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及權衡協同關系*

郭 偉 ，張鵬飛 ，趙麗茹 ，申明哲 ，虞 虎

（1.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河北秦皇島 066004；2.燕山大學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河北秦皇島 066004；3.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北京 100872；4.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0 引言

2020年9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世界宣布：二氧化碳排放量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中國為破解可持續發展困境、主動承擔人類命運共同體任務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1]?，F階段，中國距離實現碳達峰目標不足10年，任務繁重且時間緊迫，中國旅游業在增長方式上相對傳統，降碳潛力巨大，但由于戰略缺失，導致旅游業在研究上、發展上、行動上缺位，與低碳旅游的要求有相當差距，要明確和實現旅游領域的“雙碳”目標，面臨著多方面挑戰[2]。鄉村旅游作為一種農村新興產業，在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鄉村轉型[3]、實現鄉村振興與城鎮化發展、增加村民收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4]。發展鄉村旅游，既依賴于鄉村生態資源的開發，同時需要良好的鄉村生態環境。產業發展是依靠要素與環境均衡發展而實現的[5]，中國鄉村旅游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也需要注重發展環境和要素系統的建設。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涉及內涵廣泛，包括資源層、經濟層、社會層和生態層等不同層次，面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持續推進和生態文明戰略的全面實施，需要從宏觀層面把握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客觀態勢，了解省域層面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區域差異。當前，雙碳目標視域下京津冀鄉村旅游的發展環境情況尚不明晰，與低碳旅游所要求的發展環境間的差異程度及制約因素尚需探究?；诖?，文章運用變異系數法和地理探測器探索碳達峰碳中和視域下京津冀鄉村旅游的發展環境差異，并量化分析鄉村旅游亞系統的權衡協同關系及程度，研究這些問題將為京津冀鄉村旅游業的低碳綠色發展提供努力方向，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生態文明建設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1 文獻綜述

鄉村旅游是指在鄉村地區開展的旅游活動，以其特有的鄉村人居環境、鄉村民俗（民族）文化、鄉村田園風光和自然生態環境為活動基礎[6]。據不完全統計，鄉村旅游概念在相關研究資料中有20多種概念定義[7]，雖然鄉村旅游的概念邊界并非十分清晰，但諸多學者均認同區別于城市、根植于鄉村環境的鄉村性是（Rurality）鄉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8,9]。該文對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綜述分析主要從狹義的生態環境與廣義的社會環境兩個維度來展開，重點聚焦于碳達峰碳中和視角下的鄉村旅游發展。從狹義的自然生態環境維度而言，高強度的資源開發與設施建設使鄉村生態環境系統承受重大的發展壓力[10]，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問題逐漸也得到了學界的關注，重點探討生態環境損害與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間的矛盾[10-12]，并量化分析其可持續發展水平，提出鄉村旅游地可持續發展對策[13]。生態環境建設實際上以自然生態特色為重點，建設可持續自然生態發展為目標的自然資源節約型旅游業[14]。伴隨“兩山理論”的深入推進，自然生態環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作用愈加凸顯，鄉村旅游目的地居民逐漸具備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的思想認知[11]，但現實發展中仍面臨欠發達地區PPE惡性循環[10]、鄉村旅游環境治理不顯著[15]等問題，故鄉村發展利益相關者應注重修復旅游體驗環境[16]、協調處理好鄉村旅游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間的關系，以鄉村旅游未來發展的環境公正為導向[17]，有效改善鄉村旅游非生態化發展的現狀。

