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薩加的手稿》與貝婁的共同體思想

尤廣杰

（大連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遼寧·大連 116605）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是美國著名猶太作家，被認為是繼?？思{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說家，1976 年以“對當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成為美國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猶太作家。 貝婁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獨特的敘事風格和對人類存在的深入思考，成為美國現代文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 他的作品引發讀者對人性、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的思考，并對后來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1954 年，《岡薩加的手稿》(The Gonzaga Manuscripts）首次發表于美國期刊《發現》。1956 年，《岡薩加的手稿》與《只爭朝夕》（Seize the Day）合集出版。 1968 年，《岡薩加的手稿》再次在短篇小說集《莫斯比的回憶》（Mosby"s Memoirs）中出版，該小說集曾獲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十字勛章。 貝婁多次出版這部小說，足見對它的鐘愛。 《岡薩加的手稿》 主要圍繞一位年輕的美國人克拉倫斯·菲拉到西班牙尋找他最熱愛的西班牙詩人曼紐爾·岡薩加的手稿展開。 在經歷一系列的困惑、欺騙和誤解后，他得知手稿已同詩人的情人埋葬在了一起。 國內外關于《岡薩加的手稿》的評論很少，本文將從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 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對人類命運和存在的思考三個方面探討貝婁在這部小說中表達的共同體思想。

一、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貝婁對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進行了深入思考，包括孤立、分離和人際隔閡等問題。 通過描述不同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他探索個體如何尋找和建立更緊密的人際關系。 通過描繪人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貝婁呼喚人們關注彼此之間的聯系和互相支持，以創造更加和諧和有意義的共同體。

《岡薩加的手稿》極具歷史時代感，故事發生在20 世紀40 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們的心靈造成的巨大創傷還未愈合，1947 年爆發的冷戰又將人們置于新的戰爭的陰影之下。1948 年貝婁寓居巴黎時曾以記者身份訪問弗朗哥時代的西班牙。 在去馬德里的火車上，貝婁遇見一些歐洲人，他們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幽靈。 “一大群居喪厭世的、身份卑賤的人，身上破破爛爛，在車廂兩壁之間，沿窗倚在黃銅把手上休息。 他們眼睛里的憂郁越來越深，鼻孔黑洞洞的；蒙頭圍巾或貝雷帽把腦袋包得平平整整，跟他們黃褐色的長臉不成比例；悲悲泣泣，但又帶著一種同疲倦相對抗的神情……”[1]228貝婁感受到西班牙人的淺薄、虛榮。 “對美國來的東西——別克牌汽車、尼龍制品、帕克五貳型鋼筆和香煙的渴求之強烈。 ”[1]230從貝婁對歐洲人的描述看出美國人的優越感， 更看出二戰和西班牙內戰導致的貧窮、落后和墮落。 貝婁稱自己被視為“一個人間的新權貴，一個新羅馬人，以擁有機器和美元而充滿了驕傲。 ”一位西班牙熟人對貝婁說：“我們并不強大，還享受不到人權。 要是俄國不主宰我們，那你的國家就會來主宰。 ”[1]240冷戰爆發后，美國為了構筑全球防御體系，出于遏制戰略的需要，逐步改善同西班牙的關系， 向西班牙提供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西班牙人對美國人的情感是復雜的，一方面他們瞧不起美國人，稱他們“只是生活在未來之中，并沒有歷史感的美國人”[1]241， 另一方面他們又嫉妒美國力量，懼怕美國貨物的控制，感覺他們喪失了自由和力量。 從某種意義上說，特定歷史時期的國際關系導致主人公克拉倫斯在西班牙遭受迷茫、 焦慮、挫折，甚至喪失尊嚴。

