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賈洪波，毛博書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191；2.復旦大學 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082）

一、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當代中國，共同富裕包括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等關鍵元素［1］。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進程中，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要使全體人民共享共創日益美好的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以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主要思路，著力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2］。

針對社會中出現的由于各種原因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貧困、失業、殘疾等各類弱勢群體，我國于上世紀90 年代開始出臺了一系列社會救助制度，包括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特困人員供養制度、自然災害救助制度等等，這些社會救助制度作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各類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在解決貧困問題、調節社會收入差距、消除和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救助范圍、救助水平和救助效果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間［3］。 在所有救助群體中，貧困人口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頑疾，面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現有社會救助制度中規模最大的一項社會救助制度。截至2021 年，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共737.8 萬，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共3474.5 萬，合計約占總人口的3%。2020 年，我國消除了絕對貧困，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完成該任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國絕對貧困問題雖已消除，但相對貧困等問題仍將長期存在。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可見，現階段推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進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補缺性”決定了其實施效果關聯著共同富裕進程，而共同富裕的進程又反過來影響著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二者是一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復雜系統。 探究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內在關聯，推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是新時代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

二、文獻回顧

國內外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涉及了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某一維度或者某一方面之間的關系。

從最低生活保障視角來檢視文獻，國內外有大量文獻關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社會救助制度對貧困、收入不平等、區域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的影響。 陳建東等研究發現低保對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顯著［4］。曹艷春研究指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顯提高了貧困群體的生活水平［5］。 李琦和曹艷春研究發現低保制度產生了一定降貧效果,但是各個地區低保的公平性與制度合理性仍然存在改善空間［6］。 張棟研究表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低保家庭的貧困脆弱性具有顯著的改善效果，能夠有效地降低低保家庭在未來繼續陷入貧困的可能性，但這種效果存在區域的差異［7］。因為國外沒有與中國完全對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以國外文獻主要是對社會救助相關的研究。 在這些研究中，與最低生活保障類似，貧困問題和收入差距問題一直是被關注的重點。 Nelson 通過對26 個歐盟國家研究得出結論，社會救助支出水平和物質匱乏存在負相關關系，政府通過再分配政策能夠減少貧困現象［8］。 Tekgüc對土耳其的研究指出，社會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貧困和不平等，但這種改善是非常有限的［9］。 Shahidi 等對歐洲國家的研究發現，在高收入國家，社會救助未能維持弱勢群體的健康水平，接受社會救助的群體健康水平明顯低于未接受社會救助的群體的健康水平［10］。 Barrientos 對亞太地區國家的研究表明，社會救助在減少極端貧困方面有顯著作用，但在人口較多的發展中國家，不平等現象仍然嚴重，環境保護是21 世紀社會救助需要關注的新議題［11］。

從共同富裕視角來檢視文獻，國內外學者們主要關注經濟社會因素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社會救助制度標準、支出和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影響。 陳蔡春子和林萬龍指出，財政自主程度、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推動了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并軌［12］。 李鵬和張奇林從情境、結構和執行因素方面分析了我國低保規模持續縮減的原因，其中情境因素包括了我國當前貧困治理轉型的社會大背景［13］。 楊立雄指出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數持續減少，原因之一在于其對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14］。在國外文獻中，Holsch 和Kraus 研究發現，在歐洲國家，社會救助對改善社會不平等的效果受到預算規模和國家體制的影響［15］。 Vliet 和Wang 研究發現貿易開放和失業率飆升帶來的預算壓力與社會救助的替代率呈負相關關系［16］。 Wang 等對中國的研究指出，城鎮化率和人均財政收入是人均社會救助支出的主要驅動因素，且人均財政收入的影響強度趨于增強［17］。