從廣義的社會環境維度而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亞系統內容，并且也有部分學者在該廣義環境維度探討鄉村旅游低碳發展問題，鄉村旅游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關系也上升到環境倫理的層面[18]。國外比較注重鄉村文化價值保護[19,20]，認知到旅游開發對傳統村落文化環境破壞的潛在風險，提出社區參與、規劃控制、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保護策略[21-23]，并探討鄉村環境變化與人居系統的耦合關系[24,25]。鄉村自然資源環境存在核心—邊緣關系[26]，并且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為旅游者提供的體驗感知，與沙漠、森林等類型環境感知差異顯著[27]，旅游資源類型、地理位置、投資力度等是影響環境感知差異的重要因素[28]。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對鄉村旅游發展具有顯著的輻射效應，且該輻射效應受到交通條件和村集體經濟的干預[29]。提高鄉村居民公共文化素養[30]，有效改善農村人居的生產環境、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以協同發展為目標循序漸進地實施生態工程，將有力促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鄉村休閑旅游協同發展[31,32]。另外，部分學者對鄉村旅游社會和生態系統結合開展研究[33]，并運用TOPSIS等量化模型來分析鄉村旅游發展水平?，F階段，學界較少有在碳達峰碳中和視角下研究鄉村旅游發展的學術成果，但可從鄉村旅游與低碳發展的相關論文來分析鄉村旅游發展內涵。學界主要探究低碳視角下鄉村旅游的發展定位與功能建構[34,35]、開發與建設[36,37]等方面的問題，利用生命周期等理論分析鄉村旅游目的地的發展演變規律，并從生態系統碳發展與鄉村旅游關系方面開展相關研究[38]。旅游業由于其獨特的產業特點成為現階段較適合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領域，鑒于碳達峰碳中和的國情導向，旅游業也應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的引領示范帶動作用，以其綜合性特征推動全社會向綠色經濟、低碳可持續方向轉型發展。

綜上所述，現有鄉村旅游與低碳發展、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等方面成果較為豐富，為該文研究提供有益借鑒，但同樣也存在部分不足。其一，現有鄉村旅游和低碳方面的結合研究成果有限，多從低碳視角下研究鄉村旅游的發展問題，從鄉村旅游內在機理與碳關系研究方面探索不足，亟需將鄉村旅游內涵和低碳發展緊密融合研究的高質量成果。同時，現有鄉村旅游與低碳發展的結合研究成果距今較遠，難以有效指導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下鄉村旅游的實際發展問題，新時期、新階段的相關研究成果亟需補充；其二，現有鄉村旅游和低碳方面的結合研究多從邏輯發展的定性方法入手，運用量化模型分析鄉村旅游和低碳發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且學界對鄉村旅游和低碳發展方面的研究范圍多集中于全國、市域和村域范圍，從省域片區范圍對比研究的學者較少。該文在碳達峰碳中和導向下研究京津冀鄉村旅游的發展環境差異問題，是對新階段鄉村旅游和低碳發展結合研究成果的補充，同時運用地理探測器、Spearman相關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雙碳目標下鄉村旅游發展問題，使鄉村旅游和低碳發展主題成果的研究體系愈加完善。該文從京津冀區域層面比較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差異，豐富了鄉村旅游和低碳發展的多范圍研究成果。

2 指標體系、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指標體系構建

該文在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和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目標導向，借鑒王群[39]、翁鋼民[40]、賀小榮[41]、孫靜[42]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從資源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和發展成效維度構建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表1）。碳達峰碳中和在改變經濟社會發展結構、強調低碳綠色經濟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單純強調碳減排效應而淡化經濟的高質量增長[43]，故而將鄉村旅游發展成效列作發展環境評價維度。鄉村旅游在鄉村振興戰略中也承擔著重要任務，在經濟社會結構調整、新發展格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復雜背景下，要求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維度的全面性。

表1 京津冀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資源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也是鄉村旅游業發展的核心吸引物。伴隨文旅消費市場的變更，鄉村旅游吸引體系也發生著動態變化，但始終圍繞在鄉村旅游景區、傳統村落、魅力休閑鄉村等資源附近。經濟環境是影響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維度，鄉村經濟的發展狀態可以用經濟產值及增長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來衡量，鄉村經濟與鄉村旅游互相影響，均會加速或制約其發展步伐與結構。社會環境包含鄉村人口密度、城鎮化率、鄉村就業人數、道路密度和互聯網普及率等指標，即鄉村旅游目的地能為旅游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勞動力支撐、交通支撐和網絡支撐等條件狀態。同時，社會環境無形地給予鄉村旅游者特色地域文化氛圍，是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重要建設內容。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最早吸引旅游者的核心吸引物，返璞歸真是城市旅游者最初的旅游目的，該維度包含森林覆蓋率、空氣質量、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指標。在保護生態紅線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生態環境資源服務鄉村旅游業，符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政治號召。發展成效是檢驗鄉村旅游發展效果的直接標尺，包括鄉村旅游收入、鄉村旅游人數、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等指標。發展鄉村旅游業目的是：在保護鄉村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為鄉村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謀劃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化發展路徑，滿足鄉村居民和鄉村旅游者的多種需求。

