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關治理：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治理模式創新

◎孫德超，李 揚

吉林大學 a.行政學院；b.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研究中心，長春130012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以自媒體為代表的網民群體影響市縣政府決策已經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1)相比較而言，中央、省級政府的決策較為宏觀、鄉鎮政府的決策較為微觀，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指市縣政府。。特別是在自媒體賬號運營實現流量變現后，一些自媒體用戶為了謀取私利，開始通過不實內容的制作、傳播，對公眾輿論、政府治理產生復雜、動態的負面誘導和影響。這種自媒體用戶在自身不正當利益的驅使下，通過制作、傳播不實信息刺激并帶動社會群體形成網絡輿情，客觀上對市縣政府的決策造成較大干擾的問題，可以被稱作“自媒體化行政”。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盵1]可見，中央高度重視網絡輿論綜合治理，由此，迫切需要對自媒體化行政問題進行治理模式創新。

學術界已經對自媒體發展的負面影響展開分析。張志安、陳子亮認為，在有些相對敏感的議題方面，常常有一些自媒體出于私利或公利的動機，搶先設置議題、引發社會關注，有時甚至“倒逼”專業媒體的跟蹤報道[2]。劉學軍、何雪義和張瑜指出，有的自媒體堂而皇之地裹挾民意，違背客觀事實地批評和質疑官方聲音、官方決策、官方立場，甚至企圖影響司法審判，獲取非法收益[3]。在此基礎上，學術界也對自媒體負面影響的成因和治理路徑展開探討。馬雙軍認為，從自媒體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存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矛盾，工具理性極大膨脹的后果是自媒體異化為一種危及公眾和社會的力量[4]。陳世華則指出，媒體受眾應培育批判性思維、有效甄別信息，自媒體應優化信息供給、提升內容品質，平臺應完善規范細則、強化審核把關[5]?？傮w而言，現有研究往往圍繞自媒體發展的負面影響、成因、治理路徑展開一般性探討，并未將其充分置于影響范圍廣的市縣政府決策場域展開系統性研究，更缺乏對不同類型問題的針對性探討。

基于現有研究進展，本文將在以下方面有所創新。一是將自媒體發展置于市縣政府決策場域中，提出自媒體化行政的概念，并通過社會群體介入程度與市縣政府反應程度的影響因素交叉分析，對市縣政府決策中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進行類型劃分，厘清不同類型問題的主要特征。二是借助傳播學領域的“把關理論”(2)把關理論認為，由于信息、傳播者、受眾都具有差異性，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把關”行為，包括搜集、過濾、制作、傳播信息等。，分析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并結合不同類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治理需求，創新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治理模式。對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把關治理展開系統、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為市縣政府創新治理模式提供理論依據和路徑選擇，從而推動我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健全發展。

二、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影響因素、類型劃分及其主要特征

自媒體化行政問題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特定用戶運用自媒體追求自身不正當利益的必然產物。在此過程中，除了自媒體用戶以外，重要的參與主體還包括社會群體和市縣政府。自媒體用戶往往通過不實消息的制作、傳播，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群體和市縣政府，客觀上對市縣政府的決策造成較大干擾。本部分將在考察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重要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剖析其不同類型及差異化特征。

(一)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重要影響因素

在萬物皆媒的時代，自媒體的受眾范圍正在迅速分化，然而，自媒體化行政卻使自媒體受眾呈現典型的群體“聚合”。這是因為，自媒體用戶基于個人門戶向外擴散信息，不斷推動社會群體和市縣政府的受眾聚類，使二者的注意力從專業媒體轉向個人媒體，其關注空間從媒體空間延伸至現場空間，并以不實信息的傳播來誤導輿論導向，客觀上對市縣政府的決策造成較大干擾。因此，社會群體介入程度和市縣政府反應程度的高低，成為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

