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研究論析

張碧芯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二戰結束后,伴隨著民族獨立運動和“后殖民主義”話語的興起,19世紀以來由蘭克樹立的國別史研究模式正不斷受到質疑,特別是全球史研究的蓬勃發展促使我們重新審視近代歷史學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和民族國家研究視角。同時在現實層面,隨著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入,如何實現區域協同愈發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東亞”這一關鍵詞日益頻繁應用于經濟、國際關系等學科領域。然而歷史上東亞域內各國的糾葛與聯系紛繁復雜,尤其日本作為東亞文化圈的一員,曾在率先實現近代化轉型后步入帝國主義殖民擴張道路,如今又成為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重要媒介,其亞洲侵略事實及相關歷史認識問題給現今的東亞區域合作籠罩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迫切需要學界聚焦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研究,厘清歷史脈絡,構建歷史共識。故本文擬對二戰后發展起來的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研究加以梳理,以期對未來研究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入有所補益。

一、“東亞”概念的構建與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敘事

在現今國際關系領域,“東亞”指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與東盟十國,但歷史學研究中關于“東亞”地域的認識往往是變動的,其具體范圍多與研究對象的活動外延有關。最初用以指示亞洲大陸最東部地理區域的術語是“遠東”(the Far East),于15世紀開始出現于歐洲地緣政治話語中,是西歐國家在地理大發現后創造的地域性概念。由于其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內涵,該表述在20世紀中葉以后逐漸從國際大眾媒體中淡出,代之以地理描述更為準確的“東亞”(East Asia)。20世紀60年代左右,賴肖爾與費正清為哈佛大學東亞文明課程編寫了兩卷本的教科書《東亞:偉大的傳統》和《東亞:現代化轉型》(1)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 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并在地理、人種、文化層面對“東亞”作出初步定義,特別強調了在文化概念上指淵源于古代中國的文明圈這一內涵,并提取出漢字書寫體系在東亞各國中的紐帶作用。(2)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p.3.作為日本史部分的編纂者,賴肖爾認為日本雖然在封建時代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分離,但19世紀初期以前始終沒有突破東亞總體的文化模式,這修正了英國權威史學家喬治·桑瑟姆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式制度“失敗說”。(3)ジョーン·ピジョー:「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研究——私の個人的評価」、後藤篤子訳、『史學雑誌』1989年第6號。但賴肖爾對東亞因素的關注是為了反省當時歐美史學界普遍以歐洲史發展框架進行日本史研究的取向,主張應從日本史本身出發探討其社會發展歷程,因而賴肖爾更多著眼于日本社會內部積淀的東亞文化影響,并未系統探究東亞區域內部不同國家、地區間關系的發生邏輯,而真正在理論層面提供了分析框架的是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論。

可以說西嶋定生在“東亞”這個由西方提出的相對性地理概念之上,找到了東亞地域內部的聯結和共性,系統描述了一個以自我為主體的“東亞世界”圖景,凸顯出將日本史置于東亞區域整體中理解的問題意識。盡管日本學界對其有諸多論爭乃至批判,但亦逐漸形成了以“東亞”框架把握歷史的潮流,并長期刺激著中日韓研究者們多方位探究該課題并構建敘述理論的嘗試,如濱下武志的“朝貢體制論”、深谷克己的“法文明圈”、李春植的“事大主義”、黃枝連的“天朝禮治體系”、韓東育的“前近代東亞體系”等。正如李成市所說,“在探討前近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時,大多都依據該理論,或是從其基礎框架中派生出來的觀點”,“大多數論者運用個別的、具體的歷史現象來批駁東亞世界論是難以成立的”,目前學界尚未提出能替代“東亞世界”論的理論。(9)李成市:《日本歷史學界東亞世界論的再探討——兼與韓國學界的對話》,王坤譯,《唐史論叢》2015年第21輯。

而且,隨著20世紀70年代社會史作為新興歷史研究的代表發展起來,社會各階層的語言、習俗、祭祀、信仰、禮儀、疾病等生活史、技術史、女性史課題以及沖繩、北海道等邊緣領域進入研究視野(10)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歷史學》,第192—196、209—211頁。,基于“東亞”共性開展的日本史研究也從政治、國際關系擴展至文化、經濟、宗教等領域,由于日本較早確立了東亞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所以很長時間內影響了中韓學界的東亞史認識。這一過程中,“東亞”的內涵逐漸從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相對性概念構建為具有自我主體性的地域整體概念,相關通史、斷代史成果陸續出版,大化改新、壬辰之戰、黑船來航、日俄戰爭等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重大歷史敘事將日本史緊密融于東亞整體的歷史脈絡之中。(11)如楊軍、張乃和主編:《東亞史》,長春:長春出版社,2006年;ラインハルト ツェルナー:『東アジアの歴史 その構築』、植原久美子訳、東京:明石書店、2009年;Charles Holcombe, A History of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等。

