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承諾:農村移風易俗的關鍵節點
——基于涼山州L縣的實證案例

黃 禹 鑫

(四川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作為非正式的文化制度和社會規范,傳統風俗應當在維護鄉村社會穩定中正確發揮自身功能。然而近年來,各地頻現的異化風俗如天價彩禮、薄養厚葬、人情攀比等,卻為鄉村治理帶來諸多挑戰。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又要鑄魂”[1]231。因此,推進移風易俗,改造陳規陋習,是“鑄魂”的應有之義,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

對于如何推進移風易俗,學者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主張外源力量助力。學者認為這種外源力量主要是指黨和政府的正式制度輸入[2],以促進社會公共規則與傳統風俗規則的互動融合[3]。而除正式權力主體外,也有學者強調社會力量的作用發揮,認為在移風易俗中需要促進各級各類社會組織的參與,構建共治格局[4]。另一方面,倡導內生力量培育。其中,一是發揮本土精英的帶動作用。學者指出通過培養知法懂理的現代法理型鄉土精英,為群眾作出榜樣示范,以此引導他們學習、遵守規則[5]。二是運用教育手段的改良作用。學者認為在民族地區,群眾本身的素養直接影響對于移風易俗的認知,因此需要以高質量的教育促進群眾的素質提升與思維轉換[6]。

總體來看,既有研究根據外源主體和內生主體的不同定位所衍生的實施路徑為移風易俗提供了有益視角,但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學者雖然提出了推進移風易俗的方法,但并不能解釋這些方法是如何改造陳規陋習,缺乏對方法為何有效的機制分析。因此本文試圖在研究視野上進行拓展。在有關制度變遷的理論解釋中,關鍵節點是關于制度變遷原因的理論,歷史制度主義指出,當存在“關鍵節點”時,制度變遷才會發生[7]76。受此理論啟發,本文將在關鍵節點理論視閾下,結合實證案例,探討農村移風易俗中充當關鍵節點的制度安排及其作用機制,并總結推進移風易俗的實施條件。

一、關鍵節點理論構建

對于“什么是關鍵節點”,目前學界并未達成完全共識,但在已有的概念釋義中,有兩種釋義具有代表性。一是從變化的層面出發,認為關鍵節點是一個顯著變化并能夠引發制度變遷的時期[8]。二是從主體的層面出發,認為在關鍵節點內,行為者的選擇影響制度走向的可能性得到大幅提高[9],強調了作為制度變遷參與主體的人的重要性?；谏鲜鰞蓚€層面的釋義,對于關鍵節點的分析應當著重關注變化、行為者和選擇三個要素,它們為解釋關鍵節點形成條件奠定了基礎。因此,筆者認為關鍵節點可以定義為“由行為者做出特定選擇而引起制度變化的時期”。

既然已經明確關鍵節點的存在會引起制度變遷,那么對于關鍵節點,需要如何進行考察,即理論構建的第二個問題,關鍵節點的分析框架。對此,經科列爾夫婦、斯萊特、西蒙斯、索弗等學者的探索,已經構建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理論模型[10]。筆者通過對相關理論的梳理,在本文中將對關鍵節點從“允許條件、生產條件、運行結果、臨界前因、再生機制”五個方面予以分析,如圖1。

圖1 關鍵節點的分析框架

一是“允許條件”。允許條件是指那些改變基本環境而使制度變遷更可能發生的因素或條件[11]。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確立后,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制度能夠不斷自我強化并按照慣性趨勢延續下去,形成路徑依賴[7]71。而允許條件的存在,則會直接或間接削弱制度中維持路徑依賴的因素,從而大幅增加制度變遷的可能性。因此,允許條件解釋的是能否產生關鍵節點的問題。

二是“生產條件”。根據索弗的論述,如果說允許條件只是標志著一個機會,那么生產條件的存在,就表明制度的變遷已經開始[11]。因此,生產條件是指直接導致制度變遷的因素或條件,其解釋的是怎樣產生關鍵節點的問題。結合上述對關鍵節點的內涵分析,行為者做出的選擇能夠引起制度變遷。所以,生產條件在實踐中可以視為行為者的相關行動。但需要注意的是,生產條件必須在允許條件所限定的可能性空間內運行,若沒有允許條件來放松路徑依賴,單靠生產條件是不足以產生變化的。

三是“運行結果”,即關鍵節點最終所產生的影響。運行結果的出現,依賴于允許條件和生產條件的共同作用,也表明關鍵節點的形成。此時,新的制度已經建立。

四是“臨界前因”,即關鍵節點產生之前的因素或條件。學者認為,臨界前因能夠與關鍵節點期間的因素以因果順序結合在一起,進而推動結果的產生[12]。因此,其解釋的是關鍵節點為什么產生的問題。具體來看,它可以作用于允許條件和生產條件,并與關鍵節點的運行結果相聯系。

