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

姜 鵬，楊亞東，郝 利

（1.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北京 100097；2.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北京 100081）

0 引言

近年來，我國鄉村旅游蓬勃發展，鄉村旅游為美麗鄉村建設、鄉村產業振興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力，在農業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領域發揮重要的作用。各級政府越來越重視鄉村旅游，不斷地加大對其資金和人力的投入。然而，盲目的投入導致了許多地方的鄉村旅游低效性時有發生，產生了巨大浪費[1]。如何有效地開展鄉村旅游，國內學者也嘗試做了一些研究。如楊佳等[2]以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為研究對象，運用3階段DEA模型，系統測算了2014—2018年旅游扶貧效率；王麗霞[3]通過構建鄉村旅游效率評價指標體系，以DEA為基礎測算鄉村旅游效率，并結合VRS與CRS模型進行綜合評價；羅君名[4]通過投資要素驅動與人力資本技能相互作用，有序合理地改進和利用旅游資源使用狀況，能顯著提高鄉村旅游經濟效率；趙希勇等[5]基于鄉村旅游資源類型、資源質量以及開發條件3個項目層，選取了11個評價指標，創建了鄉村旅游資源評價體系模型；陳芳[6]構建了鄉村旅游資源開發評價模型，對鄂東紅色地區鄉村旅游資源進行了定性和定量評價。因此，通過已有研究可知，鄉村旅游一直是“三農”問題研究的熱點，而鄉村旅行效率影響因素的挖掘還存在一定的研究缺口，尤其是城郊型鄉村旅游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更具研究價值。

2006年北京鄉村旅游就已初具規模，作為國內較早開展鄉村旅游的地域之一，經過了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由鄉村景區、民俗旅游村、休閑度假村、觀光農業示范園以及鄉村節事構成的鄉村旅游體系。但是，伴隨著鄉村旅游發展而帶來了諸多的問題，如開發同質化嚴重、布局設計不合理、營銷方式落后、服務質量低下、鄉村環境破壞嚴重、旅游發展資金分配失調等，使得北京鄉村旅游效率變得低效?；诖?，文章以北京遠郊區（懷柔、平谷、密云、延慶）的鄉村旅游為研究對象，利用2006—2019年有關鄉村旅游的數據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進行綜合評價，并進一步運用Tobit模型分析了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影響因素，探討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1 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

1.1 DEA-Malmquist指數模型

1.1.1 DEA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法(DEA)是投入產出效率分析中非參數分析的重要工具，尤其適用于生產函數復雜，且存在生產“黑匣子”的投入產出效率測算。通過對決策單元(DMU)在邊際規模報酬變化特點，進行多投入多產出決策單元效率的測量[7]。因此，在固定投入或產出指標的情況下，按照線性規劃中最優解的求解原理，對要素投入前沿面偏離程度進行定量測算，并在每個決策單元生產前沿面上分析要素投入產出效率[8]。

上述方程組中，xj表示投入指標，yj為產出指標；λj表示指標參數；s表示系統誤差。在上述方程組中，當θ=1，S+=S-=0時，決策單元DEA有效；當θ=1，S+≠0或S-≠0時，決策單元弱DEA有效；當θ＜1時，決策單元非DEA有效。

1.1.2 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

Malmquist指數法是基于DEA模型提出的，主要應用于動態效率變化趨勢的研究[9]。它可以進行跨時期的產出向量和投入向量的徑向距離構建，將全要素生產率（TFP）指數的變動具體分解為綜合效率（TE）和技術進步（TP）的指數變動，其中，若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條件下，綜合效率可以進一步分為純技術效率（PTE）和規模效率（SE），有助于結合選取的指標分析各指數變動的原因。

根據Fare等在Malmquist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算法改進的基礎上[10]，分解t+1期與基期t之間的TFP指數，分解式為：

式（1）中，D0表示基于產出的距離函數，x、y分別表示投入與產出向量，t為觀測期。該分解過程關注的是相對時期的指數變化，能夠避免基期不同帶來的異質性[11]，進一步變式為：

