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引領與實現路徑
——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視角*

王明月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2249)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盵1]該論述是黨中央在把握和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總結生態文明建設規律、辯證對待保護與發展之間關系的基礎上,為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所作出的科學論斷。相較于征服自然、瘋狂掠奪自然資源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屬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不僅是對業已存在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揚棄與超越,而且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體現[2]。特別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深刻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廣泛汲取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無論是在思想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均取得卓越成績。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述未來五年主要目標任務時指出:“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美麗中國建設成效顯著”,并且將“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納入2035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中。然而,對標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期盼,我國生態環境質量仍存在一定差距,尚未根本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有鑒于此,系統梳理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引領、歷史基礎、現實需要和實現路徑,探索一條綠色低碳發展新道路,對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新時代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引領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內涵極其豐富、邏輯關系十分緊密的系統性科學體系,其將生態優先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價值導向,標志著黨和國家對生態文明的認知提高到了一個全新戰略高度。事實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闡明了文明興衰與生態興衰之間的辯證關系,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基本原則、宗旨要求以及強大的思想保證。故此,在縱深推進“雙碳”戰略落實落地的時代語境下,對 高水平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極具現實意義。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揭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規律。自然界始終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為人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無限制改造和利用自然資源創造了無限可能。與此同時,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態度隨即發生根本性轉變,逐步由敬畏自然轉變為試圖征服自然。為滿足社會生產發展需求,人類在大規模過度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導致了水污染、土地污染以及大氣污染等諸多環境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人類生態環境危機,致使人與自然日益走向對立。對此,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全局,深刻把握生態文明建設在黨和人民發展事業中的重要地位、時代意義,秉持多措并舉、綜合施策的基本原則,致力于推動生態文明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在此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了諸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蘊含豐富內涵的新理念,如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實現“四個重大轉變”,包括實現由重點整治到系統治理的重大轉變,實現由被動應對到主動作為的重大轉變,實現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實現由實踐探索到科學理論指導的重大轉變。新征程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五個重大關系”,主要包括必須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這五個重大關系,這一重要論述形成了邏輯嚴密、系統完整、開放包容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著眼于人類文明形態轉換而形成的系統、科學的文明觀[3]。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經驗與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理性和科學思維,揭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規律,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與價值性的高度統一。這一思想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行動指南,而且為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闡釋了文明與生態的辯證發展關系?！耙允窞殍b,可以知興替”。古代埃及、古巴比倫文明、中華古樓蘭文明的衰亡無一不印證著一個事實,即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著文明的興衰更替。唯有正確認識文明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充分遵循自然規律,方可實現文明賡續;而違背自然規律,則必然會遭到自然報復。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指明:“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一論述既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思想,還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推進中國式綠色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思想指引。此外,針對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關系,是建設美麗中國、促進綠色發展這一重大議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等科學論斷,闡明了物質文明與生態保護之間并非矛盾對立,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關系?！皟缮健崩砟钜髨猿志G色富國、綠色惠民,在強化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促使生態環境優勢逐步轉為經濟發展優勢,探索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新路。作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關鍵構成,“兩山”理念要求強化綠色低碳技術研發創新力度,大力推動生物循環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協同推進經濟發展與減污降碳,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與自然生態安全之間的協調統一[5]。

總體而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全面闡明了保護與發展、環境與民生、人與自然的關系,涵蓋生態文明建設的宗旨要求、根本保證及制度保障等內容,標志著黨和國家對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達到全新高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絕非是對此前生態建設經驗的簡單重復,而是從工業文明向新文明過渡階段的深刻思考,對促進人類生態文明發展具有重大意義[6]。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我國著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逐步扭轉了改革開放以來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趨勢,開辟和拓展出一條契合自然規律 的中國式綠色現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發達經濟體在資本邏輯導向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二、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在領導全國人民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現代化的時代進程中,從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全局高度出發,在不同時期開展了鮮活生動和形式多樣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活動,這對于加快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意義重大。也就是說,在致力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視域下,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已然具備堅實的歷史基礎。

(一)探索起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大力恢復國民經濟、推動實現工業化的同時,相繼提出并采取諸多旨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舉措,為推進生態建設展開了大量有益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踐探索,無論是在政策和制度方面,亦或是在理論和法律層面,均為改革開放后生態文明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

