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協調發展背景下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

許曉冬 喬 丹

大連工業大學，遼寧 大連 116034

0 引言

如何實現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是新時期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研究的現實課題。2019 年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提出，以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同城化發展為方向，以創新體制機制為抓手，以推動統一市場建設、基礎設施一體高效、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生態環境共保共治、城鄉融合發展為重點，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1］。黨的二十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提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作為經濟轉型升級重要支撐的現代化都市圈，將成為促進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2］。南京都市圈地處長江下游，橫跨蘇皖兩省，在我國地區經濟協同發展格局建設中占據著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探索其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及影響因素，不僅有利于區域內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而且對正在建設的其他都市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具有現實參考意義。

1 文獻綜述

城鄉融合思想起源于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社會方案，其構想是城鄉有機協調發展［3］。工業革命的推進加速了經濟發展，但導致城鄉關系走向分離。在此背景下，以劉易斯“二元”理論模型為代表，形成了城市偏向論［4］。全球經濟興起后，新型城鄉地域類型——“Desakota”（城鄉融合區）催生了城鄉協同作用的理論學說，進而推動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研究［5］。但國外學者多以基礎科學理論研究為主，聚焦研究城鄉融合發展理論內涵［6］、城鄉互動機制［7］、城鄉地域特征［8］等方面?；谥袊厥獾臍v史背景，城鄉關系必然要經歷“共生—對立—融合”的過程。為有效促進中國城鄉融合發展，迫切需要進行契合國情的、科學的實踐指導?；诖?，國內學者逐步聚焦城鄉融合水平評價［9］、城鄉融合影響因素［10］、城鄉融合系統作用［11］等應用型研究方面。有別于國外的定性研究，國內學者偏向采用定量分析法進行測度研究。在城鄉融合評價體系構建上呈現多維化特征，如趙德起等［12］從融合前提、融合動力和融合結果3 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王耀晨等［13］從經濟融合、社會融合、生態融合3個維度構建評價體系。在城鄉融合評價方法的應用上，多采用熵值法［9］、主成分分析法［14］等對融合水平進行測度評價，多采用因子分析法［15］、地理探測器［16］等對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多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城鄉融合系統協調作用進行研究［11］。從研究尺度來看，國內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對國家［17］、省域［18］、經濟區［19］進行研究，環首都經濟圈［13］、長三角經濟圈［20］、成渝經濟圈［21］、城鄉融合試驗區［22］和經濟發達省份［23］是研究熱點區域。

綜上，現有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為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前期學者在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選取上未能形成共識，對新興城市群、都市圈的內部協同效應和異質性的研究較少。因此，筆者以南京都市圈為研究對象，基于城鄉系統融合特征和影響機制視角，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耦合協調法和地理探測器等方法，測度分析其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發展趨勢和影響因素，探究區域一體化布局和協同治理機制，為加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2 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2.1 指標體系構建

城鄉融合發展體現為城鄉經濟社會與空間格局相統一。因此，在選擇指標時，需要充分考慮其城鄉對比作用。筆者參考已有研究成果，遵循科學性、可獲得性的原則，篩選出12 個指標項（見表1）。其中，“工農互促”反映了農業產業與非農產業的相互促進關系，通過農業與非農業要素間的差異對比構建維度指標；“城鄉互補”反映了城鄉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通過破除城鄉生產、生活條件邊界構建維度指標；“全面融合”反映了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協調一致、融為一體的關系，通過激活鄉村內生動力、挖掘鄉村潛力構建維度指標；“共同繁榮”反映了促進改革紅利向鄉村覆蓋的目標，通過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構建維度指標。

2.2 數據來源

以南京都市圈8 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采集2011—2020 年統計面板數據進行測評分析。有關資料來源為各地市《統計年鑒》《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統計年鑒》等。

3 研究方法

3.1 熵值法

該研究采用熵值法對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依據不同指標的離散程度確定權重，指標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則權重越大，能夠較好體現差異的主要因素。運用熵值法的基本步驟如下。

