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圍治理：城市社區治理的新路徑*
——基于對江蘇省揚州市兩個社區的觀察

孫 璐

（揚州大學商學院，江蘇揚州 225000）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一整套公共行動、公共資源提供和公共安排的制度化過程，社區治理既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一部分， 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社區治理路徑創新不僅延展了基層治理主體的能力邊界和服務手段，也為我們厘清復雜多變的基層治理圖景提供了解釋邏輯，還為當下社區治理體制創新提供了認識依據。 隨著社會治理重心逐漸下移至基層，各地社區治理實踐創新探索不斷，黨建引領的統合邏輯、制度規范的秩序邏輯、技術賦能的效率邏輯不斷疊加于社區治理空間。黨的十九大、二十大報告中有關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戰略要求則進一步催化了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協商共治、利益共享，治理主客體間凝聚共識、價值共創成為提升社區治理效能的關鍵性議題。 在實地觀察中發現，“氛圍”營造作為耦合情感、凝聚共識的有效方法常被社區工作者提及和運用，“氛圍”一詞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中也屢見不鮮,可見“氛圍”正在被地方領導和基層干部視為一種治理技術并不同程度地運用于治理實踐中。 那么在社區治理中，“氛圍”治理為何出現？ “氛圍”治理以何呈現？ “氛圍”治理何以可能？

（二）文獻回顧

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實踐活動中，人們經常視“氛圍”為不言自明卻很難清晰描述的概念，偏好用環境信號、環境刺激、感覺、氣氛等概念來描述或置換。Lewin 最早提出“氛圍”一詞，認為個體對個人體驗和社會環境中觀察到的行為認知構成了氛圍。［1］Kotler 從營銷學的角度詮釋“氛圍”是消費者可以通過多種感官感知的、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因素。［2］隨著市場組織的蓬勃發展， 作為組織行為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變量——“組織氛圍”，得到學者們多角度的關注。［3］隨著對組織氛圍的關注逐漸擴大至學校、醫院等不同場域， 研究者對氛圍的界定更趨向整體性，Hoy Wayne K.等學者從教育學視閾指出，氛圍是成員感知或體驗到的對其心理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相對持久的環境特征［4］，且組織氛圍的核心維度與影響力受到關注［5］。 20 世紀80 年代后，隨著組織氛圍研究的深入推進，發生了從“一般氛圍”研究到對“特定氛圍”聚焦的轉向，對“氛圍”的概念界定更豐富多元。

縱觀“氛圍”研究的歷史，雖然在具體定義上學界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個人認知法和分享感知法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兩種定義方法。 個人認知法將“氛圍”定義為個體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和詮釋［5］，分享感知法則把“氛圍”定義為對組織政策、慣例、程序的共同感知，側重強調分享感知構成氛圍的基礎［6］，而Anderson 和West 則將以上兩種方法相融合，認為“氛圍”是個體與組織情境交互作用的產物，既包含個體對周圍環境的理解和認知，又涵括多個個體對周圍事物共同感知的理解分享。［7］從功能學的角度來看，前者是建構，后者則是影響。