首先，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是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在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社會群體作為主要信息受眾和傳播對象，其介入程度的高低影響著不實信息的擴散范圍和危害程度。從發生作用的角度來看，自媒體用戶對社會群體的調動和聚合是干擾市縣政府決策的重要方式。自媒體用戶源自社會群體，以貼近民情、民意的身份存在，有的甚至成為代表民意的“意見領袖”。自媒體用戶通過語言、圖像等形式與社會群體達到“共情”狀態，調動社會群體不斷加強其與自身的利益聯系，合并扭曲后的輿論力量開始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對市縣政府決策造成較大干擾。由此，社會群體在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已然成為自媒體用戶獲取自身不正當利益的“工具”。一般而言，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越高，由自媒體用戶凝聚形成的輿論力量就越強，對市縣政府決策的干擾也就越大；反之，輿論力量越弱，干擾越小。

其次，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是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重要內部影響因素。在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市縣政府作為主要的回應者和決策者，在新型傳播行為沖擊下的反應程度往往決定著行政事件的走向。從發生作用的角度來看，市縣政府的決策不僅是其管理和服務職能的重要反映，更是其達成自身政績目標等職業理性的外在表現。并且，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推動了社會公眾對市縣政府決策的廣泛參與，要求市縣政府對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進行回應。由此，市縣政府基于職業理性與回應公共利益訴求所形成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突，成為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重要成因。一般而言，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較高，自媒體用戶便會抓住市縣政府“避免出事”的緊張心理進行裹挾；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較低，自媒體用戶則會進一步動員社會群體擴散事件的影響。

(二)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類型劃分及主要特征

基于社會群體介入程度和市縣政府反應程度的高低，自媒體用戶干擾市縣政府決策的作用范圍和危害程度各有不同，形成輿論壓力型、事態失控型、決策被動型、借機謀利型等四種類型(見下頁圖1)。

圖1 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類型劃分

1.輿論壓力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

在此類型中，自媒體用戶通過動員社會群體擴大輿論影響，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較高，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也較高。其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市縣政府決策與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密切相關。特定社會群體密切關注市縣政府的決策，具有較強的參與意愿。第二，自媒體用戶與特定社會群體形成了短期的利益共同體。自媒體用戶或來自特定社會群體，或基于個人私利向特定社會群體靠攏。他們通過制作、傳播不實消息，迅速得到了特定社會群體的關注和支持，進而形成影響較大的網絡輿情。第三，市縣政府對網絡輿情的敏感度較高。一旦發生重大網絡輿情事件，市縣政府會迅速作出回應。

如W市高壓泵地下排污事件。2013年，網絡上出現了“許多化工廠、酒精廠、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至1000多米下的水層，將地下水徹底污染”等傳言，引起網友共鳴并獲得大量轉發。W市政府對此輿情高度關注。隨后，當地環保部門對715家排污企業進行突擊排查，并懸賞10萬元征集排污線索，為查證網傳高壓泵地下排污事件付出了極大的行政成本，但并未發現網絡爆料的情況。此后，H市警方查獲一特大網絡造謠傳謠團伙，調查表明，該團伙參與炒作W市高壓泵地下排污等10余起重大輿論事件，年獲利達100多萬元[6]。

2.事態失控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

在此類型中，自媒體用戶通過動員社會群體形成輿論影響，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較高，但市縣政府對網絡輿情的敏感度較低，導致輿情影響升級、事態逐漸失控。其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自媒體用戶擁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在長期的形象包裝下，自媒體用戶成為網民群體中的“意見領袖”，其對熱點事件的關注能夠迅速得到大量社會群體的響應和支持[7]。第二，市縣政府對網絡輿情的反應程度較低。在形成較大規模的網絡輿情后，市縣政府的反應速度仍然較為緩慢。第三，社會群體的積極介入往往使網絡輿情事件進一步升級。由于自媒體用戶展開輿論帶動，社會群體并不滿足于網絡層面的活躍，通常會采取更為直接甚至極端的行為來表達自身利益訴求。

如L市反核廢料后端處理大廠事件。2016年，國防科工局在L市開展中法合作核循環項目的擬選址工作。得知此消息后，某自媒體揣測該項目將落戶L市，并以此作為標題發布消息，后又有其他自媒體發文將“中法合作核循環項目”的標題換作“核廢料后端處理大廠”。隨著推文的快速傳播，相關消息迅速在社交媒體中發酵，其中兩篇自媒體推文的閱讀人數累計超過10萬人。此后，上萬名市民走上街頭展開抗議活動。在經過長時間的輿論發酵后，L市政府官方微博終于發布消息，暫停核循環項目的選址前期工作[8]。

