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藝術中社會善治與宜居思想的歷史維度
——以泰山法制石刻為例

郭篤凌，王海鵬

（1.山東科技大學，山東 泰安 271001；2.泰山景區管理委員會，山東 泰安 271021）

一、碑刻藝術的多向考察

碑刻藝術的研究，向來以其形制和書法為重，但碑刻的價值絕非僅書法所能概括，其內容涉及法律、經濟、教育、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一方面，一方方矗立在高山盤道、 寺觀殿宇的石碑，其內容的歷史性更彰顯了碑刻藝術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漢字書法藝術的人文內涵因社會治理的歷史發展得以擴展、延伸。許多碑刻直如藥石，至今足可資治。

二、碑刻藝術中的善治思想及其特點

碑刻藝術的人文內涵首推古代社會治理的時效性。因為這些制作精美、書法紛呈的文字常常訴說著一個個繩墨斷例，而故事的背后大多滲透著德法相協的治理原則，生動體現了自古以來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協調法治與德治的關系，也成為評價地方善治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泰山法制石刻即此種關系的最佳范例；此外，地方善治，“宜居”為先?！吧角嗨獭薄昂ｊ毯忧濉钡摹耙司印痹妇笆巧鐣浦蔚闹匾繕?，亦是善治的重要標準。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述也是古代宜居思想的生動體現。泰山及其周邊地區有為數眾多的記錄環境保護及宜居鄉村建設內容的石刻，涉及水源保護、筑壩護堤、勒石管泉、禁伐山林等內容。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社會善治與宜居環境建設的思想內涵極為豐富。

善治理論的提出是社會治理理念的重要轉折，盡管其要素具有多重性和爭議性，但是因其包含了法治性、公眾參與、及時回應和公平公正等幾個方面，從而成為區域善治實現的重要基礎。

1.德法結合

社會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法治性，因為這決定了社會善治的基礎與效率顯晦。俞可平先生在《法治與善治》中論及良法的五個特征：合法性、完備性、合理性或科學性、權威性、可行性[1]，其中法治性是指管理模式是否符合于法律及其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良好的管理效率。從理論層面上看，善治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同時，其管理系統的效率亦必須為民眾接受與認可。我們收集整理的300余方泰山法制石刻，或調紛解滯，或曉諭法律法規，無一不體現其社會治理的法治性特征。

首先，一方面緣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傳統觀念，使中國法制“鏤之金石”的傳統具有“禮制”與“公政”雙重特質[2]，一方面由于封建社會中泰山位列岳鎮海瀆之祀的國家祭祀地位，“泰山被建構成為一個中央統一政權與至上神正式接觸的地點”[3]，非一般山岳可比，泰山及其周邊擁有眾多的宣諭旨令碑、布告示禁碑、封禪致祭碑，充分體現了封建社會法律文化與話語體系中法的權威性、合法性。封建統治者“江山永固”“長治久安”的理想為安民于萬世、“化及無窮”之源泉，因此他們都非常注重立法與法律宣傳。岱頂的秦泰山刻石中即有“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①原碑已佚，文錄自《史記·封禪書》。的表述，不僅強調了法作為國家機器的維護“治道運行”功能，還強調了法的教化功能：“貴賤分明，男女禮順”，即從法理角度對法的基本功能作了詳細的例解詮釋。泰安北望、肥城孝門等地存在許多村民爭取延續官府差徭豁免權的碑刻，它們反映的則是民眾對“久效之法”的期待，是“久安”和“善治”基礎作用的直接體現。