五是“再生機制”。一個關鍵節點之所以是至關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產生的結果和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下去[11]。要達成這一目的,則需要再生機制的參與。斯萊特和西蒙斯認為,當關鍵節點形成后,促進結果產生的條件會逐漸消失,此時能夠保持結果繼續存在的因素就是再生機制[12]。而當它不存在的時候,則會引發新的關鍵節點和制度變化。因此,再生機制是一個完整的關鍵節點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案例選擇

本文選取四川省L縣高價彩禮治理作為研究對象,選取該案例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方面,高價彩禮治理是推進農村移風易俗的重點內容,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另一方面,L縣屬于少數民族聚集區,其高價彩禮具備歷史慣性和路徑依賴特點,影響更深,治理難度更大。但其治理成效明顯,尤其是通過強制承諾這一制度安排形成移風易俗的關鍵節點上具有個案典型性。因此,選擇L縣高價彩禮治理案例,有助于提煉和總結在推進移風易俗的過程中,如何尋找打破路徑依賴,形成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即著眼于傳統風俗改造的過程分析,而不是結果分析。

(二)數據來源

為保證數據的科學性與準確性,本文選取L縣的8個行政村分別進行了實地調研,并采用多種調研方式、渠道獲取數據資料:

首先,開展集中座談和單獨訪談向黨員干部、公職人員了解情況,共訪談相關人員20余人,了解了承諾制度在各行政村的整體推進落實情況。根據訪談材料,8個行政村中有5個村已全面建立治理高價彩禮的強制承諾制度,而余下的3個村正在推行該制度。其次,在得到各行政村公職人員協助配合的基礎上,通過直接查閱檔案文件的方式獲取相關材料。其中包括L縣關于推進移風易俗及治理高價彩禮的條例細則與實施方案共計6份、各行政村關于紅白喜事(婚喪嫁娶)的村規民約共計8份以及婚嫁彩禮與移風易俗承諾書。此外,資料還涉及一些史學文獻和媒體報道等。最后,采用入戶走訪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共調研普通居民20余戶,問題設置主要圍繞彩禮問題、參與情況、治理成效、作用發揮等方面展開,知悉了群眾對于承諾制度這一治理措施的意見。

總的來看,獲取的數據資料覆蓋了L縣高價彩禮治理的全部參與主體與實施過程,在下文中,筆者將結合這些數據,進一步分析承諾制度為什么能夠成為L縣移風易俗的關鍵節點。

(三)數據分析

本文在分析數據時,采用了扎根理論這一研究方法。通過對數據進行“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的三級編碼,逐步從案例中獲取構建關鍵節點框架的概念和范疇。

1.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在不做理論預設的情況下,將調研數據通過逐字逐句編碼概念化和抽象化,逐步得出概念和范疇,為理論構建打下基礎[13]。經過編碼,本研究得到32條相對獨立的初始概念(見表1)。

表1 開放性編碼分析

2.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將開放性編碼得到的初始概念進一步提煉,合并意義相近或相似的范疇,并梳理各范疇間的內在關聯[14]。最終,本文在32條初始概念的基礎上提煉出15個副范疇,并進一步歸納出8個主范疇(見表2),分別是強制承諾制度、彝區彩禮傳統、外部環境因素、內部驅動因素、黨建引領、社會組織中介效應、村民主體、保障措施。

3.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是發掘核心范疇,并分析其與其他范疇的聯系,進而構建理論模型的過程[15]。在對主軸編碼的各范疇進行比較分析后,結合前文所構建的理論框架,本文所確定的核心范疇為“作為移風易俗關鍵節點的強制承諾制度”。圍繞該核心范疇,在各主范疇中,彝區彩禮慣性是強制承諾制度的臨界前因,外部環境因素與內部驅動因素是強制承諾制度的允許條件,“黨建引領+社會組織中介效應+村民主體”是強制承諾制度的生產條件,而保障措施則是確保強制承諾制度的結果和影響能持續存在的再生機制(見表3)。

表3 作為移風易俗關鍵節點的強制承諾制度

三、對關鍵節點的解釋

結合前文所述,本文已構建強制承諾制度作為農村移風易俗關鍵節點的框架,對于各部分內容的具體闡釋如下:

