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現實狀態及提升路徑
——基于上海市中小學思政課教師的實證調查

許曉芳

（上海市嘉定區教育學院 上海 201808）

青少年時期是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對青少年進行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的法治思維意識，對其一生成長都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提出重要論斷，強調：“普法工作要在針對性和實效性上下功夫，特別是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盵1]黨的二十大報告又明確指出，要“加快建設法治社會?！鰪娙穹ㄖ斡^念”[2]。由此，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升法治教育的有效性，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普遍關注的重要命題。思政課教師是從事青少年道德與法治教育的主體，是青少年法治素養提升的關鍵影響因素，其自身的法治教育素養直接影響著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效能。聚焦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現存問題，在原因分析的基礎上建構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之道，是當前思政課教師專業發展和隊伍建設的重要命題。

一、 研究背景與問題

“中小學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現實狀態及提升路徑”研究的主要背景有三個層面。

第一，國家層面。依法治國體系的進一步健全完善需要以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作為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整個社會的法治意識、公民的法治思維和素養在不斷提升。著眼未來，要進一步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需要堅定不移地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開始就為他們播撒“法治思維”的種子。這一切必然依賴于有效的法治教育教學，依賴于思政課教師良好的法治教育素養。

第二，社會層面。影響青少年成長諸因素的交織需要以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作為條件。當今時代發展日新月異，青少年在享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紅利”的同時，也必然受到價值多元、信息爆炸、利益沖突等的沖擊，受到身心成長和價值觀塑造的多重考驗。以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例，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是當今時代發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青少年作為一個龐大的網絡用戶群體，在享受信息技術優勢的同時，也難免遇到各類問題?！段闯赡耆藱z察工作白皮書（2022）》顯示，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未成年人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犯罪人數明顯上升，2022 年較2021 年同比上升82.41%。顯然，信息冗余、良莠不齊的網絡環境給傳統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帶來了極大的沖擊，挑戰著主流價值觀念與社會規則。更有甚者，在網絡引流的驅使下，在群體思維的促使下，血腥的暴力畫面、污穢的色情信息以及扭曲的價值觀念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誘因。這些都加劇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復雜性，對思政課教師的法治教育素養提出了新挑戰。

第三，教育層面。青少年法治素養培育的一體化設計需要以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作為支撐。青少年法治素養的培育是一個漸進過程，需要各學段的有效銜接?！读x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課程標準（2022 年版）》明確提出了政治認同、道德修養、法治觀念、健全人格、責任意識五個維度的學科核心素養。[3]其中，法治觀念素養與高中階段的法治意識素養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和遞進性，充分考慮了學生的學段特征、成長需求和法治素養培養規律，形成了一體化的設計。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階段的課程標準以總分式的結構化表述，既明確了一體化的根本要求，又體現了階段性的實現路徑，為思政課教師精準定位目標、有效排摸學情、整體把握內容、系統推進教學和高效利用資源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法治素養的明確提出和各學段的一體化設計，不僅需要思政課教師樹立清晰的素養導向教學思維，注重學生法治素養的培養，也要求思政課教師不能再僅僅拘泥于本學段與本學科的法治教育內容及授課方式，而要縱向貫通上一個學段與下一個學段的法治教育目標定位及學生情況，同時還要橫向聯系其他學科、學校德育等課程中的法治教育活動，實現資源共享、增效減負、合力育人。這實際上也對思政課教師自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上述三個層面背景的分析，本研究著力解決兩個層面的四個具體問題。認知層面主要解決“如何合理理解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概念”問題。實踐層面著重解決“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現狀如何”“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有效提升路徑如何設計”三個問題。

