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界淪陷區研究綜述

高瑩瑩

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中國大片國土淪為敵占區(又稱“淪陷區”或“日占區”)。日本侵略者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扶植建立了大小各種傀儡政權,目的是“以華治華”,變中國為其殖民地。

淪陷區研究,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已開始,其中以毛澤東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中發表的《研究淪陷區》最為著名。(1)毛澤東:《研究淪陷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解放社1939年版?？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延安成立“時事問題研究會”,主要研究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以及抗戰中的中國問題。為配合研究工作,該會編輯出版“時事問題叢書”,《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作為叢書第二集于1939年9月出版。同一時期,有關淪陷區的出版物還有東人編《淪陷后各地的記實》(怒吼出版社1938年版),為今日研究淪陷區提供了一手資料。當時抗日戰爭正值相持階段,毛澤東的目的是通過研究日本“在淪陷區已經干了些什么并將要怎樣干”,作為制定對日戰略的重要參考。這與今日學界研究淪陷區的重點有所不同。

新中國成立后,淪陷區研究經過70多年的發展,在日偽政權、經濟掠奪、奴化教育與宣傳、漢奸人物、地方社會、軍事統治六個方面形成豐富的學術積累,但也面臨如何深化研究的瓶頸?；厥走^去,才能展望未來,本文希望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淪陷區研究概況進行梳理,分析相關專題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繼而探討該領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一、研究概況

新中國成立后,淪陷區研究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傮w而言,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抗日戰爭史和日本侵華史研究的全面開展為客觀研究淪陷區提供了條件,此后大陸學界大致以十年為一屆,以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為契機,總結取得的成績,推動淪陷區研究不斷深化。

(一) 1949—1978年

改革開放以前,淪陷區研究大多出現在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研究的指導思想延續了戰時揭露日本“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兩方面。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淪陷區扶植偽政權,分裂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制造國共摩擦,引誘中國投降,奴化教育、移民、征兵、宣傳和偽軍政策也被看作是政治進攻的組成部分;所謂經濟進攻,就是日本在淪陷區發展工商業,并用以破壞我國的抗戰經濟。(2)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第1頁。這種指導思想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陸學界對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的定位相符,即“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暴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揭發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力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3)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弁言”,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頁。因此,細菌戰、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學界關注較多的研究對象。(4)參見郭士杰《日寇侵華暴行錄》,聯合書店1951年版;儲華編《日寇的滔天罪行——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上海大東書局1951年版。1962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高興祖組織學生采訪完成口述資料《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為專題研究南京大屠殺開辟了學術道路。不過,隨著抗日戰爭史研究的發展,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日軍暴行研究已經成為顯學,所以本文雖在后續論述中有所涉及,但未將其列入淪陷區研究的考察對象。

1956年全國掀起“向科學進軍”熱潮,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了39個經濟史研究課題,其中兩項為編纂“東北墾殖史資料”與“滿鐵史資料”,由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承擔。兩項課題在規劃之初,便致力于收集整理“‘滿鐵’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日文書刊、某些檔案,以及中央‘鐵道部’保存的有用資料”,“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農業‘拓殖’及其所給予東北人民的深重災難方面的資料”。(5)參見《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編輯工作的規劃》,《經濟研究》1958年第5期;《東北人民大學編輯“東北墾殖史資料”及“滿鐵史資料”的初步計劃》,《經濟研究》1958年第7期。從研究東北淪陷史的角度來講,這兩項課題意義非常重大。因為日本投降之際,日偽焚毀了大部分關東軍和偽滿洲國的檔案,給研究這段歷史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滿鐵”的檔案保存比較完整,輔之以其他調查報告等文獻,能夠為全面揭示日本侵略東北的歷史提供重要線索。受此影響,20世紀60年代初,王立達和孔經緯分別對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的中日“合辦事業”、日本移民東北的政策及影響進行了初步考察。(6)王立達:《抗日戰爭期間內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設立的中日“合辦事業”》,《史學月刊》1960年第2期;孔經緯:《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帝國主義移民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等等。兩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淪陷區經濟掠奪和殖民統治的罪行,其探討的對象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淪陷區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此外,作者大量引用外文資料,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學界對淪陷區經濟史研究有益的探索。

這一時期,淪陷區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取得進展,主要表現在全面抗戰時期相關文獻的翻印(7)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1939年解放社版的翻印本。和全國政協等機構對文史資料的征集和出版,為淪陷區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不過,“文革”開始后,有關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被定性為寫“挨打受氣史”,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導致淪陷區研究一度成為學術禁區。(8)金光耀、張濟順:《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研究述評》,曾景忠編:《中華民國史研究述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頁。

20世紀70年代初,對偽滿政權的研究得到中共吉林省委的支持,其契機是中國對日本右翼錯誤史觀的批判。(9)參見張輔麟《篳路藍縷 鍥而不舍——解學詩的學術歷程與成果評述》,《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5期。20世紀70年代中期,受社會上反對投降主義思潮的影響,學界出現了一些對汪精衛投降賣國的批判性研究。(10)丁賢俊、聞少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投降派》,《吉林社會科學學報》1975年第6期;丁賢俊、聞少華:《一個投降派的典型——汪精衛》,《歷史研究》1976年第4期;史鋒:《汪精衛賣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在此之前,日偽政權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有學者著墨的領域。上述成果雖然在今天看來學術性稍顯不足,但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興起的對日偽政權與漢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 1979—1995年

改革開放后,日本侵華史研究與抗日戰爭史研究全面起步,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突破了過去長期封閉的國共關系格局,國共共同抗戰的基本思路確定了”;“二是開始糾正過度夸大‘路線斗爭’的虛妄之詞,對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重新評價”;“三是在研究指導思想上,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充分研究歷史資料,全面解讀歷史,這成為大家的共識”。(11)汪文慶、劉一丁:《抗日戰爭史研究與中國社會進步——訪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何理教授》,《百年潮》2007年第7期。在此背景下,淪陷區研究取得進展,其中東北淪陷區(偽滿政權)以及汪偽政權的研究最先取得突破。

1980年,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解學詩等人利用“滿鐵”等大量日文檔案,較完整地梳理了偽滿政權成立前后至覆滅的過程。有學者稱1980年《偽滿洲國史》一書的出版“對東北淪陷區研究,的確具有拓荒意義”。(12)參見張輔麟《篳路藍縷 鍥而不舍——解學詩的學術歷程與成果評述》,《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5期。同一年,中央領導同志通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向遼寧、吉林、黑龍江地方政府下達編寫東北抗聯史的任務。198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推動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纂委員會成立,使東北淪陷區研究成為一項集合地方政府與科研單位共同實施的大課題。

有關汪精衛及汪偽政權的研究,最初延續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作為投降派典型進行批判性研究的學術方向。1981年,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汪精衛問題研究組”選編《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由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印行,成為國內第一本汪偽政權資料集。此后在北京師范大學蔡德金與復旦大學余子道、黃美真等學者的推動下,一系列有關汪偽政權的資料得以整理出版。

1984年,中央批準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推動了有關偽政權、漢奸等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其90年代推出的成果以偽滿政權、汪偽政權,以及日本在東北、華北的侵略活動為主。其中,《日汪的清鄉》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一些市、縣檔案館收藏的汪偽國民政府檔案,以及新四軍和日軍的部分檔案資料,為研究汪偽政權在各地“清鄉”的具體情況奠定了基礎。90年代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陸續編輯影印出版了一批包括政府公報、行政院會議錄等有關汪偽政權政治運作的官方記錄文獻,價值極高。(13)主要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國民政府公報》,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政府行政院會議錄》,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歷史檔案》《民國檔案》《浙江檔案》等刊物,披露了有關汪偽政權的一些專題史料,為汪精衛與汪偽政權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材料。