(一)強制承諾的臨界前因:彝區彩禮慣性

作為彝族傳統風俗,彩禮是彝族婚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彝族創世史詩《勒俄特依》中記載的“石爾俄特尋父故事”,彩禮起源可以追溯至母系氏族時代,此后經過多年發展,彩禮已成為彝族社會姻親雙方約束婚姻、友好交往的象征[16]。但在彝族家支傳統習慣法中,彝族社會等級森嚴,其婚姻的基本原則是:“民族內婚、家支外婚、等級內婚”,即不與外族通婚,而與同等級的不同家支通婚,這一原則在傳統社會時期長期保持。改革開放以來,傳統婚姻原則寬松了許多,不同民族與不同等級之間的“異類相通”已經可以實現。但就不同等級的家支來說,地位差距依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以便逐漸產生了通過彩禮填補等級差距以達成平衡的做法。其實質在于男方“經濟資本”與女方“家支資本”的兌換[17]。

因此,L縣高價彩禮的主要成因并不是源于短期內追求利益或者相互攀比,而是在傳統習慣法的作用下長期演變的結果,具有強大的歷史慣性。這一慣性的存在決定了彩禮問題的解決并不能單純依靠以往那些勸導型、呼吁式的政策和措施,而是需要“強制性”的參與,因為在歷史制度主義看來,打破制度均衡造成舊制度體系崩潰的主要因素往往來自外部環境,并且大多是非柔性的[18]。所以,彝區彩禮慣性為強制承諾的實施提供了臨界前因。

(二)強制承諾的允許條件

根據關鍵節點理論,在其起點必須由允許條件來松動舊制度的路徑依賴,進而為生產條件的運行提供可能。在L縣的案例中,存在的允許條件有兩個,分別為來自政府層面的外部環境因素和來自村民自身的內部驅動因素,它們為強制承諾的實施提供了前提。

1.外部環境因素

自黨的十九大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及農村工作會議均明確強調農村移風易俗工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涼山地區時,也曾重點強調了當地的移風易俗工作。這些都是來自上級權力主體的政治壓力。作為權力的作用方式,壓力是指權力主體運用權力對權力客體形成一定的強制形勢,從而按照權力主體的意志作出行為選擇。而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打破路徑依賴存在可能[7]71?；诖?政治壓力作為一種外部環境因素,能夠由上級權力主體引導進行自上而下傳遞,并削弱舊制度的運行。所以為響應上級政府的政治壓力,L縣緊扣高價彩禮所導致的系列問題,把治理高價彩禮作為移風易俗的重要內容,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強制承諾這一繼續向下傳遞壓力的措施。

2.內部驅動因素

就內部驅動因素而言,一是高價彩禮所帶來的消極影響。L縣所在的四川省涼山州作為農村高價彩禮的重災區,近十年彩禮一路飆升。據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之前,涼山州彩禮增長總體趨勢平穩,并且彩禮數額也在大多數村民可接受范圍的之內,不會為家庭造成嚴重經濟負擔。但是自2010年左右開始,彩禮數額開始急劇增長,十年里,已經從2010年的10萬元左右增長到了2020年的50萬元左右。常態化的高價彩禮為群眾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導致當地因婚致貧的現象屢見不鮮。此外,因彩禮所產生的矛盾糾紛也嚴重破壞農村的穩定秩序,形成社會治理的困境。因此,這些消極影響要求必須采取措施抑制高價彩禮。

二是村民對彩禮認知的變化。雖然L縣的彩禮受制于當地的傳統因素,但隨著社會發展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彩禮的傳統觀念逐漸發生轉變。筆者在同所調研村的村民交流時發現,很多村民在婚嫁時開始更多地關注男方本身的素質,而不是其所能支付彩禮的高低,彩禮越高并不等同于婚后的生活就越好,正如有村民所說“我的女兒嫁的是幸福,而不是彩禮”。因此,觀念轉變也削弱了L縣高價彩禮的路徑依賴,為制度變革創造了機會。

三是原有治理措施的固有缺陷。其一,參與主體單一。治理措施的制定、實施、評價等環節僅由村支部、村委會這些正式領導力量來完成,沒有充分發動村民大眾與其他非正式領導力量,從而導致他們缺乏參與的積極性,組織效率較低。其二,內容缺乏剛性。根據筆者搜集到的材料,L縣過去針對高價彩禮所采取的措施,其內容主要是以勸導性、呼吁性的條例為主,沒有抓住彩禮數額這一關鍵問題,且欠缺實質性的激勵措施。因此,導致治理措施不具備強制性和關鍵性,難以打破傳統彩禮風俗的歷史慣性。