國內學者關于“氛圍”的研究軌跡基本和國外研究一致［8］，多關注企業、學校、醫院等組織氛圍，而對社區生活世界等基層社會治理域的氛圍研究較少。 事實上作為一個實踐性概念，“氛圍”被廣泛運用于我國社區治理中是伴隨著我國社區治理回歸社區生活本質的價值轉向的。 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一直居于 “顯性”位置，而社區作為“生活世界”所隱含的情感、關系、道德等價值意蘊卻較少被提及。 黨的十九大后，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關注并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全社會的焦點。 宏觀政治的戰略轉向敦促社區治理價值重構， 如何在社區空間關注居民生活敘事，在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社區中賦予居民生活的信心、活力和能力，發掘民眾的生活意義［9］，逐漸成為近年來社區治理的價值轉向。 有學者開始聚焦基層社會治理領域并對城市社區氛圍進行探索，分析城市社區氛圍的理論模型及其因素結構［10］，認為“氛圍”作為社區現象，本質上是一定空間范圍內的情感品質［11］，其物質性和空間性特征早已被杜夫海納等人所證實［12］。 有學者開始將“氛圍”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厘清“氛圍”和“情感”的深度關聯，論證“氛圍治理”是情感建構、情感轉譯、情感擴散的連續過程，嘗試揭開情感治理的新路徑。［13］但截至目前，社區氛圍治理并未成為一個顯性的學術議題。 綜合國內外已有研究，本文認為社區“氛圍治理”是在社區特定場域中以情感為基調，通過空間場景構建理解與認知，行動者被周圍的其他人或事物所影響，也會相應地影響周圍。 “氛圍治理”可以概括為“氛圍建構”和“氛圍影響”兩個維度，“氛圍建構”是以主體間的“情感” 培育為目標和內容， 著眼于主體關系建構；“氛圍影響”是以“空間”為治理工具和手段，著眼于對積極主體關系的理解分享直至影響力滲透。

（三）案例選取

基于我國社區治理實踐中居委會的主導地位，本文聚焦居委會這一主體，借助“結構—過程”分析范式，關注居委會在治理價值轉向、壓力增大、資源短缺的現實境遇下，如何展開氛圍治理。 本文考察的江蘇省揚州市兩個社區，都實施了“居站一體”治理模式，即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實行居委會主任兼任社區黨支部書記的“雙肩挑”模式。 H 社區是混雜了拆遷安置戶的新建混合型社區，W 社區是老年群體居多的老小區，兩個社區在成立時間、社區規模以及外部資源條件上雖有不同， 但都獲得了“全國文明社區”等榮譽稱號，治理績效較好。 選取兩個社區的原因在于：一是兩個社區代表了目前城市中常見的兩種社區類型，H 社區是隨著城市邊界擴容而產生的新建混合型社區，W 社區是城市中心區域日漸老舊的社區；二是多案例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單個案例具有的偶然性及證據力不足等問題。 筆者分別于2021 年8 月、2022 年7 月、2023 年4 月在兩個社區進行集中參與式觀察，并對關鍵人物進行了訪談收集和獲取資料。 通過觀察兩個社區“氛圍治理”的實際樣態， 調研獲得的一手資料在增加客觀性的同時，也能更細致入微地描述社區“氛圍建構”和“氛圍影響”的全貌。

二、社區氛圍治理的背景與生成

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圖景展示了當代國家權力如何在社區層面介入、滲透、整合并推動社會發展，社會在國家的干預、形塑中漸次成長，社會主體的權利和自主性得以增長的過程。 透過社區空間，可以辨識國家和社會在城市微觀組織單元內如何發展，以及怎樣互動和交融滲透，并共同形塑生動而豐富的城市基層形態。 隨著我國社區治理價值的轉向，居民對社區空間的想象和訴求不斷向生活經驗、價值、情感、意義靠攏，社區空間看似瑣碎、單調甚至平淡的生活氛圍，卻充滿“經驗的儲備”和“現有的知識”，是一種“唯一的最重要的社會實在”， 可以喚醒治理主客體對自我價值和社區生活價值的感知，重塑社區主體的主體間性。

