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創新驅動城市群協同發展：《中國城市群的創新格局與路徑》導讀

書籍作者

馬海濤

出版社：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3年7月1日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技創新已成為影響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命題[1]。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梢?，城市群在科技創新和區域協調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自然資源、地理區位等資源稟賦的差異，當前中國各城市（群）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形態和創新能力[2-3]，其創新發展的路徑和行為邏輯也各不相同。城市群內部的各城市間往往存在同質化競爭、資源錯配、封閉式發展等問題[4-5]，如何構建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格局和路徑，實現城市群科技同興是當前中國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面臨的關鍵問題。在“流空間”轉向下[6]，開展中國城市群創新理論與實踐研究，尤其是聚焦城市群尺度的創新要素集聚與擴散效應十分重要。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馬海濤博士長期致力于城市地理、經濟地理與城市區域規劃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其著作《中國城市群的創新格局與路徑》于2023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近10年來扎根于中國城市群創新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系統性總結。本書以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19個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從實踐層面揭示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演化規律及其異質性，并結合豐富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建議，對推動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本書共有8個章節，敘事邏輯圍繞“國際理論和經驗借鑒—中國規律認知—實踐指導”的主線展開。第1—2章是主體論述的第一大板塊。第1章梳理了區域創新系統、創新環境和蜂鳴管道等城市群創新的基礎理論，并通過文獻計量學方法綜述了城市群創新研究的最新進展。作者明確了城市群創新不同于城市創新、區域創新，而是更加強調城市間的分工協作與協同互動，以及城市群尺度的創新要素集聚與擴散效應。通過對城市群創新能力評價、關系網絡、多中心格局、創新韌性等最新研究的梳理，指出城市群創新研究有待形成更具針對性的理論體系，為后面各章節的展開論述奠定了理論基礎。第2章聚焦于國際創新型城市群的空間識別與經驗借鑒。作者認為，全球創新城市往往是城市群內部的核心城市，對城市群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擴散具有樞紐性作用，因此使用全球創新城市指數對全球創新型城市群進行識別。研究發現：全球創新型城市群主要分布在歐美地區，亞洲地區近年來城市群發展勢頭明顯，但與歐美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在案例部分，作者選取美國舊金山灣區城市群、波士華城市群，英國中南部城市群和日本東京灣城市群，辯證地剖析了這些城市群能夠成為全球創新高地的主要做法和經驗，并從創新極核帶動、協同創新機制、產學研一體化、科技金融服務、人才引進培育和科技公共服務等方面為中國城市群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政策建議。

第3—6章是主體論述的第二大板塊，從創新能力評價、網絡模擬、格局演化、韌性測度等方面揭示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的發展規律，也是本書的精華。其中，第3章關注的是中國城市群的綜合創新能力及其空間分異現象。作者認為，城市群內部城市的一體化與相互作用關系使得作為“點”的城市間的資源要素可以通過整合、流動發揮出“1+1＞2”的效用，因此協同創新是塑造城市群創新能力的重要方面?；诖?，本書創新性地把協同創新納入城市群創新能力的評價體系中，構建了創新空間、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創新協同4個維度的城市群創新能力指數測度方法。研究發現2010—2020年間，我國19個城市群的綜合創新能力均存在顯著提升，但兩極分化與分層現象顯著。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始終占據全國城市群創新的主導地位，其余城市群與上述3大城市群存在較大差距，且大致呈現出由東部沿海向西部內陸逐漸衰減的空間規律，反映出我國城市群創新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協同創新水平整體偏低、部分城市群創新動力匱乏等問題。

第4章從節點和網絡視角關注中國城市群內部城市間的創新（科技合作）聯系。作者指出，中國城市群的技術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企業關聯網絡表現出明顯差別：2010—2019年，中國19個城市群內部城市的對外技術合作程度、控制能力和接近程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山東半島、成渝和長江中游6個城市群的技術合作網絡發展較為成熟；但城市群的創新企業關聯網絡發育程度具有很大差距，僅前述6個城市群和遼中南城市群的創新企業關聯網絡發育較好，其余城市群則擁有很少的創新企業聯系。具體而言，中國城市群的創新網絡整體表現為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內部城市間的協同創新網絡發育較好，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協同創新網絡發展較快，其余城市群雖存在不同程度的發展，但發育程度不夠高。

第5章從技術知識的形態和功能視角揭示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的多中心性空間演化格局。形態多中心性反映城市群內部城市技術知識生產的分布均衡程度，功能多中心性反映城市對外技術知識合作參與度的分布均衡程度。通過測度分析表明，2010—2019年，中國城市群創新的形態多中心性、群內功能多中心性和群外功能多中心性演化存在顯著異質性：形態多中心性總體呈現“降低—升高—再降低”的波動發展，反映出技術知識生產格局的多次集中與分散；群內與群外功能多中心性均呈現“從低到高”的遞增發展態勢，表明技術知識關系格局朝多中心方向發展。除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和山東半島城市群同時具備較高的群內和群外功能多中心性外，長江中游、成渝、中原等城市群創新的外向型特征明顯，群外功能多中心性的位序高于群內功能多中心性；其余城市群的整體創新能級相對較低，能夠發揮對外或對內技術合作功能的城市較少，且以中心城市為主。在此基礎上，作者指出了城市群技術知識的形態和功能多中心性對創新產出的差異化影響：形態多中心性與創新產出呈現以0.438為拐點的倒U形關系，表明形態多中心對創新產出的影響具有門檻效應；功能多中心性對創新產出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映射出知識傳播的雙向累積遞增特征。