(三)強制承諾的生產條件

由于生產條件解釋了關鍵節點的產生,并且其在實踐中等同于行為者的相關行動,因此在L縣的案例中,需要關注強制承諾制度的實施過程以及其中的參與者。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本文歸納出三類主要參與者,即作為引領者的村黨組織、作為協調者的社會組織以及作為基礎主體的村民。根據關鍵節點理論,他們都是制度建立的載體,其行為具有關鍵性[19]。

1.黨建引領

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所有農村組織中最具引領力的組織,能夠憑借其廣泛的代表性和卓越的組織能力充分調動其他主體的積極性[20]。在L縣各村的彩禮治理中,村黨組織通過直接引領與嵌入引領相結合,有效凝聚村社會組織與村民大眾的合力,進一步推動強制承諾制度在基層實踐中的落地實施。

一方面,以直接引領的方式,充分發揮村支部、黨小組在推動承諾制度落實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一是承接上級黨委政府的政治壓力,結合行政村實際情況,擬定承諾制度的初步實施細則,并做好所需資源的規劃。二是向其他主體繼續傳遞政治壓力,落實細則的協商和決策。協商作為黨建引領治理的工具,其意義在于使過程的結果趨近于建立共同愿景的最優化,從而推動多方主體關系的協調[21]。在承諾制度正式實施前,黨組織通過組織多方主體協商討論,既充分考慮各主體利益訴求,有針對性地優化細則,促進最終方案的決策和執行,又能夠提高各主體參與承諾制度的積極性,發揮動員號召作用。三是作為正式權力主體,全過程引導承諾制度的正式實施。同時,在過程中完善監督與獎懲機制,保證制度的強制性。

另一方面,以嵌入引領的方式,通過黨員在家庭中的嵌入,進而帶動其他村民參與承諾制度,體現榜樣示范效應。根據調研材料顯示,其中存在“以黨員干部為重點,帶頭抵制高價彩禮之風”“研究制定黨員干部在高價彩禮等方面的禁止性規定,落實承諾書簽訂”的要求(1)材料來源于《L縣治理高價彩禮深化移風易俗總體方案》。。而在其專用的承諾書中,也明確強調治理高價彩禮的“五個帶頭”(2)材料來源于《黨員、干部和行使公權力的工作人員帶頭移風易俗承諾書》。,切實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因此,在承諾制度的實施過程中,黨員需要率先作出承諾,一是發揮對家庭內部成員的教育約束作用,二是為家庭外部其他主體的行動提供價值參考。正如訪談中W村支部書記所說:“承諾書的簽訂,我們黨員干部必須走在最前面,帶個頭,下面的群眾也才愿意跟著”。

2.社會組織中介效應

作為一種非正式領導力量,農村社會組織是農村治理結構中的內生秩序和自治主體[22]。它能夠因地制宜地將農村社會關系、社會資源與治理過程相鏈接,是良好的治理政策溝通者與治理活動承擔者[23]?；诖?在L縣承諾制度的建立過程中,諸如紅白理事會、德古協會、彝學會等社會組織的成員在踐行制度的同時,有效發揮自身在正式領導力量與村民大眾間的中介效應。

一方面,作為治理政策溝通者,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由于L縣長期保持著等級式的傳統家支制度,家支中的德古、頭人等德高望重之人作為當地社會組織的主要成員,在彝族群眾中享有很高的話語權,因此需要合理運用他們的聲望來引導村民正確理解并接受承諾制度。一是在方案的制定環節中同黨組織、村民起到溝通與互動的橋梁作用。例如在實踐中,這些社會組織成員因與村民在同一家支,關系密切,能夠深入了解他們的真實需求,進而在方案制定時建言獻策,克服制定者的主觀局限性。二是在制度的推廣環節中,聯合村黨組織,對承諾制度進行宣傳、動員,讓更多村民進一步了解推行承諾制度的重要性。三是在執行、監督環節中繼續構建良好的社會互動。對于村民提出的意見,及時向村黨組織傳達,并做好信息的反饋。同時,明確自身協調者的定位,妥善化解各主體間的矛盾糾紛。

另一方面,作為治理活動承擔者,加強自身行為規范。調研材料顯示,社會組織成員除了在自己的家庭中會直接面對彩禮的收支問題外,因其聲望和地位,有時也在婚嫁中充當姻親雙方的中介。所以在充分發揮這些社會組織作用的同時,必須規范其在治理高價彩禮中的行為。在具體實踐中,社會組織成員都嚴格落實了承諾書的簽訂,相應的承諾書中也重點強調“堅決制止德古、家支頭人等中介人以抬高彩禮索要抽成的行為”(3)材料來源于《D村(婚喪嫁娶村規民約)承諾書》。,進一步體現了承諾制度的強制性與全面性。