首先，認知層面主要解決“如何合理理解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概念”問題。從現有的文獻梳理看，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的頒布，《全國教育系統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八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的制定實施等，青少年法治教育問題逐漸成為教育研究和實踐關注的熱點問題。但是，這種關注的思路主要是分析青少年法治意識的概念、影響因素、提升路徑，較少關注到通過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來有效培養青少年法治素養的問題。特別是對于如何理解法治素養、教師的法治素養、教師的法治教育素養的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由此，本研究將在文獻梳理和政策解讀的基礎上，融入對教師法治素養問題的實踐體驗和個性化理解，嘗試對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概念體系進行闡釋，并以此作為研究的出發點。

其次，實踐層面主要解決三個具體問題。第一，用實證調查的方法，全面了解中小學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培養的現狀，明晰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培養的基礎、困惑、需求等問題。第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整體分析影響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培養的關鍵性問題，為后續設計有效的行動路徑奠定基礎。第三，在文獻研究、實證調查、政策分析的基礎上，整合研究的基礎性素材，著眼法治素養教育需求，針對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存在的問題設計有效的行動策略，整體提升思政課教師的法治教育素養。

二、 研究依據與研究設計

（一） 核心概念

1. 教師法治教育素養

“教師法治教育素養”這一概念脫胎于“公民法治素養”，同時又突出教師的身份特征和教育的行動旨趣。公民法治素養是一種綜合素質和能力，按照對法治的信仰、認知、深化、實踐這一邏輯，主要體現在法治信仰、法律知識、法治觀念、守法用法四個方面。[4]法治教育素養與法治素養既有聯系，又有不同。良好的法治教育素養需要以法治素養為基礎，也需要以相應的法治教育意識、能力等作為支撐。由此，教師的法治教育素養可以被理解為教師基于自身豐厚的法治素養和有效的法治教育意識、技能等形成的一種有效開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綜合素質與能力，具體可以包括法治育人理念、法治基礎知識、法治教育能力等維度。教師法治教育素養既是學校教育體系中法治教育有效開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新時代教師思政教育專業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

2. 中小學思政課教師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從“三全育人”和教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視角出發，任何學科教師都承擔著一定程度的德育、思政教育任務。為凸顯本研究對于特定人群的關照，本研究中的“中小學思政課教師”指的是在小學、初中、高中等各級各類學校中專職從事或兼職從事“道德與法治”學科教學的教師。

（二） 工具設計

為進一步了解當前思政課教師對自身法治素養的認知狀況以及對教師培訓的需求點，筆者以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形式對上海市黃浦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等16 個區進行了專項調研。

調研所使用的問卷為筆者自編的《中小學思政課法治教育一體化建設情況（教師）調查問卷》，主要依據邁爾斯（Myers）討論“社會心態”問題的ABCs 理論[5]（情感、行為意向、認知）、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理論和筆者日常對中小學思政課教師的行為觀察進行設計。問卷整體設計35 道題目，其中第1—8 題為作答對象的基本情況，第35 題為“推進中小學思政課法治教育改革”的開放性題目，其他26 題分別按照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的觀念意識、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的日常行為、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的需求及困惑三個維度展開。在問卷正式發放和調查之前，選擇調查樣本中的一個區域進行試測和信效度分析。對試測樣本進行Kaiser-Meyer-Olkin 測試和Bartlett 測試，結果顯示原始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問卷各題目之間的關聯度較好，同一維度因子之間的內在一致性較好。研究通過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來驗證調查問卷的信度。驗證結果表明，調查問卷所設計的三個維度問題的克隆巴赫系數分別為0.907、0.899、0.912，均大于0.7，符合開展調查的需求。

（三） 參與對象

筆者在試測和問卷信效度分析的基礎上開展正式調查。調查發放了調研問卷共3453 份，回收有效問卷3328 份，回收率為96.4%。調研對象的抽樣采用全樣本抽樣的方式，整體覆蓋調查區域內中小學專兼職思政課教師。筆者于后期對396 位思政課教師進行了訪談（訪談提綱的編制也主要圍繞上述三個維度展開）。問卷填寫涵蓋小學教師1901 人、初中教師1071 人、高中教師356 人；涵蓋正高級教師7 人、高級教師432 人、一級教師1512 人、二級教師1143 人，處在試用期或見習期的教師234 人。

