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合譯文人文化認同對比與溯因
——以徐光啟和李善蘭為例

□萬芳茹 舒艾/文

在明清兩次科技翻譯高潮中，西方外來譯者與本土文人的合譯活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參與科技合譯活動的本土文人對西方科技文化的看法卻大不相同。與利瑪竇合譯的士大夫群體對西方的科技文化持較為包容的態度，但以李善蘭為代表的大部分清末合譯者卻始終對西來文化信仰保持距離，堅守其儒家文人身份。本文以徐光啟和李善蘭為例，對比他們對西方文化各自所持的態度，及態度所形成的原因。

1 研究背景

明清兩代的中外合譯模式推動了兩次西學翻譯高潮的出現。明末清初的科技合譯活動以利瑪竇和徐光啟為代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港口為通商口岸。五口開埠后，上海墨海書館的江南文人與晚清來華的英國倫敦會士合譯完成多部科學著作。同是與西方來華譯者合譯科學，明清兩代合譯文人的文化立場卻大有不同：與利瑪竇交往合作的徐光啟等士大夫在接觸西方文化后，對其持有一種積極和包容的心態；而與倫敦會士共事的李善蘭、管嗣復等人始終對異域信仰保持一定距離，對傳統的中國文化持有較大的文化優越感。前后短短二百年，為何兩代合譯文人在文化心態上發生如此轉變？徐光啟和李善蘭是明清兩次科技合譯活動的杰出代表，前者參與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后者則參與完成了后九卷的翻譯，二人由此產生了一場跨越百年的跨時空對話。本文將以徐、李二人為代表，基于生平經歷、個人志趣等內部因素，以及民族矛盾、社會背景等外部因素，對比明清合譯文人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并探討他們態度形成的原因。

2 內部因素：生平與志趣

2.1 徐光啟：失意者的信仰出口

徐光啟本人并非名門出身，在當時甚至只能算中下階層。年少時期，他隨父母顛沛流離，食不果腹。據《徐光啟集》記載，因難以忍受地方官役的剝削，徐光啟的曾祖“以役累中落，力耕于野”，徐光啟的父親“棄去為賈，家漸?！?。然而，在天災人禍面前，小本生意脆弱不堪，徐家在上海的舊宅被倭患一燒而盡，幾代人的努力付之一炬。徐光啟本人前半生并不得志。徐光啟天資聰穎、頗愛鉆研，喜愛做客觀說明的文字，厭惡內容空洞的八股文，年近不惑方才中舉[1]。當時，儒家的四書五經是士人推崇的主流學問，科舉實行“八股取士”，徐光啟所熱衷的農學、機械、水利等實用之學被視為不上臺面的民間技藝，難以得到官場青睞，原本想要科舉為官的徐光啟因此時常萌生一種“命不由己”“生不逢時”的感喟。

1600年，徐光啟在南京結識了利瑪竇。此后，他對西方科學文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于中國傳統科學之不足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徐光啟對利瑪竇傳授的西學知識頗感興趣，逐漸對西學以及西學背后的義理產生了向往和期待，自此有了新的寄托。在討論西學之余，利瑪竇引導徐光啟接受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煩惱，勸其用超然的態度面對功利乃至一切欲望[2]。利瑪竇所傳達的思想紓解了徐光啟幾十年來因仕途不順、命運多舛而郁積于心的憤懣，消解了他對于無法掌控自己人生、身不由己的無奈感。

徐光啟的家庭環境對他的文化心態也有一定影響。明朝晚期，儒家官宦子弟需受四書五經的教導，儒學教養環境單一而純正。然而，徐光啟出身中下層階級，相對缺乏嚴密的儒家教養，很難有一心向儒的堅守。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和長期的天災人禍，使得許多中下層平民呈現出逆來順受、寄希望于外力的心態。作為一個非純儒學出身的士人，徐光啟的思想觀念如一片還沒有被完全開墾的沃土，是有其他文化萌芽生根的可能的。因此，當前半生顛沛流離、一度產生自我懷疑的徐光啟與異域文化相遇，通過利瑪竇了解了西方先進的科學后，徐光啟也就被深深吸引。

2.2 李善蘭：儒家學子的西學志趣

與徐光啟不同，李善蘭出生于富饒發達的江浙一帶，其先祖可上溯至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人李伯翼。他家境優渥，學在私塾，自小便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早在明末，西學之風便已在江南萌芽，中西會通的傳統更是歷久彌新。受此影響，李善蘭自幼研習天文歷算，十四歲時已熟讀《九章算術》，十五歲自學了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前6卷）且“通其義”。年少時對中西數學著作的研讀極大地開闊了李善蘭的眼界，也為他后來與西人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合譯西方數學天文著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同徐光啟類似，李善蘭最初也有科舉為官的想法。然而，清朝晚期，想走科舉之路的文人數不勝數，江南地區科舉競爭十分激烈。李善蘭赴省府杭州參加鄉試不中，但他本人“于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總不及算學，故于算學用心極深”。仕途失意的李善蘭并未頹廢消沉，因為他真正的興趣在于會通中西數學。1852年，李善蘭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墨海書館，館內倫敦會士向他展示了西方最新的天文幾何知識，他頗感興奮和向往。偉烈亞力、艾約瑟等人遂邀請李善蘭共譯西學，雙方一拍即合，十年間完成了《重學》《代數學》《植物學》等多部譯著。在《幾何原本序》中，李善蘭寫道：“年十五讀舊譯六卷，通其義。竊思后九卷必更深微，欲見不可得，輒恨徐、利二公不盡譯全書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譯歸，庶幾異日得見之。[3]”從中可見李善蘭想要閱讀《幾何原本》后九卷的急切心情。

