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信貸、財政補貼對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

王一凡， 劉子玉， 劉 諾， 陳 雨

（安徽大學， 安徽 合肥 230601）

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 研究背景

新能源汽車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對該產業從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方面進行了大力扶持。在金融政策方面，國家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新能源汽車相關企業提供綠色信貸，促進新能源車企創新；在財政補貼方面，從2009 年出臺《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首次啟動國家節能和新能源汽車示范工程。前后經過6 年的試點運行，中國新能源汽車補貼從2016 年起進行了全國實施，并不斷以推動技術發展為目標進行補貼細化，并且逐年退坡。

1.2 研究意義

首先，綠色信貸、財政補貼對新能源汽車企業技術創新具有一定作用。多數學者已經認識到政府和金融市場的資金支持對技術創新的作用，但現有文獻大多是從宏觀角度（如省際層面）進行單一方面的分析，本項目將從微觀角度即新能源汽車企業的角度，將政府與市場結合起來分析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為后續其他戰略新興產業制定金融政策和財政補貼政策提供建議。汽車產業綠色轉型升級離不開企業對綠色創新的持續投入和有效產出，離不開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補貼培育。將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結合起來，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綠色信貸政策可以充分發揮金融杠桿，為新能源汽車產業提供良性貸款，從而發揮市場導向棒的作用，引導資金流向綠色低碳、環境友好的產業，促進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從而達到源頭降碳的目的；而財政補貼則起到培育新能源汽車產業，促進國內新能源車企不斷加大技術投入，完善產業鏈的作用。

2 文獻綜述

2.1 綠色信貸與企業創新效率

隨著“雙碳”目標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發展綠色信貸以及綠色信貸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效率逐漸引起學者的關注。Eric Cowan[1]分析了環境融資在特定的現實情況下可以做出什么貢獻，并認為應該設計實用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環境保護工具，主張建立地方和部門環境基金和小規?？山灰着欧旁S可證市場，將主動權更多地歸還給市場。魏天磊[2]從宏觀視角分析了我國綠色信貸發展現狀，論證了綠色信貸對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作用及未來發展潛力。陳月華[3]對從商業銀行視角研究了綠色信貸風險較大而利潤較低、商業銀行缺乏完善的組織機構和技術人才、制度保障機制和相關法律建設滯后以及綠色信貸的信息溝通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并探究了未來商業銀行發展綠色信貸的路徑。史云[4]對我國綠色信貸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設計實質性政策激勵機制、增強銀行綠色信貸投放意愿、加快創新綠色信貸融資模式、拓寬金融服務范圍等建議。

綠色信貸在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的同時，對社會資金流向也起到了導向作用。在綠色信貸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多數學者也逐漸開始探究綠色信貸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蒲麗娟[5]運用雙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綠色信貸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綠色信貸對企業申請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有顯著促進作用，對企業申請綠色發明專利則無顯著影響。Mohammed Ananzeh[6]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PLS）的結構方程建模（SEM）評估了綠色信貸在提高企業環境績效方面的作用，并認為理解綠色信貸、企業社會責任、技術創新和綠色環境績效之間的動態關系至關重要，綠色信貸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由明磊[7]選取了2012—2021 年間的A 股上市144 家新能源汽車企業的相關數據，來研究綠色金融對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并發現綠色信貸對新能源汽車企業的創新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在相同綠色信貸的支持水平上，東西部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效率有著顯著差異，整車制造企業和非整車制造企業間的創新效率水平沒有顯著差異；陳小雪[8]以補貼退坡政策作為實證檢驗中的調節變量，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了補貼退坡政策的實施對綠色信貸對創新績效具有增強效應。張晨[9]基于資源稟賦和創新補償理論，分析了綠色信貸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并從技術門檻和補貼額度視角探析退坡政策對綠色信貸和創新效率關系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綠色信貸的穩步促進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存在積極促進作用。