三、 研究數據分析

從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基本數據看，隨著國家課程教學改革中對思政教育愈加重視，中小學思政課教師的整體專業素養、學歷結構、知識基礎等有了明顯改善，教師重視思政課教學和學生法治素養培育的整體氛圍較好。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被調研思政課教師總體學歷較高，專業對口課程要求。調查對象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教師占到96.39%，專業背景大多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學類專業等。另一方面，思政課教師大多了解課程改革要求并努力轉變法治育人理念，部分教師有終身學習的意識且在探索提升法治素養的方式。其中，“知道所在學段課程標準中的核心素養”的教師占到63.94%，“對所在學段的法治教育內容熟悉”的教師占到75.69%，“在學科法治教育過程中能夠關注其他學段教材中相應的法治教育內容”的教師占到66.65%，能主動并且有效參加思政主題教研活動的教師比例超過80%，能夠“主動反思思政課教學和學生法治意識培養過程中存在問題并進行改革嘗試”的教師比例約為72.5%。

從以上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思政課教師總體法治教育素養較好，不斷努力順應時代變革和課程改革的要求，但這種改變和探索依然處于初級階段，增長空間較大。對標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法治育人理念、法治基礎知識、法治教育能力等具體維度，思政課教師自身的法治教育素養還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 法治育人理念：對法治教育的功能定位和時代特征把握不夠清晰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樹立清晰合理的法治育人理念，不僅是教師法治教育素養培養的內在要求，也是對學生開展有效法治教育的先決條件。

調查發現，不少思政課教師無法清晰表達對法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不是更關注知識本位，就是更聚焦微觀的領域（例如學生掌握相關法律知識的水平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缺乏對抽象的法治觀念和法律意識層面的培養，亦缺乏將微觀的個體意識層面與宏觀的法治體系建設相關聯的意識。這種過于聚焦知識傳遞的觀念，與核心素養導向的當代思政課教學理念顯然不相適宜。從具體數據上看，盡管“知道所在學段課程標準中的核心素養”的教師占到63.94%，但是在教學中能夠積極思考和落實核心素養的教師比例只有不到50%，能夠清晰表達核心素養與法治素養的關系以及與法治教育各維度知識體系關聯的教師的比例更低。

同時，法治教育功能定位在不同學段也有不同的目標導向。小學階段側重普及憲法常識，讓學生能感知生活中的法，養成遵紀守法的習慣。初中階段側重“使學生初步了解個人成長和參與社會生活必備的基本法律常識，……初步建立憲法法律至上、民主法治等理念，初步具備運用法律知識辨別是非的能力，初步具備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高中階段側重“使學生較為全面地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以及法律常識，……初步具備參與法治實踐、正確維護自身權利的能力”。不同學段雖有不同的目標定位，但都強調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功能定位應當是法律常識的培養。不過，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教師對于不同學段法治教育的具體定位和功能設計缺少充分了解，缺乏基于一體化視角有效分解、遞進落實本學段法治教育功能的意識。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自己具有中小學思政課法治教育一體化的意識”的被試者比例僅占到22.99%，在教學過程中能夠主動開展學情調查且進行跨學段的有機整合或銜接的被試者比例僅有24.85%，熟悉其他學段法治教育內容的被試者比例也不超過35%。這充分說明，中小學思政課教師在開展法治教育的過程中缺少一體化的思維，對學生法治素養培養的階段性、整體性、遞進性等把握不周全。