二、東亞國際視域下日本的古代國家形成與對外關系

日本古代國家形成與東亞國際關系問題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課題,也是“東亞世界”相關論者關聯東亞史與日本史研究的關鍵接點。日本列島雖獨立于東亞大陸,但其社會發展歷程與東亞諸國密切相關,因而在日本國別史以及中日、日朝(韓)雙邊關系史等傳統分析領域以外,把握日本在東亞區域秩序中的定位及多邊互動,有助于形成更為立體、動態的日本史圖像。

西嶋定生在《六—八世紀的東亞》一文就論及親魏倭王的冊封等問題,隨后在《邪馬臺國與倭國:古代日本與東亞》中以“冊封體制”和“東亞世界”為基軸集中系統討論了日本國家的形成,認為邪馬臺國實際上是倭國的首都,在接受中國冊封并于6世紀脫離中國期間,隨著對王權認識的加深和對朝優越感的發展,最終于8世紀初建立了天皇統治的律令制國家。(12)西嶋定生:『邪馬臺國と倭國: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在此基礎上,日本學者日益重視探究東亞國際環境的影響,如鬼頭清明、鈴木靖民等從東亞國際往來和文化交流角度進一步發揮石母田正提出的“國際契機”問題,森公章、河內春人等則集中分析了4—6世紀倭五王在位時,從恢復遣使到世襲王權建立過程中倭國內部王權變動與東亞諸國的關系。(13)鬼頭清明:『日本古代國家の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校倉書房、1976年;鈴木靖民:『日本の古代國家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年;森公章:『倭の五王:5世紀の東アジアと倭王群像』、東京:山川出版社、2010年;河內春人:『倭の五王:王位継承と五世紀の東アジア』、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8年。與日本建國問題緊密相關的東亞古代都城研究亦形成了豐富成果。(14)如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年;積山洋:『古代の都城と東アジア:大極殿と難波京』、大阪:清文堂出版、2013年;等。中國學界中,沈仁安的《倭國與東亞》也對一系列爭議問題提出了中國人自己的看法,被評價以“雄大的想象力,構筑了獨創的(日本)古代史論”。(15)沈仁安:《后記》,《日本起源考》,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年,第366、368頁。該書為《倭國與東亞》的中譯本。

此外,日本與東亞國際關系研究中還存在諸多具有跨國影響的現實性議題,尤其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成為21世紀以來東亞史學者交流極為密切的領域。以1991年三名韓國慰安婦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為開端,慰安婦、強制勞工、軍人軍屬等特殊殖民受害者日益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其中慰安婦問題關涉多國,學界從日本戰時政策、受害者紀實等多方面展開研究,呼吁日本政府正視這些歷史事實。(22)參見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巖波書店、1995年;陳慶港:《真相:慰安婦調查紀實》,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蘇智良:《“慰安婦”制度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等。而日本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更現實地體現出東亞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與矛盾,眾多學者嘗試在民族情緒以外尋求東亞諸國和解的可能。(23)如步平:《靖國神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高橋哲哉:『靖國問題』、東京:筑摩書房、2005年;三土修平:『頭を冷やすための靖國論』、東京:筑摩書房、2007年。中村哲編:『東アジアの歴史教科書はどう書かれている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4年;菊池一隆:『東アジア歴史教科書問題の構図』、京都:法律文化社、2013年。然而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東亞的文化認同在17世紀中葉以后就已不復存在,而隨著現代化過程中東亞各國在政治傾向、文化認同上的不同選擇,進一步加深了彼此間的隔閡與差異性。(24)葛兆光:《為何是東亞?什么是文化?如何才認同?——有關重建東亞文化認同的思考》,李卓主編:《全球化過程中東亞文化的價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頁。因而要真正達成東亞區域的和解與互信依舊任重而道遠。

