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影響研究
——基于內外部的雙重調節效應

周一虹，董 倩

(1.蘭州財經大學 會計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蘭州財經大學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引言

2022年9月，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發布《藍天之路：十年巨變·2030展望》報告，指出環境治理任務依舊任重道遠，具體表現在：我國仍有35.7%的城市空氣質量未達到二級標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然超過環境容量，PM2.5二級標準值僅是世衛組織過渡階段的第一階段目標值等問題。研究認為，我國80%以上的環境污染是由企業的生產經營導致的[1]，因此，基于“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企業作為環境污染的最大主體，理應承擔起環境治理的主要責任。環境績效作為一種環境管理工具，是解決我國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所在。因此，有必要對企業環境績效的驅動因素展開研究，以更好地引導企業進行環境治理，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持續創新和不斷滲透，我國制造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變革，柔性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制造等正成為制造業發展的新模式。作為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踐行者，企業具有宏觀數字經濟發展與轉型的重要功能，是產業數字化的主體力量。當前，數據作為新的資源和新的生產要素，借助信息網絡和數字技術加速向知識轉化并用于企業決策，能夠應對和解決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斷優化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2]，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丁笆奈濉眹倚畔⒒巹潯分赋?，要深入推進綠色智慧生態文明建設，推動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由此而論，企業數字化水平可能是節能減排的新支點，是推動企業綠色轉型的全新方案。因此，研究數字技術對環境影響的文獻可以為本文提供借鑒。Kunkel和Matthess[3]研究認為ICT的運用會增加能源消耗，而且其回收困難，對環境產生消極影響；曹裕等[4]以案例研究法探究數字化驅動企業綠色發展的階段特征和實踐路徑；周青等[5]基于浙江省73個縣(區、市)的數據，認為區域數字化裝備、應用水平對創新績效影響呈倒“U”形關系；李濤和李昂[6]認為企業創新投入與環境績效呈“U”形關系。這些結果有可能是由于數字化指標的測度方式不同導致的，一些基于無形資產數據衡量，一些采用更細化的文本分析；或者數字化的影響機理較為復雜，各路徑相互抵消，導致其結果不顯著。綜上，以往研究多以數字技術應用的某一表現為切入點分析其對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影響，并且多集中在區域、行業等中觀層面，而微觀層面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投入產出效率、企業績效、環境污染等經濟后果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現有文獻多聚焦于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在綠色轉型中的應用及作用，少有文獻從環境績效的視角關注企業數字化的經濟后果。

鑒于此，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試圖圍繞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否成為企業綠色發展的新動能，能否有效促進企業的環境績效，存在哪些情境依賴，以及該影響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不同行業競爭程度中是否存在差異等一系列問題展開探究。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不僅有助于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而且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經驗證據。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在研究立意上，將數字化轉型與綠色發展聯系起來，從微觀主體視角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環境績效”之間的關系，豐富了以數字化賦能綠色發展的相關研究；研究內容上，對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內外部環境展開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結合異質性影響，嘗試建構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工具變量法和Heckman兩階段法較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保證了結論的穩健性，從而為數字化賦能綠色發展提供更為可靠的理論支持和實證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企業數字化對環境績效的影響

根據資源基礎觀和信息共享理論，數字化的嵌入促進企業生產制造全過程數據的自動流動，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及時性、準確性和可執行性，推動數據—信息—知識—決策的持續轉化，從而促使企業作出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共贏的科學決策。具體而言，企業數字技術的應用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在資源利用上，從生產角度看，數字技術與業務流程的深度融合，能有效整合數據資源，促進信息資源在企業內外部的共享與合作，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加快知識特別是生態治理與節能降耗方面信息的匯集。進行探索式創新，提高企業的供應鏈協同和綠色生產能力，通過綠色設計、精益生產、智慧物流等產品生命周期全過程，優化研發模式、生產流程、運輸方案，提高生產制造和能源使用效率，避免設備空轉和低負荷生產導致的資源浪費[7]。此外，企業的數字成熟度能夠加快信息的實時傳遞和更新，實現工業設備上云，通過開展運行監測、能效優化、預測性維護等服務，提高設備利用率，優化運行成本，降低設備平均能耗，打造高效、節能、綠色的新型制造企業[2]。從消費角度看，數字技術的應用促使企業以用戶為中心，對客戶需求進行深度挖掘、實時感知、快速響應、即時滿足，將用戶需求直接轉化為生產排單，按需為用戶提供產品服務，以滿足市場的個性化、綠色化需求，解決企業長期存在的庫存和產能問題[2]。同時，提高企業的綠色品牌效益，滿足政府制定的環境規制和利益相關方的綠色要求，獲得稅收優惠、準入許可、綠色資金等資源支持，從而獲得更多的可調配資源進行環境治理與保護，增強企業獲取關鍵性資源和核心優勢的能力，為企業的綠色發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在污染物排放上，運用智能在線監測平臺等智慧環保管理系統，對全廠區生產要素和設備狀態進行全方位、立體化的實時在線污染監測和預警管理，以數字化驅動全廠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過環保設施、污染物排放口、生產過程一體化全過程精細化管控，實現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促進廢氣超低排、廢水零排放和固廢不出廠，最終提升企業環境績效，改善環境質量。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環境績效。