其次，岱宗作為名勝之區自然使其成為法律傳播的絕佳信道，比鐘鼎紙張性價比更高的碑石成為當時“宣諭天下”的最佳媒介，宣傳效益的提高也使法治的可行性大大增加。泰山還是海內外道教名山、名勝之區，不僅游人如織，而且歷代帝巡圣登、名宦大儒行屐，此處的法制石刻具有其他載體無法替代的受眾與傳播效果。因此，泰山上下旨令、告示、民約、契約等法制石刻代不絕書。我們在泰安及其周邊地區先后發現近十通以泉源管理為內容的碑刻，岱岳區《馬莊管泉碑》、新泰《西周泉碑》保存最為完好。這些碑刻內容以宣諭弘治以來的《問刑條例》中的管泉條例為主，表面看僅為明代普通泉源管理碑刻，從本質上講，則反映出漕運及泉源管理法律的廣泛推行。如此眾多制式、內容大同小異的管泉碑刻，進一步宣示了將泉源納入國家經濟命脈——漕運管理體系，并以碑刻的形式宣諭天下。法條明晰直觀，載體常見而易于接受，碑刻出現地廣布，反映出國家對漕運法制化管理法律宣傳的可操作性與廣泛性，從而使之具有顯著的執行效果。清宣統三年，山東全省勸業道蕭應椿為反腐倡廉并保護泰安肥城桃資源，曾立《肥城保護桃種碑》，碑文既示諭嚴禁“州縣搜取土產，饋送官長”“差役因之騷擾”“縣差役事先封樹，籍端訛索”等惡劣品行，并指出其與“朝廷講求樹藝為民興利之宗旨”相離相悖，勒石禁革，其體恤民隱、懲惡除霸公心可鑒。

2.區域善治的公眾參與性

要進行良好的治理，其中必須有眾多民眾主體的共同參與以收善治之效，唯其如此，方可保證井然的管理秩序，這是善治的關鍵要素。

泰山文化中的法治個案存在著許許多多民眾參與地方治理的典型，這不僅體現在官府與耆老共商民約的常見形式中，也體現在民眾善法樂從的法的歡迎程度中，如徂徠《北望德政碑》[4]、肥城張孝門《甘棠雅化碑》等都反映出這一特點。以后者為例，《甘棠雅化碑》刊于光緒二十一年，內容亦為優免差徭。當地原有“夫役差使”，補料道光以降“兵差”日多，民戶怕這種臨時補差成為常役，于是稟請泰安縣令毛澂，懇請延續原來的差役不再增派兵差。該碑不僅記錄了清代乾隆五十七年以來數次優免差徭的過程，還刊載了嵇承群、姜宮綬、毛澂等數位泰安知縣的原批，為清代泰安差役法制史的重要研究史料。民眾積極參與立法與延舊法以矯正執法偏斜的做法，使地方善治的參與性特色凸顯，官民關系順暢了，各地差徭優免的持續性在地方善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多地出現此類內容的碑刻，既反映了清季賦稅差徭制度的混亂與矯正，更充分彰顯了區域善治的廣泛的群眾性與示范性特色。

3.民眾善治需求的及時回應性

“社會有需求，政府有回應”是區域善治的主要要求之一。要進行良好的治理，政府對民眾的要求是否“有求必應”，回應是否及時，這一切同樣為社會公眾所關注。在泰山法制石刻中，有相當多的個案與官府對民眾要求及時回應密切相關。如康熙五十年《后石塢訟案碑》。因后石塢元君廟下院廟產之爭，惡霸朱四于明末清初殺尼霸產，“祖徒”吳真元控于撫院，山東巡撫立即回應，“將朱四拿問正法，斷產歸廟”；后又被朱六先霸后退，不料康熙四十九年，朱吉又“妄控索糧具膳”，形成爭地事實，時后石塢住持普惠上稟泰安州知州徐肇顯，官府立即回應。經審理，朱吉“俛首伏辜”，最終“恩準金批，用印鈐蓋，賞尼執照，永隨衣缽”。由于官府的及時回應，及時審理案件，后石塢廟產糾紛自此平息，后石塢元君廟也從此過上了安寧日子。其他如今藏于泰安老縣衙的《張延齡德政碑》反映的是清道光、咸豐間，任泰安知縣的張延齡，面對境內牙行集紀完納課稅時領換差馬訖無定數的情況。他求真務實，廣泛調研，確定差馬額數，整治牙行集紀，分集之大小定數開單等善政。百姓感念其恩德，立石紀念這位務實的“張仁天”。泰山地區保存有許許多多的德政碑、去思碑，百姓藉此緬懷、思念前任良吏，表達著民眾對心系民瘼的守法循吏清慎勤謹的口碑式評價。

4.區域善治的公平公正性

善治視野下，法治的公正性也是區域善治的主要要求之一。學界也以“公平公正”作為善治的重要標準。唯其公正，方能信眾；唯能信眾，方為善治。在泰山文化中，執法公正廉明的例子屢見不鮮。以《紅門關帝廟訟案碑》為例：