三、東亞文明圈域內日本的文化接受與變遷

成田龍一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文化史研究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歷史學研究的“國境”和“學問邊境”問題,從而嘗試跨越這些“邊境”,進行跨國界和跨學科的研究。(25)成田龍一: 『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學』、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2012 年、第10頁,轉引自戴宇:《戰后日本史學界近現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梳理——成田龍一著〈近現代日本史與歷史學〉評介》,《史學集刊》2015年第6期。作為這一潮流的體現,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著力探究日本與東亞文明圈域內文化要素的共通性和差異性,圍繞構成東亞文化圈的核心特點,即西嶋定生提取的漢字、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以及朱云影在《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中歸納的學術、思想、政治、產業、風俗、宗教等方面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26)朱云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

其中,漢字既是實現律令、儒學、佛教文化傳播的載體,又為尚未形成民族文字的地區提供了先進的文字書寫體系,因而對“漢字文化圈”的應用與研究非常廣泛。龜井孝等編著的七卷本《日本語的歷史》系統梳理了日本語形成的歷史,其中從漢字傳入,到借用漢字創制假名,再到近代“國語”標準化、“漢字廢止論”等諸階段都脫離不開對漢字的討論。(27)亀井孝等編:『日本語の歴史』(1—7)、東京:平凡社、1963—1965年。在進一步探討漢字對日本文化其他方面的影響時,碑刻木簡、公文詔書、姓氏地名、天皇年號等諸多內容都被納入研究范圍,作為東亞文人主要交流手段之一的“筆談”也逐漸受到重視。(28)參見村上雅孝:『近世初期漢字文化の世界』、東京:明治書院、1998年;蔡鳳林:《漢字與日本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除了在共性基礎上開展的研究,近來有學者強調東亞諸國在學習、使用漢字過程中表現出的差異性,尤其關注“訓讀”現象,其中金文京的研究較具影響力,指出即便同樣使用漢字也并不代表東亞世界的同質化;(29)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東京:巖波書店、2010年。田中克彥甚至認為“訓讀”的應用意味著漢字并非文字而是符號,進而對“漢字文化圈”提出質疑,體現了部分激進學者的觀點。(30)田中克彥:『言語學者が語る漢字文明論』、東京:講談社、2017年。值得關注的是,16世紀末以來的西學東漸沖擊了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輻射形態,在東亞諸國間形成了所謂“文化環流”現象,沈國威、陳力衛等學者便觀察到近代譯詞在其中的重要意義,以日本近代漢字新詞的創制及傳播為切入點,從語言學角度探討了日本在東亞尤其是中國在近代接受新知識過程中發揮的特殊作用。(31)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受容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在政治法治研究方面,強大國力支撐下隋唐時期的先進政治、軍事、文化制度被東亞周邊國家積極效仿,尤其奈良時代日本通過對隋唐律令制度的系統移植實現了從氏族社會向封建體制的轉變,因而早期相關研究主要關注日本對隋唐律令制度的接受情況。(32)參見楊廷福:《唐律對亞洲古代各國封建法典的影響》,《唐律初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石井良助:『日本法制史概説 改版』、東京:創文社、1960年;等。戰后日本的律令制度研究出現新的轉向,一方面強調日本自身的刑法傳統在大寶律令、養老律令中的體現;(33)大津透編:『日唐律令比較研究の新段階』、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另一方面在池田溫的倡導下將研究視野延伸至9世紀以后,關注日本對廣義的律令制即禮儀制度的繼受問題。(34)池田溫編:『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東方書店、1992年。因而亦有學者從儒學范疇探討儒家儀禮規范在日本的影響,分析喪葬儀式和朱子家禮等對強化王權、規范社會秩序等方面的作用。(35)如小島毅:『東アジアの儒教と禮』、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吾妻重二:《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吳震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等。