李善蘭對于西方科學，尤其是西方數學的興趣是他接觸西方文化科學的最主要動力，《幾何原本》作者歐幾里得嚴密的邏輯體系、清晰的數學推理和偏重使用解法和計算技巧的數學思想開闊了他的視野。但一心追求科學的李善蘭卻從未動搖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即便是與傳教士合譯西書，他看到的更多也只是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對投身異域文化信仰毫無興趣。墨海書館的其他文人助手，如王韜、管嗣福和蔣敦復等也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儒家學子，對于儒家文化認同度極高，不會輕易改變文化立場。

3 外部因素：民族矛盾與文化觀念

3.1 民族矛盾的變遷

徐光啟（1562-1633）出生在明朝末期，此時的大明王朝朝政黑暗，統治階層腐朽不堪，黨派紛爭不斷。同時，土地兼并劇烈，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以及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統治者希望借助外來思想觀念改造和鞏固統治思想，以緩解階級矛盾、穩固國內政權。但是這一時期，階級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各地都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覆滅。

而李善蘭（1811-1882）生于清末，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至此，中國社會除了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又增加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現實激發了李善蘭等儒生科學救國的思想。魏源在其著作《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僅僅向西方購買堅船利炮并非長久之計，想要真正擺脫被列強侵略、壓榨的現狀要從根本做起，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方為真正的強國之道。在艾約瑟、李善蘭所譯《重學》的序言中，李善蘭感嘆道：“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異日（中國）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攝，奉朝貢。[4]”雖然時代特征和社會矛盾大不相同，但是徐光啟與李善蘭二人的翻譯動機都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他們都懷著發展國家、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感進行科技翻譯活動，愛國的立場是一致的。

3.2 主流觀念的改變

明末政治黑暗，吏治腐敗，士大夫及知識分子震驚地發現儒學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偏差。儒家思想對于人倫道德的約束正逐漸成為一紙空文，在解決社會危機和信仰危機時后繼無力，在治國方面存在嚴重不足[5]。而在江南一帶，早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實學之風興起，士人倡導“經世致用”，抨擊理學的空洞，出現了一批反對傳統孔孟儒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傳統儒學進行整理和批判，期望打破其中的思想禁錮，而以徐光啟為代表的士大夫正是試圖以西學之實用來彌補儒學救國之乏力。

清朝后期，由于長期實行閉關鎖國與“海禁”政策，民眾對于西方的了解極其有限。清政府長期懷有“天朝上國”的心態?！叭A夷之辯”在廣大知識分子與民眾心中根深蒂固，清政府推行的文化專制政策又進一步地鉗制了人民的思想。為了穩固政權，統治階層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并將儒家思想貫徹在治國理政中。因此，對于以李善蘭為代表的傳統文人來說，儒學的忠義觀早已深入骨髓。王韜提到，與李善蘭同為墨海書館譯者的管嗣復強硬地表達了對翻譯西方宗教書籍的排斥態度：“吾人既入孔門，既不能希圣希賢，造于絕學，又不能攘斥異端，輔翼名教，而豈可親執筆墨，作不根之論著、悖理之書，隨其流、揚其波哉。[6]”對于清末儒家文人而言，中國所遭受的列強入侵的現實強化了他們學習西方科技的熱情。救亡圖存需要有一個精神支點，但這個支點不能是西方的政治體制與文化，而只能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價值觀。

徐光啟與李善蘭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文化氛圍不盡相同。明朝晚期，儒學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傳統儒學被否定、懷疑，亟需新鮮思想的注入，形成新的精神依靠。于是，徐光啟等士大夫希望融會貫通中西文化觀，在“性靈”的層面完善文化思想，以西方先進科技彌補儒家思想之不足。而到了晚清時期，在清政府長期推行的文化政策下，儒學思想深入人心，外來文化學說已難以撼動儒學在士子、百姓心中的地位?！叭A夷之辯”影響深遠，清末的文人士子對于西方的信仰文化已形成鄙夷和排斥的心態。這是兩代合譯文人在面對西方文化信仰時形成不同立場的根本原因。

4 結語

徐光啟和李善蘭是中國翻譯史上兩次翻譯浪潮中的代表人物，在與傳教士合譯西書、傳播西學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功績。然而，二人在個人經歷、成長背景與思想傾向都存在諸多不同，這是導致他們文化立場不同的內部因素。生不同時，主流文化氛圍不同，主要矛盾不同，儒學發展境況不同，這是導致他們文化信仰殊途的外部因素。在與傳教士合譯西書的過程中，徐光啟被西方文化中的天文、數學、算學、地理、醫學等吸引，在時代與個人的雙重因素影響下，他對新的文化風氣持較為包容的態度。李善蘭出身書香門第，從小飽讀詩書，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始終堅守著傳統文人的身份，保留著儒生的家國情懷。然而，徐、李其實是“殊”途同歸，他們都是在試圖學習西方科學，以解決國家危機，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諧，二人表現出了相似的文化基因，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位卑不敢忘國憂”的家國情懷?！?/p>

引用

[1] 石慧.徐光啟的科學思想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9.

[2] 張踐.宗教中國化的歷史經驗——以徐光啟信仰天主教為例[J].中國宗教,2016(6):60-61.

[3] 李善蘭.則古昔齋算學[M].上海:積山書局,1869.

[4]【英】艾約瑟,李善蘭.重學[M].南京:金陵書局,1866.

[5] 崔天賀.劉宗周對明末社會危機的認識[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7.

[6] 王韜.王韜日記[M].上海:中華書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