既有的文獻還未有專門針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共同富裕二者相互作用的研究。 不過，已有一些研究開始探討其他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 譚偉和吳永求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研究發現我國東部省份的協調度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18］。 楊亮等研究了社會保障、經濟發展與區域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度，研究發現，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呈現依次遞減趨勢，但總體上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正從磨合階段逐漸轉向協調適應［19］。陳凱和趙娜對12 個試點城市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度進行了評價，研究發現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與區域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復雜系統［20］。 韓之彬和穆懷中研究了社會保障支出與居民勞動收入的耦合協調度，研究發現社會保障支出與居民勞動收入的耦合協調度逐年降低，同時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趨勢［21］。 在國外文獻中，學者們主要關注現收現付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 Bellettini 和Ceroni 運用博弈論模型分析了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中，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體系會為納稅人提供一定的激勵，推進基礎設施與公共教育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反過來，未來工資水平的提高影響著現收現付社會保障制度的貢獻回報率［22］。Zhang 和Zhang研究了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研究發現社會保障制度通過降低生育率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而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反過來并沒有導致社會保障繳費與收入比發生變化［23］。 Rojas 采用代際交疊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發現教育補貼的增加降低了平均生育率，進而提高了社會保障稅率，而社會保障稅率的提高又反過來降低了個人的收入［24］。

綜上，既有文獻研究表明：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復雜系統，二者需要在發展中不斷地協調和融合。 現有文獻主要從貧困、收入和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會救助制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從保障水平、支出、覆蓋范圍、政策規劃等方面分析共同富裕對最低生活保障的影響。 已有一些文獻分析了整體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創新性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從理論層面探討了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 最低生活保障是一項非繳費性質的社會保障，其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有別于現有研究關于繳費型社會保障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單獨探討二者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揭示社會救助制度與經濟社會之間的聯系。 二是在文獻與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對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發展情況進行了量化和測度，豐富了對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水平測度的研究。 三是利用時間序列和空間相關性的工具分析了二者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演變，探討了新時代十年間二者耦合協調發展趨勢。

三、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機理

新福利經濟學認為，社會保障是補償社會變革所造成損失的措施，通過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彌補福利損失，使貧困者擺脫貧困。 社會救助在保障貧困人口生活的同時，應同時鼓勵其自立，這是從人力資本角度對經濟社會的投資，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率。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救助等社會福利支出與宏觀經濟是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關系。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社會救助事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全局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基礎地位［25］。 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可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最低生活保障促進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因此，社會成員以及城鄉、地區之間貧富差距的程度不能過大。 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層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向貧困人口提供社會保障可以提升社會需求，同時穩定宏觀經濟。 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穩定的環境。 同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貧困人口進行社會救濟，一定程度上是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 在當今時代，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愈發重要，提升勞動力的平均質量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消除兩極分化問題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目標是要保障貧困人口最低的生活水平，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其對于減少社會成員之間、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差距均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其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反作用于最低生活保障，主要體現在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人群、待遇水平、財政支出和政策設計層面。 在覆蓋人群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項針對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制度。 共同富裕要求使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要求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維持在合理區間。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推進，貧困人口的數量會持續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會逐漸擴大，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群也會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推進而減少①。 在待遇水平上，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不斷推進，總體富裕程度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和生活成本均會不斷提高。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確立標準是基于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費用，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推進，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標準也會逐步地提高②。 在財政支出上，雖然共同富裕促進了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提高，但總體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是逐漸減少的。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貧困人口不斷減少，對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也會從大規模的社會救助轉變為點對點的精準扶貧，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在經濟系統中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 在政策設計上，在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立初期，二者的待遇標準差距較大，這與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密不可分。 共同富裕的共享性要求城鄉協調發展，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推進，城鄉之間的差異會逐步縮小，二者之間的收入與消費差距會逐步減小，因而城鄉之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待遇差別也應隨著共同富裕進程的推進而逐步減小，逐步并軌。

上述兩方面關于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的分析可以進一步用最低生活保障適度水平模型來簡化表述。 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耦合協調實際上表示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發展是相適應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發展水平是適度的。 受到穆懷中社會保障適度水平模型［26］啟發，最低生活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度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S 為最低生活保障適度水平，Sa 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總額，W 為工資收入總額，G 代表地區生產總值，Q 代表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與工資總額的比重，H 代表工資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