關于日本對儒家思想吸收情況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東方哲學史、日本近世思想史諸范疇,尤其重視討論江戶儒者對宋明理學的日本化解讀問題。其主要方法是通過比較研究,分析日本儒者在詮釋“四書”等儒家經典以及義利、忠孝、公私等核心概念時,與中國、朝鮮文人內在脈絡的異同,進而探究其背后蘊含的思想取向。在相關研究中,中國臺灣學界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等系列叢刊可謂蔚為大觀,其中,黃俊杰將日本根據文化慣性或現實需要對儒學經典概念及價值觀進行再解釋的過程稱為“脈絡性轉換”。(36)黃俊杰:《從中日比較思想史的視野論經典詮釋的“脈絡性轉換”問題》,《臺大歷史學報》2004年第34期。韓東育則系統論述了日本在接受宋明理學過程中“重術輕道”和“化道為術”的理論范式對其歷史和哲學的深刻影響,指出日本在格致世界過程中明顯缺乏 “第一哲學”或 “物理學之后”的宏闊思考與深度研究特質。(37)參見韓東育: 《從“道理”到“物理”: 日本近世以來“化道為術”之格致過程》,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年;黃瀅、董灝智:《從“化道為術”到“體用一如”——東亞哲學傳統的局部演進與全球前景》,《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5期。部分日韓學者則一定程度上帶有“去中國中心主義”的傾向,如嚴錫仁主張將東亞的朱子學理解為一個由朱熹及其繼承者、批判者共同構建起來的開放性思想系統;(38)嚴錫仁:『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朱子學の位相:崎門學派の理気心性論』、東京:勉誠出版、2015年。溝口雄三更提出所謂“兩種陽明學”論說強調日本陽明學思想的獨特性。(39)溝口雄三:《李卓吾·兩種陽明學》,孫軍悅、李曉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與之相對的是黃俊杰提出“東亞儒學”概念,他認為東亞各國的儒家思想即便形成了不同的表現形式,但蘊含著共同的思想和倫理要素,因而倡導充分運用儒家精神資產作為東亞文明與世界文明對話、融合的基礎,提供了一條運用東亞宏觀和比較視野考察儒學發展、分析儒學與東亞各地域社會文化互動與融合的研究路徑。(40)黃俊杰:《自序》,《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頁。

四、日本的近代化轉型與東亞秩序自解體

日本近現代史無疑是各國日本史學界最為關注的。邵軒磊認為日本戰前亞洲路徑的錯誤造成戰后日本學界中關于“亞洲”話語的缺席,一度僅有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模式”和黑格爾的“亞洲停滯論”兩種思想理路,在“落后—進步”二元對立的分析模式基礎上,對日本近代化路徑的再評價成為戰后初期極為盛行的研究課題。(41)邵軒磊:《日本“亞洲學”之系譜》,《問題與研究》2010年第49卷。但無論是日本馬克思史學家依托的“單線發展階段論”,還是費正清的“沖擊—回應”說、賴肖爾的“近代化論”,實際上都是以歐洲現代化為最終指向,隨著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亞非拉國家地位的提升,在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整體背景下亞洲史逐漸成長起來。尤其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以經濟史的視角關注作為亞洲各國近代史前提的“前近代亞洲市場”,從亞洲自身的歷史脈絡出發,指出朝貢貿易體制是“近代”亞洲形成的前提,蘊含著日本近代工業化的歷史動因。(42)參見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15頁;邵軒磊:《日本“亞洲學”之系譜》,《問題與研究》2010年第49卷。以荒野泰典為代表,“鎖國”問題也被重新審視,日本通過長崎、對馬、蝦夷、琉球四口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事實使人們普遍轉換了以往對江戶時代“閉關鎖國”的認識。(43)參見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荒野泰典:『「鎖國」を見直す』、東京:巖波書店、2019年。日本通過白銀、日本銅、砂糖貿易與東亞、東南亞以及葡萄牙、荷蘭建立起的經濟網絡,以長崎為主的海外情報與蘭學知識接收窗口等,也成為從連續性角度探究日本先于中國、朝鮮等東亞國家實現近代轉型的重要線索。(44)如濱下武志、川勝平太編:『アジア交易圏と日本工業化:1500—1900』、東京:藤原書店、2001年;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2009年。

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帝國主義力量的入侵和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帝國擴張往往被視作東亞前近代區域秩序崩潰的動因,但正如濱下武志、荒野泰典在經濟和對外關系研究中對西方沖擊說的批判性反思,研究者們也日益重視從思想史角度探究近代東亞區域秩序解體的內部因素,尤其是日本對東亞區域秩序認識的內在演變邏輯及其影響。如前所述,近代以前東亞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劉永連、謝祥偉認為古代東亞華夷秩序的擴大導致形成了各以朝鮮、日本為核心的華夷觀念和秩序圈。(45)劉永連、謝祥偉:《華夷秩序擴大化與朝鮮、日本之間相互認識的偏差——以庚寅朝鮮通信日本為例》,《世界歷史》2015年第2期。藤井讓治等日本學者提出的17世紀幕府仿照中國建立的對外關系格局“日本型華夷秩序”便是典型例證。(46)參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藤井讓治:《江戶開幕》,劉晨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30頁;等。盡管從實際來看日本主導型華夷秩序僅是存在于想象或觀念之中的“虛像”(47)陳秀武:《論日本型華夷秩序的“虛像”》,《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在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入侵后逐漸瓦解,但學者們敏銳注意到其與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之間的內在關聯。