偽政權相關檔案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使學界開始關注偽政權相關人物的日記、審訊記錄及回憶(文史資料)。周佛海日記是其中最早整理出版的,除遺缺1939年日記外,記錄了1937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9日他每天的主要活動,與各方面的關系,以及1947年在獄中所記的筆記。(14)周佛海的日記因戰亂流失,先后有多個版本面世。第1本是香港創墾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僅收錄了1940年的內容;第2本是蔡德金編注的《周佛海日記》(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收錄了除1939年以外,1937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9日的內容;第3本是公安部檔案館編注的《周佛海獄中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收錄了其1947年在獄中所記。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將上述版本整合,并恢復以往出版時有刪節的內容,出版《周佛海日記全編》。周佛海是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記對于研究汪偽政權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審訊記錄的編輯與出版,以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為代表。(15)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該書收錄了22個日偽漢奸的審訊材料,涉及抗日戰爭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臨時政府、偽維新政府的出籠,汪精衛早期的“和平運動”,“日汪密約”的談判,汪偽頭面人物的歷次訪日活動,偽國民政府的“還都”,汪偽政權內部的傾軋與爭斗,汪偽巨奸與重慶政府某些要人的暗通聲氣,密謀聯合反共等,對研究日本侵華罪行,汪偽政權性質及日、汪、蔣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汪偽集團重要人物羅君強、陳春圃等人的反省、回憶材料,汪偽政權部長、省長以上(軍隊上將銜以上)的黨、政、軍、警、特要員的口述資料,在這一時期都得到較為系統的整理。(16)羅君強等人的反省及回憶資料可參見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其他汪偽政要的口述資料可參見華東七省市政協文史工作協作會議編《汪偽群奸禍國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相較東北淪陷區與汪偽政權相關資料的大規模發掘與整理,學界對華北與華南淪陷區的了解,在一段時間內僅限于一些回憶性文章,缺乏比較系統的資料。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及盧溝橋事變爆發50周年成為華北淪陷區相關史料整理與出版的重要契機。河南、山東、北京、天津等省市的大學、研究機構、檔案館先后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資料選編,內容涉及日軍在河南的暴行、日偽在北京的“治安強化運動”、日偽北京新民會、冀東日偽政權等。(17)代表性成果有陳傳海等編:《日軍禍豫資料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市檔案館編:《日偽在北京地區的五次強化治安運動》(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市檔案館編:《日偽北京新民會》,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版;南開大學歷史系、唐山市檔案館編:《冀東日偽政權》,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淪陷時期的天津》,天津市政協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年編印;《日偽軍在魯西北的罪行錄》,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辦公室等1992年編印。這些資料一部分來源于日偽時期華北政務委員會、北京市公署、北京市警察局和日本駐華軍事機關的檔案資料,系統而且比較完整;一部分來源于親歷者的憶述,都是研究華北淪陷區社會狀況的珍貴資料。

這一時期中國現代史學會等學術團體,以及《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學術期刊在推動淪陷區研究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引領作用。1987年7月中國現代史學會主辦的“七七”抗戰50周年學術討論會,有關論文介紹了日本掠奪淪陷區、攫取淪陷區海關等情況。(18)吳明:《中國現代史學會“七七”抗戰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綜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9年10月舉行的第二屆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討論了包括七七事變后日本掠奪華北資源等論題。(19)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研部:《第二屆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述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在其組織下,天津市檔案館藏國民政府行政院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檔案、偽天津特別市政府檔案、天津市政府檔案及天津海關檔案得到系統整理與精選,為開展日本在華北淪陷區經濟掠奪研究提供了線索,打下了基礎。(20)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叢書·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制——華北淪陷區經濟資料選編》,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三) 1996—2005年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的成立與《抗日戰爭研究》的創辦,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發展?？谷諔馉巹倮?0周年之際,學界對抗戰史研究的發展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淪陷區研究雖未成為關注的熱點,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形成了三個統治區域”的看法,基本成為共識。(21)參見王檜林《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總格局——一個戰爭、兩個戰場、三種政權》,《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2期;張憲文《抗日戰爭史研究之我見》,《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有學者將“淪陷區和漢奸問題”列入“需要著重研究”的范疇,提出“對于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應加以全面的、具體的揭露,同時也要研究淪陷區人民的反抗斗爭。這種斗爭是一種特殊的斗爭,有公開的,也有隱蔽的;有武裝的,也有非武裝的。斗爭的形式有多種多樣,參加斗爭的人員包括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人們。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淪陷區的人民并沒有屈服。在研究淪陷區人民反抗斗爭的同時,還要著重研究漢奸的問題,這不但是抗日戰爭中要研究的問題,也是全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帝國主義侵華史中一個普遍的問題。對于產生漢奸的原因,漢奸的賣國罪行,這是研究抗日戰爭史不可忽視的問題”。(22)參見李侃《對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幾點意見》,《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

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其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關系日益受到關注。學者們拓寬視野,將目光轉向海外資料與尚未出版的地方檔案,研究的對象也從重大事件等宏大敘事,轉向更加具體的實證研究。

以地域為中心的分區研究依然是這一時期淪陷區研究的主要特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華北淪陷區相關文獻資料的不足問題受到重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資料選編》相繼推出以“日偽政權與淪陷區”“華北治安強化運動”“華北大‘掃蕩’”為主題的資料集。(23)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華北治安強化運動》,中華書局1997年版;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華北大“掃蕩”》,中華書局1997年版。對日本資料的挖掘與整理也成為學界努力的方向。其中,原日本在華調查機構末次研究所收集的“華北淪陷區經濟”(第61冊)、“第二期抗戰與汪偽政權的建立”(第66、67冊)、“淪陷區經濟”(第67冊)、“滿蒙問題”(第73—77冊)等剪報,全部影印出版(24)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全99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1997年版。,極大彌補了淪陷區研究中報刊資料零散、利用率不高的缺憾。與此同時,有關華中、華南淪陷區資料集與研究成果也相繼推出。(25)資料集與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市檔案館編:《日本在華中經濟掠奪史料》,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相關研究成果有黃美真主編:《日偽對華中淪陷區經濟的掠奪與統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袁成毅:《浙江抗戰損失初步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黃菊艷:《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四) 2006—2023年

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方向與重點有時會受到中日關系的影響?？箲饎倮?0周年之際,“研究分析日本侵華政策和罪行,揭露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種種謬論,成為新的熱點、焦點”。(26)參見汪文慶、劉一丁《抗日戰爭史研究與中國社會進步——訪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何理教授》,《百年潮》2007年第7期。在此背景下,淪陷區研究在繼承上一個階段從宏大敘事轉向具體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在日偽政權、軍事侵略、經濟統制與掠奪、奴化宣傳教育、地方社會等方面均有突破。