3.決策被動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

在此類型中，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較低，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也較低。其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自媒體用戶試圖引起較大的網絡輿情。為了獲取更多流量變現，自媒體用戶制作、傳播不實消息并獲得較高的關注。第二，市縣政府對自媒體用戶試圖引起的網絡輿情敏感度較低。由于市縣政府反應程度較低，未能在短時間內識別網絡輿情的發生及其影響情況。第三，當地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處于被動局面。同時，相比于當地政府，上級政府對自媒體用戶試圖引起的網絡輿情能夠迅速識別并采取應對措施，這使當地政府的決策更為被動。

如P縣強拆燒死農民事件。P縣開展村莊拆遷工作，某村民一直沒有搬遷，2015年，有網友微博發布“P縣發生強拆住宅致人死亡事件，村民被燒死”的消息。為此，P縣成立調查組展開調查，有媒體多次詢問P縣有關部門調查結果，但未得到回復。此后，L市市委書記識別到該輿情并迅速召集專題會議，成立由市委副書記任組長的調查處置工作組，迅速查清村民房屋起火和死亡原因，并作出“社區舊村改造項目拆遷工作立即停止”的決策。此后，經綜合勘查檢驗，此事件雖由強拆引發，但排除他人人為縱火行為，火災系村民自身行為所致[9][10][11]。

4.借機謀利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

在此類型中，自媒體用戶試圖通過自身的影響力直接與市縣政府間建立聯系，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較低，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較高。其特征主要體現為：第一，自媒體用戶擁有廣泛的受眾。自媒體用戶發布的圖文信息，可以在短期內引起受眾的廣泛關注。第二，市縣政府對網絡輿論的敏感度較高?；谧陨碚?、形象等考慮，市縣政府會在決策過程中關注自媒體大V的動態。第三，自媒體用戶與市縣政府基于決策形成緊密的利益關系。自媒體用戶為了謀取私利，制作、傳播與市縣政府決策相關的不實網絡信息，對市縣政府決策展開網絡輿論干擾。市縣政府則基于“職業理性”的考慮，滿足自媒體用戶的不正當利益要求。

如S縣河水污染上訪事件。陳某是自媒體平臺比較活躍的網絡大V，注冊運營微博、微信公眾號、頭條號等自媒體賬號21個，擁有粉絲數十萬。2016年，在H省開展的環境污染整治行動中，環保部門決定對陳某老家一條河道進行清淤治理。知悉情況后，陳某為獲取私利，發表文章《與H省環保廳長商榷：綠色發展不能光說不練》，曝光曾有村民攜帶死禽到S縣政府上訪的情況，控訴河水污染影響。此后，陳某將爭取治污資金的功勞據為己有，并以此要挾當地基層干部，促成當地政府與陳某親屬公司簽訂工程合同，從而在工程款中不當獲利[10][12][13]。

三、把關去中心化：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基于對四類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的詳細考察，通過把關理論的視角選擇和邏輯匹配，可進一步分析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一)把關理論：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研究的理論視角創新

把關理論認為，信息把關是指把關人采集、編輯、傳播信息，從而進行議程設置，保證新聞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把關理論發軔于心理學，發展于新聞傳播學。此后，把關人模式向組織、社會體制的擴展和演化，帶動了整個把關人研究的全面變化。從研究對象看，把關研究由個人行為研究轉向對組織行為和社會結構的研究[14]。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的快速發展，把關理論的內涵進一步豐富：一方面在把關主客體的界定上，呈現把關界限的模糊；另一方面，在把關性質的趨向中，開始轉向商業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時代下自媒體的發展已經成為把關理論研究關注的重點，相關研究成果分析了自媒體發展所帶來的信息把關去中心化對政府治理秩序和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張林指出，在自媒體時代，傳統信息結構中的“門區”“關卡”正在逐漸失去其應有的把關功能，先出版后過濾所形成的時間差給政府或市場的“再把關”造成了極大困難，由自媒體個人把關形成的不良信息蔓延和泛濫，給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沖擊[15]。聶智則進一步警示，自媒體形成了復雜的網狀傳播結構，過去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地“把關核心”的傳播陣地優勢已經蕩然無存，曾經健康有序的輿論生態驟然面臨巨大挑戰[16]。

