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基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視角

郭 強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河北 石家莊 050051）

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已經開啟，文化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實現文化的現代化目標，需要推進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那么，如何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盵1]（P8）這里的“第二個結合”就是繼我們黨早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之后又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表明“第二個結合”是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根本路徑。本文擬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視角探討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內在機理。

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歷史必然

中華傳統文化是農耕文明的體現，它要實現現代轉型首先需要解決與工業文明的適應性問題。而現代工業文明起源于歐美，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則是源于歐洲啟蒙運動的西方文化。伴隨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方殖民入侵和“西學東漸”展開，中西兩大文明彼此相遇、碰撞、交匯。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問題也因此轉化為本土生長的中華傳統文化與來源西方的現代文化如何兼容的問題。晚清洋務運動的興起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成為解決這一課題的流行方案。這種不改變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和統治地位，企圖只在工具、方法等輔助層面將西方器物文明嫁接之上的“中體西用”論，其實并沒有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從傳統到現代的根本改變。中日甲午戰爭在宣告洋務運動破產的同時，也證偽了“中體西用”論的合理性與可行性。于是，“中體中用”論和“西體西用”論就成為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前期針鋒相對的兩大思潮。

“中體中用”論以辜鴻銘為代表，試圖尋找中華傳統文化變革的內生力量。他認為，中國人“文明的起源、發展乃至賴以存在的基礎，同歐洲人的文化完全不相干”[2]（P144）。在他看來，現代西方文明是機械性的文明，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明就是一種重道不尚器的文明，這種文明是一種更優越的文明，因此如果我們追求學習引進西方的器物，去追求所謂的西用，反而會丟失儒家的道，那就是舍本逐末、適得其反了。然而，“中體中用”論拒斥現代西方文明，實質上是一條保守主義復古路線，因為作為中國超常穩定小農經濟結構在文化觀念上的反映，中華傳統文化無法實現內在的創造性轉化?！拔黧w西用”則以胡適為代表，試圖通過“全盤西化”來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變革。他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盵3]（P515）在他看來，任何文明都是特定的“體”與“用”的統一，沒有離開“體”的純粹的“用”，也沒有離開“用”的純粹的“體”，西方文明的“用”與西方文明的“體”需要兼有。中國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就是因為無論是它的“體”還是它的“用”，都不如西方文化的先進和開化?！拔黧w西用”論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使中國文化現代變革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可見，無論是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對立起來的“中體中用”論、“西體西用”論，還是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簡單嫁接的“中體西用”論，都沒有解決文化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兼容問題，因而也就沒有探尋到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實現路徑。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盵4]（P1471）馬克思主義吸收和改造了人類思想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特別是繼承并超越了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現代文化的精髓。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廣泛傳播，其真理的力量逐漸激活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改變了中華文化的原有結構，并增加了許多現代的科學元素，使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得以兼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盵1]（P7）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激活中華文明的基因，就在于它能夠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這種“結合”也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開辟了新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可以視為中國共產黨人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主張?！巴腥A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表明馬克思主義不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照單全收”式的結合，而只是“結合”其中的優秀部分。比如，毛澤東同志在闡釋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時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盵5]（P707-708）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到“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優秀養分的吸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盵6]（P282-283）當然，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除了把中華文化的優秀養分加以吸收外，還要推進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比如，毛澤東同志對“實事求是”作出新的闡釋，推動形成黨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借用“小康”這個富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色的概念來描繪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闡述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這種“雙創”的目的就是要讓產生并存續于古代農耕文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為具有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屬性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由此可見，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需要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要推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創”，就需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基本理論、基本范疇，就是其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理論表達，而這些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則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概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夠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因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在很多方面相融相通，使我們能夠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在這些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以及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中，實踐的觀點是其首要的基本觀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7]（P130）?！榜R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征”[7]（P322）。因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能夠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中的關鍵一環就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相通。

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把實踐理解為人的對象性活動：在思維方式上契合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內在邏輯

西方文化從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啟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經過笛卡兒、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等人的進一步完善，成為長期統治西方文化的主要思維方式。正如《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盵8]（P499）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無論是包括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在內的舊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它們都將世界對象化為人的客體，人作為主體，與客體處于一種對立的關系之中。而形成這種主客二分、主客對立思維方式的原因，則在于對“實踐”理解的缺失或失當。舊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出發，把主體與客體解釋為一種“照鏡子”式的直觀的關系，而缺乏從人的實踐角度去理解二者的復雜關系；唯心主義僅僅從主體的角度，特別是思維的角度來理解實踐活動，忽略了客觀物質條件對實踐活動的基礎作用，從而無法正確理解人的能動性必須通過現實的能動性才能變為現實。在批判舊唯物主義直觀性和唯心主義抽象性的基礎上，馬克思把“實踐”視為人主體見之于客體的對象化活動，將其看作是能動性與受動性、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要求對于“對象、現實、感性”都應當從實踐、從人的感性活動方面去理解。因此，實踐是一種改變世界的現實的、具體的、物質性力量。這種基于主客統一的實踐特質強調實踐對于理論的優先性，改變了主客二分的西方文化只是從倫理意義來理解實踐、推崇理性優先的傳統，在思維方式上契合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內在邏輯。