（一）內生資源稀薄激發氛圍治理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城市社會被具有全能性和極強覆蓋性的“單位制”所主導，社區一直處于“拾單位之遺、補單位之缺”的輔助位置，社區工作邊緣化、松散化。20 世紀80 年代后，城市“單位制”逐步解體，社區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凸顯，但總體孱弱的社會力量難以彌補單位制解體留下的真空。 為加強公共服務供給與社會整合，社區組織承擔了大量政府派發的任務， 社區空間、社區組織、社區事務不可避免地與行政相結合，社區處于國家與社會、行政與自治的張力之間，成為事實上的行政末梢，行政執行的“最后一公里”。 社區治理受行政力量主導， 治理主體單一，社會力量孱弱，居民參與不積極，社區內生資源及社會資本稀薄，并未形成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聲氣相通的共同體。 近年來，伴隨著社會治理重心下沉，城市社區空間“人”“事”交融，領域重疊，事項增多，居民個人利益和社區共同利益交織，社區治理主體既要管“物”、管“人”，也要管“事”，社區事務呈現混合性、綜合性、模糊性態勢。 圍繞社區治理秩序供給，單純的服務機制或自治機制對“人”“事”交融的社區空間已難以實現有效治理。 同樣，內生資源匱乏的社區主體僅憑一己之力也難以滿足居民日益復雜多樣的需求，需要借助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等其他主體力量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效。 而氛圍治理正是通過較小的成本投入， 訴諸治理主客體的情感，營造影響力，吸納整合治理主體資源，帶動更多的服務對象參與和改變，獲得較大的治理能效。 “社會生活的有序，來自于公共空間中適度的寬容理念和思維”［14］，正是通過積極的社區氛圍營造，諸如，協商氛圍、合作氛圍、參與氛圍等，涵化居民的公共理性、 公共德性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其實質是通過體恤、共情社區主客體的情感和需求，“以寬容、妥協為基礎，信任為紐帶，合作為路徑，才有可能在良序、理性的氛圍中實現良政和善治”［15］，更好應對社區生活之復雜流變、社區事務之交叉綜合。

（二）情感要素回歸催生氛圍治理

氛圍治理訴諸人們的情感、心靈，通過情感轉譯、情感滲透形成良善環境繼而潛移默化改變人的行為，也即，氛圍治理能夠起效在于情感要素在基層治理領域的回歸。 我國早期的社會治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 過于聚焦效率、制度等理性視角，對傳統要素尤其是情感的治理功能有所忽視。 近年來，不斷有學者關注到情感要素在社會治理視域的不可闕如，紛紛呼吁“心靈治理”“情感體制”之于公共目的達成、公共利益實現的重要性。［16］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國基層治理的關鍵， 豐富的情感嵌入治理活動， 既是社會治理精細化的題中之義，也有利于在理性的制度運行中帶來人文關懷。

社區作為人們的生活共同體，不是單純技術疊加的智慧空間，是貼近生活、情感的敘事空間，是在社區制度規范和價值觀念生產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社區空間更關注居民個體需求和人際互動，充滿了居民的生活敘事和情感流動，單一的制度治理或技術治理已無法滿足社區空間內居民的多元化需求，社區秩序生產需尋求以群體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為基石，訴諸于人的共同精神和情感的治理范式，通過空間氛圍建構和滲透，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體理念和合作意識，凝聚社會資本、積累社會信任，提升社區治理效能。

（三）居委會的結構洞位置強化氛圍治理

居委會作為城市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既是國家在城市基層實施管理的主要執行者，也是居民各種權益的代言人，在公共服務供給和社區秩序生產中起著主導作用。 近年來參與社區治理的主體雖然不斷增多， 但居委會因擁有在地性、存續時間長等優勢， 故在居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更高。1992 年，美國社會學家羅納德·伯特在研究社交網絡競爭關系時提出結構洞理論［17］，將社會網絡中沒有直接連接或關系間斷的行動者之間存在的空隙稱為“結構洞”，連接這些行動者的“第三方”就占據了結構洞位置，并在行動者之間搭建信息、資源傳遞的橋接。 在國家、社會、市場等多主體互動的社區場域，居委會因同時擁有“代表國家治理”與“為居民代言”的雙重身份，發揮著上下交互、連通左右、雙向傳遞的樞紐功能，處于社區社會網絡的“結構洞”位置。 結構洞位置既賦予居委會在社區網絡中的競爭優勢，也使居委會需面對社區網絡中與其聯結的多個行動者的壓力施予。