最低生活保障適度水平模型可以比較簡潔地表明最低生活保障和共同富裕之間的理論邏輯。 在該模型中，地區生產總值G 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富裕性”，而Q 體現了勞動創造的價值有多大比例用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這一比例不僅與政策設計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均待遇水平有關，而且與政策設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人群有關），從宏觀關系方面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共享性”，從而在最低生活保障和共同富裕之間建立了理論聯系。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該模型中的變量G 及Q 的變化在引起物質文明變化的同時也會相應地引致精神文明（如受教育程度、人均藏書量，等）的變化。 因此，該模型在明確地體現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案辉Ｐ浴迸c“共享性”理論聯系的同時，也潛在地體現了最低生活保障與新時代包括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雙重富裕在內的共同富裕之間的理論聯系。

綜上所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推進共同富裕進程具有重要作用，而共同富裕進程亦會對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覆蓋人群、規模、政策設計產生重要影響，二者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發展的復雜系統。 具體刻畫如圖1。

圖1 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機理

四、研究設計

（一）核心變量

1.最低生活保障

20 世紀90 年代，為應對貧困問題，我國城市與農村地區分別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測度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助）水平一般可從覆蓋人群、財政支出、給付標準等層面出發［27-30］，結合其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機理，選取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最低生活保障覆蓋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水平三個維度對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進行測量。 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最低生活保障指標體系

2.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這一概念自1951 年首次提出后［31］，就一直在各類政策文件中被廣泛提起，但學界對其定義和內涵的理解并未達成一致看法。 共同富裕的測度有多種理解，如經典的“共同”與“富?！倍址ǎ?,32-33］。在特定的背景下，共同富裕也可以有更多內涵和測度維度，如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鄉村振興、社會和諧、創新驅動、基礎設施建設等等［34-35］?？紤]到共同富裕與最低生活保障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本文主要從社會分配角度選取經典的“共同”與“富?！倍址▉頊y度共同富裕，即將共同富裕劃分為總體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兩個維度。

總體富裕程度代表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故本研究將總體富裕程度分為物質文明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富裕程度兩個維度。 物質文明富裕程度主要由一系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進行測度，精神文明富裕程度主要包括了教育、文化、娛樂等事業的發展程度，包括人均圖書館藏書量、互聯網發展情況和每十萬人高等院校在校生數三個變量。

共享程度代表了發展的平等或者不平等程度。 參考劉培林的做法［2］及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的闡述，本研究從社會群體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三個維度來測量總體的共享程度。 在不平等的測度上，目前主流的測量方法有方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阿特金森指數、廣義熵指數、泰爾指數等方法［36］。 本研究中主要涉及對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不平等測度，在這些不平等測量方法（指數）中，泰爾指數對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兩個極端收入的變動較為敏感，更為貼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且規避了使用基尼系數對不同群體收入不交疊的假設，更貼合我國現有統計數據的分類情況。 本研究選取泰爾指數作為群體、區域之間不平等的主要測量工具。泰爾指數來源于廣義熵指數。廣義熵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當a=1 時，廣義熵指數會退化為對分布右側尾部差距更敏感的泰爾TT指數③:

當a=0 時，廣義熵指數會退化為對分布左側尾部差距更敏感的泰爾TL指數：

公式（2）（3）（4）中，T 為泰爾指數，yi代表第i 個個體的收入，表示所有個體的平均收入。在實際研究中所用以計算的指標不一定是收入，也可以是其他經濟、社會指標。 綜合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本研究采用對低極端值更敏感的TL指數進行計算。 除了這兩種指數之外，泰爾指數還有其他變種，主要是基于人口等因素對其進行加權、組間組際的分解等需要。 本研究中所構建的有關泰爾指數的指標均為單位變量④，不涉及加權問題，也無進一步分解的需要，故均采用該式進行計算。

