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絲綢之路”視域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周敏，馬早明

（1.嶺南師范學院，廣東 湛江 524048；2.華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3.教育部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華南師范大學東帝汶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631）

“數字絲綢之路”指的是加強“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建設[1］。它的提出是基于“一帶一路”倡議與數字經濟發展的深度結合，是數字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動力。近年來，東盟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成效顯著。在《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中，雙方同意共同抓住數字機遇，打造互信、互利、包容、創新、共贏的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2］。2023年，世界數字教育大會的召開堅定了教育數字化變革的決心，明確了教育數字化變革將是全要素、全過程、全領域、全方位的變革，其中特別指出高等教育應該向著更加定制化、場景化、數據化的方向發展，更加注重互動、共享、多元和可持續發展，大會倡議打造世界數字教育聯盟[3］。有鑒于此，本文將深入探究“數字絲綢之路”視域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現實基礎，分析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并以此為基礎，探索“數字絲綢之路”視域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未來合作的發展進路。

一、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現實基礎

“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為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走向教育合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技術支撐。反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也是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部分和具體實踐，既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平等融入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建設高等教育共同體提供了新契機，也為中國分享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變革紅利創造了有利條件，雙方高等教育合作將迎來歷史性的機遇。

（一）政策基礎：中國—東盟共謀發展的政治訴求

政策保障是鞏固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方式，也是促進雙方高等教育合作走向深化的重要前提。中國—東盟雙方在高等教育合作的政策和頂層設計方面有共通之處，深化和拓展了雙方合作關系，形成了互利互信的高等教育合作新格局。

第一，達成堅定共識。例如，《共建友好家園—中國東盟教育合作發展愿景與行動（2020—2030）》等文件的頒布，不僅明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和培養高級數字人才的決心，也拓展了中國—東盟教育合作的空間。中國—東盟教育部長圓桌會議等合作對話機制的不斷升級，增加了雙方建設互利互信合作關系的信心。此外，中國與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5國就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作出了政策協商，成為推動雙方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的關鍵一步，也為促進跨境合作辦學的自由化提供了政策依據[4］。第二，尊重彼此差異。盡管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政治制度、社會文化、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等教育發展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中國與東盟充分尊重彼此差異，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創新研發、合作辦學和教育援助為目標的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模式，實現了高等教育合作的互利共贏。第三，謀求共同發展。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余載，在很多領域實現了合作共贏，這與雙方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密不可分。最后，共謀后疫情時代的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與東盟仍然面臨如何構建日益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的問題，中國與東盟還要強化雙方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強國際發展對話與合作，維護好雙方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為推動人類教育事業進步作出應有貢獻。

（二）經濟基礎：中國—東盟共享機遇的實際需求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在經濟合作上形成了更為緊密的伙伴關系。中國與東盟經濟發展互補性強，發展數字經濟擁有良好的基礎，開展數字經濟合作潛力巨大。高等教育是為明天培養人，與社會經濟發展存在伴生關系，數字經濟的到來必然推動高等教育的改革[5］。中國與東盟經濟結構上的互補性、經貿往來合作上的互嵌性和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推動著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發展機遇的共享。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市場，東盟擁有良好的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這種互補性與合作性是雙方資源豐富性與差異性的體現，一方面賦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經濟合作上的可能性，讓雙方的貿易往來可以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也推進了雙方在教育領域合作的步伐，促使中國與東盟思考更深層次的合作。

（三）文化基礎：中國—東盟開放合作的理性訴求

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礎。中國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有著共同且深厚的文化根基，雙方在社會風俗與歷史文化上有著同源性，在教育合作上有一定的實踐基礎。

