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評估視域下的翻譯錯誤理論動態研究

郭露露

(暨南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2)

翻譯錯誤伴隨翻譯活動產生，其分析最早應用于外語教學中，以提升學生的翻譯水平，后來應用范圍越來越廣。 對翻譯錯誤的相關理論進行回顧和梳理可以改變翻譯錯誤研究總體“有實而無名”的現狀，也可以完善翻譯理論中關于譯文評價的細化及整體研究。 文章以翻譯錯誤的名稱概念為出發點，對西方國家20 世紀翻譯錯誤理論的興起及發展進行梳理和探討，以期為我國翻譯錯誤理論研究領域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 翻譯學中“錯誤”一詞的使用

盡管當前部分學者在分析翻譯中遇到的問題時都使用“錯誤”一詞，但在翻譯錯誤理論的發展初期，部分學者也使用其他術語來對語言中的錯誤指出進行描述，如“不足①Hatim ＆ Mason 強調“錯誤”一詞只適用于語言錯誤?！盵1]“欠缺”[2-5]“偏差”[6]等。 Nord[7-8]在其研究中同時使用了“不足”和“錯誤”兩種表述方式。 關于翻譯學中的“錯誤”一詞，Waddington 指出，翻譯錯誤的嚴重程度取決于其是否適合語境，“錯誤”這一表述方式過于直白，因為其意味著只能在黑白之間做出選擇[9]。

二、 翻譯錯誤理論的興起(1960—1980 年)

Corder[10]通過區分錯誤和失誤的概念，為錯誤的定義做出了巨大貢獻。 自此，語言學領域開始對錯誤這一主題產生興趣。 1970 年，Darbelnet 提出了確定翻譯質量的五個參數:準確傳遞原文信息、關注現行的語法規則、擬定譯文、保持與原文相同的語氣(文體對等)、目的語讀者的可理解性(文化適應)[11]。 1977 年，Darbelnet[12]提出了翻譯偏差分類法，包括七個等級(如表1)。

表1 Darbelnet 的翻譯偏差分類法

此外，Corder 基于比較風格學，創建了SICAL(加拿大語言質量評估系統)，用于評估聯邦翻譯局(Federal Bureau of Translation)的翻譯人員所提供的翻譯的質量。 具體來說，將原文劃分為翻譯單元，然后根據15 個特定評估參數對原文和譯文進行比較。

SICAL 系統同樣存在局限性。 首先，其主要是將原文與譯文進行比較，而沒有關注交際過程。 這種評價被認為只是兩種語言系統之間的比較。 其次，從翻譯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該系統沒有考慮到翻譯的實際影響因素，由于“錯誤是在單詞層面而非文本層面進行研究的”[6]17，因此，翻譯錯誤沒有得到明確的定義，無法明確區分制作錯誤和翻譯錯誤本身。 正如Waddington[9]51所說，這種分類過于絕對，沒有考慮到翻譯錯誤的相對性。

House 將翻譯定義為“用語義和語用對等的目的語文本替換源語言文本”[13]。 這一定義的本質是保持譯文與原文的意義對等，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語義、語用和語篇。 其中，作者強調了原文語篇功能的重要性，并建立了一個文本分析模型來刻畫原文文本的輪廓并據此確定其功能性。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區分與文本功能性相關的隱性錯誤和顯性錯誤。隱性錯誤指原文與譯文之間缺乏功能對等性，而顯性錯誤指原文和譯文元素之間的指稱信息不匹配以及目的語措辭錯誤[13]105。

三、 翻譯錯誤理論的發展(1981—2000 年)

(一)20 世紀80 年代

1985 年，Kupsch-Losereit 從功能角度出發，定義了翻譯錯誤并制訂了翻譯評估標準。 她認為，對譯文進行評估必須基于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分析和比較，這兩種文本都應在交流環境中實現特定的對等文本功能[14]。 因此，翻譯錯誤的界定應考慮到具體交際場合中原文和譯文功能的對等性，同時也要考慮到譯文的目的、目的語讀者等問題。 Kupsch-Losereit[14]172將翻譯錯誤定義為針對以下方面的“欠缺”:譯文的功能性、文本的邏輯性、文本類型或形式、語言習慣、文化和環境的特定習慣以及語言系統。 據此，提出了以下翻譯錯誤評估標準:達到功能對等、保持原文及譯文的邏輯性及表達形式相同、符合目的語言的文化習慣、適用于目的語的語言系統。