梳理把關理論的發展脈絡，可以為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研究找到新的理論視角。一是從把關的主客體看，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自媒體用戶已經實現了從“被把關人”到“把關人”身份的轉變。他們可能基于自身的“把關標準”來制作、傳播不實信息，以獲取不正當利益，并對市縣政府決策造成較大干擾。二是從把關的過程看，自媒體用戶具備傳統新聞媒體工作者的把關功能。從搜集、過濾、制作信息，到最終傳播信息以獲取不正當利益，基于趨利邏輯考量的自媒體用戶可以獨自完成整個把關過程。三是從把關的影響因素來看，自媒體用戶作為把關人，同樣需要考慮傳統把關人所考慮的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經濟因素、受眾因素等，但自媒體用戶作為謀取私利的把關人，通常會將個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綜上，把關理論的引入為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因此，在邏輯匹配的基礎上，有必要從把關的外部環境變化的角度，探究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二)把關去中心化：自媒體用戶把關理念、標準和方式的扭曲

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對傳統把關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原有的新聞記者、編輯等傳統把關人已經失去了信息把關的中心地位，把關權力在自媒體用戶中得以泛化。在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人人都是把關人”的理念在自媒體用戶的信息處理過程中得到了充分詮釋，一些自媒體用戶濫用把關權力制作、傳播不實信息，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自媒體用戶的把關理念、標準和方式發生了扭曲。

1.商業市場邏輯的介入造成自媒體用戶把關理念的扭曲

在傳統的把關過程中，新聞記者、編輯等傳統把關人擁有一套體系成熟的把關程序,接受層層監督的理性把關人需要遵循大眾傳媒的職業操守、行業約束，從而形成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平等性等多元正向的把關理念。在市縣政府決策中，受多元正向把關理念的影響，傳統把關人真實、有效、及時的信息傳播為公眾所信任，由此構建起一條“大眾傳媒—公眾”的單向信息傳播路徑。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以傳統把關人為中心的單向信息傳播渠道迅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多點散發的媒體市場模式。注意力作為媒體市場發展的核心和重點，被自媒體用戶奉為圭臬。自媒體用戶不斷追求信息發布后以關注量、點擊量、評論量、轉發量為代表的受眾注意力，進而通過電商、廣告等途徑實現商業變現。在信息傳播商業化、市場化的背景下，信息的把關權無形中成為自媒體用戶實現商業變現的籌碼和手段，這種扭曲的把關理念在市縣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尤為凸顯。熱衷于大眾注意力的自媒體用戶十分關注與社會群體利益息息相關的市縣政府決策，通過有意制作不實消息、刻意曲解決策內容，不斷挑起輿情事件。這不僅嚴重干擾了市縣政府的決策進程，還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秩序混亂。由此，在把關去中心化的背景下，崇尚經濟理性的商業邏輯強勢介入自媒體發展，導致一些自媒體用戶的把關理念扭曲，自媒體化行政問題因而產生。

2.輿論民粹主義的形成，推動自媒體用戶把關標準的扭曲

具有職業操守的傳統把關人通常將信息的真實性、傳播的社會價值性作為把關標準，由此，信息傳播的價值理性得以凸顯。當市縣政府決策時，新聞記者、編輯等傳統把關人作為決策信息的傳遞者、公眾輿論的傳播者，持有對公眾負責的道德操守，會對政府決策過程中產生的各類信息按照真實性、社會價值性的把關標準進行篩選、傳播。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自媒體用戶形形色色的價值觀替代了傳統把關人的把關標準，形成了以受眾個性化需求為主的把關導向。特別是輿論民粹主義的出現，使自媒體用戶的把關標準進一步向工具理性轉變。輿論民粹主義的實質是一種民眾依附網絡場域擠占異質話語、搶占輿論空間的力量。它不僅是民眾負面情感的集中發泄，而且具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其目的是裹挾民意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17]。鑒于輿論民粹主義具有較強的個性化特點，一些自媒體用戶選擇依附于網絡民粹主義，其把關標準中的道德約束與法律底線逐漸喪失，進而演變為“一切以受眾為中心”的把關原則。一方面，一些自媒體用戶為了獲取不正當利益，故意歪曲與政府決策有關的真實信息，挑起社會群體的不滿情緒，進而發展為輿論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在輿論民粹主義形成后，一些自媒體用戶進一步推波助瀾，使政府與民眾處于對立狀態，造成更大范圍的社會群體情緒泛濫。由此，在輿論民粹主義的影響下，一些自媒體用戶扭曲把關標準，導致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產生。