其中,韓東育教授帶領的東北師范大學東亞史團隊系統論述了日本近世以來從“去中心化”到“自中心化”的轉變過程以及東亞秩序自解體的內在邏輯。韓東育素來重視關聯考察“前近代”與“近現代”的歷史,他認為“華夷秩序”內部所發生的所有問題本質上根植于其規則本身,“華夷”理念給東亞地區帶來文明的同時也播撒下了“自民族中心主義”的種子,當各國文明發展程度日趨同質化,落差結構不再明顯,在“明清鼎革”的巨大沖擊下,日本想取代中國而自立的日式“華夷秩序”便顯露出來,通過利用西方“國際法”,試圖以自身為核心重構東亞區域秩序。(48)韓東育:《“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韓東育:《東亞世界的“落差”與“權力”——從“華夷秩序”到“條約體系”》,《社會經濟史評論》2016年第2期。在這一整體框架下,朱子學與日本近代化的關系問題也在學術思想史視域內被重新審視。丸山真男將荻生徂徠對朱子學的批判視作日本近代精神的萌芽,引領了戰后日本近代想史研究。(49)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韓東育則在“華夷秩序”的延長線上將其與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相聯系,認為日本對朱子學從接受、懷疑到批判、否定的過程顯示了江戶學界的“道統”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慮,隨著蘭學、洋學新權威知識體系傳入并與日本的“實務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日本最終實現了從“脫儒”到“脫亞”的邏輯轉變。(50)韓東育:《自序》,《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ⅱ—ⅸ頁。在此基礎上,董灝智認為在區域秩序和對外觀念上,與朝鮮、越南建立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中華”前提之下的“小中華”意識不同,日本始終尋求與中國平等的國際地位。他指出日本古學派按照自身文化脈絡對中國儒學經典的新詮,實際標志著日本“自文化中心主義”的初步形成,而且江戶學者對“日本皇統”“日本水土”“日本文化”的論述流露出明顯的“日本優越論”價值取向。(51)董灝智:《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義”的初步形成——以〈大學〉〈中庸〉的日本化為中心》,《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董灝智:《日本江戶思想家的“日本優越論”取向》,《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以上論說為我們在思想史上理解日本近代轉型過程中為何以“鬼子”噬咬東亞母體的方式促使東亞世界解體并成為近代世界的一員提供了重要思考路徑。

結 語

就問題本身來看,“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研究”涵蓋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對“東亞”范圍及確定該范圍所持問題意識、分析框架的闡釋,二是對適用于“東亞”這一分析視角的日本史課題的選擇,發掘其與“東亞”整體的內在聯系。其中任何一方沒有得到妥善考慮都將有損研究的有效性,“東亞”也將被還原為地理區域框架,面對糾葛與交流中不斷發展著的圈域生態,或將喪失東亞這一觀察視角最寶貴的歷史意義和主體優勢。

同時也應注意到,不斷發展的現實條件正給東亞視域內的日本史研究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首先,在2021年12月公布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中,“區域國別學”被新增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具有深厚學術積淀和強烈現實關懷的東亞區域研究無疑是重要分支之一,在東亞視域內開展的日本史研究既是對這一學術動向的有效回應,同時也要求我們思考如何更好與這一新學科體系融合?；谥袊吔貐^大專院校及相關學術機構明顯的“區域國別史”與“國際關系史”研究特色,韓東育教授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和保障世界和平為宗旨的學術戍邊工作,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特別是區域國別學研究者們的長期任務和光榮使命。(52)韓東育:《“區域國別學”建設與“學術戍邊”》,《區域國別學刊》2023年第3期。

其次,盡管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論仍是探討相關問題的基礎性學說,但不能忽視該理論的局限性,如堀敏一就對“東亞世界”的適用范圍提出了質疑。(53)金子修一:「古代東アジア研究の課題—西嶋定生·堀敏一両氏の研究に寄せて—」、『専修大學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2008年第1號。因而可以說目前“東亞”這一概念仍是在討論發展著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上原專祿和西嶋定生是在當時國家安全的緊迫感下要求重審日本史在東亞史中的意義,在20世紀90年代激變的東亞國際環境中,韓國也提出了主張東亞聯合的“東亞論”,可見其“東亞”相關論說深刻聯系著本國的利益關切。因而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國際學術界,整體把握東亞國際社會變動,同時努力構建自己的話語和解釋體系,陳奉林教授曾倡導“東方外交史”研究、建立“東亞史”學科,加之“區域國別學”的設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東亞史研究體系已成為一個現實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