Nord[7]指出，在未定義翻譯錯誤的規范或規則的情況下，無法將一個表達或詞語定義為錯誤，因為這取決于目的語的語用規則。 因此，在評價譯文時，必須考慮其目的和實用性問題。 在功能主義的概念中，Nord[15]將翻譯錯誤定義為“在某些功能方面的不符”，并根據嚴重程度對錯誤進行了分類:語用錯誤、文化錯誤、語言錯誤。 其中，語用錯誤最為嚴重，因為語用錯誤是由于沒有根據翻譯目的來進行翻譯任務而產生。 其次是文化錯誤，雖然文化錯誤不影響目的語讀者對譯文的理解，但違背了目的語的文化習慣。 最后，雖然有時涉及術語領域，但語言錯誤是最輕的錯誤。 與Nord 不同，Larose[16]從文本框架的角度來考慮錯誤的嚴重性，認為嚴重性取決于錯誤所處的文本層次。 在這種情況下，最為嚴重的是上層結構，其次是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

Gouadec 將錯誤定義為對信息或特征的不合理歪曲[17]，并將錯誤分為兩類:絕對錯誤和相對錯誤。絕對錯誤與任何翻譯效果無關，而是與違反文化語境的規范(社會體系價值觀及其規范、社會交往的規則和習慣等)、語言語法(句法、拼寫等)或語用規范(短語、術語等)有關；而相對錯誤則是由于翻譯過程中未考慮的一些因素而造成的，如目的讀者、翻譯目的、翻譯目標、翻譯主題等方面。

同年，Sager[18]指出，翻譯質量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對其目的而言或多或少合適的譯文，并提出評估翻譯質量的兩個參數:錯誤類型和錯誤對文本的影響。 錯誤類型包括:誤譯、漏譯和增譯。 錯誤對文本的影響包括三種類型:語言效果、語義效果和語用效果。 此外，Séguinot[19]指出了一系列導致翻譯錯誤的因素，包括認知處理能力有限、在短時間內對翻譯問題做出決策、知識的獲取和對概念理解的差異以及與譯文輸出方式有關的方面，如口述、打字、手寫。 作者還指出了其他導致翻譯錯誤的因素，如時間限制、同時間內需要完成多個翻譯任務、譯員的培訓和能力等。 同時強調，有些錯誤是學習翻譯的正常結果，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翻譯過程的本質。

Williams[20]提出了翻譯質量的相對性，堅持翻譯質量應以適當性為基礎，并區分了學術翻譯和專業翻譯。 在學術翻譯中，其讀者具有更多的專業性，翻譯質量僅取決于嚴重或輕微錯誤的數量，而在專業翻譯中，則需要考慮更多的外部條件。

(二)20 世紀90 年代

Pym[21]提出了翻譯能力的定義，并認為這種能力主要包括兩類:一是為原文提供不同翻譯版本的能力；二是從不同的譯本中快速選擇符合翻譯任務特定要求且目標受眾能夠理解的文本的能力。 在譯文質量方面，認為翻譯錯誤不能通過譯者能力來定義。 一方面，錯誤可以歸因于諸多原因(如缺乏對原文的理解、譯文不適合目的語讀者、時態使用不當等)，并且可以體現在多個層面上(如語言、語用、文化等層面)；另一方面，用來描述這些翻譯錯誤的術語(如過度翻譯、翻譯不足、話語或語義不足等)，缺乏學界共同的認知及相同的評估參照。 此外，Pym指出，制作一個翻譯錯誤列表并不難，但在實際翻譯中，由于許多因素混雜在一起，在實際翻譯之前很難區分錯誤的類型，由此提出了翻譯錯誤的非二元性。在此分類法中，錯誤分為兩類:二元錯誤和非二元錯誤。 二元錯誤是指那些可以明確區分“對”與“錯”的錯誤，而非二元錯誤則是指相對而言不能夠完全符合譯文要求的其他可能性翻譯。 Pym 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非二元錯誤，因為在二元論中只有兩個選項——對或錯，但非二元論需要時間來解決重要的疑點。