2.2 研究方法

2.2.1 變異系數法

變異系數，又稱變差系數、離散系數，是數據標準差和均值的比值[44]，用以表示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離散程度的相對指標，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1）中，CV表示變異系數，-F表示n個省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的均值，Fi表示省域i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n表示省域數量，CV數值愈大，則n個省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愈顯著，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不均衡。

2.2.2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通過提出“因子力”度量指標，結合GIS空間疊加技術和集合論，用以探測地理要素空間分異規律及其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45]?；诘乩硖綔y器模型，引入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區域差異的決定性指標q[46]，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2）（3）中，h=1，2， ···，L為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影響因子x的分類，Nh和N分別為層h和全區的單元量，SSW和SST分別為層方差之和及總方差，δ2h和δ2分別為層h和全區的方差。q取值區間是[0,1]，q數值愈大，則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空間異質性愈加顯著。當q=0時，影響因子x與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異質性無關。當q=1時，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異質性完全被影響因子x操控。

2.2.3 權衡—協同分析方法

Spearman相關分析通過測算秩次相關系數rs(Xt，Yt)，并根據系數指判斷兩個隨機變量間的強弱關系。根據地理空間數據的非線性、非正態等特征，以該方法分析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區域關系，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4）中，Pi為Xi位于序列{(Xi)}的第k個位置，k為Xi的秩次，同理，Qi為Yi的秩次。當rs(Xt，Yt)數值為正值時，說明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處于協同狀態，反之系數為負值時，則亞系統間處于權衡狀態。

2.3 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該文主要測評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為保證實證數據的完整性，對個別類型缺失數據采用滑動平均法進行完善。相關數據資料主要來源于2010—2020年《北京統計年鑒》《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河北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及京津冀地方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農業農村部、原國家旅游局等政府官方公布資料。

為對不同量綱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該文采用極差法對初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47]，得到標準化數據Zij。在此基礎上，測算第i項指標的熵值和差異系數，進而得到各指標權重Wi和省域i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Fi。由于標準化處理公式較為常規，在此不作說明。京津冀省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測度采用綜合加權法，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5）中，F表示省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Zij表示經極差法處理后的標準化數據，Wi表示各指標在系統內權重。

3 發展環境差異分析

3.1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總體差異

經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結果可知，從時序角度而言，2009—2019年京津冀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整體呈趨好性發展態勢，區域間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變異系數逐漸縮?。ū?）。在評價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時，以0.5和0.8水準線認定為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良好和優質狀態。在研究階段初始階段，由于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波動影響，京津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處于向好恢復階段，旅游資源稟賦、經濟環境在該時期處于主導作用。從旅游高等級景區分布而言，京津高品質旅游資源具有聚集性特征，而河北省在高品質旅游資源建設方面略顯薄弱[48]。這與京津冀三地的地理特征緊密相關，從區域面積而言，河北省在京津冀區域發展中所占比重最大，而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但對鄉村地區的經濟建設力度較大。2009年河北省城鎮化率較北京市和天津市分別低42%和35%，鄉村資源在河北省范圍內具有比較優勢，較有代表性的石家莊市、秦皇島市和邯鄲轄區。故在研究階段前期，河北省鄉村旅游資源、經濟環境等優勢條件支撐河北省在2009—2012年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處于領先地位。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鄉村旅游發展環境體系中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資源環境維度作用愈加重要，而發展成效和生態環境重要性逐步走向下滑態勢，故最早進入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良好狀態的是2014年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均在次年進入良好階段。2016—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逐漸與鄉村振興相結合，特別是2016年原國家旅游局等部門聯合發布《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行動方案》和《關于實施旅游萬企萬村幫扶專項行動的通知》后，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扶貧工程又使得河北省鄉村旅游業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并在2019年與北京市同步邁入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優質階段。