泰安州紅門下古有關帝廟一座，被奸惡賈文智欺……廟宇，自明季時鹽當兩商捐資建，錢糧蒙前任 傅老爺清丈地畝豁免，明……，可質（至）今五十余載，陡有奸惡賈文……希圖騙詐，朦朧具告，幸遇天臺老爺明如□鏡，重懲奸惡。商與眾人等恐異日惡心復……以垂永遠，庶奸惡屏跡，而神人共愿□□矣。激切連名上稟，蒙署泰安州事吳批，關帝廟基，查舊案……

泰山紅門關帝廟本為明末鹽當兩商出資共建，清初，知州傅鎮邦曾丈量地畝，徵糧豁免，誰知五十多年后，竟有土棍賈文智“希圖騙詐，朦朧具告”，意在騙取徵糧。時署泰安州事吳檉查驗舊案，勘查地基，最終奸人賈文智受到法律嚴懲。鹽當兩商紛紛稱贊署泰安州事吳檉“明□鏡”，關帝廟徵糧之爭得以平息，此后太平幾十年。在這一個案中，署任知州公平公正的審判在地方善治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顯然意在取得糾偏之效。

三、碑刻藝術中社會善治與宜居思想的歷史維度

碑刻藝術深度考察，不僅在于形制與文字的多樣，更在于碑刻藝術的思想內涵，碑刻藝術中文字是有溫度、深度的，它們所體現的治理理想恰恰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

社會善治與宜居思想互為表里。一方面，區域善治，宜居為先；另一方面，宜居之所，其地必得善治。隨著鄉村振興戰略與美麗鄉村建設的開展，隨著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思想的深入人心，對于宜居環境思想的研究越來越為學界所重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述自己的宜居理想，著書立說，但統一的宜居思想尚未定論。

泰山碑刻藝術博大精深，其宜居思想亦浩瀚無涯。依內容言，即有護林、管泉、筑堤、護橋等十余類，篇幅所限，不可一一具言。為避冗繁，今以宜居需求概言之，臚列如下。

1.人民生活的溫飽富足

“洪荒之世，野處穴居”。遠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眾”，所以后來歷代統治者都會把“牧民”作為區域治理的重要職責。從原理上講，這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結構理論也是相合的。人類需求的五級模型。從層次結構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別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誼）、尊重和自我實現。這在泰山文化中也處處體現。泰山五大夫松附近的《馮玉祥蠶?？淌?，反映的內容是20世紀30年代馮玉祥隱居泰山期間努力為泰安人民改良蠶種的事情，雖然石刻漫漶嚴重，其文幾不可識，但從僅存的二十余字，亦足見馮玉祥將軍熱心牧民的拳拳之心；新泰《雁翎關嚴禁偷害樹株碑》[5]記載了光緒二十三年新泰知縣田寶蓉勒石曉禁偷害樹株，以保護“地多瘠磽”的新泰村民樹株“以廣地利”的事，類似許許多多地方官吏心系民隱的事跡正是基于為民眾謀福祉的職責，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溫飽富足為行政原點的。

2.飲食起居的安全可靠

溫飽之外，人們便期待安全的宜居。安全是生活與工作的保障，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結構從層次結構的底部向上，人民滿足基本溫飽之后，安全的需要便至關重要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戰亂頻仍，人民對安全穩定的需要就格外突出，這在泰山文化中俯拾皆是。泰山《土門避亂碑》即為一例：

聞之，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不豫不備，何以弭患？將何以避亂哉？且避世之亂，必深山大澤，必人地相宜，必友助扶持，而后可以弭患，即可以弭亂?！荒晷劣隙鲁?，□□又突至泰安，四境擄掠，掃地五方，烽燧燭天，男男女女愴惶無措，扶老攜幼，恨不一步即到土門，皆曰：“無以為家，即土門以為家，亦不過枕山棲谷已耳?！薄蠼浡陨浻纸y大軍，即將□□殲滅殆盡，山東一律肅清，中外歡忭，凡避于是者，各自旋里。為此刻石列名，百拜稽首，恭謝天恩與山川社稷之神，以志永世不忘云耳。

碑中言及兵燹時發，“男男女女倉皇無措，扶老攜幼，恨不一步即到土門”，待“山東一律肅清，中外歡忭，凡避于是者，各自旋里。為此刻石列名，百拜稽首，恭謝天恩與山川社稷之神”，人們刻石紀事，更加珍惜和平的來之不易。