對日偽政權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偽滿政權、汪偽政權、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等,新民會、日偽治安維持會、紅十字會、日偽警察機構、日偽省公署等也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軍事侵略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對“治安強化運動”的深入研究?！爸伟矎娀\動”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一直是淪陷區研究的熱點,但仍存在明顯的不足。江沛指出,“較為重要的抗戰史研究成果幾乎都要提及‘治安強化運動’,將其看作是華北乃至全國抗戰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事件,但究竟包括哪些活動?其基本過程是什么?實際效果究竟如何?民眾的反應是什么?敵后國民黨軍及中共根據地政府、八路軍有什么樣的應對策略?這些都在以往研究成果中涉及較少”。鑒于此,他利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編印、編譯的文獻檔案,較為詳細地論述了“治安強化運動”的起因、來龍去脈,日本侵華政策結構性調整后的態勢,敵我雙方的心態變化,還進一步探討了華北與華中淪陷區日偽政權在統治方式上的特點。(27)江沛:《日偽“治安強化運動”研究》,“導言”,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經濟統制與掠奪方面,延續了以往對各地在淪陷期間經濟掠奪與統制狀況的研究傳統,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對個案及地方經濟、日偽財政狀況的具體探討。其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有學者開始關注日偽經濟統制的實施路徑和過程(28)朱英、左海軍:《淪陷時期日偽政府對保定商會的體系再造及其控制》,《江蘇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使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歷史面相更加具體化。有關奴化教育與宣傳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更加注重對相關具體歷史事實的論述,考察的對象具體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以及電影、文學、新聞統制等微觀領域。有關淪陷區地方社會研究,是這一時期獲得較大進展的領域,其中尤以對民眾生活的考察居多。

至抗戰勝利70周年,淪陷區研究出現了一些通史性論著,另外,中共建黨百年,也促使學界思考如何在中共黨史的脈絡中推進淪陷區研究。

目前,國內學術界形成若干淪陷區研究重鎮,不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以淪陷區為選題撰寫學位論文,使淪陷區研究更加豐富與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研究》《民國檔案》《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歷史教學問題》等刊物在推動淪陷區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淪陷區研究的相關論題

大陸學界對淪陷區的研究經歷了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目前在日偽政權、經濟掠奪、奴化教育與宣傳、漢奸人物、地方社會、軍事統治等方面形成一定規模。

(一) 日偽政權

有關日偽政權的研究主要包括:日偽政權的成立及其基本情況,日偽政權的政治形態、政治體制和政治統治運作。

在淪陷區研究全面起步階段,學界對日偽政權的研究與揭露日本侵華罪行、批判投降主義聯系在一起,涌現出一批介紹日偽政權成立始末及其基本情況的成果。(29)此類論著主要有蔡德金:《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德金、尚岳編:《魔窟——汪偽特工總部76號》,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黃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吳慶仁:《偽滿政權機構沿革概述》,《歷史檔案》1988年第4期;李侃:《鄭孝胥與偽滿洲國初期傀儡政權》,《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4期,等等。其中,有關偽滿政權和汪偽政權的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高峰。據統計,這一時期有關汪精衛叛國投敵原因的研究論文多達50余篇,學者注意到汪精衛叛國投敵是汪蔣關系、日本的誘降政策、汪精衛的投降主義理論、恐赤思想、汪精衛的個性等原因綜合的結果,但如何確立這些因素的主次關系,至今仍未形成定論。

對偽滿政權的此類研究,隨著“東北淪陷十四年史”課題的開展,在學界引起爭論。有學者認為,“把東北淪陷時期的歷史稱為偽滿洲國史是不適當的”,“東北的歷史依然是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組成部分”,“無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是東北軍民的抗日斗爭都不是偽滿洲國史所能包容得了的”。(30)蘇崇民:《關于東北淪陷史研究上的幾個問題》,《東北亞論壇》1994年第3期。這種闡釋對其他日偽政權的研究同樣具有啟示意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對日偽政權的深入探討。

20世紀90年代末,有學者強調加強對日偽政權政治形態、政治體制和政治統治運作研究的重要性。(31)余子道指出:“全面考察偽政權的政治形態、政治體制和政治統治運作過程的研究尚未見到”。參見余子道《回眸與展望:建國以來的淪陷區和偽政權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同時,也有學者認識到不能只關注上層政權及其政治斗爭史,否則會“使我們對淪陷區只有比較籠統而模糊的印象: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敲詐勒索、竭澤而漁、濫殺無辜、無惡不作,但這些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辭藻絲毫也幫不了我們了解認識日偽政權的實際統治狀況和淪陷區基層社會的情形”。(32)潘敏:《江蘇日偽基層政權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車霽紅在東北淪陷區研究中開拓性地將偽滿基層政權同偽滿警察制度研究結合起來,同時注意其與東北舊有基層統治制度的關系,全面立體地對偽滿基層政權進行剖析。(33)車霽紅:《偽滿基層政權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士花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的相關檔案,基本厘清了1941—1943年日軍在華北農村侵占的區域,以及在華北建立的偽政權行政區劃與轄區情況。在華北淪陷區,除了偽臨時政府以及后來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外,日軍在各省、道、縣、區、鄉皆建立了系統的行政機構。她指出,“日偽在農村的基層政權,關系到日偽政令執行的程度,關系到日本在華統治的基礎”。(34)王士花:《日偽時期華北農村的縣級政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1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潘敏探討了蘇南與蘇中地區日偽基層政權的概況及其運作,偽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基層政權的關系,日偽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以及日偽行政人員的執行情況及其心態。(35)潘敏:《江蘇日偽基層政權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張同樂從“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層面”的研究視角,對華北日偽政權結構、政權運作、軍政要員、省市級偽政權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系統的研究。(36)張同樂:《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近年來,有關日偽政權的研究進一步具體化(37)如對于淪陷區保甲制度的研究:張濟順《淪陷時期上海的保甲制度》,《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成飛《廣州淪陷時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王翔《汪偽南京市的保甲組織與基層社會控制》,《民國研究》2014年第1期;楊巍巍《承續與強化:淪陷時期的武漢保甲制度》,《武漢學研究》2020年第2期。,出現了不少有關“治安維持會”、偽政權警察機構等研究成果,對深入揭示日偽政權的政治運作具有一定意義。(38)郭貴儒、李仁杰:《偽天津市治安維持會述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趙秀寧:《淪陷初期的偽青島治安維持會研究》,《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0年第4期。不過,關于偽組織的研究,目前仍局限于偽組織的形成、結構、人員、職能、施政等,側重于文本解讀,始終無法擺脫“揭露其傀儡本質”的藩籬。

日、偽關系是學界研究日偽政權關注的論題。長久以來,學界基于偽政權傀儡性質的基本認識,強調日本侵華政策的一貫性,對外務省、拓務省、興亞院間的摩擦,以及“分治政策”造成的現地軍人與偽政權之間的糾葛雖有關注,但缺乏深入、細致的探討。(39)代表性的研究有石源華:《論日本對華新政策下的日汪關系》,《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精衛國民政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張生等:《日偽關系研究——以華東地區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余子道等:《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蔡德金:《關于〈汪日密約〉的談判、簽約與被揭露》,《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2期。有學者詳細考察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與日偽政權之間的合作與沖突,發現“華東日偽的復雜關系體現在幾乎每一個歷史層面,制約其關系的因素多樣且互相牽制”。(40)張生等:《日偽關系研究——以華東地區為中心》,“導論”,第9頁。有年輕學者利用中、日兩國檔案,通過對日本承認汪偽政府、1941年汪精衛訪日等個案的考察,重點探討日本內部對日偽政權的分歧,認為“日軍中央黨權人物”在最初的日汪關系中取得主導權,“為未來日本對汪政策的調整埋下了伏筆”。(41)參見張展《日本承認汪偽政府之經緯》,《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張展《1941年汪精衛訪日與日本內部爭執》,《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2期。上述研究后來收錄在張展:《日本扶植汪偽政權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這一研究思路突破了以往在日本侵華史脈絡中強調日偽政權侵略本質的研究范式,注重從日本決策過程探尋其扶植汪偽政權的目的。