表2 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水平

從空間角度而言，2009—2012年京津冀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呈四周高中間低的空間格局，主要是由京津冀區域地理特征、自然資源條件和主導條件的階段性所導致的。鄉村旅游形態多以休閑農莊、旅游度假村、特色小鎮、垂釣園和農家樂等產品形態出現，在京津冀區域由于河北省面積優勢顯著，且多農村生產生活空間，自然生態資源稟賦優質，加之該階段經濟社會維度作用尚未達到主導層階段，故該階段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優勢突出，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表現出四周高中間低的空間格局。2014—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呈中間高四周低的空間格局，這與研究階段前期的空間表現格局相反。在該階段，北京市經濟、社會等多種優勢資源逐漸聚集，并且逐漸加速疏散非首都功能。加之北京成功申報2022年冬奧會契機，周邊郊區鄉村區域的生態環境建設強度增強，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得以有效完善，鄉村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鄉村衛生廁所普及率接近100%。優質的生態和社會資源條件為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提供強大支撐，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也將成為有力的發展支點。2019年北京市鄉村旅游收入高達14.4億元，鄉村旅游接待人數達1 920.1萬人次，較之研究階段前期有顯著的增長效益。天津市是京津冀區域行政面積最小的行政單位，其經濟社會發展、社會技術支撐等條件處于京津冀區域的次位，優于河北而略遜于北京，特別是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方面的限制，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變動幅度較小，發展到2019年后期，其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水平成為末位，未來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中需要更多的內力改革與外援推動，以加快區域鄉村旅游業綠色健康發展。

3.2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維度差異

在分析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總體差異后，從資源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和發展成效亞系統層面進行維度分析（圖1）。從亞系統評價水平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資源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發展成效，京津冀區域亞系統環境情況各不相同，趨勢變動最為明顯的是呈上升趨勢的資源環境和呈下降趨勢的發展成效，各維度階段性特征顯著且非均衡動態發展。

圖1 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評價水平

（1）從資源環境而言，資源環境亞系統是所有亞系統中評分比重最大的維度，在研究階段內該維度呈波動上升的發展態勢，其最小值為2009年天津市的資源環境水平0.254。除個別年份外，河北省在資源環境維度上的發展水平居于引領者地位，這與河北省地理條件優勢和不斷開發鄉村旅游新業態和產品密切相關，河北省鄉村旅游產品基本覆蓋了燕山、太行山、壩上草原、渤海海濱、平原湖淀等多種自然景觀類型，并且富含河北地域的人文民俗特色，形成西柏坡、野三坡、白洋淀、草原天路等著名的鄉村旅游目的地。天津市在資源環境維度中也有較好的表現成效，其雖然受地域區位限制，但在現有的山地、海濱、濕地和民俗等鄉村旅游資源方面努力挖掘，現已建成薊州、寶坻、武清和西青4個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區，培育薊州郭家溝、西青水高莊、北辰雙街、武清灰鍋口等20個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點。但畢竟可開發資源有限，故2016—2019年天津市在資源環境水平產生波動下降的走勢。北京市是國際性大都市，可供鄉村旅游發展的生產生活空間有限，伴隨鄉村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北京市鄉村旅游資源基本保持穩定增加。

（2）從經濟環境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可以2014年為界限，2009—2014年是河北省引領階段。在該階段，河北省農村經濟得以穩步發展，農村經濟產值、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特別符合鄉村旅游主要服務周邊市場的需求特征。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經濟環境水平呈先降后升的發展態勢，在2010年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經濟水平達到低谷，但并不意味著北京市農村經濟發展落后或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有限，這主要是北京市當年由于鄉村教育投入的增加、基礎設施改善等導致社會環境維度急速上漲，從而壓縮了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經濟環境水平。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經濟環境水平在2009年最低為0.223，后期在階段穩步提高，這主要是天津市農村經濟漲幅遠超過農村人口漲幅，從而導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導致的結果。2014—2019年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經濟環境水平處于引領地位，北京居次位、河北省處于跟隨地位。伴隨著天津市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鄉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等指標正向作用積極發揮，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經濟環境得以有效治理。河北省主要受制于規模龐大的鄉村人口數量，導致雖然河北農村經濟有所發展，但難以彌補農村人口規模的負面效應。