第一，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儒家思想在2000多年前傳入越南，后影響東南亞各國，對東盟不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道德倫理產生深遠影響，其中文化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至今東南亞很多國家仍然以儒學作為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這種對儒家文化的推崇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合作奠定了基礎。此外，中國—東盟30余年的合作歷史證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互相尊重信任、和諧共處的理念，是中國與東盟多年來友好合作的基本準則。如今，在推進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和構建更加緊密的教育共同體進程中，儒家思想觀點依然可以作為有效依據。第二，語言文字和習俗具有共通性。中國與東盟各國在語言文字上具有共通性，如華語是新加坡官方語言之一，華語是馬來西亞的通用語言，粵語在泰國很流行；在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家擁有大量華文媒體及華文受眾[6］。此外，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習俗上的共通性表現為共慶相同的節日，如春節是東盟不少國家的法定節假日。第三，具有良好的教育合作基礎。一是創建教育平臺，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機制建立距今已有15年，在人才往來、教育交流、科研協作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成為雙方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間教育合作平臺[7］。此外，截至2022年底，中國高校開設了東盟10國官方語言專業，東盟國家建設了30多所孔子學院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建教育合作平臺，共享優質教育資源，雙方教育合作與交流呈現出良好勢頭。二是持續升級教育合作計劃，實現新突破。2020年，中國外交部公布的《中國—東盟合作事實與數據：1991—2021》顯示，中國—東盟雙方互派留學生人數超過20萬人，提前完成了“雙十萬計劃”的預期，目前正在打造“中國—東盟雙十萬學生流動計劃升級版”。

二、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問題與挑戰

（一）“數字鴻溝”問題依然突出

第一，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數字鴻溝”問題。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差異較大。東盟各國由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差異較大，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等國家在資源獲取和數字技術支持等方面存在較大困難，亟須借鑒外部國家的先進經驗和尋求有效支持。二是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程度低。東盟區域內數字經濟合作缺乏系統性，不利于“數字鴻溝”的消弭。三是東盟各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上存在差異。近年來東盟各國持續出臺國家數字化轉型發展戰略，一方面促進本國數字經濟加速發展；另一方面，東盟各國政府對待數字經濟發展所制定的不同戰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數字鴻溝”，影響了區域數字合作。東盟各國就數字化轉型制定的戰略和計劃，如表1所示。第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差異較大。一是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從東盟內部看，除了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等國走在數字化轉型前列，其他國家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則相對落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利于雙方數字教育合作的轉型升級。二是在互聯網普及率上存在差異。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8］。但泰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緬甸與老撾六國的互聯網用戶不足國民的50%，各國在互聯網速率方面更是參差不齊。三是在互聯網成本上存在差異。新加坡互聯網成本最低，每月每兆比特僅0.05美元，老撾互聯網成本最高，每月每兆比特425美元，東盟各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區域內數據自由流動，進而制約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深度和效度[9］。第三，“數字鴻溝”擠壓“數字絲綢之路”發展空間。一是東盟大部分國家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起步階段。受地理位置、資源條件、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東盟部分國家數字化基礎設施數量不足、質量偏低、互聯網普及率水平偏低，這些都導致東盟很多國家難以在數字教育合作層面形成有效的互聯互通。二是存在數字技術接入和應用的雙重鴻溝。這嚴重制約“數字絲綢之路”的全面發展和紅利共享。此外，東盟具有技術優勢的國家的數字化程度快速發展，將進一步加劇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帶來更大的“數字鴻溝”。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數字絲綢之路”將為中等收入國家提供數字基礎設施，或將成為彌合東盟國家“數字鴻溝”和發展數字經濟的機會。

