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評述

周鵬

摘 要： 在新時代，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治理工具。它旨在確保重大決策、政策、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設項目等在制定、實施或審批審核前，能夠充分考慮其可能對社會穩定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風險應對策略和預案。經梳理考察近年來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領域的文獻，發現已有的研究較少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且缺少對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對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過程的研究顯得不足；同時，目前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領域開始出現大數據運用、公共政策實施、風險復合性影響和制度建設的研究熱點。今后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風險調查、風險因素識別以及風險防范和應對措施等方面，同時應著力在效果評估、理論體系建設、國際經驗和跨學科合作等方面推進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 新時代； 社會穩定風險； 風險評估

中圖分類號： C34； D920； D630 文獻標識碼：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6.002

一、 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標志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的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我們將秉承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理念，為世界其他民族與國家提供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為其走向現代化提供一條新的選擇路徑，為世界和人類未來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在看到新時代我們未來發展前景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新時代所帶來的全新挑戰和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標志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我國目前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因此，人們不僅追求更高層次的物質生活水平，并且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更高層次的要求。人們不僅僅關注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狀況，并且對社會公平、正義、法治、民主、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一個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就會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因此，當下我們必須針對新時代新的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新的要求，迎接新的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及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2]。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穩定的環境是國家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其中，國家安全作為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國家整體陷入動蕩之中，國家安全遭受威脅，將對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發展產生阻礙甚至倒退的不利影響。而社會穩定對于社會繁榮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只有創造一個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保障，人民生產生活積極性才能得到提高，社會才會迎來發展。重大決策的頒布與實施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范圍廣，影響程度深，且與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將會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與討論?，F如今，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以及信息傳播成本的顯著降低，信息傳播速度大幅提升，對于重大政策的執行過程，亟需加強重視。如果在重大決策的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而未能及時得到解決，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穩定性，進而產生社會穩定風險。這樣不僅可能造成社會動蕩，還會有損政府公信力，因此，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有利于政策的順利執行，從而降低不確定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簡稱“穩評”）模式起源于2005年遂寧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后在2012年得到推廣，成為一項全國性的重要決策機制。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穩評相較于其他國家而言起步較晚，發展不夠成熟，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由于政府的自證性評估缺乏說服力，有“走過場”之嫌，且政府工作人員往往缺乏專業評估知識和技能，我國在當前的穩評模式中引入了第三方評估模式，但其間的配套法律和機制不健全，行業協會缺位，評估開展存在困難，且評估中的第三方對政府權威存在依賴性，難以保證其中立性和公正性。

為此，國內學者主要從研究價值、理論來源、實踐運用等方面對穩評展開了研究。我們認為，在新時代背景下，梳理穩評研究相關文獻資料，發掘當前研究中的不足與局限性，對穩評水平的提升與發展、減少社會矛盾沖突、降低社會穩定風險、維持社會繁榮發展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自四川省遂寧市2005年正式出臺《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化解制度》以來，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在全國逐漸全面展開，穩評作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問題也逐漸受到越來越多學者關注。檢索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可知，從2005年至今18年間，CNKI數據庫已有984篇以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為主題的研究文獻，學者們聚焦于穩評的背景、對象、過程、方法和改革五大主題，初步形成了相關理論的話語體系[3]。面對如此多的研究文獻，卻鮮有學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18年間國內學術期刊豐碩的研究成果，對我國已有穩評文獻展開評述，通過對這些研究論文的綜合性分析，對穩評進行理論溯源，總結此前研究結論，擴展過去知識內容，意在發現現有領域存在的潛在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建議，為以后研究穩評的學者提供一個清晰的研究發展脈絡。

從中央到地方，從土地征拆、重大項目到民生事件，每一項政府主導的決策、項目和活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程序和結果，一旦缺少評估機制的介入，決策引發的社會穩定事件數量就會上升，風險損失會增大，民眾滿意度會降低，最終會導致政府的信任危機，可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在實踐運用中的重要性。本文立足于對穩評已有文獻的研究，重視對現有理論的綜合，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發展的問題出現；同時本文也注重對國內外相關領域穩評實踐運用的總結和歸納，以推動穩評實際操作不斷創新，有望形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助推理論發展的良性循環狀態。