（3）從社會環境而言，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并無顯著的階段性特征與演變規律。在該階段內，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水平呈現先急劇上升后平緩下降的發展態勢。由于農村教育支出增加、道路密度提升、鄉村互聯網普及戶數有效增加等因素的積極作用，導致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水平在2010年達到峰值為0.231。此后伴隨北京市城鎮化規模的不斷擴大，鄉村旅游社會環境改善空間縮小，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水平呈緩慢下降態勢。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水平呈先降后升發展態勢，其中2013年是社會環境水平上升的拐點，這主要是天津市積極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天津現代都市型農業的指示，積極改善農村就業條件和基礎設施條件所導致的。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社會環境較為平穩，社會環境水平并未發生較大的波動起伏。河北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發展等方面均保持穩定投入，故其社會環境水平并無顯著變化。

（4）從生態環境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生態環境總體呈先降后升的發展態勢，其中2016年是生態環境水平的向上拐點。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生態環境水平總體較高，這與北京市農村不斷進行環境治理工作，空氣質量、萬元GDP能耗等因素的積極作用密不可分。并且在2017年發布《北京市村莊規劃導則》，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泥l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為北京市村莊秩序與山水格局、自然環境融合協調提供方向，這在北京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生態環境水平圖中也有表現。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生態環境水平總體略優于河北省，這與津冀兩地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結構緊密相關，天津市農村人口和面積均小于河北省，在較高建設資金條件下天津市的生態治理強度和效率表現較好，從政府層面出臺的《關于加強農村環境衛生管理工作導則》《天津市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等文件也獲得較好的實施效果。河北省囿于農村區域廣闊而生態環境復雜多樣而有較高的治理難度，但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樹立“兩山”意識，盡快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后，從國家層面到京津冀省域層面均有相應的響應動作，故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生態環境水平在此節點產生較為顯著的上漲態勢，這也是雙碳目標下鄉村旅游發展建設的重要內容。

（5）從發展成效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成效維度是水平比重最低的亞系統，其整體變動趨勢為波動下滑態勢，并且京津冀三地發展成效水平差距有限，最高差距是2017年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成效水平與北京市差約0.022。2011年是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成效階段的重要節點，在此之前京津兩地鄉村旅游發展成效處于領先地位，而后期則是河北省長期處于發展成效的優先狀態。前期京津領先與鄉村旅游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和綜合效益相關，伴隨著旅游交通便捷性的提高及鄉村旅游服務半徑的拓展，河北省憑借其多類型的鄉村旅游資源獲得發展成效優勢。河北省鄉村旅游產品業態類型豐富，從政府和市場雙向考慮推出河北省紅色歷史、綠色生態、民俗風情等特色旅游村莊，以及夢幻山谷漫享游、滿蒙風情七彩游、太行山水詩意游等精品鄉村旅游線路，這些鄉村旅游產品為活化河北省鄉村旅游市場、增加鄉村旅游收益產生重要作用。北京市和天津市雖然也具備司馬臺村、盆窯村、東水廠村等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但從城市形態和經濟產業結構而言，北京市和天津市鄉村旅游發展的空間有限，有效提高其鄉村旅游品質和高質量發展效益應成為未來鄉村工作重點。

