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青年學者研討會”綜述

王曉陽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8周年到來前夕,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主辦,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承辦的第一屆“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青年學者研討會”2023年8月25日在南京召開。

研討會共收到學術論文60余篇,經專家遴選,有20篇論文入選參會。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海軍指揮學院等高校,以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研究機構、檔案館、紀念館的7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在會議主題報告環節,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程兆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吳敏超、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萌分別作了報告。程兆奇結合自身研究經歷和具體案例,作了《南京大屠殺研究漫談》的報告,分享了自己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深刻體會,以及當前中日兩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有關問題的爭議等、未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方向及如何在國際學術界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指出,必須有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才能在國際上具有學術公信力。吳敏超作了《從全國戰場看華東抗戰》的報告,她一方面從研究發展的角度,全面回顧了華東抗日戰場的研究狀況,指出,當前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日本侵華史領域,尤其是南京大屠殺與細菌戰研究、抗戰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關系研究、淪陷區民眾生活與汪偽政權的建立及統治、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研究等;另一方面,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深化華東抗戰研究進行深入的思考,從“關系”“整體”“歷史語境”三個維度,提出以時空結合的方式,從更長的時段來看14年抗戰史,并總結出抗戰史研究四個方面的向度:一是對歷史整體的客觀認知;二是戰爭年代民眾的流離失所以及秩序的重建和內心的調適,關注普通民眾和小人物的微觀史;三是應回到華東地區本身的歷史發展與情境變遷之中,從理論的高度和區域史的視角去分析抗戰,這無疑會給相關學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王萌作了《入城式與慰靈祭——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的儀典與宣傳》的報告,他首先分析了日軍南京入城式與慰靈祭的基本情況,尤其是日本軍政當局通過報紙、畫報、“美談”、廣播影視等向日本國民反復鼓吹日軍的戰績,渲染“舉國一致”的狂熱戰爭氣氛,并指出,日軍南京入城式和“慰靈祭”是日軍精心籌備的所謂“儀典”,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淞滬會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熱潮,以“南京陷落”達到頂點?！拔快`祭”傳達出的對戰死者的悲哀、松井石根的“訓示”等,因不符合日本當時“審美”標準,所以在宣傳報道時被刪除或篡改,這給我們今后進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分組討論環節,本屆青年學者研討會根據參會文章主題和內容,劃分為四組進行研討,20位青年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并充分聽取評議專家及與會學者的點評。與會學者圍繞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這一主題,從歷史學、文學、新聞傳播學、文化人類學、博物館學等學科視角,開展了熱烈的學術對話,進行了思想的碰撞與智慧的交鋒,現分述如下。

一、南京大屠殺史實與傳播

在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隨著有關新史料的不斷發現,南京大屠殺史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間。與會學者的研究側重于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日軍暴行、大屠殺期間的難民救助問題等,并從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出版現狀及國際傳播、相關紀念場館所發揮的特殊功能與文化創傷記憶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無數暴行,但鮮見從國際聯盟視角加以研究的成果。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陳海懿的《國際聯盟有關侵華日軍暴行資料及其價值初探(1937—1939)》一文,從國聯的視角,審視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的暴行,從中國駐國聯代表演說、國民政府致國聯信件、第三方函電三個方面,論述了國聯有關侵華日軍暴行資料的形成過程,闡釋了國聯有關侵華日軍暴行資料的價值,呼吁學界推進“國聯與中日戰爭”“國聯與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的建設與學術體系構建,以及充分利用國聯檔案,拓展南京大屠殺史及日軍在華暴行研究的路徑。

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難民救助問題是近年來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重點集中在大屠殺期間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有關慈善團體開展的難民救助活動。但現有研究較少涉及后大屠殺時期的難民救濟問題,對于偽政權的救濟活動更是缺乏必要關注。湖南師范大學張翰林博士研究生的《后大屠殺時期的難民救濟——以南京1938年冬賑為例的歷史考察》一文,發掘南京市檔案館所藏偽政權檔案及《南京新報》等史料,以1938年南京冬賑為中心,探究后大屠殺時期的難民救濟活動。該文通過淪陷區社會救濟研究,從另一視角考察偽政權的相關活動,以推動偽政權給淪陷區民眾帶來的苦難等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

南京大屠殺相關圖書的出版與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傳播,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問題之一,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南京市地方志學會會員陳一華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聞中的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以“剪報集”實物內容為例》一文,利用20世紀50年代以南京大屠殺的新聞報道為主題的個人收藏的剪報集,通過梳理報道主題,分析當時新聞報道的特點,該文對當今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構建和傳播有所裨益。

文學作品是歷史傳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學作品中,鈕先銘是一位極為特殊的人物。常州大學講師盧彥名的《鈕先銘與南京大屠殺文學關系再探析》一文,以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鈕先銘為切入點,從文學的視角,探析南京大屠殺中的鈕先銘及其活動。該文還回眸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學創作從萌芽到繁榮的發展歷程,呈現出民族苦難和英勇抗爭的宏大歷史畫面,體現出南京大屠殺文學創作所呈現的家國情懷。