當克拉倫斯開始尋找曼紐爾·岡薩加的手稿時，他感到迷茫、孤獨和不知所措。 他面臨著文化、語言、法律等各方面的障礙和困惑。 這些困惑和掙扎代表了現代人在追求真理和意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在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下。 小說的第一句話 “克拉倫斯·菲拉穿著一件長長的深綠色軟大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根下”[2]252，表明克拉倫斯對周圍環境的戒備心理，跟歐洲人在一起使他感到不安，他想盡量與他們保持距離。 在火車站，搬運工和小販們認出他是外國人并紛紛向他圍過去，但“他卻自己提旅行包，并不需要他們。 ”[2]252馬德里車站上熙攘的人群和嘈雜的噪音令他煩惱，但上了出租車離開人群后他就“興致勃勃地傾聽著舊馬達發出的悅耳的聲音。 ”[2]252此時的西班牙處于弗朗哥獨裁統治時期，活躍著間諜活動和背叛行為，街上隨處可見警察， 克拉倫斯總感覺自己處于被監視、被警察跟蹤的狀態。 與女房東第一次對話，克拉倫斯就持謹慎和保密的態度，沒有透露此次西班牙之行的真正目的。 當被安排跟一位英國女人沃爾士小姐坐在一起就餐時，“他心里明白，她肯定會給他找麻煩。 ”[2]256接下來兩人的對話證實了他的擔心不無道理。 沃爾士小姐赤裸裸地表達對美國人的反感，“我真不明白為什么這么多美國人要到這里來，他們幾乎到處都是。 ”[2]257她跟克拉倫斯講述兩條令他頗感尷尬的有關美國人的新聞。 一條是美國的一個主教因為在游泳時沒穿上半截泳衣而被捕，另一條是兩名美國議員在直達快車上因為天氣太熱把褲子脫下掛了起來，卻被偷走了褲子，他們的褲子都裝有兩千美元的現金。 沃爾士小姐沒有同情美國議員，反而質疑他們為何放那么多錢在褲子的口袋里，難道他們沒有旅行袋嗎？ 她講述新聞的口吻完全將克拉倫斯置于對立面，“你們的一個主教”[2]257、“你們的人”[2]258、“你們美國人”[2]258。 他倆的對話在相互惡語中傷中結束，“她宣稱：‘我相信你是一個狂熱的盲從者?！闶且粋€卑鄙的丑老婆子！’”[2]259西班牙政府規定的外幣兌換率極不合理，克拉倫斯找到來自美國的在西班牙學習美術的大學生費恩·昂加爾小姐兌換比塞塔（西班牙貨幣名），她的未婚夫從丹吉爾帶進便宜的比塞塔。 昂加爾小姐是克拉倫斯在西班牙唯一能夠順利溝通的人，也是唯一理解他此行目的的人。 她表達了對他的擔憂，“‘這是一件崇高的事業。 我祝你走運。 我希望人們會幫助你。 ’‘他們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但是你不希望惹麻煩吧？ ’‘你認為我避免不了麻煩嗎？ ’‘如果你要我說實話，就是這樣。 ’”[2]265短短的對話透露出克拉倫斯的天真、單純，并暗示他的西班牙之行不會一帆風順。