3.3 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影響因子及交互探測

3.3.1 環境水平差異的影響因子

根據地理探測器分析得到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影響因子（表3），結果表明13個指標對發展環境差異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全面覆蓋了發展環境的4個維度，但指標作用強度及維度影響力并不均衡[49]。將各維度具體指標的q值求和，便可得到各維度對鄉村旅游發展差異的作用強度，同時將各維度作用強度以q=1,2為節點進行等級劃分，即當維度q值＞2時，則該維度為強等作用維度層，當1＜q值＜2時，該維度為中等作用維度層，當q值＜1時，該維度為弱等作用維度層。測算各維度q值結果如下：生態環境（3.04）＞資源環境（2.31）＞經濟環境（1.99）＞發展成效（0.58）＞社會環境（0.56），則生態環境和資源環境為強等作用維度層，經濟環境為中等作用維度層，社會環境為弱等作用強度層，這與實際發展情況相吻合。證實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生態環境和資源環境對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起到較大的影響作用，同時也是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低碳綠色發展重點治理和建設的方向，綠色清潔的鄉村生態環境與高品質的鄉村旅游資源是維護和提升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重要基礎。經濟環境同樣對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有著較強的影響，囿于多數鄉村旅游目的地輻射服務半徑有限，周邊區域是鄉村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客源地。較強的旅游者消費能力與支出水平，為鄉村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流動資金與前進動力。發展成效與社會環境在碳達峰碳中和視域下的作用強度有限，但并不意味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可以不建設社會環境與發展成效，該維度作用力同樣不可或缺。

表3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的因子探測結果

3.3.2 影響因子的交互作用探測

在識別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影響因子的基礎上，運用交互作用探測模型分析不同因子組合的雙因子對發展環境的作用強度（圖2）。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影響因子的交互作用類型包括非線性增強、雙因子加強和單因子非線性減弱，任何兩因子間不存在獨立關系。從因子的交互探測結果來看，絕大多數雙因子的組合結果都要優于單因子的作用強度，即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是多因子組合作用的結果。從單因子組合成雙因子的作用效果而言，國家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點）數量（X2）、國家“一村一品”示范村數量（X4）、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數量（X5）、鄉村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X21）、鄉村生活污水處理率（X23）和空氣質量（X4）單因子在與其他任何因子的組合中，其雙因子q值均大于0.8，證明這些指標在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中的作用力更強，與其他因子組合能產生更佳的作用強度，進而影響著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的演化。

圖2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的交互探測

雙因子組合效果最佳的是國家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點）數量和鄉村生活污水處理率（X2∩X23），其雙因子q值為0.948 6＞max（q（X2），q（X23）），為雙因子加強類型，這在碳達峰碳中和視域下探究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具有內在吻合性。非線性增強型雙因子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鄉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耗量（X9∩X26），其雙因子q值為0.936＞q（X9）+q（X26），該單因子作用強度均有限，但組合作用強度效果卻比較強勁，說明q值較低作用因子的組合效果未必受到單因子極大值的限制，即合理組合匹配作用強度較低的單因子或可出現較高的強度效果。單因子非線性減弱類型是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數量與農村人均消費支出（X5∩X10），其雙因子q值為0.834 6介于q（X5）和q（X10）值之間，表明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因子拉低了其組合后的雙因子作用強度效果，即不合理的單因子組合不但不會增強其作用效果，反而會對其組合雙因子的作用效果起到限制性作用。其余絕大多數單因子的組合效果較好，證實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并非單因子、單維度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因素、多系統綜合作用產生的環境差異及演變過程。

4 系統權衡協同度量

將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水平值導入SPSS 24.0軟件，以Spearman相關系數分析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間的權衡—協同關系（表4）。結果表明：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系統間的協同促進作用最強（顯著性水平均低于0.01），生態環境與發展成效系統間協同促進作用較強（顯著性水平低于0.5），即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的生態環境協同性較強，與社會環境和發展成效系統間協調有效。資源環境與社會環境（-0.736）、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0.892）、資源環境與發展成效（-0.505）、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0.466）以及經濟環境與發展成效（-0.674）系統間呈權衡關系（顯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其中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系統間權衡性最強，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系統間權衡性最弱。即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資源發展條件較好，資源環境系統與其他多數亞系統均呈權衡關系，但權衡關系不同。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間的弱權衡則表明京津冀鄉村旅游的發展面臨著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的挑戰與沖突。另外，經濟環境與資源環境、社會環境與發展成效系統間呈協同關系，經濟環境與社會環境系統間呈權衡關系，但該關系均不顯著，且作用關系強度較弱?？傮w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系統相對協調，但也面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沖突、社會發展和旅游發展成效聯系度不強，互動促進作用弱而獨立性強的問題。

