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兵何以鎮疆*
——清代鎮遠鎮演變述論

★ 劉文鵬 軒望帆

綠營兵是清朝以漢族為主建立起來的正規部隊。它分散駐防于各省區，通過平定隨時爆發的反抗，實現清朝對全國各地方的統治。在綠營體系布防下，一省的軍事體制分提、鎮、協、營四級。①關于綠營制度及其布防作用的研究，可參考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1 ～6 頁；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第50 ～55 頁；秦樹才：《綠營兵與清代的西南邊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2 期。軍鎮總兵官受總督、巡撫、提督的指揮，駐扎于省內要地，統轄諸協、營乃至汛塘防區，在維持社會治安、保持政治秩序方面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清朝建設和鞏固大一統國家的重要戰略依托點。

清代前期，因西南戰事頻繁，該地區的軍鎮時常發生劇烈的變遷。其中，貴州鎮遠鎮的演變過程特別值得注意。嘉慶《大清會典事例》載：“鎮遠鎮總兵一人，駐扎鎮遠府，②即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鎮遠縣。統轄本標中、左、右三營，兼轄清江、松桃、銅仁三協，臺拱、丹江、思南、凱里、黃平、天柱、石阡七營?！雹郏螒c）《大清會典事例》卷476《兵部五十·綠旗營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影印本，第674 冊，第2303 頁。鎮遠鎮在清中后期作為貴州綠營四鎮之一，④（乾?。肚鍟鋭t例》、（嘉慶、光緒）《清會典事例》均記載貴州綠營有安籠（安義）、古州、鎮遠、威寧四鎮。參見（乾?。洞笄鍟鋭t例》卷112《兵部·營制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342 ～344頁；（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476《兵部五十·綠旗營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4 冊，第2298 ～2308 頁；（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596《兵部五五·綠旗營制》第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本，第704 ～707 頁。且又據（光緒）《清會典事例》，鎮遠鎮在乾隆年間重設后沒有建制上的改變，可見它在清中后期長期穩定，參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555《兵部一四·官制》第7 冊，第200 ～202 頁。地位舉足輕重。清前期的鎮遠鎮卻屢經變易，它初設于順治后期，在康熙初年隨即被裁撤，直至乾隆時代方得重建。這既反映了貴州軍事格局的劇烈波蕩，又折射出清朝把大一統治理格局推向西南“苗疆”的曲折過程，具有較高的探索價值。但目前學術界對此的研究尚比較薄弱，對軍鎮沿革和兵力狀況的概述性研究較多，而將鎮遠鎮的演變與清朝邊疆治理相結合的論著相對缺少。①相關成果見于羅爾綱：《綠營兵志》，第55 頁；劉子揚：《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年，第230 頁；何仁仲主編：《貴州通史》第3 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年，第35 ～36、90、94 頁；楊勝勇：《清朝經營貴州苗疆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第51 頁；邰建文：《清代臺拱廳研究》，貴州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第36 頁。本文擬以清前期鎮遠鎮的反復裁設為切入點，通過梳理其背后的歷史動因與影響，剖析清朝在貴州苗疆逐步確立國家統治的進程。

一、順康時期鎮遠鎮的興廢

順治十六年（1659），清廷設立大定鎮、黔西鎮、鎮遠鎮和威寧鎮總兵官。②（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1 冊，第624 頁。貴州最早的鎮一級綠營建制由此產生。在地理上，大定、黔西、威寧三鎮均分布在貴州西部，唯有鎮遠鎮位于省東部。此番布局與當時形勢有關。前一年，清軍從南明永歷政權手中奪取黔省。雙方此時正在云南激戰。③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第906 ～912 頁。如明軍向東進攻，就可能威脅清朝在貴州確立的統治。清廷于黔西地區設立三鎮，既能防范敵人進攻，也可以在必要時西進支援。與西部的緊張局勢相反，黔東處于遠離前線的腹地，軍事壓力較小，所以僅置一鎮便足以戡亂。而總兵駐扎在鎮遠府，則與鎮遠的地理狀況有關。鎮遠府地勢險要、交通發達，商貿繁榮，所謂“屏山為城，?水為池。西通諸葛洞，南達清水江。黔楚水陸之沖，物貨富饒之地”，有“滇黔門戶”之稱。④（乾?。顿F州通志》卷4《地理·形勝·鎮遠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1 冊，第106 頁。此地既有險可守，又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保障，能夠供養大規模駐軍。就交通而言，這里地處驛道沿線，設有驛站。⑤據（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530《郵政·置驛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6 冊，第4701 頁；卷560《郵政·驛程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9 冊，第6057 ～6059 頁。自湘黔省界向西的驛路先經鎮遠府，再通往貴陽、昆明等地。在順治時期清朝初平西南的背景下，各種急務均需經驛路往來。因此，鎮遠鎮的設置能夠充分保護沿線信息、人員、糧草的安全傳送。正是這一區位優勢，使鎮遠府成為戰略要地，構成了在此長期駐軍的需求。