日偽政權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各日偽政權之間的關系,以及其與日本和軸心國之間的關系,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議題。既揭示了各政治勢力的博弈,又反映了國共兩黨在淪陷區所做的斗爭,有助于理解淪陷區在抗戰全局中的地位。有關國共兩黨在淪陷區活動的研究取得較大進展,已有研究對中共在淪陷區地下干部的培養,救助并動員青年學生、工人的史實進行了詳細梳理(42)張振鹍:《抗日戰爭中淪陷區青年學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顧》,《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3期;黃偉:《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對淪陷區青年學生救助研究》,《安徽史學》2019年第4期;王富聰:《抗戰時期中共晉察冀城工組織獲取華北淪陷城市物資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9年第4期;周東華:《抗戰時期中共對淪陷區研究的“范式”建構——以毛澤東〈研究淪陷區〉為文本》,《歷史教學問題》2020年第2期;左雙文:《中共在華南淪陷區的抗日斗爭》,《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2期;王富聰:《抗戰時期中共對華北淪陷城市青年學生的動員工作》,《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王富聰:《淪陷城市中共地下工作干部的培養——以晉察冀和山東抗日根據地城工部門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3期。;對國民黨爭奪淪陷區教育權、掌理淪陷區工作的機構、與汪偽周旋的情況也進行了考察。(43)沈嵐:《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爭奪淪陷區教育權的斗爭——以南京及周邊地區為研究中心》,《民國檔案》2005年第2期;汪效駟:《掌理淪陷區工作:戰地黨政委員會研究(1939.3—1943.2)》,《史學集刊》2022年第6期。相對而言,有關日偽政權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各日偽政權之間關系的研究雖有進展,但仍稍顯薄弱。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注意到,由于日軍占領的區域只是中國的局部,所以汪偽政府雖然“以偽中央政府自居,但是其統轄之所極其有限”,“對其他地區性偽政權的轄屬關系也是非常薄弱的”。再加上各偽政權直接受現地日軍制約,其出籠過程、機構體制、日方的操縱控制方法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所以像華北、蒙疆偽政權保持相當大的獨立性。(44)相關內容可參見《日偽在淪陷區的統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 附錄(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央檔案館等編《日本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中華書局2004年版。雖有學者對汪偽政權與偽華北政權對河南淪陷區的爭奪進行了考察(45)張生:《論汪偽對國民黨政治符號的爭奪》,《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2期;謝曉鵬、曹書林:《抗戰時期南北偽政權對河南淪陷區的爭奪》,《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但是對汪偽的“統一”問題還有待系統的探討。

日偽政權與日本及軸心國之間的關系問題,目前以汪偽政權的研究成果居多。該議題的出現與學界對日本東京東洋文庫藏汪偽政府“駐日大使館”檔案的發現有密切關系?，F有研究對汪偽政權與意大利、德國,以及“駐日大使館”的運轉情況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探討(46)參見石源華《研究汪偽政府的新史料——日本東洋文庫藏汪偽政府駐日“大使館”檔案概述》,《民國檔案》1999年第2期;陳仁霞《德國承認汪偽政府始末》,《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曹大臣《汪偽駐日大使館考論》,《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臧運祜、張展《戰時中日特殊關系下的外交畸形——關于汪偽駐日使領館實態的考察》,《民國檔案》2014年第2期。,對日偽政權的對外關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 經濟掠奪

目前,學界已就淪陷區是日本實現“以戰養戰”戰略目標的資源供給地;全面抗戰初期,日本內閣第三委員會確立經濟統制政策,興亞院是負責實施的主要機構,統制的形式及重點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有所變化等觀點,基本達成共識,并在此前提下,對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華中淪陷區的經濟掠奪進行了系統研究。(47)代表性的專著有孫瑜:《統治與掠奪——日偽統治時期中國東北殖民地工業體系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居之芬、張利民主編:《日本在華北經濟統制掠奪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士花:《“開發”與掠奪——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華北華中淪陷區的經濟統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黃美真主編:《日偽對華中淪陷區經濟的掠奪與統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代表性的論文有居之芬:《日本對華北經濟的統制和掠奪》,《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張利民:《抗戰期間日本對華北經濟統治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演變》,《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最初受到關注的是實施經濟掠奪的工具,包括“興中公司”“華北開發株式會社”“華中振興會社”等日資或“日中合辦”的企業。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揭露和批判日本侵華罪行的研究導向下,學者開始考察上述企業為侵華戰爭服務的事實。(48)關于華北開發株式會社,比較有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徐行:《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華北的經濟侵略機構——華北開發株式會社》,《歷史教學》1984年第6期;解學詩:《興中公司與“七七事變”》,《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3期;解學詩、宋玉印:《“七·七”事變后日本掠奪華北資源的總樞紐——華北開發會社的設立及其活動軌跡》,《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居之芬:《日本支那開發株式會社的經濟活動及其掠奪》,《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隨著相關檔案資料的出版,以及日文文獻的發掘,張利民詳細考證了“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的資金來源,論證其與日本政府和軍部的關系,依靠確鑿的史料揭示了這些企業的所謂經濟活動是在日本官方主導下進行的,進一步深化了該領域的研究。(49)參見張利民《日本華北開發會社資金透析》,《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1期;張利民《華北開發株式會社與日本政府和軍部》,《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張利民的文章主要考察的是日本政府與軍部在華北開發株式會社機構設置、人事安排、運營等方面的主導性。近年,王萌《華北國策會社集團與戰時日本對華北通貨政策》(《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0年第1期)具體論證了華北開發會社是日本軍政當局利用“聯銀券”大量“征發”民間物資的實際操作者,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有關淪陷區經濟掠奪的問題,日本右翼提出“建設東北”論,部分臺灣學者提出“殖民統治有益”論。其共通之處,在于把“經濟掠奪”視作“經濟開發”,認為日本在淪陷區的統治為當地帶來近代化,奠定了日后發展的基礎。(50)有關“建設東北”論及“殖民統治有益”論,可參見王希亮《偽滿洲國時期經濟開發與產業冒進剖析》,《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4期;孫瑜《日本右翼“建設東北”謬論批駁》,《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13日,第4版;程朝云《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駁“殖民統治有益論”》,《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這些觀點無疑是在美化日本侵華歷史。20世紀90年代,在大陸史學界“有人不肯承認日偽進行過開發或主張回避這個問題”,認為“撰寫東北淪陷史時應盡量少寫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作為重點”,否則便“有美化日本帝國主義之嫌”。對此,有學者以東北淪陷區為例明確指出,“經濟開發是客觀存在的,在一段時期還是日本殖民侵略的重點,并且是有計劃大規模地進行的,采取回避態度不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的目的并不在于殺人放火。瘋狂的鎮壓,殘酷的掃蕩,血腥的統治都是實行或鞏固其殖民統治的手段,最終的目的在于奴役東北人民、掠奪東北的財富,就是說,更深的根源在于經濟?；乇芑蚝唵位靥幚斫洕鷨栴},不是突出了侵略而是將侵略局限于政治領域,反而難以達到全面地、深刻地揭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只有深入地研究認真地總結其經濟開發問題,明確地說明其掠奪的規模和手段,才有利于更深刻地闡明這段殖民地時期的歷史”。(51)蘇崇民:《關于東北淪陷史研究上的幾個問題》,《東北亞論壇》1994年第3期。

