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探索與實踐

楊靖雯

(天津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000)

回顧我國近代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是一條重要的線索。近代西方列強入侵引發了國家和民族危機,中國人在謀求自救的斗爭中萌發了民族意識?？谷諔馉帟r期,面對國內復雜的民族關系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奴化,中國共產黨追求民族平等、探索民族區域自治道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各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探索國家出路。

1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萌發的背景

1.1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萌發的理論背景

19世紀中后期,“民族自決”理論成為反抗民族壓迫與殖民統治的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動了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懊褡遄詻Q”主要指“國際社會中的各個民族擁有按照本民族的意志和愿望來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利”[1]。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民族自決”,馬克思在1865年國際工人協會倫敦代表會議上談論波蘭民族問題中指出:“必須在運用民族自決權原則的基礎上,并通過民主和社會主義基礎上恢復波蘭的辦法,來消除俄國佬在歐洲的影響?！盵2]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從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視角出發探討民族問題,指出民族壓迫更是階級壓迫。列寧基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族問題的分析,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自決”的理論。俄國十月革命中,俄國各民族在無產階級的帶領下,以列寧“民族自決”理論為武器,批判沙皇專制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擺脫了民族壓迫,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蘇維埃政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克思主義有關“民族自決”的思想也隨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得到了廣泛傳播,為殖民地人民建立民族國家、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指明了方向,更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民族獨立,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理論遵循。

在民族危機面前,學術界喚醒民眾“民族觀念”的呼聲也不斷高漲。以梁啟超為首的學者開始深入探討我國的民族問題,1939年,顧頡剛在《中華民族是一個》中明確提出:“我們對內沒有什么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3]的觀點,這篇文章更是在學術界引起了關于“中華民族”的學術大討論,費孝通、傅斯年等學者在梁啟超的基礎之上就“中華民族”的內涵及其特征和發展歷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們雖未就“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觀點達成統一,但就中華大地上各民族是一個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整體,各民族擁有共同歷史記憶和前途命運達成共識,為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條件。

1.2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萌發的現實背景

日本盜用“民族自決”的理論,挑唆少數民族獨立。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后,日本根據其“滿蒙政策”炮制出“滿蒙非中國論”,將“民族自決”理論偷梁換柱,宣稱支持“滿洲民族自決”,扶持“偽滿洲國”政權上位。同時,為攫取在東北的特權又蓄意挑起朝鮮民族與政府的紛爭,為進一步推進“滿蒙政策”鋪路。1936年內蒙古王公德王在教唆下投靠日本,宣布“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日本帝國主義不斷離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系,通過教唆少數民族獨立、扶持傀儡政權,一步步實現侵略計劃,國內民族關系在日本的挑唆下變得紛繁復雜。

面對內憂外患,國共兩黨積極凝聚國民民族情感,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抗日。國民黨傾向于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推行單一國族論,強調中華民族“一元”,視滿、蒙、回、藏為不同的宗族,各宗族地位平等、榮辱與共,共同組成中華民族。國民黨用“宗族”概念來替代民族,反擊日本借“民族自決”分裂中國的企圖,在一定程度上凝聚起了國民一致抗敵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深入少數民族聚集區,尊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差異,積極開展少數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廣泛宣傳民族平等政策,努力彌合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隔閡,號召少數民族與漢族同胞一同投入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借不同形式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激發了社會大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 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探索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人對比研析蘇聯建國的經驗,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國內民族問題,結合抗戰時期的國內形勢和民族關系,開始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探索。

2.1 統一黨內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認識

中共二大將“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4]作為黨的綱領,但當時對于中華民族的指向性和特征也相對比較模糊,中華民族時而指漢族,時而是中國所有民族的統稱,黨的重要文獻中也同時存在“中國民族”這一話語詞,出于團結各少數民族以完成中華民族解放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開始深入探究中華民族的內涵、結構及特征。

1931年,《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中國是一個擁有漢、蒙、回、藏、苗、黎、高麗等眾多民族的國家,首次明確了中國民族“多元”這一重要特征。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基于對沿途少數民族聚集區的認識,先后發布了《關于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關于少數民族中黨的基本方針》《回民區域政治工作》等多份事關少數民族的政策性文件,深化了全黨上下對各少數民族的認識。1937年8月,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寫道:“只要四億五千萬同胞一齊努力,最后的勝利是屬于中華民族的?！盵5]357將四億五千萬同胞與中華民族形成對等關系,這表明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指向是中國境內漢、滿、蒙、回等各民族的總稱,且各民族是命運與共的整體。193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楊松在批判式吸收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后發表了《論民族》,從構建民族國家的高度闡述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他指出:“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因為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核心,它團結中國境內各民族為一個近代國家?！盵6]71這在理論層面上理清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一重要特征。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進一步推進政治誘降,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關鍵時期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開篇便對中華民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5]623,毛澤東從中華民族發展歷史及內部結構、民族精神等多角度對中華民族進行了論述,將中華民族視為一個多元的共同體,喚起了中華兒女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這一篇章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趨于成熟?！爸腥A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7]808的結論也成為八路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至此,中華民族由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組成,各民族是一個共同的整體,這一“多元一體”的特征在黨內逐漸達成統一。

2.2 反對大漢族主義,堅持各民族平等

“大漢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歧視、壓迫和剝削各少數民族。如前文所述,國民黨秉持其“宗族觀”,認為漢族文化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周邊宗族受中原文化影響最終同化于漢族,這種觀點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在“大漢族主義”的籠罩下,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沒有平等的權力,不被允許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和風俗受到踐踏。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出民族矛盾產生的根源就是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從法律層面確定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則。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糾正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族人民用平等的態度對待各少數民族人民,培養日益親善的民族關系,禁止對少數民族使用有侮辱與輕視含義的語言與行動?！盵8]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民族思想的指導下,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及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調研落后的民族地區發展狀況及生活習慣,賦予少數民族在經濟、政治方面與漢族平等的權力,推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幫助少數民族發展,采取有效措施幫助他們發展政治、經濟和文化,逐漸縮小發展差距,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礎。