1.開展林業建設和植樹造林運動。作為極其重要的自然資源資產,林地和森林既是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主陣地,也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6]。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圍繞植樹造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大規模開展封山造林運動,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例如,1949年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已提出“保護森林,并有計劃地發展林業”戰略方針。此后,毛澤東同志發出了“綠化祖國,實行大地園林化”的偉大號召,對全民義務植樹發揮重 要引領性作用。在諸多政策指導下,僅1952年春季,我國造林面積達到502萬畝,在全年植樹計劃中所占比重為40.4%[7]。據《中國林業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全國造林面積由1955年前每年2 000萬畝大幅提升至1956年的8 000萬畝以上,森林覆蓋率更是由解放初期的2%上漲至10.7%。

2.強化農田水利建設積 極應對水利旱災。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研究制定了“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以達到大量發展生產的目的” 水利建設基本方針,將興修水利置于更為重要的戰略位置。截至1952年底,全國近4.2萬公里的江河堤防已基本完成整修與加固,為實現農業豐產豐收奠定了堅實基礎[8]。同時,針對淮河流域頻發的旱澇災害,毛澤東同志提出在開展治淮工作時需堅持短期與長遠相結合、除害與興利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正確把握和處理上中下游地區的利益關系。歷經30余年的實踐探索,淮河流域結束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不雨旱災”的發展歷史。

3.倡導勤儉節約和資源綜合利用。1951年,毛澤東同志在分析貪污與浪費具有的重大危害性時,明確指出“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同樣也有針對嚴懲貪污、禁止浪費的相關規定。不僅如此,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提高資源利用率,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從而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如1960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過程中,強調“各部門都要搞多種經營、綜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種廢物,如廢水、廢液、廢氣”。另外,周恩來針對環境污染問題,提出“化害為利,變廢為寶”、將“三害”(廢氣、廢水、廢渣)變“三利”的方針,對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歷史貢獻。

(二)穩步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自1978年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共同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同時,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的理解,提出愈加科學化、系統化的生態思想,為穩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探尋中國式綠色現代化道路指明前進方向。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致力于深化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體系改革,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逐步邁入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發展軌道。 40余年來,我國已取得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階段性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條契合基本國情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厚植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綠色底蘊。

1.完善生態環境領域法律法規體系。伴隨經濟發展步伐的持續加快,我國面臨不斷加大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在此形勢下,1978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加入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規定,明確指出“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這不但為建立生態環境領域法律法規體系夯實了憲法基礎,還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法治基礎[9]。此后,我國陸續頒布并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生態環境法律法規。由此,生態文明建設加速邁向法治化階段,為明晰環境執法的權力邊界、實現生態環境保護有法可依、增強生態治理效能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2.將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v觀來看,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愈發凸顯的矛盾是各國普遍面臨的現實難題。對此,1992年6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并簽署了包括《21世紀議程》和《里約宣言》在內的相關文件。此次會議后,我國于1994年正式通過并發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圍繞資源利用、生態保護等諸多方面制定總體戰略和行動方案,這表征 可持續發展戰略得以初步確立。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首次把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寫入黨代會報告,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正式確立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

3.提出和踐行科學發展觀。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持續向好的態勢。然而在此過程中,污染物排放量仍處高位、能源消耗快速增長等問題日益顯現。上述問題不可避免地為生態文明建設、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帶來較大阻礙。面對較為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明,要“樹立和落實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2004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其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不僅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根本要求,還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縱深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于此背景之下,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然發生轉變,即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廣大對優 美生態環境的需要已成為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因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致力于加快美麗中國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步伐,從認識到實踐、從當前到長遠,開展了諸多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這有益于增強各界參與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自覺性,促使生態環境保護發生全局性變化,為建設中國式綠色現代化、增進全民生態福祉打好了堅實基礎。

1.構建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于2015年相繼下發《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聚焦生態文明建設進行謀劃布局。不僅如此,政府部門還研究出臺了包括《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等在內的諸多政策文件,旨在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此外,在制定和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同時,2015年起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加大對環境違法者的打擊力度。至此,我國基于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及后果嚴懲等原則,逐漸打造起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顯著提高了生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2.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長遠目標,全力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并取得一系列顯著成就。在藍天保衛戰方面,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的數據顯示,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的十年來,我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降低了56%,并且重污染天數已減少87%。在碧水保衛戰方面,十年來在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體、有效保障民眾飲水安全的同時,全國優良水體比例達到84.9%,提升23.3個百分點,已接近于西方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水環境質量發生轉折性變化。在凈土保衛戰方面,我國出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將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納入到法治化軌道,并積極實施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土壤污染加速的發展趨勢。此外,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的十年時間里,我國森林面積達到2.27億公頃,增長了7.1%。由此來看,我國生態環境已得到較大改善,這對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3.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在不斷增強彼此依賴性和依存度的同時,面臨水源污染、海洋污染、全球氣候變暖等一系列跨越國界的環境問題。在此大背景下,任何一國均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放眼全球,呼吁各國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同應對生態環境領域挑戰。從推動《巴黎協定》的達成和生效,到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再到正式作出“雙碳”目標承諾,中國政府以重要推動者、貢獻者、引領者的角色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主動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這彰顯出我國積極應對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決心,展現出負責任 大國擔當,極大提振了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信心,不僅為推動全球生態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還為其他國家探尋綠色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國方案。