在當代中國，受到行業壟斷、教育等因素影響而產生的行業間的收入不平等已經日益成為中國群體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37］。 一如前述，由于我國行業間的規模變化較快，不宜利用人口、行業規模等因素對行業進行賦權處理，同時，單獨考察不加權的行業收入差距, 能夠更有助于凸顯收入的行業特征［38］。 基于現有對行業收入差距的測度研究，選取不同行業城鎮單位工資收入差距泰爾指數和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群體收入差距的測量指標。

地區之間的差距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既有研究通常從GDP、人均收入、人均消費等方面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進行衡量。 然而，GDP 核算過程中通常會存在一定程度誤差［39］。 同時，2012—2021 年期間，我國縣域一級行政區劃共發生過多次變更，數據缺失值較多。 綜合考量，本研究采用夜間燈光數據和城鎮化率作為衡量地區之間差距的主要變量。 夜間燈光數據基于衛星傳感器探測到的夜晚地球的燈光、火光等信息，是一種能夠很好地作為人類活動表征的遙感數據，夜間燈光數據已被廣泛地應用于我國縣域活力度測算［40］、區域經濟時空差異的分析［41］、貧困識別［42］等，一定程度上能夠真實地代表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水平［43］。 美國國防氣象衛星（DMSP）、美國極軌衛星（SuomiNPP）和武漢大學珞珈一號衛星等都提供了覆蓋全中國范圍的衛星數據。 在這些數據中，美國國家極軌業務環境衛星系統NPP 搭載的可見光紅外成像輻射儀VIIRS 提供的夜間燈光數據（以下簡稱NPP/VIIRS）時間跨度和質量均較高，本研究采用2012—2021 年各縣域的平均燈光強度（Average Night-time Light Index，ANLI）的泰爾指數作為衡量各省份內不同地區之間差異的主要變量。

城鄉差距僅涉及城鎮與鄉村兩個群體，不宜采用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適用于多群體的測量工具，故直接采用城鄉之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以及人均消費支出比作為衡量城鄉差距的測量指標。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的測量指標體系由2 個一級指標、5 個二級指標、13 個三級指標構成，如表2所示。

表2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二）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1.最低生活保障

由于難以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臺灣地區相關統計指標所對應的數據，本文只選擇了中國內地31 個省份的相關數據進行測算。 所有最低生活保障數據來源于2013—2022 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用以計算比例的人口、財政支出等數據來源于2013—2022 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數據平臺（https://data.stats.gov.cn）⑤。

2.共同富裕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等經濟社會變量來源于2013—2022 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數據平臺（https://data.stats.gov.cn）。就業相關的指標來源于2013—2022 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其中，恩格爾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2012 年和2013 年的統計口徑未公布各省份整體居民的支出情況，分別計算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后進行合成：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計算公式為：

縣域夜間燈光數據的來源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夜間燈光數據，夜間燈光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和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佩恩公共政策研究所地球觀測組所發布的2012—2021 年全球夜間燈光（Annual VNL V2.1:Average-Masked）序列數據。 該數據序列使用原始的NPP/VIIRS 月度無云燈光數據平均值合成，并利用月度數據的中位數去除了極光、生物質燃燒等情況導致的異常燈光值［44］，同時采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處理，使得數據具備了連續性⑥。 目前在國內已被用于多個地區［45］的經濟社會研究中。 第二部分是中國行政區矢量數據，從CNOPENDATA 平臺獲取，去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后，共計2849 個縣域單元⑦。 在ArcGIS 環境中，使用矢量地圖對夜間燈光數據進行掩膜提取，并重投影為Lambert 坐標系，500×500 分辨率，以便于分析。 對部分存在于新疆、黑龍江等地的噪聲（VIIRS V2 數據未對氣體燃燒所導致的噪聲進行處理），設定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地區的最大正常燈光輻射值作為閾值，對高于閾值的像元采用5×5 中值濾波法過濾高噪聲［46］。同時，將小于0 的輻射值賦值為0 以去除低噪聲。采用ArcGIS 中的區域分析工具對縣域平均燈光強度（Average Night-time Light Index,ANLI）進行統計。 平均燈光強度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DNi表示每個像元的輻射值，單位是nanoWatts/cm2/sr；n 表示區域總像元數。