3.自然生態的美麗環保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既是對古代環保生態思想的繼承，也是對古代生態思想的發展。古人的生態宜居思想良莠不齊，既有保護環境福佑一方人民的環保思想，亦不乏“神靈護佑”甚至迷信鬼神的思想雜現，泰山石刻中的生態思想也不鮮見。以《肥城岈山保護水源碑》為例：

此坑系一村公地，所以儲水，以濟井水之不足也。今闔村義（議）定，不許坑內澣衣，倘有違此例者，罰京錢壹千，決不食言。為此立石以示之。公看議坡，公看雜色樹株，凡公項之樹，許在（栽）不許壞；公項地廟地，不許使土。不守規者，罰錢貳吊。闔莊公立。

此碑刊于肥城孫伯鎮缺水的岈山村，因當地缺水，所以明確指出“此坑系一村公地，所以儲水，以濟井水之不足也”，并為此約定了違反鄉約的處罰辦法“罰京錢壹千”，既有立碑目的，亦有處罰條款，可操作性相當強。其他如《王母池保護水源碑》[6]宣諭對“于池上下作穢”者“杖八十”，既護泉源之神圣， 更兼示禁環境污染，故而刊石立禁，護泉利民。

4.民風民俗的健康穩定

百姓的宜居期待不僅是棟宇相望的家園櫛比，還體現在族睦親敦、路不拾遺的里社良俗中。泰安及其所轄州縣的執政者非常注重砥風勵俗，在浩如煙海的泰山史乘中留下了許許多多移風易俗的典型事跡。

岱廟遙參亭《禁止舍身碑》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為泰安同知張奇逢勸諭百姓，輕生舍身乃愚孝之行；肥城《北仇清真寺示禁碑》刊于清宣統年間，則述及民族和諧；明嘉靖立于泰山紅門的《山轎示禁碑》以泰安州示禁官員及隨從婪索民轎致民怨事[7]，反映了地方民俗與社會秩序穩定的歷史因應。

泰安各地邑乘也不乏此類個案。清乾隆年間，肥城知縣牛思凝甫一上任，發現當地民眾為錙銖小利爭訟不已，于是專門撰寫《勸化紳士文》，呼吁士紳之家發揚忍讓之風；面對“紳士之家喜華恥陋，相習成風”的社會現象，他還曾撰《崇儉文》，倡導節儉之風①參見顏希深修《泰安府志》卷二四，1760。。以肥城任內治績卓著，乾隆十三年，牛思凝調任繁劇之縣諸城，后歷貴州正安州知州、升黎平知府等職。

5.鄉土文化的世代傳承

鄉土文化的世代傳承也是宜居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泰安及其所轄州縣的歷任執政者中，有許多明智的“父母官”十分注重對當地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他們延師興教，修舊舉廢，在民眾中聲望頗高。

宋代石介泰山書院“侍立石”的故事婦孺傳誦，宋代元祐年間鄆州知州劉摯崇儒興文同樣澤被后昆。他被貶回到青少年成長的須城后，仍以興學愛民為己任，不顧自己年老力衰、仕途不暢，仍想方設法擴大鄆州學堂的規模，聘請名師，興學辦學。他于元祐七年（1092）正月上書，懇求朝廷將國子監、太學等處的儒學經書勻出部分賜給鄆州，以便鄆州學士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東平儒學由此發展至新的頂峰。明嘉靖年間泰安知州許應元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嘉靖初，泰安連年“文風不振，四秋榜無一與者”。許應元來到泰安以后，修治泰山書院，倡導崇儒風俗。簡拔才彥，延師興教，還時常親自為書生們授課。從此以后，泰安書生連舉鄉試，文風大振。

四、結語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這為碑刻藝術的交叉拓展研究提供了便利。這一方方形制不一、真草隸篆代不絕書的碑刻，對其進行藝術與社會治理結合的研究，不僅可以豐富拓展碑刻藝術的研究天地，也可以對當今社會治理做出一定的貢獻，具有借鑒價值。碑刻中善治精神與宜居思想歷史悠久而特點鮮明，通過對善治石刻的調研、校錄與疏證研究，深入挖掘“善治”體系與宜居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