3.村民主體

馬克思指出,社會是物質生產關系的總和,人民所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作為承諾制度中最基礎的參與主體,村民的利益與態度直接關系到高價彩禮的最終治理成效。因此,為打破高價彩禮的消極影響,需要最大限度發揮村民大眾的主體性作用,使他們全過程參與承諾制度的建立,化被動為主動,進而促進制度的全面覆蓋。

一方面,參與討論決策。由于承諾制度涉及多元利益,需要正式領導力量帶領村民開展協商,吸納不同的利益訴求與合理主張,進而激發村民參與的主動性與積極性[24]。在訪談中,有村民就指出:“我們村在簽承諾書前,會開村民大會詢問意見,有問題都可以提”,這一現象在各調研村都是非常普遍的。村民通過參與討論決策,能夠破除疑惑并進行良性互動,從而加深對承諾制度的理解以及彼此利益訴求的整合。這一過程,體現了強制承諾實施的民主性與嚴謹性。

另一方面,嚴格承諾踐諾。在高價彩禮治理中,核心治理事項就是遏制彩禮的不正常增長趨勢,將彩禮的費用控制在合理區間。由于對關鍵節點的考察需要關注其中的關鍵選擇,也即關鍵政策[25]?；诖?承諾制度抓住了彩禮數額這一關鍵內容,并制定明確的標準上限。如承諾書中表述“本人或子女婚嫁彩禮最高不得超過10萬元,舅舅、媒人等婚嫁民俗禮金累計最高不得超過1萬元”。通過這樣的“硬杠杠”,形成承諾的約束力,既易于村民理解,又為踐諾的監督評估提供了依據,是強制承諾的關鍵內容所在。

綜上所述,三類行為者功能明確,彼此協同配合,改變了以往彩禮治理中依靠單一主體主導的局面,多層次、全覆蓋實施強制承諾制度,建立了移風易俗的關鍵節點。

(四)強制承諾的再生機制:制度保障措施

根據關鍵節點的運行環節,承諾制度的全面實施,標志著一個節點的正式形成。此時,高價彩禮問題已得到初步治理,那些引發關鍵節點的條件也完成其使命,不會繼續觸發新的變化,所以已建立的制度將會趨于穩定。然而,在現代農村社會,理性個人的存在,會使得他們更偏向于尋求自我利益,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26]。在關鍵節點期間,政治壓力可以作為約束參與主體行為的強制力。而在關鍵節點結束后,為保證其影響能夠延續下去,則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來充當關鍵節點的再生機制,以約束理性個人的搭便車行為。在L縣的案例中,本文將這些保障措施歸納為激勵機制與監督機制。

1.激勵機制

根據有關研究,選擇性激勵能夠有效制約理性個人的搭便車行為[30],從而延續制度的影響。一般情況下,激勵可分為獎勵和懲罰兩種類型,這在所調研村的實踐中都得到了充分應用。一方面,以榜樣激勵激發持續參與。這里的榜樣主要是指對于承諾內容踐行成效顯著的人員,通過通報表揚、張貼紅榜以及稱號評選等形式,體現為對村民參與治理事務的肯定?；趯s譽或者面子的追求,能夠提高參與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以懲罰激勵警示失信行為。承諾書的簽訂等同于一種信用,對于違背承諾的人員,設置黑榜公示、教育學習等措施,增加失信成本,兼具懲罰性和警示性。

2.監督機制

承諾制度中強制力的來源并不只有上級政府的行政壓力,多元主體間的相互監督也能夠助力踐諾行為的持續進行。因此,黨員、社會組織成員、村民大眾三個承諾制度的參與主體間能夠相互監督對方的行為是否違背承諾事項,并且在各個主體內部,這種監督依然是有效的。在正式領導力量的引導下,所調研村都建立了相對完備的監督機制。一方面,優化監督方式。包括設立監督舉報電話、搭建網絡監督平臺以及線下匯報等,進一步暢通監督渠道;另一方面,實行舉報獎勵機制。對于舉報的問題線索,經查證屬實,會給予舉報人一定的物質獎勵,以此提高參與主體的監督意識與監督實效。

四、結 論

關鍵節點是對制度的發展與變遷具有重要甚至決定性影響的事件或因素。在L縣的移風易俗案例中,強制承諾制度之所以能夠成為打破高價彩禮制度的關鍵節點,結合本文的研究分析,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參與主體是關鍵的,制度建立囊括正式領導者、非正式領導者、群眾等多元主體,有效構建共治體系;其二,行為選擇是關鍵的,制度內容緊扣彩禮問題的要害環節,通過硬性標準形成強制力。至于承諾制度的完善和推廣,則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