2.2 財政補貼與企業創新效率

在補貼退坡政策背景下，我國學者逐漸聚焦于財政補貼對新能源汽車企業效率的研究。如林瑋鵬[12]運用PSM-DID 模型實證檢驗了政府財政補貼退坡對相關公司企業績效的影響，驗證了財政補貼退坡有助于新能源汽車產業企業績效提升，且在不同產權性質、不同投資能力、不同融資能力、不同研發能力的企業之間影響的效果不同；郭佳[13]利用雙重差分模型研究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實施時和補貼退坡實行后對新能源汽車產量的影響，得出了補貼政策退坡確實對新能源汽車的銷量產生了負向影響，而且補貼退坡對純電動汽車的影響更為明顯的結論。李朋林[14]以2014—2019 年的中國滬深A 股新能源汽車產業上市公司數據為基礎，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法和門檻模型對新能源汽車產業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得出新能源汽車產業政府補貼與技術創新效率之間存在著雙門檻效應，且存在最優補貼區間的結論。周海燕[15]選取2009—2022 年我國新能源汽車企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運用計量方法對財政補貼與企業創新研發活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驗證了財政補貼對企業創新研發投入和創新研發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朱自超[16]以2011—2017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上市企業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第一，財政補貼與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呈現倒U 形關系；第二，財政補貼通過促進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進而對經營績效產生正向影響。

2.3 企業創新效率測度

對于企業創新效率的研究，國外研究對創新效率提及較少，多表述為R&D 效率。國內對企業創新效率研究較為廣泛，但對創新效率的衡量標準并不統一，目前國內學術界測度研發效率的方法主要包括隨機前沿模型（SFA）和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如韓斌[17]在剔除環境因素對企業創新效率影響的基礎上，采用三階段DEA 模型分析新能源汽車上市企業創新效率,并從企業自身特征角度,采用Tobit 模型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謝雪鈺[18]選取2010—2019 年我國22 家新能源汽車企業的面板數據，將三階段DEA 模型和Malmquist 指數法相結合，對企業創新效率進行測度。王楊坤[19]采用用DEA 方法對中國24 家新能源汽車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測度和分解，發現整體技術創新效率偏低主要原因是純技術效率偏低。同時部分學者也采用超效率SBM 模型進行創新效率測算，如劉軍航[20]利用SBM模型分析了2016—2019 年長三角地區上市企業的綠色創新效率，得出了綠色創新活動第一階段績效發展呈倒U 型，企業綠色創新投入成為綠色專利階段的轉化效果比綠色專利作用于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及營業利潤的轉化效果好的結論。

2.4 文獻評述

縱觀已有研究成果，發現如下問題：現有研究多將退坡政策和綠色信貸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為兩個維度進行分別研究，對退坡政策背景下綠色信貸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影響效果的變化關注較少。因此綠色信貸、退坡政策和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三者關系有待進一步檢驗；目前國內多通過仿真模擬方法對退坡政策效果進行分析，此類方法會導致具體參數的主觀性和模糊性較強，缺少真實數據對結果進行驗證。本文將綠色信貸、退坡政策、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三者納入統一理論框架，從創新補償理論角度探究綠色信貸對企業創新效率的作用路徑，從而明晰三者的作用關系。本文以微觀企業層面出發，通過實證檢驗，研究退坡政策下財政補貼、綠色信貸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用，進而為后補貼時代推動新能源汽車企業持續穩健發展提供可行思路。

3 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政策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分析