與西方文化常常把作為主體的人和作為客體的世界區分開來不同，中國傳統文化致力于追求二者的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在理論上得以達成，主要體現在以知行合一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知行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古人關于知行合一的論述，強調的也是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如荀子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漢劉向的‘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陸游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資以為用’，等等?！盵7]（P131）《中庸》構建了從“博學”到“篤行”的知行合一路徑，這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夫之不但把“行”置于首要位置，而且還明確地把“行”界定為實踐。他指出：“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故樂莫大焉?！敝腥A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踐履”“躬行”“知行合一”“知行相資”“知先行后”，都表達了重視實踐的態度。這種樸素的知行觀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具有一定的耦合性。比如，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作為創造性地闡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著作，其副標題為“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他用“知與行”這一中國式的范疇和話語闡述以“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為核心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這從認識論意義和本體論意義上奠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契合、融通的基礎。

近代以來，在關于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向的討論中，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中體中用”“西體西用”，都沒有脫離“中”與“西”“體”與“用”的二分結構。這種以“體”“用”定位“中”“西”的論證方式，在潛意識里預設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的對立，進而在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問題上出現“古今中外之爭”。這從思維方式上仍然屬于主客二分的范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實現主客一致，使我們在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中突破“中西二分”“體用二分”的思維慣性，而是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文化相“結合”的新路徑。這“第二個結合”的基礎就是實踐。這個實踐從宏觀層面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百年奮斗的偉大實踐。在這一偉大實踐中，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汲取中華文化中的優秀養分、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創立和發展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生動實踐。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五千多年璀璨文明中繼承人文精神、道德價值、歷史智慧的精華養分，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融會貫通起來，將中華文明精華與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通過馬克思主義得到激活并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煥發出現代文明活力。比如，從民為邦本、天下共治到人民民主，從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到協商民主，從九州共貫、四海一家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從天人合一、萬物并育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富以養民、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等。中華文化在傳統與現代的銜接與跨越中發射出現代文明之光。

因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盵1]（P7）相較于傳統的“中西二分”“體用二分”的分析框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更容易在“合”中產生更深刻的“化學反應”，進而更容易造就新的文化共同體。因為“中西二分”“體用二分”的分析框架，是以中外對立之“分”為預設前提的，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與國外現代文化通過互動互鑒產生新的文化生命體的過程，強調的是中外的“融通”和古今的“貫通”。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這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畬W’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盵9]（P82）經過“結合”“融通”“貫通”的長期努力，使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盵1]（P8）

三、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賦予實踐以社會變革意蘊：明確了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發展方向

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西方的思想家們都沒有認識到實踐的現實物質性，沒有把實踐視為一種對象性活動，而只是把實踐視為一種實踐理性，從倫理意義上來理解實踐。比如，亞里士多德基于德性和善的價值理念，把實踐理解為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倫理行為，康德則把實踐視為理性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同樣，在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中，也有像王陽明那樣把“知”理解為“道德踐履”，并將其與“德性之知”共同促進知行合一。這也可以視為從倫理意義理解實踐。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把實踐理解為主體見之于客體的對象化活動，這種主體見之于客體的對象化活動就是一種人們改造世界的能動的物質活動。正如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8]（P502）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強調“改變世界”。這里的“世界”既包括主觀世界，又包括客觀世界。所以，馬克思對實踐的理解沒有僅僅停留在倫理層面，更是放眼于整個人類歷史。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維度來看，“改變世界”就是“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這里蘊含著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邏輯，這種“超越”就是確立共產主義理想，通過同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為人類開辟自由和解放的發展道路，進而在實踐上改造現實世界。因為馬克思創立的以實踐為顯著標志的新唯物主義的立足點不是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市民社會”，而是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馬克思也把“實踐的唯物主義者”稱為“共產主義者”。只有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成為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與致力于論證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合理性的各種西方社會思潮不同，馬克思在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意義的同時，發現了它自身固有矛盾所導致的歷史限度，進而提出了共產主義揚棄資本主義的科學預見。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科學預見又恰好與中華傳統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具有某種相通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盵10]（P278）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對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傳統“大同”契合關系作出經典論述：“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盵4]（P1421）中國古代對“大同”的經典表述源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边@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的社會制度、選賢與能的治理機制、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人人為公的社會倫理、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夜不閉戶的治安環境。這種“大同”理想與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理念具有某些契合性，使得開始“社會主義”來到中國時便被視為“大同”來認知，從而為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傳播提供了深厚而適宜的文化土壤。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是對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反映，缺乏機器大工業和現代商品經濟的經濟基礎，更缺乏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實踐，因而充滿了無法實現的空想。馬克思所講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是在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歷史限度，并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到達“每個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的全面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不僅是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理想，而且更是基于既有歷史前提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就把共產主義與世界大同聯系起來，以共產主義的科學真理過濾掉了中國傳統“大同”思想中的空想成分，為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賦予了科學的內涵，煥發了實踐的生命。