三、新時代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

歷經多年實踐與探索,我國在生態保護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偉大成就。但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生態系統相對脆弱、碳減排任務十分艱巨、生態環境質量與人民群眾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之間差距較大等問題亟待解決。時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窗口期,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實現“雙碳”戰略目標、滿足人民群眾優美生態環境需求已然成為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

(一)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國式現代化不但具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亦具有基于自身基本國情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系統性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著重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究其根本,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不僅是遵循自然規律的應然方向,亦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和重中之重。是以,在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唯有以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堅持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方能實現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具有環境容量有限、資源能源約束趨緊以及生態系統較為脆弱的基本國情。加之,現階段我國面臨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以及能耗強度偏“高”的情況,且能源資源需求仍將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保持剛性增長態勢。這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加大了產業和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壓力,為著力構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帶來較大阻礙。是以,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關鍵在于積極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各級參與的現代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持續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立足于此,既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高站位強化統籌部署,竭力推進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也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綠色低碳新動能,推動中國式生態現代化建設。

(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現實選擇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作出“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毋庸置疑,“雙碳”目標既是我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而作出的戰略抉擇,亦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之策,對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至關重要。但需要強調的是,據《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知,2021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52.4億噸標準煤,與上年相比增長5.2%。2021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達119億噸以上(居全球第一),在全球總量中占比高達33%,反映出排放強度仍舊處于高位。相較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我國實現“雙碳”戰略目標面臨時間緊、任務重的嚴峻挑戰。具體而言,歐盟、俄羅斯、美國以及日本的碳排放總量分別在1979年、1990年、2005年、2013年達到峰值,碳達峰前后均經歷了較長的平臺期,并且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碳達峰與碳中和過渡期為37～71年[10]。與之相比,我國在深度脫碳技術尚未成熟、能源資源稟賦“富煤貧油少氣”等情況下,需要在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保障14億多人口基本福利的同時,利用30年左右的碳達峰與碳中和過渡期來減少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僅如此,時下我國依然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存在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偏低、傳統“三高一低”產業占比較高、傳統產業路徑依賴強等問題,面臨十分艱巨的碳減排任務。此情形下,實現中國式綠色現代化亟須以“雙碳”目標為牽引,建立健全“雙碳”工作激勵約束機制,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發展,將“雙碳”納入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全環節,助推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

(三)滿足人民群眾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內在要求

在新發展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優美生態環境擁有著很高的期望值,并且對于各類生態環境問題的容忍程度越來越低。然而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期盼、建設美麗中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要求相比,生態環境質量存有較大差距。目前,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尚面臨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與挑戰,生態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拐點仍未到來。據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21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依然有1.2%的地表水國考斷面(水質)為劣V類,地下水B類所占比重為20.6%;PM2.5平均濃度超標的城市占比達29.8%,區域性重污染天氣時有出現。另外,還有個別地區生態破壞和生態退化現象較為嚴重。與此同時,農村地區面臨生態文明建設投入不足、法律法規體系亟待健全、鄉鎮企業罔顧生態環境等短板[11-12],極大影響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成效,不利于增強農村群眾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獲得感。面對城鄉居民不斷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各地區迫切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全面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為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各級政府只有持續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以契合人民優美生態環境需求為關鍵,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成效,才能顯著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對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究其根本,由于人民群眾是最直接的體驗者和受益者,故生態文明建設和中國式綠色現代化建設成果需要群眾去檢驗。綜上,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當務之急在于切實將生態文明建設工作抓牢抓實,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大力攻克城鄉居民身邊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新期待。

四、新時代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實現路徑

在新時代,我國理應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始終保持戰略定力,從協調促進綠色城鎮化與美麗鄉村建設、構筑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新格局以及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維度發力,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進展。

(一)以秉持人民至上為根本,協調推動綠色城鎮化與美麗鄉村建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此指引下,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在于遵循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則,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為導向,協調推動綠色城鎮化與美麗鄉村建設,使生態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城鄉居民。