3.1 綠色信貸影響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效率的機理分析

3.1.1 綠色信貸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并降低融資成本

綠色信貸政策對滿足條件的新能源汽車企業采用優惠信貸政策，配置專項信貸規模，支持激勵金融機構以較低的利率為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可以改善企業債務融資期限結構，并有效降低其融資成本，拓寬企業綠色轉型的融資路徑。從資金集聚來說，企業價值創造的能力取決于其獲取和利用資源的能力，相應的，其創新績效也與資源獲取利用能力息息相關[21]。目前我國大部分新能源企業擁有的金融資源比較有限，尤其是規模有限的民營新能源企業大多存在融資困難問題，當新能源汽車實施綠色信貸時，基于環境信息的資金配置機制，能夠借助綠色信貸具有的資金傳導效應，改變金融資源的流向，對新能源環保產業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吸納資金向綠色環保企業流動聚集，更高效地吸納社會資本，這種可持續的資金投入對創新產出意義重大。對于高污染能耗企業提高信貸成本，引導金融市場資金從“兩高”企業流向環保企業，進行創新研究所能利用的資金便也隨之增加，從而為新能源汽車企業技術創新營造良好環境。

綠色信貸除了可以為企業綠色創新項目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外，還可以為其提供間接的資金支持。綠色信貸政策向市場傳遞了政府支持經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信號，使利益相關者為綠色企業的綠色項目運營提供資金和商業信用，吸引更多社會資源流向綠色產業和綠色企業，促使企業可以將更多的內部資金及其他外部融資方式獲得的資金用于綠色創新項目，進而推動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

3.1.2 綠色信貸對新能源汽車企業具有進行綠色創新的正向激勵

在綠色信貸政策背景下，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尤為重要。綠色信貸作為一種環境規制，通過波特假說的創新補償效應，能刺激新能源車企為降低成本而進行綠色技術開發，提升研發效率。根據《綠色信貸指引》，銀行在開展綠色信貸業務時，會將企業的環保水平和環境表現納入信貸評估標準中，綠色信貸政策在資金供給環節將環境保護的正外部性內部化，對于新能源汽車企業來說，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企業更加符合綠色信貸的要求，更容易獲得綠色貸款，為獲取持續、更多、更優惠、穩定的綠色信貸資金支持，會不斷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改善自身生產方式，提升對綠色生產技術的要求，從而綠色信貸幫助新能源車企降低融資成本，同時為了更好的資金支持，企業又會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綠色信貸的風險管理能夠提升新能源車企公司治理能力，從而節約新能源車企創新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提升創新效率。因而綠色信貸對于新能源企業具有進行綠色創新的激勵。

在外界看來，擁有綠色創新產品或者獲得綠色信貸的企業具有較高的“綠色”屬性，能提升企業聲譽和企業價值，從社會層面吸引更多社會融資，間接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綠色信貸通過對企業資金的支持與約束，激勵企業將會提高對自身技術要求并不斷創新發展以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過程相互促進，因而綠色信貸對于新能源企業具有進行綠色創新的正面激勵。

基于此，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1：綠色金融對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具有積極作用。

3.2 財政補貼影響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效率的機理分析

3.2.1 提高企業的研發投入

對新能源汽車企業而言，財政補貼可以降低產品銷售價格，提高市場需求，增加企業市場銷售額，從而增加企業收入，更有動力推進新技術的應用和傳播。提高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研發投入。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力度，提高企業在行業內的競爭力，競爭不僅提升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也促進了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使新能源汽車行業得以快速發展

3.2.2 激發市場創新和開拓

財政補貼可以促進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快速發展，增加市場銷售額。推動新能源汽車行業從傳統燃油汽車向新能源汽車轉型，而市場需求的變化會促進企業改進和創新產品，通過滿足消費者的購車需求，擴大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規模，從而提高了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占有率。增加新能源汽車的出行安全性、舒適性、智能化水平和便捷性，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意識和需求，進一步推動新能源汽車的創新。

3.2.3 鼓勵資本的積極進入

政府的財政補貼可以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和增加企業收入，從而減低投資完成回報周期，提高企業的收益率，從而吸引更多資本進入新能源汽車產業。提高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占有率，擴大汽車市場空間和份額，使得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市場規模更加龐大。這將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新能源汽車市場，以獲取增加資本收益的機會和創新潛力?？梢蕴岣咝履茉雌嚨氖袌稣加新?，擴大汽車市場空間和份額，使得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市場規模更加龐大。這將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新能源汽車市場，以獲取增加資本收益的機會和創新潛力。財政補貼可以帶動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下游及關聯領域的發展，涉及新材料、新能源裝備、智能網聯汽車和能源互聯網等諸多新的投資領域。各類交通工具的換電和充電站建設，以及新能源汽車運營維護等方面的投資也獲得了關注和資本支持，從而推動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創新，不斷激發市場活力，推動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