然而，朝廷在康熙七年（1668）就下令裁撤鎮遠鎮總兵官，改設鎮遠協副將。⑥（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1 冊，第627 頁。此時距鎮遠鎮的首設尚不過數年，其中緣由耐人尋味。但如果翻閱《清會典事例》，便可發現順康之交的貴州綠營普遍處于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例如，康熙四年設安籠鎮總兵官，裁撤湄潭、安順、思南總兵官。湄潭鎮在順治十八年才設立，存在時間比鎮遠鎮還要短暫；康熙五年又裁大方總兵官；同年設平遠鎮總兵官，八年旋撤。⑦參見（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1 冊，第625 ～627 頁。被裁的軍鎮不僅數量多于新設軍鎮，而且在位置上也沒有一定的規律。⑧如湄潭鎮總兵官駐地在貴州中北部的湄潭縣，平遠鎮、安順鎮所在地位于黔西，思南鎮則位于黔東北?？梢娗逋F州軍鎮進行了以降級、裁撤為主要方式的調整。究其原因，鎮一級綠營建制因將卒數量極多，需要大量兵餉來維持。然而，連年戰爭與三藩軍隊的擴充使清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⑨參見劉鳳云：《清代三藩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153 頁。貴州全省既經戰火，也已是民生困苦、百廢待興。⑩這一時期，貴州道御史曾奏言“邇來田土荒蕪，財賦日絀”（《清世祖實錄》卷121，順治十五年十月癸巳，《清實錄》第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影印本，第939 頁）；云貴總督奏“滇、黔田土荒蕪，當亟開墾”（《清圣祖實錄》卷1，順治十八年二月乙未，《清實錄》第4 冊，第49 頁）；貴州巡撫疏言“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鴻初集，田多荒廢，糧無由辦”（《清圣祖實錄》卷15，康熙四年四月戊辰，《清實錄》第4 冊，第224 頁）。由此可一窺當時黔省經濟破壞、民生凋敝的狀況。中央與地方財政愈發難以承擔大規模駐兵帶來的巨額開支。與此同時，云貴地區的南明勢力在康熙初年基本被肅清。隨著戰斗減少，在西南派駐大軍的必要性也逐漸下降。故清廷此時調整軍鎮，既可縮減軍費，緩解財政壓力，又不會造成形勢不穩。鎮遠鎮本身就處在局勢相對和平的黔東，遂于這次調整中遭到裁撤，被降為協。之后，鎮遠協的建制在康熙年間再未改變。

綜上，鎮遠府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提供了在此設鎮的基本條件，但戰爭形勢才是當時軍隊布防的決定因素。順康時期的清廷財政緊絀，故盡可能只在軍事壓力較大的要塞設鎮。一旦形勢穩定，軍鎮便被廢棄或降為更低一級的兵力建制。鎮遠鎮的建立和裁撤，正說明順康時期的貴州東部由戰亂逐步向和平狀態轉變。

二、“苗疆”的開辟和軍鎮格局變遷

雍正時期，清朝對黔東南“苗疆”的開辟迅速改變了原有形勢，使鎮遠一帶漸次形成新的兵力布防局面。雍正五年（1727），在云貴總督鄂爾泰、黎平知府張廣泗等人的推動下，清軍深入到鎮遠以南的清江、古州一帶“相機剿撫”。①《云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古州彝苗愿附版圖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242 頁。清江、古州大致位置即清廷后來設置的清江廳、古州廳，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劍河縣、榕江縣一帶。鄂爾泰在策劃行動時提出：只需帶黎平協兵丁數百名及衙役鄉勇招撫“八萬里古州”一帶的“生苗”，再向北直抵清水江流域，調集鎮遠協官兵“明張聲勢”，招撫盤踞于清江、臺拱的“九股生苗”。②《云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古州彝苗愿附版圖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1 冊，第244 頁。臺拱即后來設置的臺拱廳一帶，大致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臺江縣。學界對于九股苗的源流和聚居地問題尚有爭論，參見翁家烈：《論九股苗（一）》，《貴州民族研究》1987 年第2 期。本文姑采取所用史料中的說法，即九股苗是清水江流域生活在以臺拱為中心地區的苗民。從中不難發現，鄂爾泰偏向以安撫的方式收攬古州苗民，而對九股苗則要在招撫的同時進行軍事威懾。在后來的奏折里，他也強調古州“風俗直樸，易于治理”，③《云南總督鄂爾泰奏陳招撫化導古州邊地苗彝情形折》，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2 冊，第304 頁。而鎮遠之九股生苗“兇惡強悍，甚于群苗”，④《云南總督鄂爾泰奏報添撥官兵剿撫貴州丹江生苗情由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3 冊，第348 頁。有意將二者加以區別。關于新辟苗疆的駐軍問題，鄂爾泰指出要“統設一鎮，分布營汛，以資彈壓”。⑤《云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古州彝苗愿附版圖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1 冊，第244 頁。于是朝廷在雍正七年設古州鎮，又在清水江居中設清江協，同時將鎮遠協降為營，將其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歸入清江協副將標下。⑥《清世宗實錄》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戊申，《清實錄》第8 冊，第198 ～199 頁。古州鎮與清江協的建立，既體現了以一鎮統攝貴州苗疆的理念，也達到分兵控制古州、九股兩大苗族聚居地的目標。在接近清江、九股諸苗寨處駐軍，有利于形成威懾與應對變亂。而鎮遠與生苗聚居區山水相隔，通聯不便，不能及時偵察當地狀況，更適合作為后方，不需要眾多士兵。以上因素構成了鎮遠協改營的必然性。