筆者通過進一步調研發現，導致思政課教師對法治教育功能定位不清的一大因素是教師對以上相關文件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不強。其中，深入研究學習并踐行《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及相關政策文件的教師僅占6.73%，粗略了解和從未學習過的教師卻分別占到49.7%和24.37%；經常學習有關“中小學思政課法治教育及其一體化建設”相關文件的教師僅占15.05%，從未學習過的教師卻占到了21.12%；備課中經常翻閱與深入解讀課程標準內容的教師僅占14.45%，偶爾翻閱和從未翻閱課程標準的教師卻分別占到了76.72%和8.83%。

（二） 法治基礎知識：對法治教育知識體系的建構和更新不夠到位

從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理論看，知識維度的建構是其素養提升的基礎。整體上看，由于專業的相近，思政課教師的法治基礎知識建構的基礎性條件較好。但是，對標學生有效的法治素養教育，思政課教師的法治教育知識儲備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其一，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知識體系的不完善。作為法治素養的基礎部分，思政課教師所要具備的法治專業知識至少應當包括習近平法治思想、憲法概述及日常法律法規等基本法律常識。調研顯示，對于法治教育所需要的知識體系有完整認識的教師比例不到50%；高達91.8%的思政課教師認為自身所具備的法律相關專業的知識是不足的，其中覺得自身法律知識嚴重不足的達到30.8%；在日常學習和工作中注重從多維度提升自身法治教育基礎知識的教師僅有不到20%，“在學科法治教育備課過程中經常翻閱且喜歡研究相關法律法規”的教師僅有14.45%。

其二，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知識的更新不及時。隨著法治教育比重的增加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新的法治教育觀點、理念、知識等不斷產生，法治教育的整體知識體系處于動態創新之中，由此帶來的教師的法律知識儲備滯后問題比較明顯。調查顯示，能及時關注最新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的教師比例僅有25.27%，能主動學習習近平法治教育思想的教師比例僅有33.21%，能及時更新自己的法治教育課程內容的教師比例不到40%。

上述兩個維度的問題，構成了中小學思政課教師的法治教育“知識焦慮”。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幫助思政課教師完善法治教育知識體系，國家、市、區各級開展了諸多師訓課程。進一步的調查反映出大多數思政課教師認同“學校、區、市乃至國家對教師如何開展法治教育及一體化設計的培訓充足且豐富”。截至調研時間，參加過中小學或相鄰學段思政課法治教育一體化建設相關活動的思政課教師占到87.02%，所在教研組（備課組）開展過跨學段溝通與交流的占到73.01%，所在學?；蚣瘓F組織過法治教育或者法治教育一體化的教育研討或實踐活動的占到74.01%。豐富的教師培訓為什么沒能解決思政課教師“知識焦慮”的現狀呢？訪談中，多數教師表示“出于工作繁忙、閑暇時間較少、文件可讀性不強等原因，缺乏對相關文件的研究精力”，但深入交流后發現，部分教師實則缺乏學習宏觀政策及理論知識的意識和主動性，認為“教學不需要了解關于法治教育的有關文件及我國法治教育推進歷程等宏觀領域的內容”，他們更傾向于學習“可復制”的教學內容與教學策略。這也反映出教師長久固化的重知識輕能力、重形式輕實效、重過程輕目標、重技巧輕理念的頑癥。一些思政課教師對于國家在法治教育方面頂層設計的了解不足，導致無法整體把握、精準理解法治教育要旨。同時，主動學習新知識、不斷更新法治教育知識體系的整體動力不足，進一步加劇了思政課教師“知識焦慮”的現狀。

（三） 法治教育能力：解決網絡環境下的法治教育問題的方法不夠有效

教師的法治教育能力是其法治教育素養的外在表現，是最具有實踐價值的領域，也是決定青少年法治教育整體質量的關鍵因素。通過問卷調查，從整體上看，思政課教師在從事法治教育的過程中，在能力的維度上存在幾個普遍問題。例如，如何將習近平法治思想和最新的法律知識文件進行課程轉化，如何開展與核心素養培育需求相匹配的教學和評價，如何進行不同學段思政教育和法治教學的有效銜接，等等。但是，調查對象提及更多的、更加普遍的是，思政課教師整體上缺乏解決網絡環境下的法治教育問題的方法。這是思政課教師認為的當前最需要提升的能力。