基于以上論述提出基本假設H2：財政補貼能夠有效促進新能源汽車企業的創新效率水平提升。

3.3 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的協同影響

綠色信貸的穩步推進對新能源車企創新效率存在積極的促進作用。綠色信貸政策配置專項信貸規模，對滿足條件的新能源汽車企業采用優惠信貸政策，以較低的利率為環保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同時對高污染企業增加融資約束，綠色信貸的政策傾斜引導金融市場資金從“兩高”企業流向環保企業，改變金融資源的流向，增加了研發投入。并向市場傳遞支持經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信號，吸引更多利益相關者投入相關資源。同時通過對企業資金的支持與約束，刺激新能源車企為降低成本而不斷進行綠色技術開發創新，提升研發效率。另外通過信息的共享，引進市場監督作用，使得企業有更豐富的渠道向外界傳遞信息，實現各主體間的信息噪音，企業同時接受市場監督，不斷完善其管理機制。

財政補貼政策針對性較強，有力地降低了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制造成本，方便新能源汽車行業制造者擁有更多資金投入產品研發階段,大大提高新能源汽車的創新能力，促進生產者持續推出新產品以滿足廣闊的市場需求，一些本身擁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和較好的發展前景的企業，更容易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不斷提高產業創新能力。

但是，同時施行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政策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下、扶持重心偏移等問題的出現，對于激勵企業提高創新效率反而出現了1+1＜2 的情況。綠色信貸政策傾向于將資金投放到低污染、低能耗企業，采取傾斜與資金扶持相結合的模式，同時補貼政策具有資金規模的有限性和無償性，重點在于一些高質量創新，當二者共同作用時，會出現有些企業為了獲利，暗箱操作，實行騙補，導致資金流向的錯誤，并相互作用機制不完善，沒有相關措施在其中做協調配合，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均。只有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的協調配合，才能實現對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發展的激勵最大化。而補貼退坡政策的實行，能夠使綠色信貸政策發揮更好的作用，退坡政策是調節政府補助的重要手段，并能與新能源汽車企業的綠色信貸緊密配合，反映政府對于創新技術的需要和鼓勵，利用資源配置功能，“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推動綠色信貸對企業創新的進一步支持。因此補貼退坡政策對綠色信貸與新能源汽車企業創新績效關系有正向的調節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基本假設H3：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兩者共同對新能源汽車企業會有抵消作用，退坡政策下，綠色信貸可以更好地發揮創新激勵作用。

4 實證分析設計與數據來源

4.1 樣本和數據來源

本次分析選取了2012—2022 年A 股上市48 家新能源整車企業的有關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選定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對車企創新效率的影響。以2012 年作為節點是因為銀監會于2012 年發布《綠色信貸指引》，明確了綠色信貸種類，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和綠色信貸體系。所選樣本的創新水平（L）、財政補貼（F）、企業規模（R）、運營能力（O）指標數據來源于同花順iFind，綠色信貸規模（G）指標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并且剔除了ST、*ST 股票。

4.2 變量設計與選取

4.2.1 企業創新效率水平

以L 代表創新效率水平。企業創新效率水平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企業發展潛力，也可以代表企業生產中的科技水平，較高的創新效率水平可以有效地增強企業產品的競爭力，提高企業生產效益。新能源汽車作為國家戰略行業之一，其創新效率水平對我國新能源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參考陳小雪和張晨的研究將企業創新投入與年末經營利潤的比值作為企業創新效率的指標，比值與企業創新效率水平具有正向關系。