然而，上述軍事控制布局仍使朝廷有“鞭長不及之慮”，故清朝在雍正十年再度對當地綠營布防大幅調整。清廷在臺拱設立一營，直接把兵力扎根于九股苗的老巢，又升清江協為鎮。鄂爾泰此前提出將臺拱營、清江協都劃歸古州鎮統轄。但雍正帝與鄂爾泰商討后，指出苗疆被天然劃分為都江、清水江兩個地區，⑦兩個地區分別指古州一帶和清江、臺拱一帶。顯然“殊非古州一鎮所能統轄”，應在清水江適中再設一鎮，并令其管轄同在清水江沿岸的臺拱營、丹江營等。⑧以上所述清廷決策過程，參見《清世宗實錄》卷117，雍正十年四月辛卯，《清實錄》第8 冊，第553 頁。雍正帝的意見，說明清朝統治者對苗疆軍事地理的認識有了突破性飛躍，覺察到原先僅設一鎮的策略不再合理。以古州鎮彈壓“八萬里古州”群苗，以清江鎮威懾九股生苗的方針便付諸實行。古州、清江二鎮分統苗疆南北的全新格局就此形成。

三、苗疆北部軍鎮的遷移與清朝調整布防策略

雍乾之際，黔東南的苗民起義發展至清前期的高潮階段，對清朝在當地的駐兵造成劇烈沖擊。每次度過危機后，清朝都會調整軍事方略，使苗疆布防在之前格局的基礎上繼續衍化。

雍正十年七月，貴州按察使方顯、清江鎮總兵趙文英奉命率兵前往臺拱修筑城垣。①《署云貴廣西總督高其倬奏聞調撥官兵進剿黔省九股地方苗寨情形折》，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3 冊，第323 頁。不料這一行為引發了周邊苗寨的恐慌和抵抗情緒，盤踞于此的九股苗圍困大營，②馬國君編著：《平苗紀略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6 ～217 頁。按：貴州按察使方顯著有《平苗紀略》，其中記載了臺拱營被圍一事。馬國君將此書全文加以校釋，收入其編著的《平苗紀略研究》中。下文引用《平苗紀略》中的內容均依據馬國君校釋本。局面萬分危急。據方顯所記，營外苗民數以萬計，而“官兵僅二千五百人”，苦撐六十九日才潰圍而出。之后，清軍反復清剿，付出重大傷亡，才把起義浪潮基本平定下去。③馬國君編著：《平苗紀略研究》，第239 ～245 頁。此次危機說明臺拱潛藏著強大的反抗勢力，清軍不得不繼續增加當地駐兵數量。雍正十二年三月，清廷決定添兵兩千，將臺拱營改為鎮，同時將清江鎮降為協。④《清世宗實錄》卷141，雍正十二年三月辛巳，《清實錄》第8 冊，第778 頁。短短兩年內，苗疆北部布防重心便從清江轉移到臺拱?？芍數剀婃偟脑O置理念仍與順康時期相同，以軍事形勢為首要原則。軍鎮不斷向前線地帶移動，其臨時性非常明顯。由于苗民起義遍布黔東南山地，且大多是沒有統一組織的零星活動，因此不能形成一條分界嚴密、長期穩定的戰線，而戰爭焦點的日新月異，也令這種追隨戰爭狀況設置的軍鎮無法穩定，其位置處于不斷改換的過程中。