當前，信息技術的迭代升級使得青少年接觸與使用網絡的頻率不斷增加，對網絡環境的參與和依賴程度也不斷提升。大多數教師在訪談中都反映對當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的擔憂，也意識到網絡環境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影響。大多數教師認為，通過有效的法治教育方式與內容，能幫助學生應對和解決網絡時代的新問題，并提升學生的法治意識。他們常用的策略包括：收集學生上網過程中所遇到的典型事例或借用時政新聞中所提到的青少年上網的典型案例，如網絡侵權、網絡詐騙等；運用相關學科知識和法律知識為學生提供問題解決的思路和方法，幫助學生提升守法用法的意識。但是，從整體上看，教師對這些做法的實際成效普遍表示擔憂，對自己開展網絡時代法治教育的能力和方法感到不足，認為自己能夠完全勝任網絡時代的法治教育的教師比例不到15%，認為網絡和信息化發展給自己的法治教育工作帶來挑戰的教師比例高達93.55%，認為自己需要提升網絡時代的法治教育能力的教師比例為79.33%。

對部分學生的補充調查同樣驗證了上述結論。以法治教育中的案例運用為例，一方面，網絡比課堂更具有吸引力是因為網絡環境下學生有更多提出不同意見和觀點進行碰撞的機會，而日常課堂中還是以教師為主導開展案例分析，這種方式不足以提升學生的興趣與認可度。另一方面，學生在思政課上學到的知識不能完全解決網絡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教師更關注案例分析的結果，例如某一行為會受到怎樣的處罰，而對于如何用“權利義務相統一”的觀念來辨析各類行為的法治思維的培養關注度并不高，這與法治教育的育人目標不一致。也有學生表示：“老師更偏向用已經‘定調’的法治案例，而無法回應我們所提出的網上出現的新現象?！庇械慕處熢诨貞@一話題時表示自己不是法律專業人士，無法給出“標準答案”，這恰恰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功能定位有所偏差。法治教育不是拘泥于具體的案例和審判結果，而應當是幫助學生在提升辨析紛繁復雜的各類行為的過程中，不斷夯實憲法意識、平權觀念、權利義務相統一觀念、維權意識和行為以及生命安全意識等。唯有指向包括信息辨別、維權能力和意識在內的法治素養，法治教育才能真正解決逐年攀升的未成年人網絡違法犯罪率。

四、 提升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策略建議

教育研究是一種理性行為，這種理性既表現為對問題和現象進行精準分析的“理論理性”，更表現為對行動策略進行建構和改進的“實踐理性”。相較于對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是什么”以及“怎么樣”的“靜態化”描述，更為重要的是在實踐領域建構提升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有效策略。思政課教師提升法治教育素養，要聚焦上述調研中存在的理念、知識、能力問題，充分發揮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和教師三個主體的協同聯動。

（一） 教育行政部門：聚焦教師育人理念和知識基礎，開展有效培訓

思政課教師的法治教育理念和法治教育知識體系建構，是提升其法治教育素養，提升法治教育有效性的基礎性工作。從當前的師范教育體系和道德與法治學科教師的構成看，一方面，教師職前教育中對于法治觀念、法律知識、法治教育理念的有效教育引導不夠；另一方面，道德與法治學科教師的兼職比例較高，教師隊伍整體的法治教育基礎不夠厚實。由此，整體優化思政課教師法治育人理念，豐富其法治教育知識體系的任務就落到了思政課教師的職后培訓之中。調查顯示，思政課教師整體參與各類培訓的機會較多，但是實踐效能不高。因此，必須優化思政課教師職后培訓的內容和路徑體系。具體而言，就是要基于有效全面的需求診斷，整合各類資源，建構課程，采用多方法、多載體的混合研修模式，設計有效的培訓評價體系等，整體建構“診斷、建課、研修、評價”一體化的職后培訓模式[6]，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要在培訓的內容和方法上進行科學建構。