質言之， 居委會因結構洞位置所獨有的政治嵌入性、 結構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進一步強化了氛圍治理。 一是受到包括政治環境、政治體制在內的政治嵌入性的影響。 當下，國家頂層設計關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 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戰略部署， 各級黨政機關通過制度安排與人民群眾建立人格化、 擬家化的情感互動示范等， 會影響社區治理走向， 合作治理、情感治理成為社區治理的必然選擇。 二是，結構嵌入性使居委會成為各利益主體間資源和信息流轉的媒介， 基層政府通過居委會了解居民意愿和需求，居民則通過居委會上傳訴求、探察政府態度和行為， 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則通過和居委會的聯動共同完成公共服務供給。 結構洞位置決定了居委會要將國家層面的規范性與基層社會的多樣性結合起來， 在主流話語和居民喜好間做出回應和行為切換， 居委會只有充分營造對治理伙伴和居民的共情與尊重等氛圍， 才能獲得橫向扁平的社會網絡支持和根基夯實的群眾基礎。 三是，文化嵌入性在居委會歷時性的社會網絡互動中逐漸形成， 居委會因在地化辦公，工作內容與居民生活世界密切相關，其行動選擇和策略實施必然受到傳統價值觀、社會慣例等地方性知識的制約與影響。

三、氛圍建構以何呈現？

如前文所述，氛圍治理的維度之一是“氛圍建構”，是以主體間的“情感”培育為目標和內容，著眼于主體關系的建構， 那么在H 和W 社區建構了怎樣的主體關系，即“氛圍建構”以何呈現？根據調研發現，居委會的氛圍建構會根據互動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具體包括：居委會內部成員間的互動、 居委會和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互動、居委會和服務對象居民間的互動，不同的互動類型建構了治理主體間不同的情感氛圍。

（一）聚焦組織發展營造“家”的氛圍

隨著社會治理重心下沉，居委會進入了一個交織著行政、社會等多重壓力的行動場域，而地方財政撥款捉襟見肘、人少事多、薪資報酬低等現實倒逼居委會需借助低成本的行動策略達成組織目標。 居委會成員普遍認為治理成效的取得離不開組織工作氛圍， 他們把這種氛圍表述為“像個大家庭”。 通過觀察發現，這種強調相互體恤、彼此成全的“家庭式”氛圍交織在居委會的任務分工、人際處理等多個方面。

工作多而雜，分工不分家才能運轉起來（訪談記錄HA01）（1）。 就像一個家庭分工好了才能忙而不亂（訪談記錄WA01）。 居委會并非執行科層式的分工，而是以網格內事務完成為導向的包干制，遇到突發或重大任務則打破日常分工“全員參與式”協作生產。 社區女同志多，肯定要照顧孩子小的，大家相互體諒吧（訪談記錄HA01）。各種表格、統計等技術性工作，年輕人就多承擔一點，就像家里的技術活小輩更擅長 （訪談記錄WA01）。 借集體合力化解工作壓力，組織內部表現出較強的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特征，成員間相互幫襯，形成較密切的情感關聯。 在一起處的是感情和信任，凝聚力也是一點點處出來的（訪談記錄HA03）。 相互協作才能把一個家撐起來，居民來辦事能感覺到你內部是團結和諧的（訪談記錄WA02）。 居委會主任則發揮“領雁”作用，在組織人際網絡中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 主要靠主任協調、調動大家積極性（訪談記錄WA03）。主任像個大家長想方設法把大家團在一起 （訪談記錄HA02）。 居委會“當家人”在“正己”的基礎上樹立內在權威，將以倫理道德為價值尺度的儒家賢者型領導人格演繹得恰如其分。 凡事大家商量著辦，前提是自己帶頭干，方方面面能“服”人（訪談記錄HA01）。 大家信任，你就要把這個隊伍帶好（訪談記錄WA01）。 居委會常通過一些人情化的儀式，如聚餐、發點補貼、為年輕人的發展“開道”等方式培養成員的集體認同、 創造和諧工作氛圍。 有事多擔待， 有困難多幫襯 （訪談記錄HA01）。 居委會不僅注重成員間的協作互動，而且對組織成員予以全面關懷，大到職業發展小到生活瑣事。 有些臨時性、階段性任務很辛苦，完成后大家聚個餐放松一下，發點小貼補（訪談記錄HA04）。 小年輕沒有機會接觸上面的（街、區）領導，就要替他們多爭?。ㄔL談記錄WA01）。 通過感應人心、給予人文關懷繼而贏得人心，居委會營造出家庭式管理文化氛圍。 而組織文化的涵育亦加深了成員的類聚和認同，減少了居委會內部管理的內耗，為社區氛圍治理造勢蓄力。