臺拱鎮建立后，騷亂不僅沒有因大軍進駐而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最終發展為包利、紅銀領導的苗民大起義。雍正十三年二月，起義爆發于古州，隨后波及臺拱、清江，⑤《云貴總督尹繼善奏報古州苗人聚眾起事及與撫臣會商辦理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62 ～63 頁。再次威脅臺拱駐兵。在這次起義中，幾乎所有處于苗疆的鎮、協、營、汛全部被圍困，聯絡、糧草俱斷，“僅能閉城自?！?，⑥張廣泗：《苗疆告竣撤兵疏》，（乾?。顿F州通志》卷36《藝文·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2 冊，第266 頁。徹底失去了主動出擊的能力，起義軍迅速涌入兵力空虛的后方，“阻塞驛路，蔓延內地”。⑦《云貴總督尹繼善奏報功剿黔苗屢獲大捷及分路進剿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702 頁。凱里、黃平、重安、青溪、余慶等多地失陷。⑧《貴州布政使馮光裕奏報官兵進剿苗寨情形及現在米價不昂人心漸安折》，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951 頁?！芭_拱九股諸苗”更是成為“肆行反復，擾累腹地”的主力。⑨《清世宗實錄》卷158，雍正十三年七月乙卯，《清實錄》第8 冊，第938 頁。乾隆帝即位后，朝廷重新調集援軍、撤換統兵將領，才最終在乾隆元年（1736）九月完成了平定。⑩《清軍平定內地熟苗情形并苗疆事宜告竣》，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3 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72 頁。

包利、紅銀起義險些令清朝“辟版圖于絕域”之功毀于一旦。?“辟版圖于絕域”語自《清世宗實錄》卷1，《清實錄》第7 冊，第30 頁。更嚴重的是，苗疆軍事布防的缺陷至此完全暴露。盡管清朝以古州、臺拱二鎮為核心，將軍隊布置在苗疆南北，但清軍駐地被苗疆山水分割成諸多小塊，即使增強某一地區的兵力，苗民仍可把各據點互相之間以及與外界的聯系輕易切斷，并憑借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加以圍困，從而令駐軍只能固守原地，無從與援軍里應外合。清朝剛剛設立、重點經營的臺拱鎮，也沒有起到預期作用，反而成為起義軍進行圍殲的目標。清軍在兩次苗民起義浪潮中遭遇的危機，迫使清朝統治者改變原有策略，突破單純從戰局和兵力出發考慮軍鎮位置的思路，尋找地緣上更適合駐兵統轄苗疆的地點。

從清江和臺拱鎮的先后設立上，可以發現該時期清廷在苗疆的設鎮有三個特征：首先，軍鎮總是設置在局勢緊張的前線地帶，一旦軍事壓力消解，就會被迅速撤銷，轉而設于其他需要大軍彈壓的地方，流動性明顯；其次，軍鎮主要起到通過集中大量兵力來懾服、殲滅敵軍的作用；最后，如清江、臺拱這樣的軍鎮，雖然在名義上統轄周圍的協、營，但黔東南落后的交通使之彼此無法建立穩定聯系，一遇突發情況便只能各自為戰。鎮在規模上的優勢不能有效傳遞給兵力較弱的協、營、汛。因此，清軍在苗疆的布局不是理想的網狀結構，而是由一個個孤立的據點構成的點狀結構。

在平定包利、紅銀起義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很快認識到這種駐軍方式的弊端。他們認為“兵皆散處”，“以三五人之塘、一二百之汛，而欲敵數十倍之苗眾，非陷于危亡，即早為逃遁”。而大軍距其甚遠，“援之則不及，棄之又不可”；①《敬陳苗疆善后事宜六條》，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3 冊，第59 頁。另外，大軍部署于深入敵境的前線，后方的兵力便不免減弱，由此給了苗民可乘之機。在苗疆諸軍被徹底牽制后，起義軍進入內地就如入無人之境，最終造成驛路沿線“數百里地方，民村盡為焚劫”的嚴重后果，②《湖廣總督邁柱奏陳辦理會剿黔苗安插黔黎是以八條并咨移黔撫嚴拿鶻擄子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652 頁。直接打擊了貴州內地的統治。由是，清廷開始重視對戰略后方的經營和保護，又采取各種方式盤整苗疆的布防格局。臺拱鎮衰落與鎮遠鎮的重置，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四、鎮遠鎮的復設與鞏固