二、 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 理論研究

1.國內理論研究現狀

第一，背景研究。對于穩評的背景，學者們主張從風險感知和社會燃燒理論兩方面進行研究。黃杰等（2015）基于文獻和案例的分析發現，社會不穩定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相關者們不同的風險感知和產生的相關行為，研究提出根據問卷調查、訪談和網絡輿情分析來實現將風險感知視角引入到健全“穩評”制的過程中[4]。朱正威等（2016）研究發現工程項目附近的公眾對該項目的接受度是根據其對個體、地方和國家的“風險-收益”影響的綜合感知，并進一步影響其對工程項目的態度，提出在評估風險的同時應重視公眾對風險和利益感知的評估[5]。謝起慧等（2018）構建了負面情緒與心態風險感知的關系模型并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心態風險感知顯著影響社會穩定風險感知，負面情感情緒不對風險感知產生影響，負面評價情緒對心態風險感知產生正向影響[6]。社會燃燒理論將燃燒發生的過程與人類社會的“風險—危機”發展過程作合理類比，則社會環境不穩定狀態就是“燃燒物質”，而信息熵則為“助燃劑”，群體性突發事件就是“點火溫度”。楊芳勇等（2012）在社會燃燒三要素的基礎上梳理評估內容，建立了五個層次的評估指標體系：A層是目標層，是指評估所要達到的總目標，B層由社會燃燒的三個自變量組成，分別是燃燒物質、助燃劑和點火溫度，C層是指將所選的自變量進行細化的衡量維度，D層是指標層，是C層的細化指標，即評估社會穩定風險整體水平和變化趨勢的基本指標集合，根據不同的項目確定不同的指標數，從D層加權依次遞推到B層和A層，最終得出一個總風險系數，將總風險系數與E層提供的A、B、C三種備選方案進行對比，從而選出合適的實施方案[7]。運用這些指標，楊芳勇等（2012）對房屋拆遷、向鵬成等（2016）對重大環境風險型工程項目、戴二玲等（2019）對項目建設等分別進行了研究。

第二，對象研究。麻寶斌等（2014）研究發現[8]，經濟發展不平衡、物價不穩定、失業、腐敗、收入分配不合理、社會心態和社會人口流動等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這些事項應該被納入穩評的評估范圍。常健等（2013）提出[9]，與公眾利益有關的且公眾普遍關心的政策的制定、修改和調整及其他會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敏感事項等，都應該被當作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對象。張小明（2014）認為[10]，當前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重大決策、政策、改革措施、工程項目等在制定、實施和審批前都應該進行系統的調查、預測和評估，從而制定應對策略和預案，這些都是穩評的主要內容。

第三，過程研究。高山等（2015）認為[11]，要在評估過程中考慮到受影響的群體，并給與他們參與決策、知情、建議、監督和評價的權利。鄒東升等（2020）認為[12]，穩評有政府主導和第三方參與兩種模式，在實踐初期，政府主導下的穩評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在法制化和規范化要求較高的當下卻無法滿足實際的需要，第三方參與因第三方獨有的中立性、專業性等優勢，逐漸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睞，一定程度上回應和解決了政府主導評估模式的不足問題。蔣彥星（2014）認為[13]，由于作為委托評估主體的地方政府，同時又是很多重大投資項目的直接推手，所以出現“受雇”于委托方的第三方評估機構不能公正科學地對項目真正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評估的問題。張玉磊（2014）認為[14]，第三方參與已經成為完善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重要內容。廖秀?。?018）指出[15]，現代化的治理體系要求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由完全政府主導逐漸過渡為政府、第三方與公民共同參與，從而使“穩評”過程更具民主性與科學性，為此，公眾、政府和第三方的地位與分工需要被明確下來，由各主體“對抗式”辯論來促進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即各主體公開就不同類型決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發表支持或反對意見，在充分辯論后，共同評估風險并修正決策。陶振（2015）認為[16]，風險的識別、分析、等級確定、化解、報告編制等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評估體系。張玉磊等（2018）認為[17]，因利益訴求不同，穩評中的利益相關者具有不同的行動邏輯，基于此，作者建立了穩評的政府主導、專家理性和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三種模式的分析框架。