①先用極差標準化法無量綱化地處理指標，便于不同單位或量級的指標進行比較和加權，以消除某些基礎指標數據偏差帶來的負面影響。處理公式為

式（1）中：Xij是對數據標準化計算后的數，其中i、j分別表示第i市第j個指標的取值（i=1，2，…，n；j=1，2，…，m）；maxxj是所有年份項評價指標的最大值，minxj是所有年份項評價指標的最小值。經過處理，所有指標均與總指數正相關，且每一指標的得分均在0～1。

②計算第j項指標下第i個評價對象占該指標的比重。計算公式為

③計算第j項指標熵值。計算公式為

式（3）中：k>0，因此ej≥0；常數k與樣本n有關，一般令k=1/lnn，則有0≤e≤1。

④計算第j項指標差異系數。計算公式為

對于第j項指標，指標值Xij的差異越大，對評價對象的作用越大，熵值就越小，即gj越大，指標越重要。

⑤計算第j項指標權重。計算公式為

⑥計算評價對象綜合得分。計算公式為

按照以上步驟代入所收集的數據，可計算得出各指標權重，再用指標值乘以權重得到維度層和指標層分值。

3.2 耦合協調度模型

為反映不同指標間的發展狀況，筆者參考相關成果引入耦合度模型。計算公式為

式（7）中：C是耦合度，取值是［0，1］；f（w）、f（x）、f（y）、f（z）分別代表工農互促水平、城鄉互補水平、全面融合水平和共同繁榮水平。C值越接近1，表明各指標間的相互關系越強，發展趨于有序穩定；C值越接近0，表明各指標間的相互關系越弱，呈無序發展的狀態。

耦合度模型只能反映指標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指標間相互作用的層次和方向。因此，進一步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來綜合反映4 個維度間的耦合協調水平［15］。計算公式為

式（8）和式（9）中：0≤D≤1，D值越大，表示各指標間存在著較高的水平共振，協同程度越高；反之，則表明缺乏某種協同效應。a、b、c、d是待定系數。

3.3 地理探測器模型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探索空間分異性和社會經濟空間表現的統計學方法。借助現有研究成果，引入模型為

式（10）中：L是因素Y或因素X的層次數，也叫排序或區域；而Nh和N分別是每層h的單位數和所在區域的單位數。在層h與全區Y值間的變異值依次是σh2和σ2；Q的取值域為0～1，Q值越大，說明該因子的驅動作用越大。

4 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

4.1 指標權重計算

2011 年和2020 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的權重如表2 和表3 所示。由表2 可知，4 個維度層權重差異明顯。從2011 年數據來看，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兩個維度權重差距較小，分別為0.285 9 和0.237 5，共同繁榮維度權重最高（0.331 8），而全面融合維度權重最低（0.144 7）。這表明2011年南京都市圈8個地級市在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和共同繁榮3 個方面的表現趨同，而全面融合這一維度差異較大，各地級市呈現出“高的極高、低的極低”的高離散度式分布。2020年與2011年相比權重有明顯變化，具體表現為城鄉互補權重從0.237 5提升到最高權重0.304 7，表明城鎮化率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是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因素；共同繁榮權重從最高權重0.331 8 下降至0.255 3，表明近10 年來南京都市圈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豐碩，使得差距逐年縮??；全面融合權重依然最低。綜合分析2011—2020 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維度層權重變化發現，現代都市圈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表2 2011年和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中維度層權重

表3 2011年和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權重

由表3 可知，2011 年，工農互促維度的3 個指標中，非農產業與農業產業比和非農化就業率權重較大，分別為0.437 8和0.441 9；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權重最小，僅為0.120 3。這說明非農產業與農業產業比和非農化就業率兩個指標對于工農互促這一層面的貢獻度最高。各城市對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投入的資源較多，有利于推動城鄉產業經濟協調發展。2020 年，非農產業與農業產業比的權重進一步增加，非農化就業率的權重下降了0.091 8，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的權重依舊最小，但增加了0.025 2。這說明各城市在資源配置和都市圈協同發展方面作出了較大的努力，有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各項指標權重大小的差異及隨時間變化的原因分析與維度層相似，在此不再贅述。