（一）清廷重設鎮遠鎮的動因。在平定包利、紅銀領導的起義時，參與平定的幾位要員均意識到鎮遠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主張加強鎮遠的兵力：云貴總督尹繼善認為“鎮遠一路，必須大員統領”。③《云貴總督尹繼善奏報功剿黔苗屢獲大捷及分路進剿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704 頁。湖廣總督邁柱直接提出“鎮遠之宜駐總兵一員，萬不可緩”。④《湖廣總督邁柱奏陳辦理會剿黔苗安插黔黎是以八條并咨移黔撫嚴拿鶻擄子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8 冊，第653 頁。貴州布政使馮光裕則上奏建議朝廷“于鎮遠添設一協”，并解釋道：“鎮遠一協，可以上至黃平、清平，下至思州、銅仁，俱不過三二日即達。既能兼顧內地，即新疆有事，就近往剿，亦不過三二日即達?！雹荨毒搓惷缃坪笫乱肆鶙l》，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3 冊，第59 頁。他不僅點出鎮遠在位置上的優勢，還強調駐兵必須兼顧內地與“新疆”。以上言論反映部分官員在“平苗”的實踐中，對鎮遠的戰略優勢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此前，清軍形成了在苗疆南北各設一鎮進行統轄的格局。苗疆北部的軍鎮設置便長期存在，只是在具體方位上有所調整。但置鎮于清江、臺拱，還是鎮遠，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起義苗民包圍駐軍和進擊內地，說明清朝在前線設清江、臺拱鎮以增加單個據點兵力的舉措作用有限。而設鎮于鎮遠雖無法將大軍集中在前沿，卻能拱衛戰略后方。即便苗疆局勢逆轉，駐軍也能先保護好貴州內地的安全。另外，鎮遠物產豐饒，地處驛道沿線，鎮一級規模的軍隊可以相對便利地獲得供給，免于在崎嶇山路上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轉運糧草。同時，鎮遠可以充當苗疆各軍與朝廷之間的樞紐，當地駐軍被圍時，鎮遠鎮可及時提供支援；軍報亦能通過驛路向京師加急傳遞，避免了信息全部被截斷于前線的隱患。

綜上所述，連續的苗民起義促成了清朝對鎮遠區位優勢的“再發現”。苗疆北部軍鎮由臺拱遷往鎮遠，表明它的功能由原來充當戰時前線據點變為后方指揮所，更符合軍鎮的統轄之責。最終重設鎮遠鎮的決策，反映出清廷在設鎮時不僅考慮兵卒人數，還通過分析苗疆不同地區的特點作出全新擘畫，無疑說明了其布防原則的發展與進步。

（二）鎮遠鎮復置時間考。嘉慶、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均載：“（乾?。┧哪?，裁鎮遠協副將，改設鎮遠鎮總兵官?！雹伲螒c）《大清會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71 冊，第635 頁；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555《兵部一四·官制·貴州綠營》第7 冊，第200 頁。有關研究也多認定鎮遠鎮復置于乾隆四年，②羅爾綱：《綠營兵志》，第55 頁；劉子揚：《清代地方官制考》，第230 頁；何仁仲主編：《貴州通史》第3 卷，第90 頁。然而，《清高宗實錄》中涉及重設鎮遠鎮的內容，與兩朝《大清會典事例》所載相悖，故于下文做一考辨。

首先，《清高宗實錄》乾隆四年確存“兵部議準：貴州總督張廣泗疏稱，先經題請苗疆善后事宜，改鎮遠營為鎮”之語，且乾隆帝“從之”。③《清高宗實錄》卷90，乾隆四年四月戊寅，《清實錄》第10 冊，第386 頁。但《清高宗實錄》乾隆元年載，“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貴州臺拱鎮，改移鎮遠府沖要之地，以資彈壓”，且乾隆帝“照張廣泗所請，劉永貴調補鎮遠總兵官，令尹繼善留心試看”。④《清高宗實錄》卷33，乾隆元年十二月丁亥，《清實錄》第9 冊，第648 頁?？梢娗逋Q策復設鎮遠鎮并確定總兵人選的時間為乾隆元年。由于此時已是十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故總兵官到任與建鎮應至次年才能實現。而乾隆二年（1737）閏九月就出現了“鎮遠鎮總兵官劉永貴”的記載。⑤《清高宗實錄》卷52，乾隆二年閏九月戊午，《清實錄》第9 冊，第879 頁。同月尹繼善又提到“臣查貴州鎮遠一鎮，甫經改設，控制臺拱等處，俱系新疆要地”，⑥《清高宗實錄》卷53，乾隆二年閏九月丙子，《清實錄》第9 冊，第892 頁。足證鎮遠鎮設立于乾隆二年，而不是乾隆四年。

此外，《清高宗實錄》中有乾隆元年二月鎮遠營招新兵一事，⑦《清高宗實錄》卷13，乾隆元年二月辛巳，《清實錄》第9 冊，第378 頁。前文所引乾隆四年實錄也記“改鎮遠營為鎮”。因此，兩朝《大清會典事例》中“裁協設鎮”的記載為謬。