第四，方法研究?，F有的評估主要圍繞著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進行細化界定[3]。彭宗超等（2013）認為[18]，社會環境以及社會行動者的心態、行為和政府與社會的治理三方面影響社會穩定風險，基于此其設立了穩評的新指標體系。王鋒等（2012）認為[19]，應當構建“利益相關者導向型風險評估”模型來對風險進行評估和管理，從而將社會穩定風險控制在可控范圍內。楊雄等（2010）認為[20]，必須建立“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凡得不到絕大多數群眾理解、支持的大項目堅決不上或“緩建”。劉依凡等（2015）[21]用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穩評指標體系來對水庫修建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風險因素進行了評估分析。齊寶庫等（2013）[22]采用AHP-模糊綜合評價法對國際高鐵工程項目進行風險識別。沈元欽等（2015）[23]采用理論研究與專家咨詢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并構建了適用于核電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指標體系。徐祇朋（2012）[24]設定了政治、宗教、經濟、文化、教育和民族交往六個指標體系來衡量民族地區社會穩定風險。孫琦峰（2015）[25]選用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數、物價指數和失業率等5項經濟指標對社會穩定風險進行了評估。王大海等（2012）指出[26]，風險定性、定量和綜合評估是三種主要的評估方法，定性評估包括頭腦風暴法、主觀估計法、前后對比法、有無對比法、模糊數學和蒙特卡羅模擬法等;定量評估主要有敏感性分析、影響圖分析、貝葉斯推斷原理分析等;綜合評估主要有德爾菲法、故障樹分析法、成功度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在實踐中，比較常見的有社會調查法、系統分析法和利益分析法等。董治等（2018）[27]提出了基于熵權可拓物元模型的公路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法。楊繼君等（2014）[28]基于風險矩陣圖法的視角提出了基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法。

第五，改革研究。通過總結現有文獻可知，當前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主要存在穩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不足的問題以及穩評配套體系不健全的問題[3]。張玉磊等（2015）認為[29]，科學性、民主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理論滯后于實踐，對穩評的認識和多主體評估模式落實不到位，對穩評對象和目標的界定不明確，穩評程序不合理等方面；穩評配套體系不健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指標體系和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對于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完善評估的主體、范圍、指標體系、過程、結果和配套制度等諸多具體建議[3]。

2.國外理論研究現狀

對穩定與風險的研究傾向，國外的經典研究主要關注風險，從各個學科入手對風險進行理論探索，并通過這些理論積累為政府決策建議提供分析范式，達成各個領域的風險最小化，最終實現整體穩定。在社會學領域，Rohrmann和Renn（2000）研究發現，由于人們只能感受到風險的局部特征，所以認為對于發生概率低但后果嚴重的風險比發生概率高但后果不嚴重的風險威脅性更大[30]。Kahneman、Slovic和Tversky（1982）認為，之所以難以對風險的可接受性作出預測，是因為風險感知的穩定模式和不穩定模式是相互混雜的[31]。Rohrmann（2000）認為，只有先具體分析不同地區的文化語境之后才能得出對文化風險可接受性的結論[30]。Iain Wilkinson（2005）認為，沒有找到風險感知和日常生活實際反應的關聯是風險感知預測的又一大局限[32]。在風險預警領域，發達國家起步較早，如美國在上世紀就分別出臺了《Staflord法案》和《災害減緩法案》。各國學者對危機預警的研究最早出現在經濟領域，一些國家建立了經濟穩定的預警指標，如美國的“富蘭德指數”和“先行指數”等，隨著危機預警在經濟領域的不斷發展，它從經濟領域開始向其他領域滲透，例如，愛茨提出的衡量社會穩定的六方面因素和社會不穩定的六種指標。學者們逐漸從經濟、政治、文化的不同側面構建危機預警體系，從而為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充足的實證支持[33]。

（二） 實踐研究

學者們除了從事理論研究之外，同樣也關注穩評在實踐生活中的應用，探討如何更為有效地開展穩評活動，以提升實踐活動的效率，并開展相關研究。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搜集、梳理和分類，將關于穩評實踐運用的文獻分為三大類：一是討論穩評在解決“鄰避”問題中的運用，二是探討穩評對于工程項目建設的作用，三是探究穩評在社會政策實施方面的影響。

1.穩評在鄰避設施中的實踐運用

鄰避情結（英文簡稱作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有時也被表述為LULU，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鄰避情結是一種居民想要保護自己現有的生活區域及維持現有生活質量而產生的抗拒心理[34]。在此基礎上，鄰避設施可以定義為一種由全社會受益，但負面效應只由少部分人承擔的設施，一般而言，這種負面效應將由鄰避設施附近的居民來承擔。張樂等（2016）[35]通過在S省的調研和分析，針對目前鄰避設施中穩評的問題，提出了體制、機制、法制、理論與實踐結合四大方面的建議。張詩晨等（2017）[36]基于30起環境群體事件進行研究，強調了公民參與對于減少風險事件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穩評中應擴寬公民參與渠道，提升公民參與質量，以此來降低決策實施的困難程度。陳曉運等（2017）[37]采用案例分析法，通過詳細分析某垃圾焚燒發電廠落地的全過程，強調政府要嚴格遵守穩評制度和運用穩評結果，同時注重公民參與，把群眾工作做細做實。Ma L，Cong X（2019）[38]開發了具體的穩評指標體系和評估模型，并通過案例加以檢驗，證實了該指標體系和模型在鄰避設施穩評中的有效性。