此后經過近30年的努力,學界對日本經濟掠奪問題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研究表明,淪陷區受到經濟統制的行業涉及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包括工礦業、交通運輸、貨幣金融、輪船航運業、煙草業、手工業、糧食等。已有研究對日本在這些領域實施的經濟統制政策、采取的措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系統梳理,闡明了日本在淪陷區經濟掠奪的規模和手段,并對農村和城市經濟的特點加以區分。(52)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業英:《日本對華北淪陷區的金融控制與掠奪》,《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1期;王士花:《華北淪陷區糧食的生產與流通》,《史學月刊》2006年第11期;朱蔭貴:《抗戰時期日本對中國輪船航運業的入侵與壟斷》,《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石嘉:《戰時日本對華中淪陷區煙草業的統制(1937—1945)》,《史林》2021年第1期;郭曉輝、肖紅松:《日偽對華北糧食統制研究(1933—1945)》,《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3期,等等。近年來,學界還對日本對淪陷區民族企業的“軍管理”問題有所關注,指出此舉也是經濟統制的一種方式,其采取攫奪拆卸、“合作”經營、租賃變賣等形式,使中國的民族企業遭受重創。(53)相關研究成果有莊志齡:《“軍管理”與日本戰時對上海華資企業的攫奪》,《檔案與史學》2001年第6期;周宗根:《1938—1939年大生紡織公司對日本“軍管理”的應對》,《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4期;張若愚:《華中淪陷區“軍管理”工廠“發還”探析——以南通大生紡織公司為例》,《民國檔案》2020年第2期。

對日本經濟掠奪以及日偽之間矛盾的強調,使學界一度忽視了對日偽政權經濟政策與財政狀況的研究。從日本扶植傀儡政權的根本目的來講,日偽政權才是日本實施經濟掠奪最基本的工具。有學者對汪偽“中央”一級的財政問題進行研究,也有對基層日偽政權財政的探討。(54)參見潘建《汪偽政權財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潘敏《江蘇日偽基層政權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桂強《戰爭與財政:汪偽政權縣財政整理之考察(1941—1945)——以上海市奉賢地區為例》,《軍事歷史研究》2021年第6期。已有研究注意到日偽政權經濟政策的傀儡性質及掠奪本質,但如何區分日偽政權中日、偽的不同角色,探討日偽政權經濟體制崩潰的原因,還有待學界進一步深化研究。

(三) 奴化教育與宣傳

奴化教育與宣傳被視為日本對華統治的手段,也是淪陷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奴化教育與宣傳的政策和體制是研究的重點。已有研究通過梳理日偽相關檔案,對東北、華北、華中淪陷區的奴化教育與宣傳政策和體制進行了詳細考證。(55)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孫新興:《日本在青島的殖民奴化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1期;鐘春翔:《抗戰時期的山東日偽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1期;李清民、鐘春翔:《日本侵占山東期間的奴化教育初探》,《山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7期;王士花:《華北淪陷區教育概述》,《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郭貴儒:《華北淪陷區日偽奴化教育述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王希亮:《東北淪陷區殖民教育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往研究多關注奴化教育與宣傳的危害,少有對相關史實的實證研究。21世紀以后,有學者以東北淪陷區為例,建議奴化教育研究往實證方向發展。(56)參見王希亮《東北淪陷區殖民教育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目前,學界從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學教育、職業教育、日語教育等方面對奴化教育進行了考證。(57)余子俠:《日偽統治下華北淪陷區的高等教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余子俠:《日偽統治時期華北淪陷區的職業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1期;周競風:《華北淪陷區偽青少年組織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第5期;王顯成:《淪陷時期北京市偽政權對中等教育的統制政策》,《史學月刊》2012年第6期;吳洪成、錢露:《抗戰時期河北淪陷區小學奴化教育初探》,《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2年第5期;朱丁睿:《日本對偽北京大學的殖民管控與奴化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4期。日本通過日偽政權的教育機構,以強迫或收買的方式,使淪陷區的各級學校服務于奴化統治,目的是奴化學生,培養漢奸。不僅如此,日軍還試圖通過加強對中小學奴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動,摧毀農民反抗外來侵略的精神防線。(58)參見朱德新《日偽對冀東農民的精神侵略》,《民國檔案》1995年第3期。

對日偽政權留日學生政策的研究是淪陷區奴化教育研究近年來取得較大進展的領域。20世紀90年代末,王奇生通過梳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發現,全面抗戰爆發后,雖然國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學生,但淪陷區各偽政權并沒有停止,而且將其作為維系日偽“親善”和“共存共榮”的重要方策。(59)參見王奇生《淪陷區偽政權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2期。此后,學界加強該論題的研究,對華北日偽政權、汪偽政權的留日學生政策,汪偽對留日學生的教育以及經費來源,汪偽留日教育的執行機構等問題進行了探討。(60)孔凡嶺:《偽滿留日教育述論》,《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2期;余子俠:《日偽統治下的華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周孜正:《汪偽的留日學生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周孜正:《淺論汪偽時期在日中國留學生的經費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3期;周孜正:《試探淪陷區中國青年赴日留學原因》,《民國檔案》2004年第3期;張玉成:《汪偽時期日偽奴化教育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曹必宏:《汪偽留日教育政策與管理機構述略》,《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日軍每占領一地,便迅速由隨軍的特務機關組建“宣撫班”等組織進行奴化宣傳。所謂“宣撫班”,早在全面抗戰時期朱德曾有精辟評價:是日軍特務機關宣傳“建設東亞新秩序”“日滿華提攜”與“反共”思想,對淪陷區民眾進行各種挑撥離間的機構。(61)朱德:《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1940年7月24日),《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頁。近年來,有學者系統研究了日軍在華北、華中、華南淪陷區“宣撫”工作的實際情況。(62)王萌:《謀心——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的宣撫工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新民會和同仁會作為“宣撫”工作的實際承擔者也受到學界關注。

新民會是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特務部仿照偽滿洲國“協和會”在華北淪陷區組建與控制的一個所謂民眾團體。20世紀80年代末,學界便開始關注其在日本侵華中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曾業英按照時間順序,對新民會從1937年12月24日成立到1945年8月24日解散的歷史進行了梳理。(63)曾業英:《略論日偽新民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21世紀以來,隨著海外資料與地方史料的挖掘,新民會研究日漸走向深入。王強利用一批日文資料對新民會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更為系統的介紹,出版了新民會研究的第一本專著。(64)王強:《漢奸組織新民會》,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還出現了一批以地方新民會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成果,范圍涵蓋新民會當年活動的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四省與北京、天津、青島三個城市。(65)主要成果有張洪祥、楊琪:《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區的新民會》,《史學月刊》1999年第5期;劉大可:《山東淪陷區新民會及其活動》,《山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申海濤、張引:《抗戰時期華北農村的新民會——以河北省保定道為例》,《保定學院學報》 2008年第3期;馬義平:《日偽河南省新民會述略》,《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6期;張玉蓮:《淪陷區新民會的“民意”協商——以忻縣新民聯合協議會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劉潔:《華北淪陷區基層社會控制的實態——基于通縣新民會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符靜:《權力、金錢與立場的博弈——從新民會的全聯會看日偽在華北淪陷區的基層統治矛盾》,《史學集刊》2018年第5期;劉江:《應對與調適:日偽華北新民會組織機構變遷(1937—1945)》,《學術研究》2019年第9期。