第6章關注的是城市群創新的韌性測度與演化特征。作者把城市群創新韌性界定為基于創新產出的城市群短期相對韌性（應對短期沖擊的抵抗力）和基于創新過程的城市群網絡韌性（應對長期變化的恢復力和創新力）兩部分，并構建了兩種測算方法。一方面，作者采用專利授權數據反映城市群創新產出，發現1999—2019年各城市群的相對創新韌性處于持續變動中，幾乎不存在短期相對創新韌性始終為最佳或最差的城市群。在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和長江中游5個國家級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期相對創新韌性較低，成渝城市群的創新韌性保持中等水平。其中，2000—2012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創新韌性最好，2013—2019年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創新韌性較好。另一方面，通過測算城市群創新網絡的層級性、匹配性、傳輸性和集聚性，發現2000—2019年5大國家級城市群的網絡韌性水平（包括適應能力、更新能力、擴散能力和一體化程度等）經歷了“總體偏低、差距拉大、效率提升、再到總體提升”的階段性演化特征，且各城市群創新韌性的發展過程差異較大，其中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創新網絡韌性總體較高，京津冀城市群增長明顯，而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創新網絡韌性水平有待提升。

第7—8章是主體論述的第三大板塊，緊緊圍繞中國城市群科技創新的規劃實踐展開針對性研究。第7章首先選取了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和成渝4個走在科技創新規劃領域前沿的城市群，從定位與目標、組織機構設置、空間結構布局、產業創新方向、創新動力保障和存在問題等方面進行發展特征和問題總結（見表1）；其次，從規劃設置、機構布局、園區合作、風險投資、人才引進和成果轉換6個方面系統梳理了全國19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路徑機制；最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編制城市群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的建議，并對專項規劃的內容框架進行了界定，指出規劃內容需包括城市群科技創新發展的基礎條件、形勢分析、總體思路、空間格局、重點領域、環境營造、行動方案、保障機制等方面，規劃需重點考慮緊扣國際科技創新發展形勢和國家科技創新戰略需求、協調與上位規劃和同級規劃的關系、突出城市群自身特征、注重城市間和創新主體間的協同創新、處理好科技創新與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第8章圍繞中國城市群科技創新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行探討。作者認為，中國城市群科技創新發展同時面臨國家和區域創新發展戰略的加快推進、全國城市群規劃的實施和新一輪規劃的更新編制、智慧型城市群的加速成形等3大機遇，以及國內區域間創新資源流動性增強、國際科技創新競爭激烈的挑戰。未來應持續關注城市群創新的空間格局優化、群內城市間協同創新、促進群內創新主體的鏈條化和網絡化、培育科技創新的優勢領域、打造科技創新中心、群內外科技創新合作、城市群創新氛圍和環境營造、增強全球科技創新競爭力和建立城市群創新的管理體制機制等9大問題。

綜觀全書，主要有3方面的特色與創新：一是在研究領域上，從傳統的城市創新、區域創新拓展至城市群創新，將城市作為創新網絡的行動主體，更加強調城市群尺度內部城市間的創新聯系以及核心城市的門戶作用；研究內容從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資源的空間配置轉向“流空間”視角下技術知識等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擴散效應，有效推動了創新研究從側重城市自身屬性轉向城市間的關系網絡研究，充分體現了城市群創新發展的深刻內涵。二是在研究維度上，在既有研究側重創新空間、創新投入、創新產出等維度的基礎上，將協同創新納入城市群創新評價指標體系，有效體現了城市群科技同興的內涵與發展方向；同時從形態與功能兩個維度聚焦城市群多中心性結構的發展規律，推進了多學科融合分析并解決了城市群創新空間格局優化的問題，有助于構建更合理的城市群空間結構，促進城市群總體效益的提高。三是在研究對象上，與既有研究聚焦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國家級城市群不同，本書直接面向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19個城市群，其立足中國國情、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特色明顯；研究結論較為系統、全面地揭示了城市群創新發展的全局畫面，展現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空間異質性以及發展路徑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助于各地方政府在差異化現實中因地制宜地尋找立足點和突破點，推動形成國內城市群全面創新發展的新格局。

本書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分析了中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總體特征，但有關評價指標的選取和測度方法仍值得進一步關注：一是關于城市群創新網絡模擬與空間演化。中心性是判斷網絡節點重要性及影響性的指標[8-9]，但度數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度（betwee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等“中心度”類指標對城市間的次級聯系及權重差異考慮不足，也較難識別城市在創新要素集聚與擴散過程中的方向性差異[10]。未來可通過有向加權網絡研究反映城市群內城市間創新要素流動的不對稱性，深化對城市群創新網絡，尤其是節點城市差異性的認識。二是城市群創新韌性的測度。誠如作者所言，以2000—2019年的專利授權數據表征創新產出的變化，進而測度城市群短期內應對外部沖擊及抗干擾能力的變化，相對忽視了20年來中國專利產出水平快速提升這一宏觀背景變化的影響，從而導致韌性測度結果整體偏高。未來可通過研究時間點的選取，結合新冠肺炎疫情、國際科技創新發展環境變化等，采用準自然實驗方法檢驗外部短期沖擊與長期變化對中國城市群創新力和恢復力的影響。

綜上，本書從城市群尺度的城市創新聯系切入，聚焦“流空間”轉向下技術知識等城市群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擴散效應，定量揭示了中國城市群創新水平與發展趨勢，總結了城市群創新空間結構發展的規律性，其對城市群異質性及其差異化發展需求的分析不僅體現出作者對理解中國城市群創新實踐的回應，更體現出對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回應。同時本書指出了中國城市群科技創新發展應持續關注的重要問題并提出了相關建議，是一部兼具理論建設與實踐指導的高水平著作。本書有助于人文地理學、區域經濟學、城鄉規劃學、管理學等領域的學者充分理解中國城市群創新發展的特征與規律，也可以作為各級經濟發展部門、城市發展與規劃部門、科技管理部門等人員的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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