從內容上來說，教育行政部門應該注重對教師法治素養培養的現狀和需求分析，開展需求導向的針對性培訓。本研究調查了思政課教師所具備的包括法律知識、法治思維、法治教育專業知識等具有顯性化的法治教育素養現狀，據此可以設計更具有普遍性、針對性、系統性、序列化的師訓課程。例如，針對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功能定位不清的問題，可以加強從宏觀政策解讀到微觀課堂教學的路徑示范，便于教師更好地理解宏觀政策與一體化培養目標的逐層分解，從而能更精準地定位當前的法治教育目標；針對思政課教師“知識焦慮”的問題，可以開設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專題培訓等方面的課程，不斷幫助教師完善與時俱進的法律知識體系；針對思政課教師缺乏應對網絡環境的法治教育能力，可以開設轉變育人理念、優化教學策略、提供資源支持、營造輕松氛圍等方面的培訓課程。從方式上來說，傳統的師訓模式多數是講授法與自學式，部分思政課教師表示形式較為單一、互動性不夠，鮮少有參觀或實踐式的。因此，建議師訓部門借數字化轉型的契機，設計“線上+線下”互動的法律講壇、模擬實戰場域等，提供給思政課教師更多有延續性的、可選擇的、可個性化定制的線上法治學習平臺，同時加入有效的測評環節，倒逼思政課教師學習法治教育理論知識。特別要注意的是，思政課教師普遍感受到網絡時代法治教育的“本領恐慌”，因此在課程設計和培訓的具體開展過程中，可以聚焦這個問題，加大課程比例，幫助教師進行有針對性的提升。

從方法上說，為了更好地建構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專題培訓的課程體系，教育行政部門需要創設以法治教育為主題的資源庫，包括：梳理習近平法治思想、《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等法治教育一體化的相關政策綱領及其權威政策解讀，大中小思政課中關于法治教育的教材內容，大中小思政課開展法治教育的典型課例及其資源包，示范一體化視域下從宏觀政策及課程標準解讀到學情排摸再到教學設計及評價反思等系統的法治教育實施步驟，提供法治教育“線上+線下”學習實踐基地或平臺，大中小法治教育一體化網絡教研平臺，開發利用網上資源以形成法治教育資源等，從而真正做到縱橫貫通，營造一體化的法治教育“共學共研共享”氛圍。

（二） 學校：聚焦教師法治教育能力，搭建多維度實踐平臺

能力是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外在表征，也是教師法治教育素養最重要、最具有實踐價值的領域。從結構性教師能力理論出發，教師的法治教育能力應該具有多維度的內容，包括法治教育的理解能力、設計能力、實施能力、評價能力等。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能力的提升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其中學校應該成為提升教師法治教育能力的主陣地。一方面，學校要通過開設法治教育校本課程，借助法治演講、法治教學技能比賽、律師說法校園行、教師學法經驗交流會等多種形式，激發教師學法的興趣，整體建構濃郁的法治教育氛圍。另一方面，學校要以法治教育為主線，鏈接家庭生活中的家規、學校生活中的校規與社會生活中的法規，構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包括網絡社會）“三位一體”的法治教育協同育人機制，通過多種實踐平臺的建構，幫助思政課教師提升法治教育能力。

首先，學校要為思政課教師開展法治教育提供“引進來、走出去”的平臺。其中，“引進來”包括引入家長志愿者、社區警察、法院和檢察院以及篩選網絡中比較好的普法直播平臺和網絡素材等；“走出去”包括學校聯系家庭、社會各方，為思政課教師引導學生將所學法治知識與法治思維應用到家庭的討論、社會的研學、網絡的辨析中提供實踐場域，從而有效配置社會各方資源，豐富法治教育方式，提升其輻射效應。