（二）把脈社區公共事務形成合作氛圍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國家戰略加快了社區治理主體從一元向多元的轉變，各種資源被吸納至以社區黨組織和居委會為主體的治理體系中。 在H 和W 社區均成立了由黨支部、 居委會、物業企業、業主委員會、社會組織、居民代表等多主體參與的社區治理委員會，除了通過聯席議事會、輪值制等工作機制，調動各主體參與的積極性，營造合作氛圍，還需要主體間的體恤和共情，正如哈貝馬斯所強調的“主體間性”注重多元主體間的相互理解、溝通交流、平等相處［18］。 老小區停車是個大難題， 居委會和物業一起想辦法，挖掘空間增加車位，幫著做居民協調工作（訪談記錄WB01）。駐點社工搞活動一開始不和我們商量，可能覺得我們不專業吧，我們就主動去對接去協商（訪談記錄HA02）。 “主體間性”尊重每一個交往主體的差異性，倡導通過理性的語言相互交流和理解。 “主體間性”使得個體或組織間的相互尊重和“共情”成為可能。

2020 年后，為了進一步提升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質效，揚州市政府加大向專業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力度。 社會組織和居委會因在服務理念上存在較大差異，居委會更注重地方知識和工作經驗的運用，缺少專業社工的服務方法，致使合作伊始齟齬不斷。 但居委會基于社區治理績效的提升，慢慢接納、主動共情、支持社工組織。 社工也是本著服務居民的宗旨嘛， 總之對社區發展有利， 我們動員積極分子帶頭參加他們的活動，大家努力把事干成干好（訪談記錄HA02）。 從觀望試探到配合默契，居委會主動有效的溝通平衡了不同主體間的價值偏好與利益分歧。 現在有問題大家都提前溝通，很多活動聯合起來搞，資源共享，經濟又高效（訪談記錄WB02）。公共服務供給不是基于占有、征服、改造的姿態，而是倡導開放民主，以共享、互惠、成長作為目標，建立平等協商的對話平臺，繼而共同建立和完善公共生活的制度與規則。［19］社區氛圍好了，我們很多工作做起來也輕松了不少（訪談記錄WA01）。 多元主體在共同應對基層社會發展中的難點痛點問題以及精準滿足居民需求的過程中不斷磨合并建立信任，在“互信”基礎上強化“互嵌”關系強度，創設“互賴”伙伴氛圍，形成共融共生的“互構性演化”，推動公共權力結構向合作型關系轉變。

（三）根植居民需求構建參與氛圍

社區本質上是一個扁平化、拒斥科層制和等級制的治理場域，社區治理對情感導向、公共價值的依賴，直接導致了它的溫暖面向。［20］從這一意義上來看，社區治理的關鍵目標便是將“人民至上”的理念化為實踐操作，如，充分尊重居民的話語表達權與利益訴求，在協商與對話中回應居民的切實需求［21］，而這些都離不開居民的參與。H社區作為混合型社區，居民異質性強、群體間認同不強， 社區公共利益難以聚合；W 社區老年人口多，普適化的公共服務難以滿足社區深度老齡化的個性需求。 基于對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質效低、居民間黏性不足等社情分析，居委會從加大制度供給著手，搭建和完善居民的表達平臺與參與渠道，營造居民參與的空間氛圍。 平臺搭建、制度完善為推進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提供了可能性，如何將制度氛圍轉化為參與行動，培養居民對社區組織的信任感， 還需要關鍵居民帶動、關鍵事件觸發。