2.3 深化自身民族理論,追求中華民族整體自決

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我國各民族問題沒有深度的研究,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主張效仿蘇聯建立聯邦制國家。1930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宣布“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小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利”[7]164。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均可看出,在“九一八”事變前,為徹底反對“大漢族主義”,中國共產黨支持“民族自決”的對象主要是各少數民族,更關注各少數民族擁有的政治地位和權力,以便更好地聯合各少數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帝國主義盜用“民族自決”的理論,挑撥滿、蒙、回等民族“獨立自治”的陰謀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民族自決”理論若被不當解讀會助長民族分裂主義,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化民族理論以服務于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這一目標。

1938年,楊松在《論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運動與民族問題》中指出“民族自決權”不僅包括脫離某一異民族集體的權力,還包括另外某民族自由聯合的權力,少數民族可以“不脫離異族集體,不建立單獨的獨立民族國家,而建立地方的民族自治共和國或民族自治區”[6]406。為與日本帝國主義異化后的“民族自決”相區別,中國共產黨開始注重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出發,詮釋“民族自決”權中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權力。隨后,《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和《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就回族與蒙古族問題進行了具體而深入分析,明確了實行“民族自決”必須建立在對該民族所處歷史條件、經濟、政治條件的具體分析之上,并開始初步提出建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問題,力爭在堅持“民族自決”的基礎上實行“民族自治”來爭取中華民族內部各少數民族團結一致,將“民族自決”的對象上升為中華民族這一整體,呼吁廣大同胞為中華民族自決而斗爭。

3 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踐探索

長征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有了更為深入的接觸,對少數民族的分布和基本情況有了具體而深入的認識,基于長征期間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及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探索,中國共產黨廣泛宣傳自身民族理論、民族政策,開展“民族自治”的區域性試驗,動員全民族投身抗戰,開始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踐。

3.1 構建多樣化途徑,培育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創辦各類進步報刊、引導文藝創作為人民服務、創辦延安民族學院等多樣化形式,面向大眾廣泛開展抗戰動員、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全民族力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時期,各類紅色報刊尤其注重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它們通過詮釋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揭示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命運的關系,以此喚起國民愛國主義情感和對中華民族身份的認同。為回擊日本帝國主義編造的中國人種和中國文化的“東來說”,《中國文化》《解放日報》先后刊發了《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華民族人種的由來》,詳細梳理了中華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形成過程及中華文化“本土起源,多元一體”的特征,有力回擊了中華文化“東來說”的荒謬言論,增進了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積極引導文藝創作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服務,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大量使用民族復興、中華民族等詞匯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義勇軍進行曲》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集大成者?！侗Ｐl和平》等革命戲劇配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迫切需要,利用在田間地頭的表演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進一步開展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延安民族學院應運而生,它以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導向,將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融入課堂,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干部,為增進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構筑人才基礎。

3.2 動員各民族抗戰,強化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認知

由于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對少數民族實行不平等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少數民族抗戰的積極性并不高。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動員全民族投身抗戰的任務刻不容緩。1935年,《八一宣言》發出了“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7]301的吶喊,切實指出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獨善其身,各族人民是共生共存、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1937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9]的號召,廣泛動員少數民族投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同挽救民族危機。

抗戰期間,少數民族同胞與全國人民一道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朝鮮族聚居東北地區,以朝鮮族青年組成的“打狗隊”“特務隊”為基礎,建立了10余支反日游擊隊,大量朝鮮族將士隨東北革命軍奔赴戰場。1938年秋,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挺進內蒙古西部,成立蒙古抗日游擊隊配合正規部隊開展武裝斗爭?；刈迦嗣癜l出“天下興亡,穆民有責”的口號,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和勇于犧牲的精神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其中: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更是被毛澤東主席贊譽為“百戰百勝的回民支隊”。各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熱誠投入保家衛國的民族戰斗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了最大程度的自覺,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最好的證明。

3.3 開展民族自治區域性實踐,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政治認同

中國共產黨在認識到過去所提倡的“完全的自決權”,即:“少數民族可以自愿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的理論無法適應團結少數民族抗戰的需要后,開始轉向“民族自治”的道路,在政治上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權力。

1936年,中國共產黨基于自身民族理論,在陜甘寧邊區的豫?？h進行了民族自治的小范圍實踐,建立了豫?？h回民自治政府,這是黨的民族自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的區域性實踐,為民族自治實踐提供了示范作用。隨后,《陜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提出:“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盵7]678中國共產黨吸收了豫?？h回民自治的經驗,先后在陜甘寧邊區成立2個自治區、3個自治鄉、1個自治委員會。在這些自治區域內,少數民族充分行使政治權利,選舉少數民族區長、鄉長,負責管理自治區內的各項事務,實現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愿望。全邊區少數民族2 000多人中有6名邊區參議員,邊區政府18位委員中有2名少數民族委員,充分證明少數民族政治地位和參政的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實現了與漢族平等的政治權利。雖然“民族自治”實踐的范圍和規模不大,但切實提升了各少數民族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為中國共產黨贏得少數民族信賴和支持、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4 結束語

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0],中國共產黨在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中取得了馬克思主義民族思想中國化的飛躍,黨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理論,以及一系列民族政策都體現著創新性、時代性,閃耀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芒。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防范化解民族領域的風險挑戰,還需深入學習黨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以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驗為鑒,筑牢人民安全、政治安全防線,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力,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共同擎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