表1 東盟各國近年來數字化轉型戰略

（二）數字安全威脅不斷升級

目前，關于網絡空間治理、個人隱私保護、數字知識產權等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立法程度不一，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保障水平上良莠不齊，仍然存在數據泄露、數據安全等問題，這給中國—東盟建立互聯互通的數字教育合作帶來諸多安全隱患。第一，網絡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網絡攻擊、數據安全、數字權力的聚集和數字化不平等成為全球高發安全風險。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中的海量數據流和信息流催生大量非傳統安全問題。一是數字安全監管方面仍有大量空白之處。數字化發展以數據為核心要素，與傳統安全監管相比，具有載體多樣性、價值差異大、權屬復雜等問題。二是缺乏多元主體協同共治。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個人隱私保護、數字知識產權、網絡安全等不斷涌現和放大，傳統的教育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有效應對。第二，相關法律法規立法程度不一。一是國內法律與國際規則之間存在分歧。數字經濟時代國家擁有數據的規模、流動、利用等能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國出于隱私保護、政府執法、產業發展等目的，其國內法律與國際規則之間存在分歧。二是對于數字技術發展的高度多樣性與復雜性，各國往往難以使用統一的法律規則加以約束，需要落實到具體場景中進行思考，這給數字教育治理規則的建設帶來一定的困難。三是配套制度與規范有待進一步完善。如我國目前已經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相關法律，在數據共享與開放等方面有了法律規約，但配套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國家標準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完善。第三，數字安全威脅削弱共識基礎。安全的環境是合作的基礎。在數字技術融合交織與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隨著“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深化，共建國家對數字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圍繞“數字主權”及其相關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各國在“一帶一路”合作下的博弈風險日益突出，也給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帶來挑戰。二是數字安全威脅導致不良競爭。數字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深刻影響著各國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國對國家利益安全的追求和保護也延伸至網絡空間，另一方面容易出現數字安全威脅問題，導致多國數字領域經濟合作的不良競爭。

（三）數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

第一，數字教育治理規則不完善。作為一種全新的規則體系，數字教育治理規則區別于傳統的教育治理規則，數字教育治理規則要以一種新的治理方式和監管手段在教育數字化轉型與發展中發揮作用。目前，數字教育治理規則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數字教育治理機制不完善。面對全球教育治理體系的變革，中國—東盟公認的規則和秩序尚未建立，數字教育治理機制遠跟不上數字教育合作發展的步伐。二是全球數字教育治理規則仍處于摸索初建階段。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規則且利益訴求不同，尚未形成統一且廣泛認可的規則，因此，全球數字教育治理規則仍處于摸索初建階段。三是數字教育治理規則存在短板。如關于數字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數字教育治理規則的短板給“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與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挑戰。第二，數字教育治理主體不明確。數字教育治理責任的多樣化與復雜性以及在國家地方存在的其他矛盾等，給數字教育治理帶來諸多不便，需要進一步明確和界定數字教育治理主體并細化相關法律責任。一是數字教育治理行為不夠規范。當前中國—東盟數字教育治理的合規意識不夠強，無法有效打擊違法治理行為，切實推進數字教育治理法律法規制度的落實。二是數字教育治理監管職責落實不到位，阻礙了各監管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及其渠道暢通。第三，合作的多邊利益訴求不一致?！皵底纸z綢之路”正成為推動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數字橋梁。但因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多邊利益訴求不一致，數字教育合作相關立法和合作機制保障制度尚未形成，導致跨境人才流動制度靈活性不高，區域內人才雙向流動不暢通。

三、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發展進路

（一）增強數字政府效能，探索數字教育治理規則

第一，重新架構框架，探索數字教育治理規則。首先，縮小“數字鴻溝”。在政府和地區層面，積極開展數字戰略對話，將雙方數字教育合作的機制統一進行整理與分析，以避免當前相關各種交流與合作機制碎片化和彼此相對封閉的現象發生，同時還要根據高等教育合作的新趨勢，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雙方磋商協調機制[10］。其次，為解決全球數字治理赤字問題提供思路。中國—東盟要重新審視現有的數字教育治理規則，認真思考未來教育數字化可能產生的問題、把握高等教育合作領域現有的合作成果是推動構建教育數字化合作和構建教育數字化治理規則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此外，通過開展數字治理對話，認識到高等教育合作是加速中國與東盟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催化劑。第二，探索多邊治理，構建以數字政府為主導的推進機制。一是作好頂層設計，完善數字政府交流合作機制，如推動“中國—東盟教育高官年度會晤機制”“中國—東盟教育部長圓桌會議”數字化、智能化運行，以此構建更科學的教育合作體系[11］。二是落實數字政府主導推進機制，充分發揮主導部門的統籌服務職能。一方面要加強高等教育合作相關事宜的規劃，完善政策制度體系制定；另一方面要做好高等教育合作項目供給與合作安全的維護，在質量評估與監管等方面做好統籌服務工作。三是踐行合作主體的教育共治職責，明確主體的利益和權責。通過雙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協同推進與合力引導來保障高等教育合作的正確方向，促進合作項目的順利實施。第三，利用現有平臺，推動高等教育空間合作建設。首先，雙方高等院校要積極利用和充分發揮如“中國—東盟論壇”“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論壇”等現有合作機制的作用，豐富現有機制框架下的高等教育交流與對話內容，加強在學科共建、師生交流、實習實訓等方面的共商共建。其次，雙方高校要主動參與中國—東盟工科大學聯盟和東盟高等教育空間的建設，增加中國—東盟高等院校的交流與對話，如啟動參與建設高等教育聯盟、東盟高等教育空間等區域性合作組織。此外，在數字政府主導與推動下，支持或扶持非官方性質的組織與機構，與高校形成協同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進一步促進雙方教育資源的對接與共享。