1.關鍵居民帶動。 一是借助黨員力量優化社區積極分子支持網絡。 居民之所以愿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離不開鄰里間的動員。 H 社區推行“黨支部+黨員中心戶+黨員+群眾”的模式，發揮黨員中心戶的紐帶作用，定期聯系居民議社情、督居務。W 社區則通過黨員志愿者深入社區公共參與空間， 依托社區老年微項目吸納居民參與和監督。二是抓住關鍵社群，找準和居民的鏈接。相較科層制場域，生活世界是女性和兒童參與的重要場域。 女性具備的耐心、細心、熱心等柔性因素，能有效助力社區治理中最需要的共情、 信任、尊重等關系氛圍的建構。 而在家庭的情理邏輯中，“種族綿延” 的力量是一種核心的內在動力［22］，即，子孫輩的成長與發展是家庭工作生活的最大動力，兒童參與能快速帶動整個家庭乃至家族的參與，更有助于社區參與氛圍的建構。 H 社區利用市婦聯在社區設立的“婦女微家”，一方面開設技能培訓課程，提升失地婦女的就業能力，拓寬其就業渠道；另一方面利用女性力量打造社區文化品牌， 用柔性氣質彌補鄰里間缺失的情感連綴，重塑生活世界的情懷和溫度。 H 社區還通過培育社區“小小議事員”提升兒童參與意識與能力，打造兒童友好型社區。 社區成立了童言同議會，隨后家長們就自發組成了護苗隊，為孩子們提供支援（訪談記錄HA02）。

2.關鍵事件觸發。社區作為一個復合共同體，不僅有經濟與政治秩序， 更有生活與情感秩序。社區的關鍵事件大多是居民的急難愁盼，處理關鍵事件的態度、效率、效果等，都會影響社區氛圍構建，而這些很大程度取決于居委會能否以情介入，共情居民的困難；能否高效便捷地及時反饋處理過程和結果。 對居民訴求及時回應，即使不能立刻解決問題，也要第一時間讓居民感受到我們“在場”（訪談記錄WA01）。 我們通過線上線下征詢居民意見，再和多個部門協商議事，把一條臭水溝改造成了社區納涼廣場，借助網絡技術實現了居民參與的多元化和即時化 （訪談記錄HA01）。 現代化的基層治理體系既要強化保護公眾的基本權利與利益訴求，也要突破冰冷的科技網格平臺，在信息傳遞中凸顯情感要素，將下達和告知性信息向服務和征詢型轉變，增強社區治理的“人情味”。 要投入“情感”，把居民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辦（訪談記錄WA03）。臭水溝改造后，明顯感覺居民態度不一樣了，大事小事參與的人多起來了（訪談記錄HA01）。 居委會正是通過積極回應居民訴求取得居民信任，借助積極分子所構建的支持網絡進一步擴展信任，構建賦權于民的話語氛圍，并通過認同建構和利益傳送，誘發社區其他居民的參與行為，最終完成鄰里動員的成功實踐。［23］

四、氛圍影響何以實現？

“氛圍治理”的另一個維度是“氛圍影響”，關注的是社區氛圍構建后的影響力滲透問題，著眼于對積極主體關系的共同感知、理解分享直至影響力滲透。 無論是居委會內部的家庭氛圍、治理主體間的合作氛圍還是居民參與氛圍，氛圍建構后未必能在社區空間立現其影響力，社區氛圍輻射效應的產生還需借助社區治理主體的空間實踐和強化空間的表征等來實現。