4.2 綜合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權重計算結果，運用綜合得分計算公式，得出2011年和2020年南京都市圈8個地級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如表4所示。2011年和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平均得分分別為0.408 0分和0.415 2 分。由表4 可知，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排名第一的是南京市，緊隨其后的是鎮江市，排名靠后的是淮安市、宣城市和滁州市。對比分值來看，排名第一的南京市綜合評價值為0.793 9，排名最后的滁州市綜合評價值為0.251 0，相差懸殊，前者是后者的3倍之多。這表明南京都市圈內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異明顯。

表4 2011年和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

通過前后時間對比發現，與中心城市南京市緊鄰的馬鞍山市和滁州市的城鄉協同發展水平提升較快，表現出都市圈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的優勢。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下降最快的是淮安市，表明其城鄉發展差距正在拉大，城鄉融合發展進度有所滯緩。

5 城鄉融合維度間耦合協調度

5.1 時序變化特征

如圖1 所示，2011—2020 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維度間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表現為以2014 年為轉折點，先增后減，再漸趨平穩。其中，耦合度涉及兩種類型：低水平耦合和中度磨合，而耦合協調度則包含基本耦合協調和中度耦合協調兩種狀態。從時間演化來看，耦合度先從低水平耦合轉換為中度磨合（耦合度均值從2011年的0.313 0上升至2014年的0.662 0），再回到低水平耦合（耦合度均值從2014年的0.662 0降低至2017 年的0.3280），而耦合協調度也從基本耦合協調轉換為中度耦合協調（耦合協調度均值從2011 年的0.374 0 上升至2014 年的0.676 0），并在其后回到基本耦合協調狀態（耦合協調度均值從2014年的0.676 0降低至2017 年的0.397 0）。這說明2014 年之前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使各維度間相互作用有所增強，但隨著都市圈建設加速，中心城市溢出效應逐步顯現，區域內各城市間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逐步縮小。

圖1 2011—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變化

如圖2 和圖3 所示，2011—2020 年南京都市圈內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由離散轉變為趨同態勢。其中，江蘇省4 個城市的耦合度均值由0.685 3 下降至0.622 8，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522 2 下降至0.481 8；安徽省4 個地級市的耦合度均值由0.580 5 下降至0.557 0，耦合協調度均值則由0.371 0 提升至0.397 5。這說明都市圈共生發展有利于資源整合、優勢互補，有效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圖2 2011—2020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耦合度變化

圖3 2011—2020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耦合協調度變化

從定量分析結果來看，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各維度間的相互關系受到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說明隨著都市圈融合程度的提升，城鄉融合系統間的相互作用隨之趨于平穩，區域內系統協作得到正向發展。作為一個跨省都市圈，江蘇、安徽兩省的社會經濟基礎存在客觀差異，在都市圈融合發展過程中經濟發達地區起到了良好的帶動作用，促進了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提升。

5.2 地區差異特征

為深入探究南京都市圈跨省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耦合協調度的差異，將該區域拆分為研究區整體、江蘇區、安徽區3 個模塊，分別計算得出各年度各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維度間耦合協調度極差和標準差，如圖4所示。

圖4 南京都市圈耦合協調度分區差異變化

由圖4 可知，從整體來看，研究區整體城鄉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表現為持續穩定狀態。2011—2020年，研究區整體耦合協調度的極差始終保持在0.3 左右，標準差也保持在0.08～0.12，說明區域內耦合協調度數值趨于集中，各區城鄉融合協調性逐步趨同。江蘇區的耦合協調度極差值與標準差值波動較大，安徽區的耦合協調度極差值和標準差與研究區整體基本一致。綜合分析，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同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

6 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因素

6.1 探測結果分析

根據地理探測器測度結果進行影響因素排序，結果如表5所示，將影響最為顯著的5項指標確定為主要影響因素，分別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環境和設施投資比。