（二）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優化數字教育環境

完善的基礎設施是推動教育數字化變革的前提。第一，倡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數字教育平臺一體化。一是做好總體規劃。根據《東盟數字總體規劃2025》的計劃，要推動東盟數字發展與合作，將東盟建設成一個由數字服務、技術和生態系統驅動的領先數字社區和經濟體[12］。為此，東盟可提升固定和移動寬帶基礎設施質量并擴大覆蓋范圍，大力推進移動互聯網建設與普及，提高東盟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13］。二是實現從數字教育平臺、智慧校園到網絡教育空間一體化建設。為了促進數字教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各國加快引進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興建大數據中心，創建智慧城市與智慧校園。三是實現數字創新。落實《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建立東盟數字數據治理框架，實現數字創新[14］。其中，人員的互聯互通包括促進文化、旅游和教育與技術交流，增加東盟內部的國際留學生人數。第二，推動數字技術合作，搭建創新合作平臺。一是構建技術轉移協作網絡。中國—東盟技術轉移中心是目前中國唯一面向東盟的國家級技術轉移機構。一方面起到促進中國與東盟全方位、多層次、高水平的科技合作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探索出政府引導、創新主體踴躍參與、雙向需求暢通的技術轉移與科技合作新路徑。二是搭建創新合作平臺。中國—東盟技術轉移中心推動廣西在東盟國家建立了20多個聯合實驗室或創新中心、12個農業科技園區，如中泰傳統藥物研究中心、中馬北斗應用聯合實驗室等[15］。還與泰國、馬來西亞等多個東盟國家探索建設科技園區，共同促進雙方科技企業發展和青年創新創業。三是實施科技創新提升計劃。2021年習近平主席在《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方將啟動科技創新提升計劃，向東盟提供1000項先進適用技術，未來5年支持300名東盟青年科學家來華交流?！盵16］第三，建設高等教育數字空間，共同創造高等教育的美好未來。首先，東盟高等教育空間建設為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指明方向。2022年，東盟發布《2025年東盟高等教育空間路線圖》，旨在加強高等教育區域合作，加大大學生、教師、研究人員和實習生的交換力度，促進和實施資格互認[17］。其次，“中國—東盟多彩智慧學院”于2022年上線，作為中國—東盟數字教育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鏈接地域時空來匯聚優質教育資源，讓教育零距離和讓溝通無國界。此外，要明確高等教育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共同加強高等教育領域決策者交流，為年輕人的海外教育提供支持和指導，持續推進數字技術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應用[18］，創造高等教育更加美好的未來。