3.信息傳播技術和平臺的革新，引起自媒體用戶把關方式的扭曲

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發布通常要遵循新聞媒體機構記者、編輯等傳統把關人的采集、撰寫、審核、發布等程序，要經過校對、編輯、責編、總編等主體的層層把關。把關方式呈現從下到上、從繁到精、從點到面的特征。在市縣政府決策過程中，新聞媒體工作者通常會對決策相關信息進行自下而上的篩選和把關，將粗糙、分散的決策相關信息進行加工、簡化、編輯，從而確保社會公眾能夠較為理性地認識、理解并參與市縣政府決策。信息傳播技術的革新化發展推動著自媒體用戶把關方式的扭曲。一方面，智能移動終端、4G和5G通信技術的發展[18]，使傳統把關人自下而上、層層審核的把關程序在自媒體領域得以簡化，任何擁有一部智能手機的自媒體用戶都可以成為信息采集、編輯和傳播的把關人，集校對、編輯、責編、總編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另一方面，信息發布平臺的多元化，使傳統把關人從繁到簡、精挑細選的把關過程得以簡化，雖然微博、微信公眾號、短視頻APP等為自媒體用戶的信息把關提供了多種載體，但欠缺傳媒專業精神的自媒體用戶信息篩選和簡化能力有限，其發布的內容仍存在誘導性有余、真實性不足等問題?？梢?，智能移動終端、通信技術、新型信息發布平臺的出現，導致一些自媒體用戶基于不正當利益的考量而在市縣政府決策過程中非理性運用信息把關權，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由此產生。

四、把關治理：基于不同類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治理模式創新

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產生，充分折射出時代變遷與社會變革過程中一些自媒體用戶濫用信息把關權的現狀。面對不同類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如何在自媒體單一把關權的基礎上實現再把關，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本部分將把關治理的路徑綜合運用于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實際治理情景，結合不同問題的治理需求，各有側重地提出針對性的治理建議(見下頁圖2)。

圖2 不同類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把關治理(3)在內層圓中以虛線表示把關治理模式的劃分，這是因為每一種把關治理模式均適用于不同類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诓煌愋蛦栴}的主要特征，把關治理模式的選擇也各有側重。

(一)以結構把關為主，發揮自媒體平臺、傳統媒體、公眾等主體的正向作用

自媒體用戶制作、傳播不實信息形成輿論影響，并不是基于自身的整體控制，而是在整個社會結構中進行力量的傳導。進一步而言，自媒體用戶濫用把關權進而導致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產生，是不同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是在輿論壓力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擁有強大粉絲基礎的自媒體用戶，通過社會結構無限制地傳導自身的影響力。盡管市縣政府作出了及時回應，但信息的大量傳播已經在社會結構中迅速構建起利益相關的輿論群體，并對市縣政府施加輿論壓力。因此，在輿論壓力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應主要推進結構把關，充分發揮信息傳播結構中自媒體平臺、傳統媒體、公眾等主體的再把關作用。第一，推動自媒體平臺加強信息審核力度。自媒體平臺應主動承擔起傳統媒體中的“責任編輯”職責，通過建立信息審核機構、設立信息發布標準、加強工作人員培訓等方式，加強對平臺用戶獲取不正當利益行為的監管。第二，加強傳統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在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雖然喪失了信息把關的中心地位，但在新聞發布、信息糾正、輿論導向等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在一些自媒體用戶引導網絡輿情的過程中，官方媒體、主流媒體應積極發揮信息再把關功能，對自媒體用戶制作、傳播的不實信息進行主流層面的糾偏，積極引導社會群體回歸正向、有序的決策參與。第三，提升社會公眾的輿論價值判斷能力。在自媒體用戶發動社會群體形成網絡輿情事件的過程中，部分缺乏價值判斷能力的社會群體極易成為自媒體用戶的輿論工具，因此，社會公眾應積極構建自身的把關標準，對自媒體用戶發布的信息進行再把關。進一步而言，需要政府、傳統媒體等加大對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曝光力度，推動社會公眾進一步了解網絡信息傳播相關法律法規，提升社會公眾對違法違規信息的判斷力，明確社會公眾參與市縣政府決策的正確途徑。