貝婁在作品中揭示個體在社會中的邊緣化、羞辱、壓迫，以及個體在與社會力量的對抗中所面臨的困境。 他通過個人的經歷和內心世界來展示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和掙扎。 德國著名猶太宗教哲學家利奧·拜克（Leo Baeck）在《猶太教的本質》中指出：“猶太教給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使人能夠感受到作為個體的人應有的尊嚴的道德意識。 ”[3]克拉倫斯感覺在歐洲他的尊嚴遭到嚴重威脅，甚至連西班牙的天氣都在捉弄他。 古茲曼邀請克拉倫斯共進晚餐那天的天氣令他無法忍受，先是陽光燦爛，后來暴雨傾盆。 在克拉倫斯傍晚出去時天又放晴了，但就在他快到古茲曼別墅時暴雨驟降，把他渾身澆了個透。 他在暴雨中等了大約五分鐘看門人才來為他開門，進門后他只走了一半甬道，雨就停了。 這導致與古茲曼第一次見面，他的處境就十分狼狽，“身上發出難聞的氣味，像一條落水狗似的。 ”[2]266見到古茲曼，“克拉倫斯立刻意識到，如果可能，德·尼多就會使他顯得很愚蠢。 德·尼多可以使每個人都還其本來面目，就是岡薩加本人也不會被他饒過。 ”[2]269古茲曼在賓客面前嘲諷美國人且諷刺克拉倫斯根本無法理解岡薩加的詩，這激怒了克拉倫斯，“他胸中燃起了一團對德·尼多的怒火。 他想去打他，想去勒死他，想去踹他，想把他提起來向墻上撞去。 ”[2]269女伯爵的秘書的侄子們不相信一個美國人會對西班牙詩人的詩感興趣，認為他尋找岡薩加的遺稿荒唐可笑。 “他狂亂地想著，他得受多少罪??！ 為了搶救那些詩他得受多少懲罰??！ ”[2]274最讓克拉倫斯倍感羞愧的是歐洲人對美國人投擲原子彈的責備和嘲諷，整部小說對原子彈的影射多達三次。 沃爾士小姐將西班牙頻繁的降雨歸罪于美國人制造并使用原子彈。 她說：“自從原子彈之類玩意出現之后，天氣就不正常。 ……因為人們總是從報上讀到美國人爆炸原子彈……沒有人能夠說得出將要發生什么事，但是對天氣已經發生影響了。 ”[2]258在女伯爵的秘書的侄子們的家，喝茶過后，兩位侄子穿戴他們祖先的胸鎧和頭盔取樂。 其中一位侄子“舉起毛瑟槍瞄準著，喊道：‘原子彈！ 轟！ ’”[2]274這一行為引起在場的人高聲尖叫和興奮不已，“血液猛地涌上了克拉倫斯的腦袋。 這是對他的又一次打擊。 ”[2]274阿爾瓦雷斯以為克拉倫斯會對采礦股票感興趣，因為摩洛哥的瀝青鈾礦中有鈾，可用作制造原子彈。 積壓已久的憤怒終于爆發，克拉倫斯喊道：“我和原子彈又有什么關系？ 我管原子彈干嗎？ 讓原子彈見鬼去吧！ ”[2]282在克拉倫斯最需要同情和安慰的時候，昂加爾小姐撇下他，跟未婚夫約會去了。 克拉倫斯回到旅館，發現自己的旅行袋和廢紙簍竟被警察搜查了，這是對他人格的侮辱和隱私的侵犯。 他大為惱火，質問旅館經理。 旅館經理居然弄錯了他的國籍，以為他是英國人，攻擊他是舉止不當的英國游客的代表：“‘這些英國人！ ’他滿腔怒火地說，‘他們不懂什么叫禮節。 他們來到這里享樂，批評我們的國家，還抱怨我們的警察。 ’”[2]284

總之，在小說中，貝婁將主人公置于一個復雜而不確定的環境中，揭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溝通的困難以及道德觀念的混亂，迫使主人公與不同社會群體、價值觀和觀念相互交互。 通過主人公的心理描寫和情節發展，貝婁展示個體如何在社會壓力下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尋求生存的意義和歸屬感。 這讓讀者深思現代社會如何影響個體，并引發對于和諧共同體的渴望和追求。