（三）鎮遠鎮地位的鞏固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苗民大起義失敗后，清廷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對苗疆的統治。這些政策既有利于鎮遠鎮的鞏固，又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中有如下三點值得關注：

第一，興修道路。黔東南自古通聯不便，崇山峻嶺既阻斷了內部交流，也使苗疆與外界相隔離，正所謂“官民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粵，皆迂道遠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過”。⑧馬國君編著：《平苗紀略研究》，第117 頁。但據時人于乾隆年間所記，苗疆的交通已經大大改善。譬如清江廳就形成了“東北大路通鎮遠，東南大路至古州，西北大路至臺拱”的局面。⑨［清］愛必達：《黔南識略》卷13《清江通判》，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22 頁。筑路活動完成后，鎮遠作為連接清江、臺拱、古州等地的道路與湘黔驛道的交匯處，是名副其實的交通樞紐。鎮遠駐軍可經大路直抵苗疆要津，平息可能發生的騷亂。苗疆駐軍也能借助大路形成通暢的聯系，使彼此間的配合行動成為可能。以鎮遠鎮為核心，各協、營、汛為結點，新修道路為脈絡的網狀布防結構，逐漸向苗疆北部鋪開。它與苗疆南部以古州鎮為核心的布防體系一起，共同實現著對苗民愈加嚴密的軍事控制。同時，各府、廳、州、縣之間大道的發展，也有利于打破苗疆原來的閉塞局面。由于交通的改善，民間集市貿易得到繁榮，與其他地域的商貿往來也愈加興盛，這大大提高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⑩參見楊勝勇：《清朝經營貴州苗疆研究》，第81 ～83 頁。

第二，廣設屯軍。在常規駐軍外，清朝利用戰后大量荒蕪的田土建立屯軍、衛所。屯衛制運作的原則，即兵丁耕種苗民的“絕戶田產”，“俾無事則盡力南畝，萬一有警，就近即可抵御”，并形成一套系統的管理制度。①《議復張廣泗苗疆善后事宜》，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3 冊，第78 ～79 頁。同時，清廷對兵卒攪擾苗民的行為加以嚴懲。②《清高宗實錄》卷75，乾隆三年八月，《清實錄》第10 冊，第199 頁。該措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軍費負擔，還通過填補網狀布防結構中的空隙，進一步鞏固苗疆腹地的防御體系，令“苗民無不帖服安化”。③《清高宗實錄》卷249，乾隆十年九月，《清實錄》第12 冊，第220 頁。此番變革之后，數量龐大的屯軍成為黔東南軍事系統中最前線的兵力。前線駐集大軍的必要性再次下降。而后方的鎮遠鎮則由于屯軍、苗疆內部駐兵的重重拱衛，成為苗民難以直接打擊的軍事目標。另外，屯衛制的推行對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屯軍不僅大量開墾土地，還帶來先進的農作物品種與生產技術。苗疆的糧食生產由此迅速恢復，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而漢苗人民在農業生活中的交流，也促進了黔東地區的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④相關研究見白林文：《清代貴州“苗疆六廳”治理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138 ～142 頁。

第三，文化建設。清朝官員認識到，使苗民移風易俗，學習漢家的禮儀文化，將有利于鞏固對新辟苗疆的統治。乾隆元年，乾隆帝同意布政使馮光裕的建議，在苗疆禁止巫師。之后，清廷又大力支持在苗疆興辦義學，為苗民提供學習經書禮法的條件。雖然受到技術條件和清朝統治階層民族歧視觀念的影響，這些舉措取得的效果相對有限，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苗民“化生為熟，化熟為民”的進程。⑤參見張中奎：《改土歸流與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廳”的王化進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240 ～253 頁。苗疆社會因此在潛移默化的過程建立起對清朝的認同感，逐漸融入清朝的大一統治理體系。應當指出，苗疆的軍事形勢與社會文化間存在非常緊密的互動關系：以鎮遠鎮為代表的清軍布防體系鞏固之后，苗疆的文化建設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而風俗文化的改造工作，也有利于逐漸消弭苗民的反抗意識，在精神層面遏制叛亂，緩解鎮遠鎮可能面臨的威脅。