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內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不斷涌現。學者們為揭露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傳播南京大屠殺史實,不斷進行相關研究,且研究日益深入,成果也愈加豐富,其中許多成果以圖書的形式出版。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高潔的《南京大屠殺題材圖書出版傳播現狀及展望》一文,聚焦于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圖書出版,從多維角度探討其價值與意義?；谙嚓P書目數據,該文深入分析了南京大屠殺題材圖書出版現狀、特征及其傳播,以及未來的著力點。

目前,西方世界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認識仍顯不足。在新媒體時代,構建對南京大屠殺歷史全面、客觀的認知尤為重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李昕的《新媒體時代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面臨的認知挑戰》一文,論述了新媒體時代南京大屠殺傳播的意指困境,使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認知產生很多誤讀或誤解,并論述了日本右翼勢力利用新媒體操縱南京大屠殺史實傳播的真實意圖,反映出南京大屠殺史實國際傳播面臨的困難,提出構建對南京大屠殺史實全面、客觀的理解和認知的重要性,并提出應高度警惕“搜索即相信”等接受知識的方式,推動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近些年來,歷史記憶與傳承研究正逐步興起。在抗日戰爭史及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傳播過程中,相關紀念場館發揮了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與此相關的研究也逐漸成為熱門話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博士研究生孫紅芳的《情感實踐視野下的“館校合作”研究——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行前一課”為例》一文,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辦的“行前一課”為例,運用“情感轉向”理論,分析觀眾的情感參與及提高“館校合作”教育的有效性,聚焦情感實踐在紀念館、博物館教育過程中的協同作用,從而促進紀念館、博物館可持續性記憶和公共話語的形成。

近年來,公眾逐漸從整體視角反思戰爭、大屠殺等創傷歷史。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金瀏河的《記憶與情感:博物館文化創傷與體驗之建構》一文,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分析場域,以“文化創傷”理論作為關注觀眾在參觀過程中“創傷之旅”的核心論述框架,運用質性與定量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紀念館在策展與認知層面如何凝練其本身具有的創傷話語,以及觀眾在紀念館敘事場域如何釋放自身的悲憫與心境,生動地描摹了紀念館創傷記憶的建構與觀眾的體驗。

紀念館、博物館創辦的新媒體,在傳播歷史真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員俞月花的《淺談抗戰類紀念館(博物館)新媒體矩陣建設初心使命——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例》一文,記述了從“有形”的紀念館到“無形”的新媒體之間的轉變,以及打造自身新媒體矩陣的過程,并論述了在培養廣大青少年家國情懷方面,新媒體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日本侵華與中國人民的抗戰

在日本侵華與中國抗戰方面,既有的日本侵華史研究,更多集中于揭露和批判日本侵華戰爭罪行和暴行等方面,而在抗戰方面,軍事史的研究相對較少。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吳志山的《1937年關東軍的“晉察綏作戰”》一文,主要基于日方的戰史檔案、日記及回憶錄等史料,考察了七七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在平津和晉察綏的作戰情況,進而分析了日軍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多持強硬態度并要求日本國內“積極”派兵的深層次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鮮有專文探討侵華日軍的一份軍事文件及圖例,山東省桓臺第一中學教師耿殿龍的《以圖證史:〈共產軍根據地掃蕩剔抉之參考〉中的圖例探析》一文,通過解析這些圖例的內容、特點、意圖及實施方法,進而揭示圖例背后侵華日軍的本來面目,并考察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的艱辛與方式方法等問題。

南京地面防空作戰是南京保衛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南京市棲霞區地方志辦公室唐愷等的《抗戰初期南京地面防空作戰概況與評析》一文,結合新近發現的檔案文獻和歷史資料,從南京地面防空計劃的形成與實施、南京地面防空部隊的編組與配置、南京地面防空部隊作戰概況、南京地面防空作戰評價四個方面,再現了南京地面防空部隊防空作戰的過程。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其既注重軍事手段,也注重文化滲透及對中國民眾進行思想控制。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副編審李翚的《佛教“筆部隊”的交鋒:抗戰時期的佛教報刊》一文,揭示了日偽當局扶植一些由其控制的佛教報刊奴化中國民眾的史實,以及抗戰大后方佛教報刊主動擔當中國“筆部隊”之責,與日本佛教“筆部隊”及日偽掌控的佛教報刊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號召廣大佛教徒積極投身抗戰,同時進一步揭露日本侵華暴行。

在日本侵華暴行方面,國內學界對日軍慰安所的研究,側重于探討日軍設置慰安所的數量、慰安所的性質、管理制度,以及“慰安婦”的人數、“慰安婦”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等問題。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莊玲玲的《日偽統治下畸形產物——“人民慰安所”》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南京“人民慰安所”的地理位置、經營管理狀況、“慰安婦”生存狀況等多角度進行研究,論述了處于變化中的“人民慰安所”的性質,展現了日偽統治下南京社會的畸形狀態。