（三）筑牢數字安全屏障，創建包容友好的數字教育生態

第一，加強數字合作戰略對接，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黨的二十大對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我國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先后印發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東盟各國也持續推出國家數字化轉型的相關戰略和計劃。為此，做好數字合作戰略對接工作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東盟應凝聚數字合作新共識，在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加強數字治理能力建設、共享數字技術發展紅利等方面作出努力，深入推進全球發展倡議數字領域合作，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共創全球發展新時代。第二，創新高等教育數字論壇形式，成立中國—東盟數字教育聯盟。數字論壇已成為當下學術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國—東盟在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學術研討上主要以數字論壇、數字會議的形式開展。一方面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學術交流更具包容性，擴大了參與主體范圍；另一方面提升了學術交流的效果，主論壇、分論壇可以同步進行，大大提升效率。一是支持舉辦東盟—中國數字教育論壇，推動雙方合作開展區域數字教育發展研究，并推進區域數字教育標準的制定、智能教育的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的數字化轉型。二是成立數字教育聯盟。通過建立全球數字教育合作伙伴關系，與教育技術組織合作建立聯絡網，分享各國在數字教育領域的經驗，成立數字教育聯盟，共建具有活力與韌性的教育[19］。第三，完善網絡數字空間治理，創建包容安全的數字生態系統。一是堅持共商共治合作理念。通過網絡數字空間，搭建體現區位優勢和地方特色的數字合作平臺，多措并舉做好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期工作，推動建設科學的高等教育合作體系。二是構建系統完善的教育合作網絡空間，促進不同教育主體之間的交流。如廣西—東盟華教聯盟在廣西南寧市成立，目前已吸引129所學校和華文教育機構加入，進一步拓展了中國—東盟教育合作網絡空間。三是數字時代潛藏發展機遇也蘊含巨大風險。在網絡數字空間治理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要共同應對所有挑戰。為此，要在平等開放與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推進中國—東盟在網絡空間實現更緊密的合作，通過完善網絡數字空間治理，創建更具包容性的數字生態系統和教育合作新格局。

（四）構建數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運共同體

第一，共商教育合作舉措，明確教育是人類的共同利益。中國與東盟各國可在政府統一推動下，建立多層級、多維度的教育合作機制，目前中國—東盟有教育部長會議、高等教育論壇、高校聯盟、大學校長論壇、教育服務中心以及教育展覽會等等[20］。一是開發設計更全面的國際課程體系，搭建更開放包容的教育環境。二是明確教育是人類的共同利益，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致力于構建面向全球的教育伙伴關系。中國與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要共同推動區域內學生流動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并實現可持續、有韌性增長，共同促進疫情后全球教育復蘇。第二，共建數字教育交流平臺，打造“數字絲綢之路”。數字教育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開辟出新的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6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4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中國—東盟信息港、中阿網上絲綢之路建設成效日益顯著[21］。在此基礎上鼓勵起草《中國—東盟數字教育行動計劃》，提高學生的數字能力和教師使用數字工具教育教學的能力。此外，雙方要以共筑“數字絲綢之路”為契機，完善共建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盡快實現機制、人員的互聯互通。第三，共享“一帶一路”建設紅利，構建高等教育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帶給共建國家的紅利是有目共睹的，如何利用好這份“紅利”實現更高層次的發展，值得中國與東盟各國認真思考。教育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實踐形式。建設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共同體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性訴求，也是中國—東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共同體的建設應該服務于雙方數字教育合作，要落實好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包容互鑒的態度，共謀高等教育合作的創新發展。

四、結語

“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發展對提升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人才質量的培養、促進雙方數字教育的轉型升級、推動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共同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依托數據和信息在網絡世界的流動，中國—東盟助力“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逐步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構建高等教育共同體和互利互信“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新型路徑。中國—東盟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科研合作、學術交流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對接與合作，為東盟欠發達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助力東盟國家“數字鴻溝”的消弭，實現經濟的韌性增長和促進高等教育合作高質量發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產生的矛盾也將給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帶來諸多挑戰。而且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共同體尚處于倡議建設階段，雙方的合作相對松散。為此，我國在與東盟各國的高等教育合作中應該始終秉持教育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創新發展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與內容，提升合作辦學的人才培養質量，主動迎接數字化時代帶來的各種挑戰，以中國智慧為數字教育發展與高等教育合作雙向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