(二)以技術把關為主，運用新型技術并健全運行機制

信息技術能夠推動社會公眾參與政府治理、公共決策，但缺乏限制的技術運用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事態失控型和決策被動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缺乏技術支撐的市縣政府往往對網絡輿情事件敏感度低，未能在自媒體用戶信息把關的事前、事后及時進行應急處置?？梢?，無論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高低，反應程度較低的市縣政府都需要注重運用新型技術、健全運行機制，以提高自身的網絡輿情治理能力。因此，針對事態失控型和決策被動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應主要推進技術把關。第一，有效運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新型技術。政府網絡信息管理機構應與自媒體平臺合作，面對大量未經加工、處于原生態的“新聞”，積極開發人工智能把關程序，在自媒體用戶信息把關前端對即將發布的信息進行智能式過濾、審核、篩查，通過對信息中話語的分析，剔除誤導輿論的信息。面對不斷上升的負面熱點時，應積極運用算法技術，通過對受眾的大數據推薦，實現信息推送的“降溫”調整，避免事件的再次升級。第二，健全輿情信息處理技術的運行機制。市縣政府應提高自身運用大數據技術的網絡治理能力，對自媒體用戶發布的海量信息進行挖掘、分析，在發現可能形成的網絡輿情時要及時進行網絡輿情信息處理，如數據清洗、數據存儲、數據索引等，主動識別并判定輿情等級。

(三)以制度把關為主，健全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和決策監督制度

在不正當利益的驅動下，一些自媒體用戶濫用把關權，通過廣泛的輿論影響獲利。特別是在借機謀利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中，一些市縣政府對自媒體用戶網絡輿情干擾的緊張程度遠超制度權威，在決策中選擇犧牲公共利益。因此，針對借機謀利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應主要推進制度把關。第一，健全市縣政府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市縣政府應通過“兩微一端”、官網等途徑及時通報決策內容，召開新聞發布會、公眾聽證會，加強市縣政府與公眾間的信息交流，壓縮自媒體用戶誤導輿論走向的空間。第二，健全市縣政府決策監督制度。明確市縣政府決策程序，強化上級政府對市縣政府決策的監督力度，提升公眾對市縣政府決策的監督水平，壓縮自媒體用戶借助網絡輿情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空間。

五、結語

目前，自媒體化行政問題愈發突出，對市縣政府的決策造成較大干擾。研究發現，社會群體的介入程度與市縣政府的反應程度是兩個重要影響因素。二者交叉，形成了輿論壓力型、事態失控型、決策被動型、借機謀利型等四種類型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在市縣政府決策中，一些擁有較大輿論影響力的自媒體用戶基于趨利邏輯，通過制作、傳播不實信息，刺激并聚合社會群體，形成較大的網絡輿情。與此同時，治理能力存在差異的市縣政府在面對社會群體介入時，會選擇不同的反應態度和回應行為。社會群體和市縣政府不同程度的介入和反應，使得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范圍和結果。

本文依據市縣政府決策中不同類型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主要特征，引入傳播學領域的把關理論，分析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并針對不同類型問題創新把關治理模式。研究指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自媒體平臺的多元化，“人人都是把關人”成為可能，把關去中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從商業市場邏輯的介入，到輿論民粹主義的形成，再到信息傳播技術和平臺的革新，不斷推動著自媒體用戶把關理念、標準、方式的扭曲，把關權濫用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自媒體化行政問題日益突顯。為此，應將結構把關、技術把關、制度把關區別應用于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實際治理情景中，依據不同類型的問題進行有所側重的路徑選擇，從而實現市縣政府決策中自媒體化行政問題的治理模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