二、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

在貝婁的作品中，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參與度是一個重要主題。 他通過描繪主人公及其他角色的行動和思考，探討了個體在面對社會問題和挑戰時應該承擔的責任，并強調了積極參與社會的重要性。 正如遠遁非洲的漢德森、行至歐洲和近東的赫索格、抵達墨西哥和歐洲的奧吉·瑪琪，克拉倫斯是貝婁筆下眾多精神流浪者的先例，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克拉倫斯曾在明尼蘇達大學專攻西班牙文學，在發現岡薩加的詩之前他不過是在大學研究生院里消磨時間。 岡薩加是貝婁虛構的人物，他的名字實際上是文學藝術家的代名詞，他的手稿也成為文化的象征。 克拉倫斯第一次讀到岡薩加的詩就從中獲知應該怎樣繼續生活， 對生活應該持什么態度。他對岡薩加的詩產生濃厚興趣，認為岡薩加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人物之一，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在加利福尼亞州，克拉倫斯聽流亡在那里的一個西班牙共和主義者說在馬德里的某個地方存有岡薩加所寫的一百多首詩， 它們是岡薩加寫給一位叫德·卡米諾的女伯爵的情詩。 戰爭期間女伯爵去世，她的家被人劫掠，從此這些詩稿下落不明。 這個流亡者認為岡薩加的朋友兼文學遺著管理人古茲曼·德·尼多很有可能知道這些詩稿的下落。 克拉倫斯渴望對更高精神品質的追求和生命本真的還原，他想使自己的生命有個特定的樣子，相信“必須有人竭盡全力找到那些遺稿，不應該讓它們泯滅。 它們肯定是一些驚人的詩句。 ”[2]254他曾去過西班牙兩次，但“他這一次可不是來游山玩水，而是有所尋求。 ”[2]253在這個充滿金錢欲望和原子彈陰云的邪惡的世界里，克拉倫斯保持著一顆純真的心，不遠萬里到歐洲去尋求岡薩加的遺稿，表現了對文化的信仰與虔誠和對人生價值的執著追求。 “這件事關系重大，其重要性可以使自己得救。 他來馬德里……是要做一件必要的體面的事情，那就是向全世界提出證據來證實一個偉大的詩人， 這對整個世界肯定會有用的。 ”[2]255在克拉倫斯看來，詩人的存在和作品具有普世的價值和意義。 詩人通過他們的作品傳遞著深刻的思想、情感和體驗，能夠觸動人們的內心，喚起共鳴。 通過向全世界提出證據來證實一個偉大的詩人，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賞這位偉大詩人的創作，從而促進人類共同體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貝婁借克拉倫斯之口強調了藝術和文化的重要性，它們超越了國界和文化差異， 具有跨越時空的力量。通過共享和傳播優秀的藝術作品，可以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和理解， 促進文化的多元交流與共融?？死瓊愃沟膫€人責任體現在他對自己內心的思考和行為的自覺性和責任感上，他通過尋求岡薩加的遺稿來承擔起個人責任。 通過個體對社會的責任的探討，貝婁呈現了一種社會倫理和道德觀念，引導讀者思考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并進一步思考自己的行為對共同體的影響。

克拉倫斯去馬德里詢問古茲曼詩稿的下落。 古茲曼不知道遺稿的下落，打發他去找女伯爵的一個姓波爾沃的秘書的侄子們。 卡拉倫斯前往埃納雷斯堡找到其中兩個侄子后得知他們沒有繼承叔父的文件，但告訴他遺稿可能在他們的堂兄阿爾瓦雷斯手中。 克拉倫斯又趕赴住在塞哥維亞的阿爾瓦雷斯。 阿爾瓦雷斯告訴他他并未繼承詩稿，而是繼承了摩洛哥的瀝青鈾礦的采礦股票，他誤以為克拉倫斯想購買這些股票，他還告訴克拉倫斯詩稿早已和女伯爵埋葬在一起了。 小說的結尾，克拉倫斯“麻木地，一動不動地坐在他的二等車廂里”[2]284返回馬德里，獨自品嘗無功而返的令人羞辱的苦果。 克拉倫斯輾轉多個城市辛苦尋找詩稿卻發現它們早已被埋葬，這具有諷刺意味，但并不會削弱讀者對他美好意愿和為之努力的贊賞。 正如沒有找到格林先生的格里布，雖然結局看似荒謬，但貝婁看重的是人們行動的價值和意義，尋找的過程就是人們在荒誕和虛無中通過行動創造意義并獲得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尋找的過程就是個體實現自己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意識到個體是共同體的一部分，關注他人的福祉和人類的整體利益。

三、對人類命運和存在的思考

貝婁在他的諾貝爾獎受獎演說中說過，他希望自己的創作“能有一種更加廣泛、更加靈活、更加豐富、更有條理、更為全面的敘述，闡明人類究竟是什么，我們是誰，活著為什么等等問題。 ”[4]貝婁思考現代社會中普通人的精神危機和共同境遇，關注整個人類的基本的、持久的、本質的東西，試圖回答人類存在和意義的問題， 探討人類文明和精神的復雜性，并通過主人公的故事，強調人類智慧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這表明貝婁對于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和對于時間和歷史的廣闊視野，對更廣泛人文價值觀和共同體責任的追求。