表4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的相關性分析

5 結論政策建議與討論

5.1 結論

該文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下研究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問題，構建了鄉村旅游發展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變異系數法和地理探測器分析2009—2019年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時空動態差異，進一步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探究鄉村旅游亞系統的權衡協同關系及權衡程度。實證結果如下。

（1）2009—2019年京津冀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整體呈趨好性發展態勢，區域間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變異系數逐漸縮小，空間格局由四周高中間低向中間高四周低演變。

（2）從亞系統評價水平而言，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亞系統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資源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發展成效，趨勢變動最為明顯的是呈上升趨勢的資源環境和呈下降趨勢的發展成效，各維度階段性特征顯著且非均衡動態發展。

（3）各維度對發展環境差異均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但指標作用強度并不均衡。生態環境和資源環境為強等作用維度層，經濟環境為中等作用維度層，社會環境為弱等作用強度層。

（4）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影響因子的交互作用類型包括非線性增強、雙因子加強和單因子非線性減弱，任何兩因子間不存在獨立關系。且絕大多數雙因子的組合結果均優于單因子的作用強度，即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差異是多因子組合作用的結果。

（5）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發展成效系統間呈協同關系，資源環境與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發展成效，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以及經濟環境與發展成效系統間呈權衡關系，其中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系統間權衡性最強，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系統間權衡性最弱。

5.2 政策建議

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治理需要摸清問題根源，從省域行動到區域協同，在碳達峰碳中和導向下不斷提高鄉村旅游綠色可持續發展水平，與美麗鄉村戰略實現無縫銜接，整體提高鄉村旅游者和居民的幸福感。

（1）協調旅游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矛盾。鄉村旅游的發展依賴于良好的生態環境，強調生態保護原則，合理開發和利用鄉村旅游資源，實現鄉村旅游發展利益共享，才能推動京津冀鄉村旅游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內，建立科學的協調發展機構，有效把握鄉村旅游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尺度，以不斷強化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間權衡關系。

（2）注重鄉村旅游建設與發展成效。鄉村旅游發展環境建設既服務于生態保護戰略目標，又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應兼顧鄉村旅游地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注重發揮市場導向作用，增強京津冀鄉村旅游地的市場吸引力與競爭力，優化鄉村旅游產品結構，改變單純依賴觀光游覽的傳統模式，提高發展成效在京津冀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系統中支撐力度。

（3）提高區域鄉村旅游環境治理水平。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治理要突破行政界限和空間限制，借助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謀求區域社會多種力量開展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整治任務。借助研究院、高校等智囊團體有效識別制約鄉村旅游低碳健康化發展的障礙因素，并據此提出科學合理的治理方案，為政府提供鄉村旅游治理依據，提高區域協同治理水平。

（4）建設鄉村旅游發展綠色循環動能。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下，京津冀鄉村旅游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建立綠色循環動能，以綠色可持續理念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以“兩山”論為指導，打通鄉村旅游綠色經濟的多個環節。從鄉村旅游經營者入手，樹立低碳化科學經營案例，從政府層面給予可持續發展指導，有序在京津冀層面推廣低碳經營經驗與模式。

5.3 討論

該文在碳達峰碳中和導向下研究鄉村旅游業的發展環境問題，客觀上彌補了鄉村旅游的研究不足，并為學界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有助于從宏觀層面把握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為優化鄉村旅游經濟和發展問題治理提供方向。但該文研究尺度為省域層面，研究范圍較為宏觀，只是將其以相同標準衡量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未充分考慮京津冀三地生態環境構成、鄉村旅游發展模式等方面差異。且囿于相關研究成果有限，鄉村旅游發展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仍待進一步完善和處理。未來將案例地尺度放縮到市縣域、優化評價體系和研究方法是研究重點，特別是針對不同鄉村旅游地發展環境的評判識別，應注重鄉村旅游地的典型性與對比性。另外，未來鄉村旅游研究應關注碳達峰碳中和導向下的綠色發展路徑，選擇和優化鄉村旅游定量研究方法，為推動鄉村旅游業實現綠色健康業態與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