4.2.2 財政補貼

以F 代表財政補貼。自2009 年發布《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對新能源車企進行財政補貼，補貼范圍從局部到全體、從公共范圍向私人領域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至2022 年我國對新能源車企的財政補貼規模近1 500 億元，目前我國已進入退坡政策階段，對新能源車企的財政補貼有所減少。財政補貼降低了企業融資門檻，對新能源車企提高創新效率具有重要激勵作用。

4.2.3 綠色信貸

以G 代表綠色信貸。2012 年銀監會發布《綠色信貸指引》明確了綠色信貸補貼種類和范圍，完善了銀行綠色信貸監督管理和信息披露機制。鑒于目前多數車企未公示企業融入的綠色信貸規模，導致無法獲取準確的2012 年至2022 年樣本企業的綠色信貸數據，企業總貸款額度（SG）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企業綠色信貸規模，參考陳小雪的研究，考慮按貸款資金的實際應用，將新能源車企長期借款總額（G）作為企業的綠色信貸的替代變量，為提高企業獲得綠色信貸的準確度，做了如下處理:

1）選取樣本的企業的主營業務要為新能源汽車相關業務；

2）將混動車（HEV）、插電式混動車（PHEV）、電動車（EV）、燃料電池車（FCV）都確認為新能源汽車；

3）綠色信貸多用于長期資金周轉，因此選取企業的長期借款總額為依據。

4.2.4 控制變量

由于影響企業創新效率水平的因素眾多，為確保模型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引入企業內部因素作為控制變量（C）。企業的內部管理機制對企業經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良好的內部管控可以有效地提高企業創新效率水平，增加企業經營效益，同時可以為企業帶來良好的信譽水平，有利于企業獲得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因此選取企業規模（R）和企業運營能力（O）作為控制變量，分別用企業年末凈利潤和凈資產周轉率作為代替指標。數據均來自同花順iFnd企業財務表所披露的信息。其變量名稱及其定義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4.3 模型選取與構建

本文基于A 股上市新能源整車企業相關數據，建立如式（1）所示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式中：Lit為新能源整車企業創新效率水平，i為企業；t為年份；核心解釋變量為企業獲得的綠色信貸規模Fit和財政補貼規模Git；α1和α2分別為兩者的影響系數，同時也是模型分析所關注的核心參數；Rit為企業規模；Oit為企業運營能力；α0為常數項；vi為個體固定效應；eit為殘差項，將企業規模（R）和企業經營能力（O）的數據進行加總處理后表示為控制變量。

參考由明磊和許藝煊的研究，為研究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兩種創新激勵政策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協同作用，在原模型中加入綠色信貸規模（G）和財政補貼規模（F）的交互項，為兩項激勵政策的協同效用系數，如果系數為正且顯著，則表示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的聯合作用對創新效率有額外的促進效果。構建如式（2）所示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4.4 實證研究

4.4.1 描述性統計

表2 為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企業創新效率水平的標準差為4.18，最大值為31.01，最小值為0.00，說明我國新能源整車企業創新效率差異較大；財政補貼平均值為3.93，標準差為3.7，表現出各企業所獲得的財政補貼規模具有較大差異；綠色信貸最大值為16.82，最小值為0.00，中位數為0.5，標準差為6.02，反映了各企業獲得的綠色信貸規模呈左偏態勢，且企業間差異較大；凈資產周轉率平均值大于1，反映了樣本企業具有良好的運營能力及償債能力。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4.4.2 單位根檢驗

表3 顯示了在LLC、ADF、PP 三種檢驗方式下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示在5%的水平下顯著，原假設為變量存在單位根，經過檢驗可知，變量均不具有單位根，數據具有較好的平穩性。

表3 變量單位根檢驗

4.4.3 回歸分析

利用Eviews7.0 對模型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 和表5 所示。

表4 變量回歸分析

表5 模型回歸分析結果

由檢驗結果可以得知：其中Prob（F-statistic）在5%的水平下為0.000 000，說明模型是準確的；調整后的決定系數Adjusted R-squared 檢驗結果為0.700 878，說明回歸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