同仁會是1902年日本在華成立的醫療衛生團體,以往學界多關注其醫療活動,近年才發現其在抗戰期間醫療“宣撫”的功能。同仁會的醫療工作,因具有防止疫情蔓延、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的作用,被日軍視為最有效且直接的“宣撫”方式,但其實質,除了保障日軍、日僑生命健康外,更是為了對抗歐美醫療機構,安撫民心,同時將殖民醫學理念植入占領區,達到控制當地醫療衛生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試圖抹除中國民眾的創傷記憶,掩飾日軍犯下的暴行。(66)參見王萌《抗戰時期日本在中國淪陷區內的衛生工作——以同仁會為對象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張慧卿《后大屠殺時期日軍當局在南京醫療“宣撫”的實質》,《學?！?018年第6期;張慧卿《“宣撫”抑或控制:大屠殺后日軍在南京的衛生防疫》,《江海學刊》2019年第3期;王格格《全面侵華初期日本在華北淪陷區的醫療“宣撫”考論》,《民國檔案》2021年第2期。

奴化宣傳方面,電影、文學、新聞統制等是學界普遍關注的對象。已有研究揭示了日偽奴化宣傳的本質和特點。(67)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汪朝光:《抗戰時期淪陷區的電影檢查》,《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陳言:《抗戰時期淪陷區“色情文學”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郭貴儒:《日偽在華北新聞統制述略》,《民國檔案》2003年第4期;揭祎琳、董佳:《殖民與抵抗:淪陷時期的北平電影》,《北京黨史》2022年第4期。近年來,各類報刊數據庫的出現,使學者得以一窺偽新聞報刊的全貌,涌現出不少以報紙為考察對象的研究成果。(68)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沈巍:《汪偽政權“東亞協同論”的形成及其文化實踐——以〈大楚報〉系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李龍:《日偽新聞勢力的統合與擴張——以1941年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為中心》,《學術研究》2022年第10期。此外,有學者從扶持親日文化的角度對抗日史學與親日史學進行研究,探討日偽奴化宣傳與文化控制在不同階段的需求,是該領域比較有特點的研究成果。(69)符靜:《上海淪陷時期的史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四) 漢奸人物

對漢奸人物的研究,多是從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政權核心人物開始的。以人物傳記的形式,揭露其賣國投降的行徑,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漢奸研究的主要內容。(70)相關著作有黃美真主編:《汪偽十漢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人物傳記的形式揭露了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禇民誼、陳璧君、羅君強、王克敏、王揖唐、梁鴻志、李士群10個漢奸頭目賣國投降的罪惡活動;蔡德金:《汪精衛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理、夏潮:《汪精衛評傳》,武漢出版社1988年版;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鐘玉如、龔由青、金裕志:《通敵內幕:大漢奸周佛海浮沉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這些成果在偽政權研究方興未艾的年代,在歷史知識普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日偽政權研究的深入,如何定義、評價為偽政權服務的人,漢奸如何形成等問題引起學界討論。有學者認為,自偽滿政權開始,便出現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組織的漢奸集團”,而在偽政權中服務的部長、省長以上官員自然屬于該集團。(71)汪朝光:《抗戰時期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的統計與分析》,《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1期。除此類大漢奸以外,為了生存而與日偽當局進行合作的其他群體也值得關注。

“灰色”與“對日協力者”是日本學者古廄忠夫闡釋“戰時上?！睂W說時使用的概念,用于指稱“為了生計而不得不替日偽工作的普通民眾”與“原本就是城市的精英階層,政治上并不積極投靠敵偽,但由于在敵偽時期曾擔任行政部門或經濟組織的負責人,而不可避免地與敵偽當局發生了種種聯系”的人。(72)參見葛濤《“三極”與“灰色”——評日本學者古廄忠夫的“戰時上?！睂W說》,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 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盎疑貛А笔敲绹鴮W者提出的,認為“淪陷區民間社會與殖民者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黑白分明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而具有相當程度的曖昧性;中國百姓既非‘愛國’也不‘賣國’,而是處于中間的‘灰色地帶’”。(73)參見王克文《歐美學者對抗戰時期中國淪陷區的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張福運《如何評判淪陷時期的南京民間社會——“抗爭”與“灰色地帶”以外的視角》,《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盎疑薄盎疑貛А闭f在中國學界引起廣泛地討論,目前雖然對界定“灰色”的標準仍未形成共識,但推動了淪陷區研究視角從以政治為中心轉向經濟、社會和文化,為揭示淪陷區民眾真實生存狀態提供了新路徑。

漢奸是如何形成的,是漢奸人物研究的另一個熱點問題。已有研究成果既有對汪精衛、陳公博等大漢奸附敵原因的具體分析,也有從宏觀角度對漢奸群體成因的探討。(74)關于汪精衛投敵原因的探討,一度是汪偽政權研究的熱點,進入21世紀以后,學界更多從宏觀角度探討漢奸群體的成因。主要研究成果有黃東:《塑造順民——華北日偽的國家認同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付啟元:《抗戰時期漢奸形成原因探析》,《民國檔案》2002年第6期;伍小濤:《亂世暗流:抗戰時期部分知識分子走上漢奸之路探因》,《人文雜志》2007年第4期;車霽紅:《東北淪陷初期偽滿漢奸集團成因及傀儡角色》,《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該論題的爭議點,表現在部分海外學者對偽政權的認知上。他們認為,把汪精衛集團、汪政權視作“偽”,是一種以共產黨或國民黨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史觀。鑒于此,張生等人以華東地區為中心,把漢奸史放在日偽關系中進行探討,強調“漢奸文化”的歷史淵源,突出日本利用漢奸的策略、政策,以及日、偽之間既合作、勾結,又有矛盾、沖突的復雜關系,以此回應試圖為漢奸脫罪的海外潮流。(75)參見張生等《日偽關系研究——以華東地區為中心》,“導論”,第1—2頁。近年來,有學者通過對漢奸人物的性格,在不同時期對自身的認知、定位及與政治力量互動等方面的考察,分析漢奸之所以成為漢奸的原因,既豐富了日偽政權的研究,也為該論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76)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志毓:《汪精衛的性格與政治命運》,《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郝昭荔:《漢奸的自我認知與思想改造——以偽青島市市長姚作賓為個案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3期。

(五) 地方社會

淪陷區的地方社會曾是海外學者(主要是歐美和日本學者)較為關注的對象。近年來,隨著口述史的發展,以及個體日記的大量出版(77)關于口述史資料的重要性,劉大年在1991年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時便已強調,到21世紀初,有關抗戰時期口述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參見劉大年《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谑鍪费芯砍晒?較有代表性的有郭文杰:《八年夢魘:抗戰時期天津人的生活》,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個體日記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董毅著,王金昌編:《北平日記》,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顏濱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淪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中國大陸學界對淪陷區地方社會的研究取得積極進展,使淪陷區研究突破了以往僅關注日本在淪陷區“干了什么,怎樣干”的研究框架。整體而言,該領域的研究有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通過對地方社會經濟在淪陷前后變化的考察,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此類研究多以南京、太原、杭州等城市為考察對象。(78)李沛霖、經盛鴻:《淪陷時期南京的人口變遷和市民生活》,《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翟一幟:《日軍占領期間太原市民日常經濟生活》,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金科:《淪陷時期杭州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浙江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這對于了解戰時地方社會的基本狀況,以及戰爭對地方社會的具體影響非常有益,但結論容易出現同質化,比如在戰前經濟建設發展良好,民眾生活穩定,但是淪陷以后,城市秩序遭到破壞,且在日偽的高壓統治與竭澤而漁的掠奪破壞下,社會經濟發展遠不及戰前水平。