以往學界以日軍性暴行為對象的成果頗豐,但以戰后對日軍性暴行的審判為主題的研究相對較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研究館員劉廣建的《日本侵華性暴行罪行審判研究——以中國審判日本BC級戰犯軍事法庭為考察中心》 一文,通過梳理中國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的相關檔案及其他史料,論述了戰后對日軍性暴行的審判經過,探討了戰后審判日軍性暴行過程中的不足及其原因。

三、民生視域下的日偽政權

隨著新史料、新視角的運用,學界關于日偽政權的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的面相。既往研究多從宏觀層面分析日偽政權的社會控制、經濟統制與思想文化控制,近些年來,學界的相關研究呈現出細化的趨勢,尤其關注淪陷區民眾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孫小蕾的《抗戰時期日偽在黃泛區的“救災”“宣撫”考論》一文,立足中外檔案及中英日文報刊,分析了花園口事件后日偽當局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輿論斗爭,回顧了日偽當局對“新黃河”的水利調查與研究,論述了日偽當局在黃泛區的筑堤與救災“宣撫”政策,揭示了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救災”活動的本質。

在既往研究中,鮮見以淪陷區居民經濟生活為主題的考察。中國海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所講師魏坡的《日偽殖民統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水平變遷》一文,探討了北平被殖民化的過程,及其對居民生活的影響,并以較為翔實的數據梳理了北平淪陷前后居民生活水平的變化,從中探究日本在北平實行殖民統治的本質。

對淪陷區農村的研究,學界多側重于討論日偽掠奪田賦及對農村的破壞。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袁凱琳的《啟擾民之漸:日偽政權在蘇南地區的田賦掠奪》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第一手檔案史料,聚焦日偽統治之核心區——蘇南地區,梳理不同時期蘇南地區的征賦實態,展現了日偽掠奪田賦過程中的制度和社會沖突,剖析了背后的成因與矛盾,以田賦相關措施和賦稅標準變動為中心,探討日偽統治下地方財政的多重面相。

四、與抗戰相關的國內問題及國際關系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侯有前的《魂歸何處:時局變遷下的蔡公時遺骸案考察》一文,利用各方檔案,以及相關報刊、日記、回憶錄、年譜等資料,詳細考察了蔡公時遺骸案的來龍去脈,論述了蔡公時親屬、國民政府等各方的復雜心態與爭議,進一步深化了“五三慘案”研究。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劉赫宇的《1940年滇緬路封閉問題再研究》一文,以日本外務省、防衛省檔案為中心,探討了中、日、英、美等各方圍繞1940年滇緬路的封閉與重開的動向及其影響,重新審視了抗戰戰略相持階段日方對中國重要物資通道的封鎖與中方的反制。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日本侵華與南京大屠殺研究應當進一步深化。對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執行院長周峰指出:一、南京大屠殺是民族的傷痛,更是人類的浩劫,是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積極構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話語體系,用專業的研究成果回擊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人類正義與和平;二、當今,雖然已經整理出版了很多史料,但仍有可以發掘的檔案文獻,特別是海外的檔案史料以及新征集的文物等,有待各位青年學者去深入研究;三、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屠殺之一,其國際意義不容忽視。特別是2015年“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成為世界記憶遺產以來,國際傳播就更為重要。各位青年學者應發揮專業優勢,在搜集海外史料、國際學術研討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共同推動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南京大屠殺史,向世界傳遞中國人民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理念。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張憲文回顧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以及當前南京大屠殺研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對青年學者提出殷切期望,希望青年學者繼續深化南京大屠殺史研究。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張生教授對本次研討會進行了總結,指出,南京大屠殺史和日本侵華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希望青年學者繼續努力,不斷推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新成果。他還就歷史類論文寫作等問題提出了五點建議:一是充分利用豐富的歷史資料。中國近現代史還有大量的問題需要大家研究,應利用豐富的史料庫進行南京大屠殺史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二是增強問題意識。近年來,青年學者對問題的提出有了較大進步,但仍然存在思維不足等問題,應增強問題意識的敏感度;三是提升論文的邏輯性。在寫作時,應理清前后脈絡,注意前后邏輯的統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應有所突破,緊扣主題,提升論文邏輯的清晰度和條理性;四是創新研究的方式方法。加大跨學科理論的學習,運用現代新技術、新概念來分析問題,使歷史學科呈現更加多元的面相;五是注重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學會運用新知識、新視野進行開拓性研究,或研究前人甚少涉及的問題。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要繼續推動南京大屠殺研究,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夯實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基礎,不斷推進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傳播,加強南京大屠殺研究的青年學者隊伍建設,努力將南京大屠殺研究推上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