基于Coseriu 的理論，Palazuelos et al.[6]32將錯誤分為三類:普遍水平——不一致的表達、歷史水平——不正確的表達、特定水平——不恰當的表達(不充分、不方便或不恰當)，明確區分了翻譯錯誤和產出錯誤，并將譯文分為正確、不正確和很差三種。 基于翻譯的目的是在譯文與原文之間建立對等的關系這一目標，研究明確定義了什么是翻譯錯誤，并對其進行了分類，包括意義不對等、誤義、意義相反、無意義、擴譯、少譯以及意義不準確。 然而，由于將翻譯作為一種產出，而沒有考慮翻譯過程的參與，此分類的使用非常有限。 此外，該分類體系沒有解釋語言錯誤和翻譯錯誤之間的關系，而在翻譯評估體系中，除了翻譯錯誤，語言錯誤也應考慮在內，因為目標語的誤用必然會影響翻譯質量。

從教學的角度來看，Gile[4]259提出了一種基于翻譯過程本身的翻譯錯誤分類法，將翻譯錯誤分為理解性錯誤和改寫性錯誤，即翻譯語言的生成錯誤。一般情況下，雖然可以將理解性錯誤與改寫性錯誤區分開來，但各自確切的根源難以辨別，因為這兩類錯誤都可能是由于文獻研究中缺乏知識和方法上的缺陷造成的。 同時，盡管理解性錯誤和還原性錯誤的原因都與知識缺陷有關，但理解性錯誤可歸因于語言及語言外知識的缺陷(注意力分散、邏輯分析能力差或缺乏動機等)，而改寫性錯誤則主要歸因于語言知識的缺乏(對書面文體掌握不足、詞匯缺乏或尋找適當術語的方法欠缺)。

Delisle[5]31使用“欠缺”一詞來表達“錯誤”，并將其區分為語言錯誤和翻譯錯誤，指出語言錯誤是“譯文中缺乏目的語語言知識有關的錯誤”，而翻譯錯誤則是“由于錯誤解讀原文本片段而在譯文中產生的錯誤，通常會產生的錯誤有錯譯、反譯及無意義”。 具體語言錯誤和翻譯錯誤的分類如表2 所示。

表2 Delisle 的翻譯錯誤分類法

Kussmaul[22]也提出了對翻譯評估的觀點，并根據文本的交際功能、譯文作用和其接受者來評價翻譯。 Kussmaul 認同Pym[21]283關于非二元錯誤的觀點，即應關注非二元錯誤的問題，認為在確定翻譯錯誤時，應考慮其在每個特定情況下的交際效果，即錯誤的程度，因為一個詞語錯誤也可能會扭曲整個文本的意義。 Kussmaul 基于“足夠精準”的原則，將翻譯評估分為五個方面，包括文化適宜性、情境適當性、言語行為的適當性、詞匯錯誤以及語言錯誤。

Hatim ＆ Mason[1]178認為，準確定義翻譯錯誤需要基于整個語篇來考慮，并提出了三種錯誤類型:符號學錯誤、語用學錯誤、語域錯誤，認為即使錯誤是在某些文本或語境產生的，其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所有其他領域的文本。 因此，他們指出有必要擴大對翻譯錯誤的研究，并采用更加細致的模式對語境進行分析來識別、分類和解決翻譯錯誤。 同時指出，“錯誤”一詞應僅限于House[13]105所說的明顯錯誤，即語言錯誤。 在其余情況下，則是對譯者選擇范圍的相對可接受性做出判斷。 雖然這個過程很難完全客觀化，但專業譯者之間可以就各種可選譯文的適用性達成共識，尤其是在委托人、譯文目的和目標讀者已經確定的情況下。

四、 結論

文章梳理了國內外學者針對翻譯錯誤研究提出的理論和結論，詳細介紹了不同學者在分析翻譯錯誤時所采用的方法。 學者對翻譯錯誤提出了不同定義，采用多種分類方式劃分了翻譯錯誤的類型，如“語言過失”和“翻譯過失”[5]31等。 進入20 世紀后，翻譯學迎來新的蓬勃發展，國內外學界對翻譯錯誤理論的探討也更加深入和細致，我們也將在后續的研究中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