總而言之，自平定包利、紅銀起義開始，清朝對鎮遠鎮的戰略價值形成了更為全面的認識：就附近區域而言，鎮遠“上控偏橋，下扼清溪，實據諸苗之要”；⑥［民國］《貴州通志·宦跡志十五》，《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9 冊，成都：巴蜀書社，2016 年影印本，第467 頁。從黔省整體來看，巡撫、提督居中控制，而“四鎮分設四隅”，⑦《清史列傳》卷38《賀長齡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2957 頁。鎮遠鎮對穩定貴州東部局勢的意義不言而喻。在清中后期，貴州全境戰火頻仍，鎮遠鎮討平變亂、安定地方的作用進一步得到發揮，譬如：乾嘉之交的動亂中，總兵劉惠、千總楊芳等率部招撫苗民、平定苗疆；⑧［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五》，《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10 冊，第349 頁；《清史列傳》卷39《楊芳傳》，第3049 頁。道咸之際，總兵秦定三參與殲滅“會匪”，追擊太平軍；⑨［民國］《貴州通志·宦跡志十》，《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9 冊，第333 頁；《清史列傳》卷42《李星沅傳》，第3299 頁。同光年間的貴州再度爆發戰事，鎮遠守軍又完成諸多克復城池、討平“夷匪”的任務。⑩參見《清史列傳》卷60《羅孝連傳》，第4747 頁；［民國］《貴州通志·宦跡志十二》，《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9 冊，第396 頁。此外，光緒初年的鎮遠總兵和耀曾“居鎮十六年，節虛糜，贍儲積，為置營田，建兵房，制器械，軍政大治。復以其余設義塾，平道路，勸農桑?！?《清史稿》卷456《和耀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12650 頁?？梢姶藭r鎮遠鎮仍對當地的社會經濟起促進作用。晚清時期，出于軍事近代化的需求，清廷逐步裁汰各省綠營兵。光緒十一年（1885），鎮遠鎮標中、左、右三營把總三人、外委四人及鎮遠總兵兼轄的松桃協把總三人、外委一人，銅仁協把總一人、外委六人，清江協把總二人、外委七人，丹江營把總三人、外委三人，臺拱營把總三人、外委三人，被裁撤①［民國］《貴州通志·武備志》，《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9 冊，第92 頁。；但鎮遠鎮的建置得以保留。到宣統二年（1910），鎮遠鎮依舊設有總兵，②參見［民國］《貴州通志·職官表九》，《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8 冊，第496 頁?？芍^與清王朝相始終。這也顯示了鎮遠鎮在黔東地區軍事駐防、社會發展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鎮遠鎮對周邊行政區劃的變遷也產生了影響。雍正七年，鎮遠府添設理苗同知一員，分駐清水江；雍正十二年，該同知移駐臺拱，在清江改設理苗通判一員。但這些官員初設時，其管理范圍和“刑名錢谷”的職責并不明確。直至清廷平定苗民起義，令屯軍劃分、開發屯田之后，新設的行政機構才漸漸落實管轄范圍，發揮治理作用，開始由府佐貳官向廳制轉變。③參見盧樹鑫：《清代“新疆六廳”建置考》，《貴州民族研究》2015 年第9 期。政區轄境與功能的完善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鎮遠鎮及其下轄軍營正是在此方面為廳制的發展提供了保障。乾隆年間，鎮遠府管轄清江廳、臺拱廳的行政格局逐步成型，與以鎮遠鎮為核心，兼轄清江協、臺拱營的軍事布防格局相得益彰，構建起新開辟地域的社會管控和治理機制，加速了貴州苗疆納入清王朝直接統治區域的進程。

五、結論

經過梳理，清代鎮遠鎮的演變過程可歸納如下：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七年（1668），建制級別為鎮；康熙七年至雍正七年（1729），為協；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年（1737），為營；乾隆二年后，為鎮。④（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438；《清世宗實錄》卷89；《清高宗實錄》卷33；《清高宗實錄》卷53。

鎮遠鎮復置后，其建制一直穩定延續至清末。鎮遠地處驛路沿線、險要可守、商貿繁榮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區位優勢視作決定性因素，就無法解釋鎮遠鎮在清前期為何經歷了一個設而復裁、裁而復設的過程。其實，鎮遠鎮的兩次調整首先反映了清朝軍事戰略的變化。雍乾苗民起義前，清廷主要根據軍事形勢決定是否設鎮，依之形成的軍鎮隨戰爭變化不斷遷移。清初朝廷在貴州的統治尚不穩固，鎮遠就是實際上的“前線”，宜于設鎮。南明永歷政權覆滅后，鎮遠的軍事壓力驟減，暫無于此集中大軍的必要，鎮遠鎮因此被降級為協。然而，雍正年間開辟苗疆后，黔東南地區又處在戰爭前沿。因清廷確立在苗疆南北分設兩個鎮的方針，遂在苗疆北部的清水江流域建起清江、臺拱鎮。假使清廷此后沒有調整設鎮原則，一旦戰爭消弭、軍事壓力緩解，這些軍鎮最終也難免旋立旋撤的結局。雍乾時代苗民接連不斷的反抗，暴露了單一據點的大規模駐軍無法有效平定起義的問題。此后，黔東南駐兵布防格局開始從點狀結構向網狀結構轉變。鎮一級軍事單位從苗疆內部退至鎮遠，而據守前線的任務主要由各協、營、汛和屯軍承擔。朝廷不再緊隨戰爭形勢把軍鎮置于前線，而是將其建設在戰略后方，使之充分發揮統轄與聯絡作用。清朝軍事策略的改變和進步便寓于這個過程中。