（三）研究方法

1.熵值法

在自然科學中，熵是指系統無序狀態的一種量度。 在社會系統中，信息熵是指系統中不確定性程度的度量，信息熵越高則系統結構越均衡，差異越小，信息熵越低則系統結構越不均衡，差異越大。 因各個指標之間的權重不一，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對原始指標進行賦權。

2.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Coupling）一詞在物理學、概率論與電子學中有著不同的含義。 經濟學、地理學中的耦合概念主要來源于物理學，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物體之間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 通過耦合理論，可以對多個社會經濟系統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進行評價。 協調（Coordination）是指系統之間或系統組成要素之間在發展演化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系統之間或系統組成要素之間在發展演化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的程度稱為協調度。 本研究使用將耦合度與協調度相結合的耦合協調度方法［47］，用于評估兩個系統之間耦合協調發展情況。

3.動態演進分析——Kernel 核密度估計

Kernel 核密度估計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 假設隨機變量X1，X2，…，XN同分布，其密度函數為f（x），可從經驗分布函數導出密度函數的核估計。 核密度估計可直觀地用于探究對象的動態演進及分布情況，本研究采用Gauss 核函數進行核密度估計。

4.空間相關性分析——空間莫蘭指數

莫蘭指數分析包括整體空間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48］。 整體空間莫蘭指數基于變量的位置和變量值來測量空間自相關程度以評估變量的空間分異是聚類模式、離散模式還是隨機模式，而局部莫蘭指數用于探究每個個體具體的聚類情況。 本研究使用莫蘭指數探究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空間相關性。

5.空間差異性分析——Dagum 基尼系數

Dagum 基尼系數是用于分析區域差距的方法，在傳統基尼系數的基礎上，Dagum 基尼系數可將研究樣本按子群進行進一步分解［49］，以進一步探究區域差距的來源。 本研究使用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探究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的差距及其來源。

五、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一）綜合測度結果

1.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測度結果

表3 展示了中國內地31 個省份2012—2021 年最低生活保障指數的變化情況。將中國內地31 個省份的測度結果按照四大經濟區域⑧進行分析，在2012 年各省份最低生活保障指數中，東部地區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平均值最高，達到0.338，其次是東北地區（0.204）和中部地區（0.201），西部地區平均值僅有0.161，在四大經濟區域中最為落后，其中甘肅省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僅為0.046，約等于最高值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指數的十分之一?？傮w來看，這一年中國內地31 個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均低于0.5，中國內地均值僅為0.23，整體最低生活保障指數較低且差距較大。 在表3 數據為2012—2021 年中，所有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都呈現快速增長趨勢，中國內地均值增長了約1.24 倍。但截至2021 年，各省份的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東部地區最低生活保障指數平均值已達0.684，遠高于中部（0.460）、東北部（0.442）和西部（0.422）這三個地區。北京、上海作為僅有的兩個指數超過0.9 的地區領先中國內地，說明這兩個地區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已經處于研究時間段內中國內地最高水平，而西部地區，尤其是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仍然較低，最低生活保障指數不到0.4。

表3 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指數

（續表3）

2.中國內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測度結果

表4 展示了中國內地31 個省份2012—2021 年共同富裕指數變化情況。 按四大經濟區域進行分析發現，與最低生活保障指數類似，在2012 年時，東部地區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數平均值最高（0.340），其次是東北地區（0.228）、中部地區（0.186）和西部地區（0.157）。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數在2012—2021 年間也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到2021 年時，東部地區省份共同富裕均值已達到0.584，其次是東北地區（0.426）、中部地區（0.403）和西部地區（0.368），整體均值增長了約1 倍，反映了共同富裕建設在新時代十年間取得了明顯成就。 但東部地區和其他三個地區的共同富裕指數的差距仍然較大，比如2021 年上海市的共同富裕指數約為西藏共同富裕指數的2.89 倍。 與最低生活保障指數不同的是，從2012—2021 年中國內地共同富裕指數均值的變化中可見，在2019—2020 年期間，共同富裕指數均值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中國內地均值僅增長了0.009，增速較之2012—2019 年明顯下降。 小部分省份，如北京、浙江、湖北、貴州等的共同富裕指數甚至出現了小幅度下降，這可能與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經濟社會沖擊有關。不過在2021 年，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數又恢復了增長態勢。