1.大力推進綠色城鎮化。綠色城鎮化的重要特征是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有機融合[1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實現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城鎮化,但值得警惕的是,城鎮化進程中依然面臨資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以及碳排放高的“三高”難題[14]。對此,有必要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因地制宜規劃城鎮空間的產業和人口布局,科學確定城鎮開發強度,促進適度集聚集約發展,合理布局城鎮各類空間,以盡可能減少對生態自然環境的損害。促進城鎮綠色轉型需要地方政府根據集約、低碳和生態等要求,立足本地區實際情況,科學劃定城市開發邊界,強化土地精細化管理和城市建設規模設計,引導人口和產業適度集聚,避免過度分散型城鎮化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同時,推動綠色城鎮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傳統產業綠色化轉型升級,促使城鎮產業由高耗能、高污染型褐色產業逐步轉變到低碳環保型綠色產業,支持高污染、產能過剩的企業以破產清算的形式逐漸退出。地方政府應研究制定產業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提升企業環境準入門檻,堅決遏制能耗高、排放大、污染重的產業發展,著重推動綠色制造產業、生態旅游業等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延伸綠色產業鏈,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除此之外,加強綠色城鎮建設還需推廣新建綠色建筑,加快現有建筑低碳化、綠色化改造,著力構建綠色交通運輸體系,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創造良好條件。

2.建設宜居宜業美麗鄉村。長遠來看,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很大程度上關乎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針對鄉村生態振興底子薄、農業生態環境歷史欠賬多的現實情況,要建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目標責任、獎懲機制以及考核制度,加強農業農村綠色發展領域立法工作,積極推行綠色低碳發展績效考核評價機制。以此為基礎,各地應充分發揮綠色技術在促進農業發展綠色轉型中的基礎性、引領性作用,竭力推動低碳農業、循環農業和綠色農業高質量發展,開展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工作,強化農業生態保護修復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鶎诱苑杖伺c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目標導向,培育包括農村清潔能源產業、綠色畜牧業等在內的綠色低碳產業體系,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不僅如此,廣大農村地區應大力開展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將愛護環境、節約資源、愛惜生態等納入農民教育與培訓體系,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使綠色發展和綠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另外,可通過組織開展零碳村鎮、低碳社區創建活動的方式,有效提升農民生態意識、環保意識和節約意識,鼓勵和引導農村居民采購綠色低碳建筑材料、綠色食品,切實弘揚生態文化。

(二)以實施“雙碳”戰略為導向,構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新格局

進入“十四五”時期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邁向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促進降污減碳協同增效、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加快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窗口期。在“十四五”和“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內,碳達峰、碳中和都是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與目標愿景,引領并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的全面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發展[15]。在此背景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以為指引,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將“雙碳”工作貫穿于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1.堅持“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事實上,無論是從主動適應全球綠色發展趨勢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現實要求來看,還是從能源資源利用水平和需求來看,促進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加快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實現“雙碳”戰略目標的應然選擇[16]。是以,各地應構建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長效機制,最大限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進而全面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參與循環經濟發展的主動性,釋放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僅如此,有關部門要以服務中國式綠色現代化為根本,研究修訂循環經濟促進法,完善配套政策體系,健全包括綠色包裝、再生材料、清潔生產等在內的循環經濟標準體系,并加快明確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責任分工和重點任務。以“雙碳”目標為牽引,從加強工業和交通等重點領域清潔低碳轉型、推動園區循環化發展、完善產品綠色設計政策機制等方面入手,著力打造資源循環型產業體系,有效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鄉村地區應當建設一批生態循環農業產業聯合體,高效綜合利用林業廢棄物、畜禽糞污以及農作物秸稈等諸多農林廢棄物,大力推行循環型農業發展模式,助推農業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

2.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綠色技術創新攻關。在穩步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背景下,深化綠色技術創新對實現“雙碳”戰略目標、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因此,有必要健全市場導向下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立創新效能不斷提升、多元創新主體活力競相迸發的綠色技術創新工作格局,從而為加快中國式生態現代化建設、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提供必要科技支撐。具體而言,相關部門應聚焦生態系統固碳增匯、溫室氣體減排以及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等重點領域,實行“賽馬”和“解綁掛帥”等相關機制,鼓勵多元化主體廣泛參與綠色技術創新,培育一批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以實現“雙碳”目標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強綠色技術領域國家能源研發創新平臺、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各類創新平臺基地優化布局,開展水資源和水環境綜合治理、碳達峰碳中和關鍵綠色技術研發等專項技術攻關。此外,引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等相關主體,構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優勢互補的協作機制,聯合部署一批具有前瞻性、原創性的綠色技術研發項目,推動共性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應用,以科技賦能生態文明建設。