但鎮遠鎮變遷最根本的驅動力，是清朝統治者經營苗疆方針的嬗變。順康時代，清廷尚未對貴州苗疆倍加關注。雍正六年（1728），鄂爾泰提出苗疆水路四通八達，如果將之開通，促進商貿繁榮，便能“裕課便民”，大大增加財政收入。⑤《云南總督鄂爾泰奏陳招撫化導古州邊地苗彝情形折》，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2 冊，第304 頁。另外，雍正帝對西南大片領土游離于王朝體制外的現狀極為不滿，認為“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種類固多，皆系朕之赤子”。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6 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54 頁。經濟與政治上的急切需求，促使清朝開辟出黔東南的“新疆”。然而，在初平苗疆后，進駐的官吏和軍隊絲毫不視苗民為“赤子”，而是一味需索、強取豪奪，置苗民的安居樂業于不顧。統治者在苗疆的橫征暴斂，最終引發了苗民大起義。清軍的鎮壓給黔東南地區帶來慘重破壞，也造成了巨額的軍費開支，粉碎了清廷“大一統太平盛世”的幻夢。①張中奎對上述問題有較為詳備的研究，見張中奎：《改土歸流與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廳”的王化進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第87 ～97 頁?！按笠唤y太平盛世”出自《大義覺迷錄》卷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7 頁。苗民起義被平息后，清廷上下不得不展開反思。軍事上，主持平定起義的張廣泗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疆各鎮營平時不免騷擾，且漫無防范，迨逆苗叛形已露，又不能直搗巢穴，潰其腹心，以致逆苗猖獗至此?！雹凇督浡院V總督張廣泗奏覆欽奉諭訓屏去私心惟公惟正辦理苗疆事宜折》，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9 冊，第802 頁。朝廷因此將鎮一級駐軍從臺拱后撤至鎮遠，而以征戰屬性較弱、生產建設性較強的屯軍分擔防守任務。其他方面則有建立廳制、發展義學、改善交通、移風易俗等。以上舉措表明，統治者逐漸將黔東南視作“內地”而非“征服地”。重設鎮遠鎮，歸根結底也是苗疆走向“內地化”的重要環節。無數苗族先民付出了巨大犧牲，終于迫使清廷的經營方針實現從“征伐”到“經略”的轉向，令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和平改造取代了暴力平定，成為清朝向黔東南地區滲透權力的主要方式。

總而言之，鎮遠鎮的演變不僅體現了該地區的兵力布防變遷，更映照出黔東南苗族聚居地變“新疆”為“舊疆”，逐步融入大一統國家的進程。③溫春來對“新疆”“舊疆”的意涵進行思考，指出“隨著‘夷’、漢族類的交往與互動、對正統儒家意識形態認同的深化、‘漢威’的逐漸滲透等原因，周邊族類在禮俗、文化上被認為呈現出‘與民人無異’的趨勢，而他們自己亦不斷通過各種策略改變自己的身份與認同，‘新疆’由此逐漸完成了向‘舊疆’的轉變?！保▍⒁姕卮簛恚骸稄摹爱愑颉钡健芭f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391、395 頁）雖然其結論是基于對黔西北地區的研究，但作者認為“新疆”“舊疆”話語對理解西南許多地區納入大一統中國的過程有相當意義?！靶陆币辉~本身即為黔東南苗疆的別稱（見前文所引史料），清代官員在提及該地區事務時，也出現了“新疆”“舊疆”話語（如貴州按察使趙孫英奏稱“新疆苗民，較淳于舊疆”，見《清高宗實錄》卷689，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清實錄》第1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714 頁）。而清朝對苗疆的改造，也與其在黔西北的經營有類似之處。故筆者認為從“新疆”到“舊疆”的分析視角，對探索黔東南苗疆納入大一統國家的過程具有借鑒意義。如今，清王朝的軍事機器和民族壓迫早已灰飛煙滅。我們所看到的，是黔東南各民族和平共處，地區經濟、文化得到全面開發的美好圖景。這就是歷史給后人留下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