(二)數字化轉型作用于環境績效的調節機制

企業家精神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后來習近平總書記為新時代企業家精神賦予新的內涵，從而涌現出“可持續企業家精神”“綠色企業家精神”等新術語。高階理論認為，企業家的個體特征會影響組織的戰略選擇和績效產出[8]。企業家作為企業成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動力，以企業家為載體的企業家精神對企業的綠色創新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企業家精神較強的企業更能夠主動識別和把握市場機遇，積極動員各方資源加速信息技術與傳統業務的深度融合，引導企業進行發展理念、技術產品、生產體系、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創新，促進企業提質增效、轉型升級[9]。在企業發展中，“創新精神”與“冒險精神”較強的企業家會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研發創新環節，依托數字資源和智能技術發展數字仿真研發技術，構建多主體協同創新模式，提高產品研發效率，優化企業設計工序，積極探索網絡化協同研制、個性化定制、平臺化運營等新模式，培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推動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10]。同時，社會責任意識與新時代的企業家精神促使企業立足長遠，將綠色低碳發展融入企業的戰略管理[11]，通過加強綠色技術創新與開展全生命周期綠色化生產經營，增強企業的綠色競爭優勢，滿足市場的綠色化需求，實現企業生態價值增值。此外，發揮企業家精神的擴散效應，增強企業整體的環保與創新意識，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促進知識溢出效應，積極引導企業進行綠色研發與環保智慧生產等實踐，從而改善企業環境治理效率?；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企業家精神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作用機制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公眾作為環境保護最廣泛的主體，既能夠通過輿論對企業的環境績效作出不同的反應，又可以借助差異化的購買行為對企業的環境治理施加壓力[12]。隨著環保意識的增強，公眾希望了解更多關于企業綠色生產、環境治理方面的信息。數字技術具有開放性和共享性的特點，企業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其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流更為便捷，有效保障了公眾的環境信息知情權?；诤戏ㄐ岳碚摵屠嫦嚓P者理論，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程度越高，企業越傾向于利用數字技術實現組織的數字化，并借助信息共享改善企業綠色形象，最終獲取公眾的信任與支持[13]。此外，隨著綠色消費的興起，公眾對環保產品和綠色服務的需求日益膨脹，驅動企業轉型智能制造，開展綠色創新，優化制造過程的運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形成高端化、生態化的新型生產體系。

依據“波特假說”，監督會給企業帶來外部壓力和進步壓力，促使企業與時俱進、積極創新。面對政府的環境監管壓力，企業在權衡成本收益的基礎上，傾向于實施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創新與融合，進而提升企業的污染治理水平。一方面，政府環境監管水平的提高可以實現對企業環境治理情況的實時化、全程化、智能化監管[14]，引導企業管理層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打破信息數據壁壘，形成全面準確的環境數據信息系統，優化生產流程、降低能源消耗，進而改善企業環境治理績效。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環境監管信息公開要求的日益嚴格和相關環保法規政策的逐漸嚴苛，企業環境違規成本增加，迫使企業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其生產經營實踐，通過數字技術[15]的應用轉變生產方式、促進節能減排，以減少企業對環境的負效應。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外部監督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作用機制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由于數字化工具的廣泛使用出現在 2012年以后[16]，因此本文將研究的時間范圍設定為 2012—2019 年。相關數據來源于Wind和CSMAR數據庫，上市公司年報來源于巨潮資訊網。為保障研究質量，對樣本進行如下篩選處理：第一，剔除關鍵變量數據缺失嚴重的樣本；第二，剔除ST、*ST類等財務狀況存在特殊性的企業；第三，剔除2018年以后上市的樣本；第四，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以減弱異常值對回歸模型的干擾。最終本文得到7 859個樣本觀測值。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企業環境績效?，F有文獻大多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法[17]、環境支出法[18]、能源消耗量法[19]、環境質量法[20]等方法衡量企業環境績效。但這些方法存在環境支出污染物排放量口徑不一致、數據不完整、能源消耗量指標過于單一、環境質量賦值法隨意性較強等局限，故本文不采用上述方法。本文結合制造業企業的特點和環境績效的定義，從污染排放、能源耗費、循環經濟三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21-22]，利用熵權法為各指標賦予相應的權重作為環境績效的替代指標，結果如表1所示。該指標越高，則說明企業的環境績效越好。