使用匯總最小二乘法（Pooled Least Squares）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顯示，財政補貼（F）對創新效率（L）的影響系數為32.234 5%，有顯著正向影響，驗證假設2 為正確的，財政補貼變動一個單位，會引起企業創新效率32.234 5%的變化；綠色信貸（G）對創新效率（L）的影響系數為17.353 9%，也有顯著正向影響，驗證假設1 是正確的，綠色信貸規模變動一單位，會引起企業創新效率水平發生17.353 9%的變化。但交互項（F*G）的系數為負，說明在同時考慮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時，它們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抵消效應，因此同時施行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政策并不會激勵企業提高創新效率，反而會出現資金利用效率低、扶持重心偏移等負面效應，驗證假設3是正確的。企業規模（R）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系數為-0.001 696，企業規模對企業創新效率存在不顯著的負向影響，在技術創新管理方面，大企業比中小企業更容易出現低效率的問題。企業運營能力（O）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系數為0.515 614，具有正向影響效應，企業運營能力增強可以提高企業創新效率水平。

綜上所述，企業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的影響系數都為正數，增加對新能源車企的財政補貼或綠色信貸規模都將可以激勵新能源車企提高企業創新效率水平，但同時增加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并不能夠有效提高企業創新效率水平，因此在退坡政策下，綠色信貸可以有效發揮創新激勵作用。

4.4.4 穩健型檢驗

穩健性檢驗常采用替換變量、補充變量、分樣本回歸、改變樣本容量等方法來檢驗模型與變量是否具有穩健性。本文采用替換變量法和改變樣本容量法進行穩健型檢驗。

替換變量法：將G 替換為貸款總額（SG），為減少波動，將SG 進行取對數處理，對模型再次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6 所示。

由表6 可知，用貸款總額代替企業綠色信貸規模，貸款總額（SG）對創新效率水平（L）的回歸系數為0.920 409，仍呈現正向關系，即增加綠色信貸會推動企業創新水平的提高。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余控制變量回歸系數與原系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說明模型較為平穩。

改變樣本容量法：采用改變樣本容量的方法，剔除部分企業創新效率（L）較低的樣本，保留40 個樣本，再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7 所示。

由表7 可知，財政補貼（F）對創新效率水平（L）的回歸系數為0.371 998，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余控制變量回歸系數與原系數基本保持一致，說明模型較為平穩。

5 結語

目前我國新能源整車企業銷量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但仍處于新技術攻堅階段?；A設施不健全、續航能力短等缺陷將在較長期阻礙新能源汽車的推廣，因此企業應不斷增加創新投入，提高創新效率水平，針對短板問題研發新技術。在退坡政策的現實下，綠色信貸將會代替財政補貼對企業的創新激勵效用，將扶持資金來源從政府機構轉向金融機構，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對新能源整車企業都具有創新激勵效應，但綠色信貸具有資金流通性更強、覆蓋范圍更廣、利用效率更高的獨特優勢，并且綠色信貸能夠更準確地反映企業信用水平。本文將綠色信貸、財政補貼和新能源整車企業創新效率納入統一研究體系，以2012—2022 年A 股上市48 家新能源整車企業為樣本數據，研究綠色信貸、財政補貼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效用，并引入綠色信貸和財政補貼的交互項，分析兩者同時實施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單獨采取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對新能源整車企業的創新效率都具有正向激勵作用。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降低了車企融資門檻，同時為企業提供信用擔保功能，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新能源汽車領域，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資金支持；綠色信貸的監督管理機制和信息披露機制不斷完善，倒逼企業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促使資金合理配置。

2）同時采取財政補貼和綠色信貸對新能源整車企業的創新效率不具有顯著激勵作用，反而會降低企業創新效率水平。兩種政策同時實施可能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下，部分企業為騙取補貼而采取違規操作，使得資金分配不均；因此退坡政策下，財政補貼不斷減少可以提高綠色信貸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激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