3.堅持節能優先的能源發展戰略,縱深推進能源革命。黨的二十大報告從“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等方面進行統籌謀劃,強調要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碳達峰行動。為深入貫徹落實的黨的二十大精神,各級政府必須持續完善頂層設計,因地制宜制定交通、建筑以及能源等重點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大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嚴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建議從以下方面著手打造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一方面,以《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等政策為導向,在有序淘汰煤電落后產能、加嚴控制新增煤電項目的同時,推動煤炭消費替代和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全面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積極發展包括地熱能、太陽能和風能等在內的非化石能源,進一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穩步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開辟生態優先的中國式綠色現代化新道路,以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三)以強化機制建設為核心,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它是追求人與自然 “生命共同體”永續發展的現代化[17]。在新的偉大征程上,強化機制建設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保障。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態環境治理效能、治理效率仍有待進一步提升,在制度建設領域存在分散化、碎片化等現象,并且國內不同地區間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發展的不平衡矛盾較為突出[18]。為此,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邏輯主線在于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制度建設推進生態環境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助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予以有力支撐。

1.加強生態環境治理監管機制建設?，F階段,由于生態制度體系在運行有效性、科學規范性和系統完備性等方面存有結構性短板,我國生態環境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轉變。譬如對于環境監管體系而言,當前仍面臨監管機構職責不夠明確、對監管者的問責機制不完善等諸多問題。鑒于此,應深化生態環境監管體系改革,厘清多元治理主體職責分工,明晰地方黨委、相關部門、行業企業等主體的權責,推進和落實環境污染第三方責任。在此基礎上,加快完善多元治理主體生態責任的追究制度,督促各地方政府全面落實生態建設的“責任清單”,促使有關部門將生態效益、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等關鍵指標納入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中。同時,健全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度、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制度等,對罔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產生嚴重生態后果的治理主體進行嚴肅問責,使綠色發展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偠灾?只有不斷健全源頭預防、過程控制、責任追究的生態環境治理監管機制,才能使制度成為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剛性約束,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理念發生革命性變革。

2.加快生態環境保護協作機制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是適應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發展趨勢的必然產物,是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19]。毫無疑問,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僅靠單一主體無法實現既定戰略目標。而就現實情況而言,生態領域“公地悲劇”和“搭便車”現象、管理職能碎片化問題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長期以來,流域內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環保部門條塊分割是影響長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根源[20]。對此,為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整體效能,相關治理主體必須凝聚思想共識,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將整體性治理理念嵌入生態環境保護協作機制,強化生態環境共治共享、聯防聯治、多重參與。具體來看,各級政府需充分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準確把握整體與局部、長遠與短期的平衡關系。立足于此,探索設置跨區域環保機構,聚焦跨地區和跨流域的資源共享、部門協作、環境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高效靈活的議事協調機制、組織運行機制,以形成強大工作合力,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性。另外,應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的協同機制,創新中央派駐機構與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之間的聯合執法模式,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區域生態自然環境協同保護體系,解決生態系統性與治理碎片化間的矛盾,為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根基夯實基礎。

3.促進生態環境治理多元投入機制建設。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依賴于穩定持續的資金投入機制。首先,通過構建央地多級共同投入機制、建立健全中央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辦法、充分整合現有環保專項資金、完善生態保護補償投入機制等方式,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例如,自2018年以來,山西省財政不斷加大生態環境保護資金投入力度,相關資金投入總額累計達到211億元以上。其中,凈土保衛戰、碧水保衛戰以及藍天保衛戰投入金額分別為0.9億元、23.07億元、44.48億元。在生態環保整體資金投入持續增加的保障下,山西省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其次,各地區可根據實際情況,利用PPP、基金設置以及股權投資等各類模式,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構筑政府、企業及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生態環保投入新格局。最后,促進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積極參與生態保護修復,大力豐富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提升金融資源綠色化配置效率,支持綠色保險、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等為生態保護修復提供中長期資金支持。以此方式,充分發揮金融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產業發展的引導、杠桿作用,促使資金更多流向綠色產業、環保產業,為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入金融活水。

五、結語

新時代新征程,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探索一條富含生態意蘊、綠色低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然成為建設美麗中國、促進發展與保護“同頻共振”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高舉綠色發展的鮮明旗幟,以契合各族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為價值旨歸,加快促進生態文明建設,著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伴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逐漸成為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環節和必由之路,凝結著黨和國家科學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經驗,對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意義重大。從本質來看,中國式現代化與生態文明建設屬于協調統一、相輔相成的整體,二者協同發展是確保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有機協調和內在統一的先決條件。展望未來,各級政府必須尊重生態系統運行規則,從推動綠色城鎮化與美麗鄉村建設、深入實施“雙碳”戰略等方面著手,引導各界投身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之中,繼而匯聚起高水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