2.穩評在工程項目中的實踐運用

為了確保工程項目的順利實施，穩評常被應用于工程項目的執行當中，國內學者曾對綜合工程項目以及交通、水利、能源等特定工程項目的穩評工作進行了研究。朱正威等（2016）[5]基于公眾“風險-收益”感知視角對公眾的工程項目接受度展開實證分析，發現個體和國家的“風險-收益”感知均會影響公眾對工程項目的接受度，其中個體“風險-收益”感知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并基于此建議政府應重視風險感知評估，加強風險溝通，為公眾提供適當的補償措施。曹峰等（2013）[39]針對天然氣輸氣管道工程開展問卷調查，發現公眾在環境污染和直接經濟效益方面表現出較高的關注度，此外，該研究還強調了對于重大工程項目中僅占極少數的不支持民眾的關注，因為他們可能對社會穩定產生較大的風險。王波等（2015）[40]基于系統脆弱性視角對水利工程展開研究，發現工程建設的社會風險暴露程度對社會風險的貢獻度最高，其次是公眾風險認知，區域社會敏感性次之，因此應從風險評估端口前移、公眾損失補償、社會輿論引導三個方面降低社會風險。

與國內學者相比，國外學者的研究范圍更具廣泛性，通常不局限于本國國內，而是拓展至全球范圍。gré和Senécal（2003）[41]通過研究中國、土耳其及哥倫比亞的水壩建設，認為項目建設前的社會影響評估將有利于大壩建設，但這也僅僅只是建設的起點，如果缺乏后續的安置計劃、足額撥款以及定期審查，還有社會影響評估人員的持續參與，項目也難以進行。Mancini和Sala（2018）[42]主要研究了采礦業帶來的社會影響，通過將不同背景下的評估指標進行比較，他們發現采礦業的影響主要涉及三個領域，即土地利用以及領土方面、環境所帶來健康的影響和人權；此外，他們還發現了與人口統計學有關的影響，特別是在采礦群體的移徙和性別失衡方面，且這些影響的程度在不同國家也有所不同。

3.穩評在社會政策中的實踐運用

除了上述實踐之外，學者們還廣泛研究穩評在社會政策層面的作用。這些研究關注于各種政策領域，如環境政策、征地政策、醫療改革以及水價調整等。Brouwer和Van（2004）[43]將成本收益分析和多標準分析方法運用于荷蘭防洪政策研究之中，發現盡管傳統的防洪政策是一個具有成本效益的選擇，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在包括額外的生態和社會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對替代防洪政策土地利用變化和洪泛平原恢復的投資是合理的。Voyer等（2012）[44]強調社會影響評估在海洋保護區規劃中的重要性，呼吁澳大利亞在保護區規劃中使用社會影響評估而不是采用公眾咨詢來替代。丁寧等（2013）[45]根據對現行征地風險評估制度的分析，指出目前征地穩評中存在評價主體不明確、功能定位不清晰、評價程序不科學三大主要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明確征地風險評估定位，完善征地風險評估體系，并健全配套機制，以將穩評從被動應對轉變為主動管理。朱正威等（2016）認為[46]，當前重大決策穩評中存在風險溝通不足的問題，通過引入IRGC風險治理理論構建分析框架，以北京市水價調整政策為例，強調要將穩評推進成為全過程評估，并將風險溝通作為穩評的核心環節，同時要充分發揮大眾媒體的信息傳播作用，促進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商對話。廖秀健等（2016）[47]基于重慶醫改的失敗案例，發現穩評內在的不確定性以及政治與評估之間的相互越界導致了新的不穩定因素，需要從“政治性”和“科學性”兩方面對穩評制度進行重新設計，以保證穩評的有效性。