在世間所有虛妄的追求過去以后，文學依舊是一片靈魂的凈土。 克拉倫斯充分認識到文學作品對人們的啟示和指引作用，“你必須首先把現代文學當作一個龐大的顧問班子，它涉及人類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我們應該怎樣度過人生，我們應該感覺到什么，我們應該看到什么，我們應該從何處得到勇氣，我們應該怎樣愛、怎樣恨，我們應該怎樣純潔、怎樣偉大、怎樣令人敬畏，以及其他的一切。 ”[2]263貝婁借主人公之口，指明文學對于人類生活和社會的影響和啟示， 以及作為一個龐大的顧問班子的角色。 文學通常涉及人類的道德、價值觀、情感和行為等方面的探索和反思。 通過作品中的故事、人物和主題，作家試圖傳達關于人類命運和存在、社會問題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見解和思考。

兩次世界大戰使人們對傳統的社會道德準則和價值觀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越來越多的人不顧一切地追求個人利益和物質財富的積累，不再追求精神層面的自制和提高，不再關心生命的目的和生存的意義。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冷漠無情，靈魂被摧殘、精神被瓦解。 透露給克拉倫斯有關岡薩加的詩稿的信息的流亡者坦言古茲曼不會把詩稿放在心上，“因為他是那一類認為凡事都會有個結果的人，為人只要過得舒舒服服就行。 他也確實過得很舒適，家道殷實，并且是國會議員。 ”[2]253在這位流亡者看來，只要有錢，人就會過得舒適。 克拉倫斯當即反駁他，“錢不見得一定會使人過得舒適。 ”[2]253克拉倫斯就有錢，不必為生計勞碌奔波，但為了尋求生活的真諦，而非經濟上的成就和社會地位，他只身一人來到西班牙追求詩稿的下落，與故事中的其他人形成鮮明的對比。評論家杰克遜·J·本杰森曾指出，“美國文學有道德和諷喻的指向，這個傳統一直負載著一種廣泛的人文主義的價值體系，它關注的是人的精神解放和在人際關系中人對愛、信仰和尊重的需求。 ”[5]貝婁的創作遵循這一美國文學傳統，他借克拉倫斯之口教育、指導人們從過度的利益追逐和物質享樂中超脫出來，重新恢復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和人性的真善美，從而在個體的生活世界中重新追回人生的尊嚴和價值。 作為岡薩加的戰友和朋友， 古茲曼不僅對岡薩加的詩稿嗤之以鼻，而且滿口污言穢語中傷岡薩加。 “古茲曼·德·尼多是個冷漠的人。 冷漠、冷漠、冷漠！ 他是一個對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人。 ”[2]270卡拉倫斯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岡薩加怎么會信任這樣一個冷漠的、散發著銅臭味的人呢，“德·尼多腦袋狹長，牙齒向前突出，上邊鑲著值錢的、閃閃發光的金屬。 ”[2]267女伯爵的秘書的侄子們繼承了他們認為有價值的老房子、地皮、采礦股票，而對于詩稿，女伯爵的秘書“根本沒有處置它們。 是女伯爵自己把它們處置了。 她把詩和她埋在一起。 把它們帶到墳墓里去了。 ”[2]283阿爾瓦雷斯直接表達對岡薩加的不屑，“曼紐爾，那個當兵的？那個小個頭家伙？那個她一九二八年的情人？死在摩洛哥了。 ”[2]283他們對詩稿和詩人的態度反映了20 世紀50 年代社會的基本特征——“異化、價值觀的淪喪、宗教信仰的消解和文化的缺失。 ”[6]面對這種社會背景，貝婁通過卡拉倫斯的經歷呼喚人們重新關注社會的共同利益、 社會責任和道德準則，并尋求建立更加緊密和有意義的人際關系和社會聯系。 只有通過彼此的理解、信任和合作，才能克服異化、重建價值觀、找回宗教信仰的意義以及彌補文化的缺失。

結 語

貝婁在《岡薩加的手稿》中通過對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以及對人類命運和存在的思考，展示了貝婁對社會和人類共同體的關懷和思索。 他呼喚人們回歸傳統價值觀，重建信任和合作，尋求建立更加緊密和有意義的人際關系和社會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