除了城市,淪陷區農村經濟情況也是學者關注的對象。王士花對華北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與剖析(79)王士花:《日偽統治時期的華北農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李淑娟從村屯組織的建立與變遷、土地產權結構的演變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農業生產、農民負擔四個方面對淪陷時期東三省及內蒙古的農村社會進行了考察。(80)李淑娟:《日偽統治下的東北農村(1931—1945)》,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李淑娟:《日本殖民統治與東北農民生活(1931—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有學者認為,上述研究多從日本殖民統治的施政與影響進行闡釋,其轉換視角,以東北農村為例,強調農村固有階層結構的主體性,嘗試破除傳統產業史的局限,重新闡釋中國農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變遷。(81)王大任:《撕裂的鄉村——日本殖民統治對中國東北農村階層結構的沖擊與異化》,《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4期。

第二種是以城市與鄉村民眾的生活為對象的研究。(82)2015年,臧運祜曾指出,在淪陷區研究中,“1億多城市與鄉村民眾的生活狀況,尚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參見臧運祜《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9期。長期以來,“抗爭”是研究淪陷區民眾生活的基本出發點,強調“除極少數甘心附敵的漢奸外,淪陷區廣大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和其他愛國人士,基于民族大義,為爭取自由和生存權紛紛投入自發的或有組織的抗日斗爭中,并匯入全民抗戰的洪流”。(83)參見張福運《如何評判淪陷時期的南京民間社會——“抗爭”與“灰色地帶”以外的視角》,《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不過,隨著“灰色”“灰色地帶”說的流行,利用個體日記而非日偽檔案,強調“不能單純依賴日本占領軍或日偽政府的觀察視角,有必要關注‘老百姓講述自己的故事’”(84)參見李秉奎《抗戰時期淪陷區城市青年的生存與心態——以北平、上海兩位青年的日記為例》,《河北學刊》2018年第6期。的研究多了起來。相對而言,以城市民眾為對象的研究成果較多,其中既有對青年知識分子的考察,也有對民族資本家與日方“有限合作”問題的探討。(85)對青年知識分子的考察,主要有崔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學術研究及知識分子狀況述論——以1940至1945年南京市為例》,《民國檔案》2007年第3期;李秉奎:《抗戰時期淪陷區城市青年的生存與心態——以北平、上海兩位青年的日記為例》,《河北學刊》2018年第6期。對民族資本家的探討主要有蔣寶麟:《戰時淪陷區內民族資本與日方的“有限合作”問題——以上海劉鴻生企業為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1期。而以鄉村民眾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灰色”“灰色地帶”說的流行,學界出現了對淪陷區中國民眾意識形態的討論。經盛鴻以南京為例,認為當地民眾對淪陷的反應以抗爭為主。(86)經盛鴻:《不屈的南京民眾——淪陷時期南京市民的自發抗日斗爭》,《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有學者認為,用“民族抗爭”論與“灰色地帶”說討論抗戰時期民眾的民族立場有其局限性,提出以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理論中的“暗礁”重新定義淪陷區中國人表現出的各種意識形態。(87)張福運:《如何評判淪陷時期的南京民間社會——“抗爭”與“灰色地帶以外”的視角》,《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對此,江沛指出,“我們不可能認同戰爭狀態下民眾必然尋求與占領者進行合作的觀點,但可以努力理解強權對于民眾生存的物質與精神形態的扭曲和撕裂,反思戰爭之惡對于人類生活及心理的扭曲及戕害”。他認為“圍繞著工作、食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不斷的瑣碎的沖突,貫穿于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卻難以確定的反抗,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成效的”,他把淪陷區民眾的這種反抗稱之為“日常反抗”,認為這“或許才是淪陷區民眾政治表達的主要方式之一”。(88)江沛:《關于抗戰時期淪陷區民眾生存狀態的若干思考》,《民國檔案》2020年第1期。

第三種是對婦女思想、生活及情感的關注?？箲饡r期婦女運動研究的基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不僅直接領導根據地的婦女運動,還秘密領導淪陷區婦女的抗日救亡斗爭,而且間接領導和推動國統區婦女抗日運動。近年來,有學者把視角放在國統區、根據地與淪陷區的“不同”之處,著力闡述戰時淪陷區婦女的所思所想,揭示日本侵華對婦女運動的影響。(89)此類研究有郝昭荔:《“新女性”與舊倫理:青島淪陷時期的婦女問題》,《廣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第四種是對淪陷區外國人生活狀況的研究,包括基督教會、日本居留民、私立大學等。(90)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祖恩:《從戰時征用到戰時教育——中日戰爭時期的上海日本人學?！?《史林》2004年第6期;經盛鴻:《日偽時期的南京英美僑民及其活動》,《安徽史學》2007年第4期;經盛鴻:《武士刀下的南京——日偽統治下的南京殖民社會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王淼:《華北淪陷區基都教會研究——以衛理公會為中心(1937—1945)》,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張傳宇:《淪陷時期廣州日本居留民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周東華等:《另一種“宣撫”:杭州淪陷初期外僑對日交涉與日軍因應》,《歷史教學問題》2022年第1期,等等。這與近年來對海外史料的大量發掘與利用有關。

(六) 軍事統治

關于淪陷區的軍事統治,比較多見的是對“治安強化運動”與“清鄉”運動的研究。關于前者,江沛《日偽“治安強化運動”研究》一書基本厘清了“治安強化運動”的基本過程、實際效果,以及與華中地區“清鄉”運動的異同,是該領域的代表作。(91)江沛:《日偽“治安強化運動”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關于后者,20世紀80年代余子道對“清鄉”運動的研究,“首次將‘清鄉’運動作為一個獨立事件,而非日偽對淪陷區統治的一個側面進行研究”,“揭開了大陸學界對日偽‘清鄉’運動的研究序幕”。(92)余子道:《日偽在淪陷區的“清鄉”活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徐嵩:《華中地區日偽“清鄉”運動中構建竹籬笆研究(1941—194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胡德坤從日本“治安戰”的角度探討中國敵后戰場,把淪陷區研究與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史相結合,為深化日本的軍事統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93)胡德坤:《中國敵后戰場的抗戰與日本“治安戰”的失敗》,《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3期。

近年來,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寬,開始關注實施軍事統治的偽軍?！叭哲娨詡诬姙樽ρ揽刂凄l村,偽軍以武裝為后盾,躍升為淪陷區農村的‘主角’”(94)姜子浩:《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2期。,無論是對民眾的剝削、壓迫,還是在與中共或國民黨軍敵后游擊隊之間的斗爭中都充當了日軍和日偽政權的幫兇。

關于偽軍與日軍的關系,已有研究認為兩者之間合作中帶有競爭。淪陷區之大,牽制了日軍有限的兵力,日軍需要吸納偽軍,以彌補偽政權的弱勢,間接控制地方基層。而偽軍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用日軍“以華治華”的策略擴張地盤。姜子浩以1940年華北淪陷區成為日軍“戰時糧倉”,糧食供應“本地化”為背景,通過考察日、偽雙方對糧食的爭奪,生動闡釋了偽軍與日軍之間的復雜關系。他認為,“從維持治安的角度看,偽軍的存在或是不可或缺的,但從獲取資源的角度而言,偽軍卻是日軍調度農村糧食、調劑城鄉民食難以逾越的障礙”。(95)姜子浩:《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2期。