三、 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現狀評述與研究展望

（一） 當前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存在的問題

通過對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文獻的回顧梳理可以看出，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重大決策穩評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尚不成熟。在理論研究領域，我國目前關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理論研究可以從背景、對象、過程、方法和改革五個方面進行解讀，形成了初具基礎的研究體系，而國外相關研究起步較早，側重于將風險和穩定分離，從各個學科入手對風險進行理論探索。而我國目前關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研究仍屬于基礎研究，少有學者將理論研究與我國現有的風險防范實踐相結合；同時，現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事前”、“事中”的理論支持研究，而缺少對于穩評“事后”的效能、反饋、改善等方面的研究，所以還未能形成理論研究的完整閉環。在實踐研究領域，我國學術界普遍專注于國內實踐，而較少關注國際層面之實踐，也鮮有對國內外實踐進行對比研究的嘗試。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對當前穩評問題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側重于從公眾角度出發，強調公眾參與、溝通以及對公眾的補償等方面，更加注重社會參與主體的視角。與之相比，對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過程本身的完善，研究關注較為有限。

（二） 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展望

1.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當前研究之熱點

其一，大數據與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大數據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他們通過挖掘網絡數據、社交媒體信息等，分析公眾的意見、情緒和行為模式，以更準確地預測社會不穩定事件的發生。

其二，公共政策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針對具體的公共政策，如經濟改革、環境保護政策等，學者們關注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穩定風險，并探討如何通過政策調整和優化來降低這些風險。

其三，社會穩定風險的復合性影響。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多種風險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社會發展、經濟增長的復合性影響。

其四，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建設。如何建立健全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提高評估的規范性和科學性，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

2.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今后研究之重點

一是重點關注風險調查。風險調查是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基礎，可重點圍繞被評估項目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展開調查其風險性；同時其調查范圍也應涵蓋該項目所涉及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通過實地走訪調研、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等方式充分聽取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意見。

二是重點關注主要風險因素的識別。只有在正確識別出所面臨的風險的基礎上，才能夠運用適當有效的方法去應對風險。例如，可利用失誤樹分析法、風險調查列舉和分解分析法等方法去有效識別風險因素，確定風險類別，以便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處置措施。

三是重點關注風險防范及應對措施的制定。風險防范及應對措施中應明確規定落實各項措施的責任主體和協助單位，明確其工作內容和責任分工，提出可實施性的風險控制節點和控制要求等，從而避免風險防范過程中職責不明晰、措施只論原則不具可操作性等問題。

3.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努力之方向

一是要提高評估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更精準、有效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法和技術，以提高評估的可靠性和科學性。例如，可以采用統計學、數學、計算機等多種方法，進行數據分析與處理，以更好地確定該地區的社會穩定狀態。

二是要強化理論體系建設。目前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仍以實證研究為主，如采用問卷調查、實地觀察、實驗室模擬試驗等方法，理論體系的建設還有待加強；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對社會穩定風險生成、演變機制的理論探討。

三是要注重國際比較與借鑒。通過比較和分析不同國家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面的經驗與做法，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啟示和借鑒。

四是要加強跨學科合作。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如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加強跨學科的合作與交流，以形成更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報，2017-10-28（01）.

[2] 新華社.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J].勞動保護，2022（11）：6.

[3] 雷尚清，陳雅迪.國內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的理論圖景（2005—2020）[J].學術交流，2022（02）：108-126，192.

[4] 黃杰，朱正威，王瓊.風險感知與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健全[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5（02）：48-55.

[5] 朱正威，王瓊，郭雪松.工程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探析：基于公眾“風險-收益”感知視角的因子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6（03）：61-68.

[6] 謝起慧，彭宗超.網民負面情緒與心態風險感知實證研究：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視角[J].科學決策，2018（04）：36-53.

[7] 楊芳勇.論社會燃燒理論在“重大事項”上的應用：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模型[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2，28（04）：106-111.

[8] 麻寶斌，杜平.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主題、內容與方法[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6（01）：35-40，4.

[9] 常健，許堯，張春顏.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中的問題及完善建議[J].中國行政管理，2013（04）：105-108.

[10]張小明.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經驗、問題與對策[J].行政管理改革，2014（06）：65-70.

[11]高山，王京京.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兩種模式及其融合[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44（02）：44-49.

[12]鄒東升，陳昶.重大行政決策社會穩定風險第三方評估的意蘊、偏誤與糾偏[J].領導科學，2020（10）：26-29.

[13]蔣彥星.完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合理確定評估委托主體[J].現代經濟信息，2014（12）：72-73.

[14]張玉磊.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的第三方參與：意義、困境與對策[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35（01）：167-172.

[15]廖秀健.“對抗式”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模式構建[J].中國行政管理，2018（01）：58-63.

[16]陶振.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流程與方法[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5，17（05）：59-66，89.