3.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測度結果

2012—2021 年，中國內地31 個省份各省份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如表5 所示。

對各省耦合協調度進行分級［50］，分級標準如表6。

表6 耦合協調度分級標準

從表5 可以看出，中國內地31 個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在新時代十年間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圖2 展示了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等級在2012—2021年間的變化色度圖，色度從黑到白表示耦合協調等級從極度失調到優質協調的10 個等級。 從圖2 可見，總體上中國內地31 個省份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等級在十年間都實現了1～3 個等級的提升，呈現整體優化趨勢。 在四大經濟區域中，東部地區省份的耦合協調等級基礎較好，在2012年時已有部分省份處于初級或中級協調狀態，在研究時間段內保持了穩定的提升。 東北地區省份和中部地區省份的等級演進較為相似，在研究時間段內亦保持穩定提升。 西部地區省份的耦合協調等級差異較大，但在研究時間段內增長迅速，廣西、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等多個西部地區省份都實現了3 個耦合協調等級的提升。

圖2 2012—2021 年各省份耦合協調等級演變色度圖

從中國內地層面來看，在2012 年時，大部分省份均處于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失調或瀕臨失調狀態。 當時，中國內地耦合協調發展的總體水平較低，平均值屬于瀕臨失調狀態，同時區域間耦合協調發展不均衡明顯。 到2015 年，中國內地各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長，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等級差距亦有所減小，中國內地均值顯示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處于勉強協調狀態。 到2018年，中國內地耦合協調等級均處于準協調狀態（等級大于或等于6），中國內地均值顯示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處于初級協調狀態。 截至2021 年，中國內地繼續保持耦合協調優化發展的態勢，其中北京和上海已經達到了優質協調水平。 這說明總體上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態勢向好。

（二）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動態演進

1.分區均值統計

首先將整體的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按四大經濟區域繪制折線圖（如圖3），以進一步分析其發展趨勢。

圖3 2012—2021 年四大經濟區域耦合協調度時間序列

四大經濟區域的耦合協調度時間序列變化如圖3 所示。 在2012—2021 年期間，四大經濟區域的耦合協調度都保持了穩定增長。 在2012 年時，東部地區耦合協調度處于領先水平，其次是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四者之間的差距較大，這一格局一直持續到2021 年。 而隨著時間發展，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差距有所縮小，三個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極差從2012 年的0.075 下降到2021 年的0.035。 但截至2021 年，只有東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大于中國內地整體的耦合協調度，東部地區和其余三個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差距仍然較大。

2.核密度估計

進一步使用核密度估計對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的動態演進進行分析，如圖4 所示。

圖4 2012—2021 年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核密度估計

從圖4 可見，2012—2021 年期間，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僅有一個明顯的主峰，分布呈現右拖尾現象，這說明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較為穩定。核密度函數的峰值逐漸增大，隨著時間發展呈現逐漸右移的趨勢，說明中國內地的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差距在縮小。 整體上，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呈現整體優化趨勢。

（三）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異

1.空間相關性

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相較于遠距離變量，臨近區域的變量之間存在更緊密的空間關聯性［51］。 采用整體空間莫蘭指數和局部空間莫蘭指數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

首先，使用GeoDa 研究區域的整體空間莫蘭指數（如表7）。 隨機置換次數設定為999 次，權重矩陣采用Queen 鄰接法。

表7 整體空間莫蘭指數

整體空間莫蘭指數分析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2012—2021 年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的整體空間莫蘭指數顯著大于0.5。 這表明，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相鄰單元的耦合協調度可以互相影響。 同時，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發展略有減弱。