關于偽軍的構成,既有研究注意到“日軍特務機關著力吸納河南淪陷前后出現的民間武裝,將其轉化為縣警備隊、保甲自衛團”等情況。曹書林利用大量日文檔案,通過考察進一步指出,“淪陷區內除了存在民團等自衛武裝外,仍有一些宗教、會團等秘密結社武裝。對此類武裝力量,日軍亦是加以懷柔利用”。(96)參見姜子浩《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2期;曹書林《日偽對地方武裝團體的改編與利用——以河南淪陷區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3期。

偽軍中,汪偽的軍事力量和偽滿的軍事力量具有特殊性。(97)參見余子道《汪偽軍事力量的發展和消亡》,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第127—180頁;葉銘《武裝的傀儡:汪偽政權警衛部隊之管窺》,《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2期;賀懷鍇《傀儡之軍:汪偽政府海軍述論(1940—1945)》,《民國檔案》2019年第1期。尤其“偽滿軍隊中存在大量擁有偽滿軍軍籍的日系軍官”,是其獨有的現象。張圣東通過對偽滿政權中警察預備隊錄用日系軍官的過程、日系軍官戰后待遇補償等問題的考察,指出:日系軍官制度得以產生的原因在于,“相較于朝鮮、中國臺灣等被納入日本‘領土’的‘正式殖民地’而言,偽滿是一個采取‘獨立’于日本的傀儡國家形式的‘非正式殖民地’”,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不但“給相關國家的人民帶來災難,也給本國人包括一部分加害者帶來了傷害”。(98)參見張圣東《從戰時到戰后:偽滿軍中的日系軍官》,《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4期。

三、淪陷區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前瞻

淪陷區研究經過70多年的發展,已經從揭露、批判日本侵華罪行的初級階段,進入客觀深入研究的成熟階段,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推動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其研究大致包括日本侵華與中國人民的抗爭兩種類型,既有對戰爭的反思,又受海外學界一些方法、概念的影響,同時也根據現實中日關系適時調整研究重點。淪陷區研究雖取得豐碩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和深化的空間。

第一,應著力解釋“先進與侵略”“落后與反抗”這兩對矛盾的統一問題。這也是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經常碰到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學界同仁。(99)謝維:《近代史所1992年學術年會討論綜述》,《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以經濟掠奪為例,研究日本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勢必涉及它的經濟計劃、統制政策、投資、技術裝備、勞動、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經濟問題。經濟開發自然包括新建擴建工廠、礦山、電站、鐵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各種設施。進行經濟開發的結果,自然會增加產量、品種、提高設備能力改善裝備,改變工農業比重,促進工業化進程”。(100)蘇崇民:《關于東北淪陷史研究上的幾個問題》,《東北亞論壇》1994年第3期。對于淪陷時期“經濟開發”的結果,目前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以揭露與批判為主要結論,但是如何使論述與結論之間不產生矛盾,還需要學界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有學者提出,而且這種論述與結論之間的矛盾亦出現在奴化教育與宣傳、日偽的防疫研究等領域,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第二,應加強淪陷區研究中的概念辨析。有學者指出,淪陷區研究中存在概念不清的問題,如“淪陷區”本身,與“國統區”“根據地”一樣,“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地域概念”。(101)2021年第二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中,杭州師范大學教授袁成毅指出,“淪陷區”既是政治概念,又是地域概念,研究淪陷區應在敵我力量的消長中動態把握;時任《抗日戰爭研究》主編高士華進一步提出淪陷區研究存在概念不清的問題,研究中應注意辨析。參見張翊越、黃夢迪《第二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綜述》,《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2期;張翊越、黃夢迪《工作坊·抗戰研究中日占區研究的多元維度》,“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1年6月16日。陳紫竹的最新研究對此做了有益探索。他認為,國共兩黨對“淪陷區”概念的不同認知,反映了兩黨在思維方式、政黨文化方面的不同。(102)參見陳紫竹《何處是淪陷區:全面抗戰時期“淪陷區”概念辨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2期。此外,對于“日偽政權”等概念,也有學者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嚴格意義上,日本在淪陷區并沒有政權,但存在軍政統治”。

需要注意的是,辨析并非是最終目的,厘清概念是為了打開思路,在抗戰全局中思考淪陷區的地位,深入理解日本侵華的本質和特征。

第三,應關注淪陷區社會經濟變化與日本戰時經濟體制的關系、日本的侵略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等。

日本在淪陷區的統治,影響是方方面面的,當前研究喜歡用“與抗戰全面爆發前相比,淪陷區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等來形容,是否真的有變化,主要是哪些方面有變化,沒有變化的是什么,還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避免泛泛而論。

比如,有學者注意到淪陷時期部分手工業的復興,認為“不同手工行業在淪陷時期變遷之復雜絕不僅僅是用衰退所能概括”,從而提出用“重構”來代替“衰退”的說法。(103)參見桂強《日偽經濟統制與上海郊縣手工業的變遷(1937—1945)》,《歷史教學問題》2021年第6期。所謂“衰退”論,主要指馬俊亞《抗戰時期江南鄉村經濟的衰變》(《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4期)提出的觀點。這一討論大概會在未來持續一段時間。要解決這個問題,除注意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狀況以外,還需要了解日本史,尤其是日本的近代政治史,了解侵華日軍、各淪陷區的統治者的行為與其本國政治環境存在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唯其如此,才能明白其中的行為邏輯,從而避免出現自說自話的現象。

第四,應打通淪陷區、根據地、國統區研究之間的壁壘。淪陷區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全盤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又分為在農村和城市(包括交通要道地區)兩種類型。在農村,主要是發動農民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在城市及交通要道地區,由于日偽軍的力量比較強大,所以基本以開展秘密工作,隱蔽精干,積蓄力量,支援農村為主。中共在淪陷區農村的活動,基本與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是重合的。比如,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周圍環繞著平漢、北寧、津浦和石德四條鐵路;中間星羅棋布著敵人500余個據點;公路、河流、貫通各地”(104)海燕:《敵占區工作在冀中》,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文集》第1卷,航空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頁。,其所處的華北平原在廣義上已經在盧溝橋事變后成為日軍的淪陷區。所以,這部分內容應該成為根據地研究或者中共反“清鄉”、反“掃蕩”的研究對象。(105)有關“清鄉”運動,主要研究成果有余子道:《日偽在淪陷區的“清鄉”活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凡云、王祖奇:《論日本對“清鄉”活動的決策與主導》,《安徽史學》2016年第6期,等等。不過,既往研究大多并沒有把淪陷區研究與中共抗日戰爭研究結合起來。不僅如此,把淪陷區研究同根據地、國統區的研究相結合,呈現的面相必將更加豐富,視野也更為開闊。

第五,應不囿于成說,實事求是,推陳出新。有學者將其稱作“歷史研究生命力之所在”,“不同觀點的出現不僅與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關,而且與選擇研究框架有關”。(106)謝維:《近代史所1992年學術年會討論綜述》,《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淪陷區史與城市史、地方史交叉,既屬于抗戰史領域,又屬于日本侵華史范疇,還是近代中國城市史、鄉村史的考察對象。在中外資料極大豐富的今天,學界一定可以有更廣闊的視野,發現淪陷區研究的新問題,找到全面理解淪陷區歷史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