[17]張玉磊，朱德米.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的利益相關者參與：行動邏輯與模式構建[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8，19（05）：70-81.

[18]彭宗超，曹峰，李賀樓，等.社會生態系統治理視角下的中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理論框架與指標體系新探[J].公共管理評論，2013，15（02）：43-60.

[19]王鋒，胡象明.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模型研究：利益相關者的視角[J].新視野，2012（04）：58-62.

[20]楊雄，劉程.加強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刻不容緩[J].探索與爭鳴，2010（10）：32-36.

[21]劉依凡，劉武巖.主成分分析和層次分析法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的運用[J].中國工程咨詢，2015（06）：18-20.

[22]齊寶庫，張小月，王歡.基于AHP-模糊綜合評價法的國際建筑工程項目風險評價研究[J].沈陽建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04）：369-373.

[23]沈元欽，蒯琳萍，尹向勇.核電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J].貴州電力技術，2015，18（07）：4-7.

[24]徐祗朋.關于邊疆地區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33（07）：15-19.

[25]孫琦峰.基于經濟指標構建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5（03）：16-23.

[26]汪大海，張玉磊.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的運行框架與政策建議[J].中國行政管理，2012（12）：35-39.

[27]董治，王歡，董小林，等.基于熵權可拓物元模型的公路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法[J].中國公路學報，2018，31（09）：191-198.

[28]楊繼君，李波.基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法創新及其應用：基于風險矩陣圖法的視角[J].桂海論叢，2014，30（05）：91-96.

[29]張玉磊，徐貴權.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問題與完善[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5，17（04）：80-88.

[30]Rohrmann B，Renn O.Risk perception research[J].Cross Cultural Risk Perception，2000（13）：11-53.

[31]Kahneman，D.，P.Slovic，A.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2]Iain Wilkinson.From the Sociology of Risk to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uffering[DB/OL].Draft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CARR Network，January 28th-29th，2005.（2022-05-24）[2023-07-03].https：//www.kent.ac.uk/scarr/events/finalpapers/wilkinson.PDF.

[33]祝曉亮.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問題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7.

[34]陶鵬，童星.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及其治理[J].南京社會科學，2010（08）：63-68.

[35]張樂，童星.重大“鄰避”設施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現實困境與政策建議：來自S省的調研與分析[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3）：107-115.

[36]張詩晨，廖秀健.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反思與完善：基于30起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實證分析[J].電子政務，2017（04）：95-105.

[37]陳曉運，馮春健，吳姿其.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與重大項目建設：以D區垃圾焚燒發電廠落地為例[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6（12）：27-34.

[38]Ma L，Cong X.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of NIMBY major projects by OWA，matter-element，and cloud model[J].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2019，36（3）：2545-2556.

[39]曹峰，邵東珂，王展碩.重大工程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與社會支持度分析：基于某天然氣輸氣管道重大工程的問卷調查[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06）：91-95.

[40]王波，黃德春，華堅，等.水利工程建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與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04）：149-154.

[41]gré D，Senécal P.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of large dams throughout the world：lessons learned over two decades[J].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2003，21（3）：215-224.

[42]Mancini L，Sala S.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mining sector：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frameworks[J].Resources Policy，2018，57：98-111.

[43]Brouwer R，Van Ek R.Integrated ecological，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alternative flood control policies in the Netherland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50（1/2）：1-21.

[44]Voyer M，Gladstone W，Goodall H.Methods of social assessmen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planning：Is public participation enough？[J].Marine Policy，2012，36（2）：432-439.

[45]丁寧，金曉斌，李珍貴，等.征地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規范化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13，27（01）：20-25.

[46]朱正威，劉瑩瑩.重大公共政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風險溝通機制的構建：基于北京市水價調整政策的案例分析[J].北京社會科學，2016（11）：12-20.

[47]廖秀健，劉白.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困境及其規制：以重慶“短命醫改”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16（01）：139-144.

（責任編輯 文 格）

Research Review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ZHOU P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era，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governance tool.It aims to ensure that major decisions，policies，reform measures，maj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etc.can fully involve the possible impacts on social stability before they are formulated，implemented or approved for review and approval.On this basis，corresponding risk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plans will be made accordingly.After reviewing the paper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lacks attention to stakeholders，and lacks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process.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the compound influence of ris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ar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 spots.The research focuses on risk investigation，risk factor identification，risk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easures.At the same time，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clude effect evaluation，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s：new era; social stability risk; risk assess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