（一）通過空間生產滲透氛圍

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將空間分為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提出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三元空間分析框架。 物質空間是自然環境，即幾何空間；精神空間是人們想象的空間，包括意識形態、思維等；社會空間受社會關系支持，并和社會關系相互生產。［24］社區的物質空間是“硬性空間”，包括公共建筑及社區景觀等基礎設施；精神空間是“軟性空間”，包括社區價值觀念及制度規范等規范公約；社會空間則可理解為包括人際關系及人際信任等權利結構的“韌性空間”。［25］城市社區不只是物質空間，更凸顯著人本化與社會性，內嵌著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脈絡。 作為政府與民眾互動的公共治理單元，社區空間既是居民聚合進行社會互動的重要場所，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這些外在的、物質性的、可感知的物理環境，不僅為社區居民提供了鄰里互動場域，使居民間的聯系突破了松散和陌生的原始狀態，而且為服務供給者提供了彼此互動、與居民互動的場景，助推了社區公共參與。 居委會內部的“家”氛圍營造、社區治理伙伴間的合作氛圍激發、居民社區參與的氛圍建構都是在社區 “硬性空間”“軟性空間”“韌性空間”里展開各類日常生活的實踐。 社區場域中越來越多的空間被建構生產出來，既有滿足居民多元需求的公共建筑和社區景觀，如H 社區由臭水溝改造而成的社區納涼廣場；也有自上而下構建的空間——即空間的表征， 如紅色黨群空間、H 社區的“婦女微家”等公共服務空間；還有自下而上構建的空間——即表征的空間，如W 社區的老年驛站、周末會客廳等鄰里活動空間等。

空間的表征是主導性力量對空間進行方向指引的過程，通過制度規劃、文化符號和治理理念等實現其構想。 自上而下構建的公共空間以黨建引領為前提，部分職能部門通過掛牌和設立墻上標語等形式進行表征。 自從打造了這些社區空間，我們就有陣地了，老百姓來這里就能感受到好的政策和服務（訪談記錄HA02）?？臻g標語、展覽、布局和服務中所呈現的內容，無不對“執政為民”“人民至上”等理念展開生動敘事，多部門多條線的服務供給在公共空間變得可視化，空間因此凸顯各類資源匯集的合作治理氛圍。 與由國家創造的公共空間不同， 自下而上的空間是居委會、社會組織、企業和居民等主體基于自身能力和資源稟賦對公共空間進行自下而上的合作生產，通過自造、他造、互造等多元組合方式，形成社區沉浸式、開放式的場景，完成在地行動者對空間氛圍的再建構。 這類表征的空間強調多元行動者在具體情景下再造空間生產秩序，強調“市民在城市空間的生活、行動與政治參與”［26］，公眾在其中構建空間想象并開展社會交往。 小區改造時保留了社區的文脈象征物——“竹”（W 社區名稱里蘊含 “竹” 字）。 現在社區空間打造都緊扣“竹”字做文章（訪談記錄WB01）。 把歷史文脈融入社區空間，這對于塑造社區共生氛圍、激發社區活力大有裨益（訪談記錄WC01）。 “竹”意象是W 社區空間的表達載體，居民與社區空間深刻的情感聯系賦予了其特定的文化意涵。 綜上，正是通過空間規劃、管理、參與，居民嵌入到形式多樣的社會性現實生活空間，而進入空間的“在場感”“氛圍感”能激發居民的參與互動，在空間互動中傳達社區的隱性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生產出豐富的情感聯結、情感體驗和情感氣氛，社區運轉的內生動力也因此勃發。