其次，再使用GeoDa 進行局部空間莫蘭指數聚類分析（如表8）。

表8 局部空間莫蘭指數聚類結果

由表8 可知，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呈現集中分布的狀態，與整體空間莫蘭指數的結果一致。 在四大經濟區域中，低-低聚類省份主要出現在西部地區；而高-高聚類省份則主要出現在東部地區，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省份的聚類結果不顯著。 這說明共同富裕程度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均較高的省份，在促進自身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的同時，也會對周圍地區產生一定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作用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 在2012—2021 年期間，中國內地耦合協調度的聚類現象變化較為穩定。 總體上，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度具備一定的空間相關性，并呈現出了一定的“馬太效應”。

2.空間差異性

將中國內地31 個省份按四大經濟區域進行劃分，計算2012—2021 年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Dagum 基尼系數，如表9 所示。

表9 Dagum 基尼系數計算結果

從基尼系數的計算結果可見，中國內地總體的基尼系數從2012 年的0.115 逐漸下降至2021年的0.068，整體下降了約41%，這說明中國內地的耦合協調度差異在新時代的十年間有所下降，進一步印證了其呈現整體上的優化趨勢。 在四大經濟區域的基尼系數中，東北地區基尼系數一直保持較低，在2012—2021 年期間進一步降低了約65%；東部地區的基尼系數最高，接近0.1，在十年間小幅降低了約19%；中部區域的基尼系數一直較低且較為穩定，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在十年間也降低了約65%。但總體上，四大經濟區域內部的基尼系數并不高，在十年發展中從未超過0.1且基本處于穩定下降趨勢，處于較為理想的狀態。 從地區之間的基尼系數看，東-西的基尼系數最高，在2012 年時接近0.2，遠高于總體的基尼系數和二者內部的基尼系數，說明東西部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差距問題是引起中國內地總體的耦合協調度差距的重要原因。 同時，區域之間的基尼系數按高到低排列的前三位依次是東-西，東-中和東-東北，說明東部地區與其他三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引起區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在新時代十年發展中，六對基尼系數都有相當程度的降低，但截至2021 年，東-西之間的基尼系數仍然位居四大區域間基尼系數之首，超過0.1。 繼續解決好東部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尤其是與西部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度不均衡問題對于減小四大經濟區域之間的耦合協調差距具有重要的意義。2012—2021 年，組間貢獻率始終遠大于組內貢獻率和超變密度貢獻率，說明中國內地耦合協調度的整體差距主要是由四大經濟區域之間的差異引起的，組內差異的貢獻較小，這也印證了上一節空間相關性的結論。 四大經濟區域的超變密度貢獻微弱，在研究時間段內均小于5%，說明因耦合協調度地區交疊引起的差距貢獻較小。

六、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第一，2012—2021 年，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呈現整體優化趨勢。 在時間上，中國內地各省份耦合協調度都得到了提高，基本消除了耦合協調失調的情況。 在空間上，西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提升最快，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差距有所降低，但仍然需要進一步改善。第二，2012—2021 年，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 相鄰單元的耦合協調度彼此影響，這種影響隨著時代發展有減弱的趨勢。 具體在地區層面，東部地區的省份出現了較為顯著的高-高類型聚類，西部地區省份出現了顯著的低-低類型聚類，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省份的聚類結果不顯著，地區之間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呈現“馬太效應”。 第三，2012—2021 年，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的差距主要由四大經濟區域之間的差距主導，區域內部和區域重疊的差距對中國內地耦合協調度的差距貢獻較弱，在十年的發展中，中國內地的耦合協調度差距顯著降低。