其次，學校要建立協同聯動的思政教育體系。調研反映出大部分學校的思政課教學與學校德育工作是分裂的，不同學段之間的聯系依然匱乏，因此建議學校橫向善用“大思政課”建設，縱向借力“大中小一體化”建設，為法治教育實施提供良好條件。從橫向的角度來說，希望學校能讓思政課教師在學校德育工作中發揮“大思政課”的引領作用，建立德育工作班子尤其是班主任或導師與思政課教師之間的定期溝通機制、定點交流平臺，加強信息的連貫溝通。例如，班主任定點向校園網之“法治教育典型案例成長檔案”上傳學生存在的普遍違規甚至違法行為，在與思政課教師溝通后采取適宜的方式合力普及法治教育，并將教育過程與結果反饋在校園網的成長檔案中。當然，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護學生的個人信息。從縱向的角度來說，建議學校至少做到與上一個學段和下一個學段的學校在學生情況（如上文的成長檔案）、法治教育資源、法治教育課例等方面的對接。

（三） 教師：聚焦個體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開展終身學習

學習是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方式。教師的學習，不僅需要關注教師學什么、怎么學的內容和方式建構，更需要關注教師通過學習之后觀念、態度、能力的整體提升。[7]這實際上就是教師素養提升的過程。因此，教師的有效學習是其法治教育素養提升的有效方式。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不斷推進，教育改革進程不斷加快，思政課教師需要打破自己原有的固化思維，緊跟時代變化，聚焦問題，守正創新，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

首先，思政課教師要敢于啃下理論學習的“硬骨頭”，克服畏難情緒，樹立終身學習意識。要通過檢索專家對文件或新課程標準的解讀，攻克理論學習中的難題。具體來說，思政課教師可以依序參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對青少年不同階段法治教育目標的定位，新課程標準中核心素養的概念界定，新課程標準中與之相對應的內容要求、教學提示及學業要求。其中，內容要求明確了必須落實的課程與教學任務；學業要求將課程目標進一步細化，例如運用“懂得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正確行使公民權利，自覺履行公民義務”這類表現性目標的描述方式，明晰該學段學生通過學習后所能達成的行為表現標準，而教學提示則提供了與之相匹配的關于“怎么教”的建議。能據上層層分解法治教育目標、精準定位法治教學目標是思政課教師所要具備的首要素養。

其次，思政課教師要勇于開辟法治實踐新方式，敢于在法治教育中實踐與檢驗所學的新理論知識，敢于打破慣性思維，敢于直面網絡環境的影響和挑戰，敢于直面學生的真實生活與真實問題，找準法治認知與法治情感的融合點，幫助學生通過體驗、感悟、思辨來達成理性與感性上的認同，真正形成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意識。面對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對青少年越來越大的影響，思政課教師不能再停留于教條式、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將孩子當作一塊“白板”，而要正視青少年法治意識與民主意識不斷提升的現狀，創新法治教育方式，例如利用數字化轉型的契機，開發虛擬法治實踐平臺、設計法治微課堂等，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提供給學生更多表達與碰撞的機會。同時，思政課教師更要充分發揮現實交往中教師人格魅力的優勢，以良好的法治素養與道德情操感化學生。思政課教師要認識到，唯有具備科學而關懷的育人理念、扎實而完善的知識體系、嚴謹而縝密的法治思維、公平而敬法的師德風范，才能真正幫助學生實現認知澄清與法治認同。

總而言之，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在深化素養導向的道德與法治學科教學變革中，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培育具備多維度的現實意義。思政課教師法治教育素養的提升需要國家、社會、學校的鼎力支持，更需要思政課教師激發自身學習與實踐的主動性，在不斷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中，將新時代法治教育理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從而為創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增強法治教育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做出貢獻，也為自身專業發展提供新的視角，生成新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