表1 企業環境績效的構成要素及權重

2.核心解釋變量

企業數字化轉型。本文參考吳非等[23]、趙宸宇等[24]的研究，歸納整理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關鍵詞詞群，基于Python爬蟲技術對上市公司年報進行文本識別掃描和統計，在該年度該公司年報中所有關鍵詞出現次數加總得到的詞頻數基礎上加1取自然對數，并把其作為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代理變量。

3.控制變量

為了最大限度克服遺漏變量造成的偏誤，本文參考已有文獻，在回歸中納入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控制變量：企業規模、上市年齡、科技人員占比、董事會獨立性、環境規制、市場化指數、董事會效率和企業價值等。本文相關變量符號和定義如表2所示。

表2 相關變量符號及定義

(三)模型設定

為實證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環境績效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1)：

EPi，t=α+β1Digitali，t+γControls+∑Year+

∑Firm+εi，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EPi，t表示i企業在第t年的環境績效；核心解釋變量為Digitali，t，代表企業i在第t年的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s為控制變量集；Year和Firm分別代表時間效應和個體效應；εi，t為干擾項。

根據假設2、假設3，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調節變量和企業數字化與調節變量的交互項構建模型(2)進行實證檢驗，具體公式如下：

EPi，t=α+β1Digitali，t+β2Moderatori，t+β3Digitali，t*Moderatori，t+γControls+∑Year+∑Firm+εi，t

(2)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3列示了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企業環境績效的均值為24.645，標準差為23.587，最大值為112.799，說明樣本企業環境績效表現程度不一，均值較小表明觀測樣本在環境績效表現上相對較弱，極值差距很大表明觀測樣本在個體之間的差異較大。在解釋變量中，企業數字化的均值為1.284，標準差為1.210，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4.543，說明在本文研究樣本中，超過半數的企業樣本數字化轉型程度較低，不同公司的數字化程度具有較大差異性。其余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分析

1.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環境績效的回歸分析

表4報告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環境績效”關系的回歸估計結果。從全樣本公司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每提高1個標準差(1.210)，其環境績效將會提高大約3.65%，意味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企業環境績效也越高，二者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假設1得到經驗證據支持。說明將數字化嵌入企業生產經營，形成競爭對手難以模仿和復制的資源優勢，通過提升管理效率和技術創新，最終達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加快綠色產品生產能力、改善企業環境績效的目的。

表4 主效應回歸結果

表4第(2)列、第(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是國有企業(0.940)還是非國有企業(0.718)，因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但對非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提升效應更顯著。這說明，民營企業偏好市場邏輯主導下的多元化與機會主義，注重數字技術的研發與實踐運用，通過自主創新在多領域實現突破，使其在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也通過數字化為企業績效帶來更顯著的有益影響。

激烈的市場競爭是企業創新的主要動力[25]，能夠激勵企業通過關鍵業務、關鍵環節的數字化變革，加快業務模式創新，推動管理方式、運營機制、生產過程系統性重塑，推出新的產品或服務，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減少環境污染。本文以赫芬達爾指數衡量行業競爭強度，并按照平均數將樣本劃分為行業競爭強組企業與行業競爭弱組企業，考察不同行業競爭強度下，企業數字化對環境業績的影響差異。由回歸結果表4第(4)列、第(5)列可知，行業競爭力強和行業競爭力弱的企業數字化程度對環境績效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可見即便考慮行業競爭程度，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影響仍保持不變。