（二） 政策建議

1.積極推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

僅從綜合評價指數看，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截至2021 年，西部地區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發展指數仍然較低。 應積極推進西部地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提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相對貧困人口的覆蓋程度，同時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差異。2020 年以后，我國貧困形態已由以絕對貧困為主轉變為以相對貧困為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代發展相結合。 在新時代，我國貧困問題勢必會變得更加隱匿和復雜，要使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就要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夠充分發揮其救助貧困的作用，在貧困的識別、貧困救助的待遇標準確定等方面進行更加審慎的決策。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促進其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繼續鞏固和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通過對中國內地共同富裕指數的構建和分析可知，中國內地共同富裕指數在2012—2021 年之間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 在新時代背景下，要繼續推進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使得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公平地享有發展成果。 一方面，要繼續大力發展經濟，增進民生福祉，促進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另一方面，要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問題，縮小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差距。 只有共同富裕的水平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救助制度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其作用，二者的耦合協調也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3.高質量地推進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

通過對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的空間分析發現，中國內地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存在顯著的空間聚集效應和空間差異。 為了應對各省份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差異的問題，政府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稟賦，因地制宜地制定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的策略，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同時鄰近省份之間要加強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信息的共享與協作，相互汲取經驗，以共同解決貧困問題。 東部地區也要充分發揮“先富帶后富”作用，加強對于西部地區的政策、經濟支持，助力西部地區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發展，以緩解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等問題。

4.正確處理好公共危機事件所帶來的沖擊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機事件的影響，中國內地共同富裕指數增速有所放緩，部分省份甚至出現了小幅度的下降，共同富裕指數在2021 年又恢復了增長，與之對應的最低生活保障指數與共同富裕指數二者的耦合協調度卻基本沒有下降。 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內地經濟社會系統的強大韌性。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等突發危機事件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社會產生一定的沖擊。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一方面，要繼續提升中國內地共同富裕系統的穩定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危機事件對其影響。另一方面，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救助制度作為這些危機事件的重要應對措施，應及時根據經濟社會的變化動態調整自身的覆蓋范圍、待遇等政策，充分發揮自身“救助”的功能，盡最大可能減少這些公共危機事件給經濟社會帶來的沖擊，做好“最后一道防線”的工作，這也是高質量地推進最低生活保障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

注釋：

①由于政策的建立、探索和推廣需要一定時間，在最低生活保障建立的初期階段，為了保障所有貧困人口均能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可能會出現雖然共同富裕水平在提高，但最低生活保障人群仍然逐年增長的情況。 但在制度成熟后，這種增長會停止。 后文中關于共同富裕對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影響分析也同理。

②對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會越來越高的結論是相對于共同富裕而言的，即將二者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而并非單獨指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標準越高越好。 后文對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這一指標的正負向判定也同理。

③在熵論中，對數的底可取2、e、3、10 等不同的數，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單位上的不同。 本研究參考經濟合作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等組織的常用做法，取以e 為底的自然對數進行泰爾指數的計算。

④對平均工資和人均GDP 等單位指標，若基于人口等權重對其進行加權會大大弱化群體之間的差距。 例如，2021 年農、林、牧、漁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53819 元，就業人數為87 萬，制造業平均工資為92459 元，就業人數為3828 萬，若基于人口對其進行加權，會弱化兩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地區之間的差距同理。

⑤部分指標數據統計年鑒與國家統計局數據平臺同時存在但數據不一致（這主要是由于在經濟普查、人口普查等事件后，國家統計局會對前一時期內的GDP、常住人口等數據進行校正，而統計年鑒中GDP 等數據是初步核算結果，存在一定偏誤），以國家統計局數據平臺修正后的最新數據為準。 訪問時間為2023 年4 月10 日。

⑥數據來源為https://eogdata.mines.edu/products/vnl/，訪問時間為2023 年2 月10 日。

⑦縣域一級行政區劃中，包括了部分未納入縣級類別統計范疇的矢量要素，如廣東省東莞市、廣東省中山市等不設區縣轄區的市。 為保證研究區域的完整性，本研究將這些矢量要素也納入縣域單位的范疇進行分析。

⑧由于難以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臺灣地區相關統計指標所對應的數據，本文只選擇了中國內地31 個省份的相關數據進行測算。根據2011 年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中國內地31 個省份可以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 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