從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開天辟地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天換地，從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翻天覆地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驚天動地，我們黨在這一系列歷史性變革實踐的過程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盵1]（P9）馬克思主義植入中華文明，開啟和拓展了不同于現代化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都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把握住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樸素的社會主義元素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契合性，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從文化層面上來看，這種變革意義就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比如，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天人合一”“萬物并育”到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法者，治之端也”“德者，本也”到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從“協和萬邦”“天下大同”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以及‘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緊密聯系。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盵1]（P9）

四、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把實踐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確立了標尺

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需要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盵8]（P500）這表明，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在根本上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僅人的思維的真理性需要在實踐中得到證明，而且某種理論是不是真理也只能以社會實踐來檢驗。在中國傳統知行觀中，也有重視檢驗的思想。比如，先秦孔子認為：“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南宋陸游作詩：“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笨鬃訌摹奥犉溲孕牌湫小钡健奥犉溲远^其行”的轉變，反映了他更加重視實踐在檢驗人的言語可信度中的決定性作用；而陸游之所以覺得“躬行”比紙上得來的更“深”，更加讓人“絕知”，則是因為“紙上得來”需要實踐來檢驗。這表明“基本原理”“優秀”界定的標準、“結合”效果的評價標準只能是“實踐”。

那么，用什么樣的實踐來檢驗呢？正如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盵8]（P12）因而這個“實踐”需要能夠解決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歷史、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為近代起點的中國如何獨立自主地實現現代轉型等重大問題。這也與中華傳統文化中強調學問必須有益于國事的“經世致用”學術評價標準相契合。近代以來，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紛紛引入中國，但中國最終卻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原因就在于，那些體現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各種“主義”及其指導下的救國方案都未能成為挽救民族危亡的“靈丹妙藥”。馬克思主義嵌入中華傳統文化，在思維方式、社會理想等方面表現出了較好的差異互補與相互融合的特性，有效回答了中國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且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東方大國如何獨立自主地完成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中國之問、時代之問，解決了超越傳統與現代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時空間距”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關鍵問題。尤其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對經過實踐證明具有普遍科學真理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長期堅持，對經過實踐檢驗不適應新的實際的理論判斷就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對經過實踐檢驗屬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甚至是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就堅決澄清和破除。在不斷掌握并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我們黨基于對近代以來世界歷史和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實踐的考量，以實踐標準為第一標準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加以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自覺能動的實踐智慧剔除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屬性，把傳統文化中反映現代文明、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相契合的優秀精華提取出來，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最有力的體現，就是我們黨在不斷回答不同歷史時期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課題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毛澤東思想在歷史性地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首要問題時，把中華民族“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從“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出發，賦予中華文化以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內容。鄧小平理論在創造性地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時，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大國情的考量，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對待歷史傳統，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小康”思想的精華與“中國式的現代化”奮斗目標相聯系[11]（P237），賦予社會主義和現代化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深入回答“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問題時，明確提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12]（P270），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提升到中國共產黨性質的高度；科學發展觀在深刻回答“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一突出問題時，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和合”等理念進行了科學的凝練與提升，賦予“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現代理念以鮮明的民族特色，并把握中華文化繁榮興盛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必然，把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看作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之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系統而深刻地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時，傳承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自強的內在品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貫通起來，提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從而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文化根基。

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需要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需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種突破“中西二分”“體用二分”思維模式，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兩個具有不同歷史傳承的文化形態跨越“時空間距”進行“結合”，并以此“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文化主體性的鮮明體現，也讓我們找到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盵1]（P17）我們要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以自覺能動的實踐智慧去剔除等級觀念、宗法倫理、官本位思維等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屬性，拋棄封閉、保守等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形態，把天下為公、選賢任能、以民為本、和而不同等傳統文化中能夠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借鑒作用的優秀精華提取出來，汲取西方現代文明中科學、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有益成果，摒棄西方文化中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對外擴張掠奪等固有頑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變革的實踐中創造出一個能夠超越資本邏輯的現代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