表5 地理探測器影響因素得分排序

由于各地區自然生態條件、經濟發展狀態、城鄉互動關系存在差異，結合上述主要影響因素，從時序和分區角度對主要影響因素變化情況進行研究，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地理探測器主要影響因素時序和分區得分（南京都市圈）

從時序來看，2011 年研究區整體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0.633 9）、城鄉恩格爾系數比（0.482 2）、環境和設施投資比（0.416 4）、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0.392 2）、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0.378 1）；2020 年研究區整體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0.779 5）、城鄉恩格爾系數比（0.373 8）、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0.114 0）、環境和設施投資比（0.113 8）、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0.040 6）。經過近10 年的發展，主要影響因素呈現相對穩定的特征，且數值逐步減小，表明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向協同化方向轉變。

分地區來看，2011 年江蘇區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城鄉恩格爾系數比、環境和設施投資比、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 年江蘇區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環境和設施投資比、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2011 年安徽區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環境和設施投入比、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2020 年安徽區主要影響因素按得分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環境和設施投資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比。江蘇區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變化與研究區整體基本一致；隨著南京都市圈城鎮化率的提高和區域發展的不斷成熟，安徽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不斷提升。

6.2 影響機制分析

6.2.1 地區整體經濟發展快速提升

2011—2020 年，南京都市圈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 153.08 億元增長至12 421.09 億元，約增長了4.77倍；城鄉人均文教娛樂支出總額從11 941.78 萬元增長至44 095.09 萬元，增長了2.69 倍。這表明消費經濟的活力在增加，整體經濟發展帶動了地區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反過來促進了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隨著南京都市圈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各要素在城鄉之間向互通方向轉變，城鄉經濟、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

6.2.2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

2020 年，南京都市圈8 個地級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均值為2.06，與2011 年相比下降了0.42 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2020 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56。對比分析發現，南京都市圈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處于較小的差異性區間。南京都市圈整體城鎮恩格爾系數由2011 年的39.64%下降至2020 年的30.15%，農村恩格爾系數由2011 年的44.39%降至2020年的32.79%，均已達到富裕水平。在南京都市圈協同發展過程中，總體富裕程度有了質的飛躍，城鄉逐步實現良性融合、協調發展。

6.2.3 宏觀政策調控導向支撐

環境和設施投資比，體現了一個地區政府宏觀政策的價值導向。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環境和設施投資比普遍在2%～3%。我國進入新時期以來，對環境和設施的建設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其投資比也穩步增長，2020 年全國環境設施投資比接近2%。2011 年，南京都市圈環境和設施投資比為1.65%，2020 年提升至2.95%，體現了宏觀政策對農村地區的扶持不斷增強，將有效提高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和生產效能，從而對都市圈城鄉融合、協調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7 結論與啟示

筆者以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為基礎，對2011—2020 年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和主要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①南京都市圈內各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異明顯；②在南京都市圈內，江蘇區各城市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安徽區，但安徽區各城市的城鄉融合發展速度較快，這就促進了研究區整體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快速提高，凸顯了都市圈溢出效應的帶動作用；③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鄉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城鄉文化教育娛樂支出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環境和設施投入比，這些影響因素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提升產生了積極效應。

綜合研究成果，為進一步促進南京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筆者建議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立足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結合各地區實際發展差異，統籌各地區形成總體規劃、重點突破、分步推進的發展格局。二是進一步發揮南京這個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輻射效應，鞏固江蘇省發達地區的溢出支撐作用，帶動安徽省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從健全城鄉布局、完善產業布局、完善功能空間布局、促進要素流通等方面入手，充分整合區域內資源，制定特色政策，推動都市圈統籌發展。三是解決區域間關系復雜問題、各方權益失衡問題和各類交易成本過高問題，發揮政府與市場兩大主體的強大合力，制定區域內城鄉發展定向合作規劃，破除區域協調發展困境，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貢獻都市圈的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