2.企業家精神調節作用的回歸分析

為了驗證是否存在企業家精神的調節作用，本文借鑒周先平等[26]、翟勝寶和程妍婷[27]的做法，利用熵權法為各指標賦予相應的權重來衡量企業家精神(ES)(見表5)，并將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家精神的交互性納入模型，全樣本回歸結果見表6第(1)列，交互項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系數為0.057，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企業家精神在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環境績效之間產生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這表明企業家精神會強化企業的創新意識和環保意識，促使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加強環保技術創新，并將其應用于企業生產活動，進而減少環境污染，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

表5 企業家精神的構成要素及權重

表6 企業家精神的調節效應檢驗

從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回歸結果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家精神的交互項系數在非國有企業中顯著，而在國有企業中不顯著。這說明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程度對企業家創新和環保意識更為敏感，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的領導任命機制和政府隱性擔保，使其更關注個人晉升，有礙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非國有企業以市場為導向，治理模式獨特[28]，有利于促進數字技術變革，提升企業環境績效。因此，企業家精神在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環境績效關系的正向調節作用更為明顯。

行業競爭程度回歸結果見表6第(4)列、第(5)列，在行業競爭激烈的企業中，企業家精神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交互系數為 0.066，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隨著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家精神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對于行業競爭力較弱的企業這一現象不顯著?？赡苁且驗楫斝袠I競爭力較弱時，企業傾向于利用已有資源要素減少環保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將提高企業成本，所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機不強。當行業競爭激烈時，具有創新冒險精神的企業家為了保持自身的市場份額，不得不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積極引進數字技術，對現有生產經營模式進行改進和創新，進一步優化升級現有產品性能，滿足市場綠色消費需求，提升企業環境績效，獲取新的利潤空間，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3.外部監督調節作用的回歸分析

基于假設3，本文借鑒張秀敏等[29]的文獻，以PITI指數作為政府環境監管的代理變量，以百度霧霾搜索總指數衡量其面臨的公眾環境關注度(PC)，并將交互項納入回歸模型。由回歸結果表7第(1)列可知，交互項Digital*PITI系數顯著為正，并在1%水平上顯著，即政府環境監管顯著增強了企業數字化與環境績效之間的正相關，也就是說，企業所處的地方政府環境監管力度越大，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越顯著。表8第(1)列顯示，交互項Digital*PC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面臨的公眾環境關注越多，企業為維護其形象，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節能減排效果越好，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也越高，即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數字化與環境績效的關系起到強化作用，與前文假設3相符。

表7 政府環境監管的調節效應檢驗

表8 公眾環境關注的調節效應檢驗

從表7、表8中可以看到，第(3)列中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而第(2)列的交互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非國有企業出于自身形象的維護和市場地位的提升，其對外部環境監管的敏感性強于國有企業。這可能是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程度的認知局限、行為慣性、隱性政策性負擔，從而導致企業產生決策保守、認知錨定、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影響國有企業進行數字化變革或綠色發展轉型，無法發揮數字化快速反應、實時溝通的優勢，并減少了其帶來的益處，最終減緩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進程[30]。

從表7、表8中行業競爭力弱與行業競爭力強的回歸結果對比來看，數字化轉型與外部環境監管的交互項系數在行業競爭激烈的企業中顯著，而在競爭力較弱的企業中不顯著。這說明隨著行業競爭的加劇，外部環境監管的調節作用逐漸增強?？赡苁且驗樾袠I競爭較激烈時，企業亂排亂放的現象較為普遍，更容易引起政府關注。同時，在市場競爭程度高的行業，企業市場力量比較均衡，其經營管理會受到更多利益相關者的關注與監督。因此，企業面對激烈的行業競爭，應更加重視利益主體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為了從同行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贏得更多的外界認可，會提高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通過加強數字技術的應用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綠色產品和服務，從而獲得綠色競爭優勢。

(三)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

本文實證可能存在兩種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導致主效應回歸結果出現偏誤。一是數字化轉型與環境績效可能存在雙向因果，即提高企業數字化程度能夠改善企業環境績效，同時，環境績效越高的企業可能更有動力開展高水平的數字化轉型活動。二是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因素有很多，文章選取的控制變量有限，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問題?；诖?，本文參考趙宸宇等[24]的思路，采取以下方法進行處理。

(1)滯后解釋變量?？紤]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可能存在時間滯后性，本文將解釋變量分為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兩種情況進行回歸，結果反映在表9第(1)列和第(2)列中。

(2)工具變量法。以各省份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作為工具變量對內生性問題進行處理。由于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普及下開始的，而且互聯網用戶多是普通民眾，對企業環境績效并不產生影響，因而該工具變量符合相關性和外生性要求。表9第(3)列和第(4)列報告了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