（二）通過儀式展演強化氛圍影響力

現代性背景下，主體利益的多元化成為城市社區空間的顯著特征， 致使空間的表征多元化。城市居民基于日常生活的參差多元而形成對空間的不同理解和定義，即表征的空間多元化。 以上變化導致空間在生產過程中呈現出碎片化特征，整體空間被不斷分割為細瑣甚至孤立的單元空間，這不利于空間整體氛圍的營造和影響力滲透。 可見氛圍不僅能夠營造，而且可以有濃度變化，城市社區正面臨社區空間碎片化帶來的空間氛圍整體性重塑、價值期待由“薄氛圍”轉向“濃氛圍”的挑戰。

H 和W 社區通過儀式展演對社區氛圍所嵌入的特定治理價值與積極的主體間關系進行宣傳引導和效果強化， 社區經常性地展演兩種儀式：一是對國家敘事的儀式展演，二是先進典型表彰儀式展演。 上面要求的各類“規定動作”，會用居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 （訪談記錄HA01）。 社區文體志愿組織每年會圍繞主題編排節目， 給居民展示也出去交流匯演 （訪談記錄WA01）。 作為文化的外顯形式，儀式展演可以喚醒人群的集體認同，形塑價值并傳承認知；作為一種動員模式，典型表彰儀式在各個組織都廣泛流行，該模式所生出的成果具體可感，具有較強的可學習性和可模仿性。 社區典型發現及錘煉的過程，正是借助組織表彰等儀式展演來提升氛圍濃度的空間符號生產過程。 每年都評 “社區好人”，搞表彰儀式，請媒體和居民來圍觀（訪談記錄HA04）。 居民不僅參與了空間創造和活化，還能感受精神洗禮（訪談記錄WA02）。 儀式展演的目的是生產符號——符合治理主體價值預設的符號，居委會將社區公共廣場等“硬性空間”開辟為儀式表演空間，在普通居民的身份中加入“楷?！薄跋冗M”等戲劇性元素，頒獎方的正式說辭、被授予者的莊重舉止和社區生活一貫的隨意性、平民化構成對照，“陌生的莊嚴表演”與“熟悉的社區空間”之間的對照，生產出一種正式隆重的景觀。 居民在儀式展演中濡染空間情緒，這種情緒使每個在場者進入情境氛圍，并在無意識中習得和浸染社群文化、儀式規則等，從而實現了儀式實踐的記憶。

儀式展演增強了“社區氛圍”的濃度，提高了居民的關注度和追隨度，引導居民加入治理者預設的氛圍，推動居民從旁觀者向參與主體的“質變”，最終達到社會動員之目的。 可見強化氛圍影響是一個合作生產的過程，居委會通過“表征空間”奠定合作、參與等氛圍基調，社區各類組織和居民通過參加或圍觀儀式展演烘托并強化氛圍?？臻g多元行動者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和自下而上的能動性相互交織滲透，最終完成空間氛圍的“可達”與“落地”。

五、結 語

社區內生資源稀薄、情感要素回歸社區治理以及居委會的“結構洞”位置，催生社區氛圍治理。 氛圍建構和氛圍影響是氛圍治理的重要維度，居委會根據不同治理主體和居民需求建構差異化的氛圍，以達成信任、合作和參與的社區治理關系。 居委會通過空間生產滲透氛圍、通過儀式展演提純氛圍濃度，在此意義上，氛圍建構和氛圍影響是相互型塑的。 氛圍治理并不排斥剛性治理，相反，社區治理中剛柔并濟才能再造基層良性秩序的生產能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本文觀察到的案例充分證實了氛圍治理在基層秩序生產能力上的內在優勢， 是降低國家基層治理成本、實現基層持續有效治理的典型樣本。 同時，氛圍治理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無論是對治理主體還是治理對象都是一場治理理念的變革，其社會效果也不一定立竿見影，其影響力發揮是日積月累的涵化過程。 本文只是對社區場域中氛圍治理“何以發生”、氛圍建構“以何呈現”、氛圍影響“何以實現”等議題作概要式探析，希望未來的研究中能對社區氛圍治理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進一步拓展我國社區治理的本土話語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