和擠出效應點明了關鍵的時間窗口。相較于早先時段，中國領導人在近年出訪當中更加重視民營企業相關投資項目，也可以視作是對此的一種積極回應?？v觀習近平主席出訪的聯合公報或公開報道，多次通過明確涉及民營企業在當地投資興業案例釋放積極信號，如2017年訪問越南時力薦以民營企業為主的投資商，如前江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等在越南前江創建龍江產業園，2018年訪問文萊時明確將恒逸文萊石化項目作為兩國兩大旗艦項目之一等等，凸顯出對民營企業在中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過程中關鍵定位的充分重視。

(四)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主要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64)囿于篇幅，穩健性檢驗結果留存備索。。第一，為克服潛在的雙向因果和內生性問題，參考既有文獻中將多邊會議納入工具變量的做法(65)Emmanuelle Lavallée and Julie Lochard，“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e-to-Face Diplomacy”，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Vol.158，No.4，2022，pp.987-1010.，本文采用東盟十國的全球受訪熱度與當年東盟輪值主席國的地理接近程度來共同構造工具變量。計算方法是，用東盟各國各年度受訪次數與全球平均水平的比率，乘以各國與當年東盟輪值主席國間的地理距離的倒數(66)選取與前述表征地理距離保持一致的指標，包含一國國內(非零)的地理距離測度。。前者的數據來自陳沖的相關研究(67)陳沖：《全球外交訪問網絡的形成與演化——基于大數據的社會網絡分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鑒于其所提供的既有最新數據截至2020年，本文沿用2020年的相關數據計算2021年的東盟各國全球受訪熱度。，后者的數據來自CEPII數據庫以及東盟官方網站的輪值主席國信息。所涉及窗口期處理與基準回歸當中一致，為避免由于窗口期處理本身的線性特征而構成偽相關性，選取各年份涉及窗口期中工具變量的平均值帶入計算。一般情況下，東盟輪值主席國以英文首字母順序輪換，因而具有強外生性(68)Taegyun Lim and Sung Eun Kim，“Buying Influence？Rotating Leadership in ASEAN and Allocation of Chinese Foreign Ai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23，No.2，2023，pp.351-377.。首先，全球層面的相對受訪頻次反映了東盟各國在一般意義上吸引官方訪問的能力。其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峰會和東亞峰會的舉辦是中國總理出訪東盟國家的關鍵因素，其在赴輪值主席國參加多邊會議的同時也常對該國及回程途經國進行正式訪問，例如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10月赴文萊參加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的同程，也訪問了文萊、泰國和越南三國。此外，中國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幾乎不會在同年屢次出訪相同目的國，這意味著特定國家與東盟輪值主席國的地理距離對中國首腦外交出訪的目的地選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工具變量的兩項組成部分均與首腦出訪相關，但不直接作用于雙邊貿易及投資，在理論意義上符合選取標準，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也佐證了其在統計意義上符合相關性和排他性的要求?；诖说膬呻A段最小二乘回歸結果支持假說1中貨物貿易相關的基準回歸結論穩健性(69)回歸結果顯示，識別不足檢驗的LM統計值均超過5，弱工具變量的兩項Wald值也超過了Stock-Yogo weak ID test 10%的閾值。。第二，變更數據來源。針對服務貿易相關部分，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對數形式的WTO-OECD BaTiS數據庫當中的服務貿易出口終值，再回歸系數顯著且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第三，新增控制變量。除傳統模型中的常見控制變量以及美國因素這一本文重點關注的控制變量外，本文通過增加受訪國的腐敗治理水平這一新增控制變量的再回歸再次驗證了三項基準回歸既有結果的穩健性(70)新增控制變量的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國際治理指標(WGI)，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2023-03-20。。

結 語

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伙伴關系愈發緊密的背景下，探究首腦外交對于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是一項蘊含理論貢獻與現實價值的時代命題。東盟不僅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還在“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不斷增強，尤其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這凸顯了東盟在中國外部經濟循環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鑒于東盟國家龐大的年輕人口和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國抓住與東盟國家合作的發展機遇至關重要。在這一背景下，首腦外交作為中國利用東盟發展機遇的關鍵手段，迫切需要評估其在促進經貿往來方面的績效。

本文的定量研究結果顯示，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各國的經貿效應呈現出以下顯著特征：首先，在貨物貿易方面，疫情對該效應產生明顯的阻滯作用，總體呈現出“疫情暴發前效力顯著但全時段內效力不明顯”的特征。另外，從結構上看，中國首腦出訪對于政治上更傾向于美國的國家、收入水平較為低下的“新四國”以及經濟總量較小的國家具有更為明顯的促進作用。其次，在服務貿易方面，疫情對中國首腦外交的經貿拉動作用產生類似的阻滯效應。結構上，中國首腦外交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的服務貿易出口表現出顯著的部門偏向性。在全時段內，首腦外交有效地推動了加工服務、建筑、保險和養老金服務等子行業的出口。然而，該正向效應在2020年覆蓋的行業范圍較廣，在2021年對中國相對于東盟較為弱勢的服務貿易子行業的拉動作用有限。第三，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不論是否考慮疫情因素，中國首腦出訪與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之間并未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首腦外交對于中小額投資和民營企業投資的作用相對有限。此外，其在國有企業投資方面的引導作用優先于民營企業，這種不同所有制企業投資之間的差異強于不同投資類型之間的差異。

對于后疫情時期的中國—東盟經濟外交政策，可以從本文的研究中得出以下啟示：首先，需要加快恢復線下訪問程序，并靈活調整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溝通機制，充分重視首腦外交在挖掘政治上相對疏遠、經濟上相對欠發達國家經貿潛力方面的關鍵作用，同時關注與政經關系較為緊密的國家間的合作新增長點。其次，在涉及具有行業偏向性的服務貿易議題議程設置以及政策實施過程中，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對中國相對弱勢產業進行資源傾斜。最后，應重視首腦外交對于民營企業走向東南亞的潛在直接拉動力量，并充分發揮國有企業投資的先導作用，同時防范國企投資對民企投資的替代和擠出效應。這些政策啟示對于中國在后疫情時期進一步推動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和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當然，中國首腦經濟外交的成功與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外政治關系與經濟關系之間的互動和平衡。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實質是國家之間的經濟活動，受經濟因素和市場規則的引導和支配。這意味著市場機制在雙邊經濟互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競爭的公平性以及經濟效率的提升。市場導向的決策鼓勵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企業提高效率、品質和競爭力，從而促進企業、行業乃至國家生產力的增長，同時還有助于建立長期的信任與合作關系，確保經濟合作的持續發展，為雙方提供更廣泛的機遇和利益，最終推動雙邊和國際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在此過程中，首腦外交既可雪中送炭，更可錦上添花，為雙邊和多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和躍升保駕護航，提供更為穩健和可持續的政治基礎，實現長期的政策和戰略目標。

附錄：中國首腦出訪東盟國家基本情況(2013—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