(3)Heckman兩階段回歸。為了處理因被選擇樣本不能代表總體導致的因果關系偏差，本文進一步采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緩解造成的內生性問題。第一階段，在主回歸所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企業性質、財務杠桿、政府補助等可能影響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因素為解釋變量，運用probit模型估計選擇模型，并用估計出來的系數計算逆米爾斯比例(IMR)。第二階段，將逆米爾斯比例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1)中，重新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是否依舊顯著，結果反映在表9第(5)列中。

其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一期滯后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兩期滯后項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考慮內生性問題后，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依舊能夠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其結論具有穩健性。此外，滯后期得到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系數較大，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對環境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在第一階段結果如第(3)列，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對工具變量的回歸中，工具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信息通信技術占比較高時，當地公司的數字化轉型程度也較高，與預期一致。另外F=27.007>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第二階段估計結果如表9第(4)列，企業數字化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數字化程度依舊能顯著促進企業環境績效，說明假設1成立，結論具有穩健性。表9第(5)列為Heckman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逆米爾斯比例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回歸結果受到自選擇偏差的影響，而且在控制樣本有偏選擇的潛在影響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2.替換主要變量

為避免變量導致結果的偶然性，本文通過替換核心變量的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參考袁淳等[31]的研究，構建數字化詞典，基于機器學習的方法對公司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進行文本分析，提取關鍵詞詞頻數進行加總，作為新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用符號Digital1表示，回歸結果如表10第(1)列所示。結果表明，Digital1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其環境績效水平就越高。第二，參考張永珅等[32]的研究，采用公司年報附注中披露的有關數字化轉型的無形資產金額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率來衡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用Digital2表示，回歸結果見表10第(2)列，Digital2的系數顯著為正，與前文結論一致。第三，文章將彭博ESG評分體系中的“E”作為環境績效的代理變量，重新進行評估。ESG中的環境評分“E”包含企業的能源消耗強度、廢棄物排放及利用率等環境指標，評分越高說明企業環境表現越好。根據表10第(3)列的結果，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企業提高環境績效。綜上，無論采用哪種方式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環境績效，其結果均是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企業的環境績效，驗證了前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10 替換主要變量的估計結果

五、結論

近年來，推動數字化和綠色化協同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诖?，本文立足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以2012—2019年滬深A股制造業公司的數據，在理論機制分析的基礎上，運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多維度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環境績效的影響，主要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企業數字化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該結論在考慮內生性問題、替換變量等多種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第二，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影響效應受到其所處內外部環境的影響。在內部治理中，企業家精神對數字化與企業環境績效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在外部環境中，企業所受的政府環境監督力度越大，企業面臨的公眾環境關注度越高，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績效的促進效應越明顯。這一現象在非國有企業、行業競爭激烈的企業中更為顯著。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啟示。

企業應當積極應對數字時代的新挑戰，把握智能制造和綠色發展的新機遇，注重數字技術與原有資源的統籌協調，使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并提高傳統要素的利用和配置效率，深化數字技術在生產、管理等方面的應用，強化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推動核心產品或服務的綠色低碳轉型，提高產能利用率，提升制造企業綠色治理效率。一方面，企業數字化發展遵循差異化原則，根據自己所處的行業競爭水平、市場需求以及自身特征選擇具有特色的數字化路徑，暢通數字化轉型向企業環境績效的傳導機制。另一方面，企業要重視數字人才、企業家在數字化過程中的作用，增加高素質技術人才的比重，建立專業化的職業經理人團隊，持續釋放數字化對于提高環境績效的潛力。同時，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培育企業家精神，激發國有企業、行業競爭較弱企業的創新熱情，實現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以發揮企業家精神對綠色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助力企業順利開展數字化轉型，為企業數字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第一，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前提是構建完備的數字化基礎設施體系，因此各級政府部門需要加強工業互聯網平臺、信息物理系統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揮優勢，補齊短板，打好企業智能化轉型的根基，推動互聯網平臺與企業資源全面對接，以發揮數字化對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第二，加強數字化環保系統建設，構建“政府—企業—公眾”之間的綠色互動橋梁，實現監管的實時化和智能化，提高政府環境監管質量，倒逼企業加強技術創新，改善環境治理績效，保障生態環境質量。同時，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培育企業家精神，激發國有企業的創新熱情，實現國有企業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更好地促進企業家精神對國有高新技術創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