若規模報酬可變，綜合效率指數還能進一步分解為規模效率指數和純技術效率指數，具體為：

綜上，可以得出：Malmquist指數=技術進步×綜合效率=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當Malmquist指數的TFP值大于1時，表示鄉村旅游效率提高，反之則降低；當TP指數大于1時，表明存在技術貢獻，反之則出現技術失效；當PTE指數、SE指數大于1時，表示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提高，是對綜合效率變化的進一步解釋。綜合來看，TE指數和TP指數情況交織決定TFP指數的變化[12]。

1.2 Tobit模型

通過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算出的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值，僅僅是反映了鄉村旅游系統內部投入與產出指標之間的關聯，其系統外部的變量如何影響鄉村旅游效率、影響機制如何，仍需進一步分析。由于DEA-Malmquist指數模型測算出的效率值值域在0～1，且數據處于截斷狀態，而普通最小二乘法僅適用于連續樣本，若樣本存在截斷，其回歸結果必然存在有偏性。因此，采用截斷回歸方法（Tobit模型）對鄉村旅行效率影響因素分析，其模型表達式為：

式（4）中，Y表示因變量，即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值；xi表示自變量，即影響因素；β0表示常數項；βi表示自變量的回歸系數；ε表示隨機擾動項，N表示正態分布，σ2表示方差。

1.3 指標選取

由于鄉村旅游仍然屬于新興的行業，對于鄉村旅游的評價指標沒有一個權威的認同，故此本著以下原則進行選?。阂皇仟毩⑿?，各指標間不存在交叉項，邊界特征清晰，能較好地體現指標對投入程度獨有的解釋性；二是可測性，各指標均能提供口徑一致的量化標準，數據搜集具有一定的信度[13]；三是導向性，所選指標不只是單純地評價某個鄉村旅游發展的優劣性，更重要的是在評價的基礎上，達到規范運營，引導正確發展方向，實現鄉村旅游效率的最優化[14]。依據以上3個原則，結合北京4個遠郊區鄉村旅游的特點，綜合考慮了時間節點、數據獲取、模型結果預算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終為DEA-Malmquist指數模型篩選、確立了投入產出指標。投入指標從資金和人力2個角度進行選擇，其中，選取農林水事務支出（單位：萬元）作為鄉村旅游的資金投入，是由于鄉村旅游的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如咨詢中心、交通標識、休閑設施等，都是政府主導的，因此用財政支出中的農林水事務支出代表在鄉村旅游建設發展中提供的資金投入；選取觀光園與民俗旅游從業人員之和（單位：人）作為鄉村旅游的人力投入，能夠無差別地反映鄉村旅游發展中人力資源、勞動力的投入水平。產出指標從社會和經濟2個角度進行選擇，其中，選取觀光園與民俗旅游接待人次之和（單位：人次）作為鄉村旅游的社會產出，是由于鄉村旅游的游客流動量反映出鄉村旅游市場的繁榮度，因此用觀光園與民俗旅游接待人次之和代表鄉村旅游發展的社會產出；選取觀光園與民俗旅游經營收入之和（單位：萬元）作為鄉村旅游的經濟產出，是由于它直接代表了鄉村旅游發展中的經濟效益，即經濟產出。

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的影響因素，在效率測算的基礎上，選擇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值作為因變量，把資金投入、人力投入、經濟水平以及經營規模等作為自變量[15]。其中，經濟水平越高，對鄉村旅游的消費能力就越強，因此預期假設經濟水平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值具有正向影響，用人均GDP來表示（單位：萬元）；經營規模越大，對鄉村旅游的接待能力就越強，因此預期假設經營規模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值也具有正向影響，用農業觀光園個數來表示（單位：個）。

以上所需數據，均來源于《北京統計年鑒》（2007—2020年）、《北京區域統計年鑒》（2007—2020年），以及懷柔區、平谷區、密云區、延慶區統計局的統計公報。

2 結果與分析

2.1 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測算與評價

依據2006—2019年北京4個遠郊區鄉村旅游投入—產出數據，通過DEAP2.1軟件，得到鄉村旅游效率的測算值，并對其進行整體評價及時空評價。

2.1.1 整體測算與評價

由表1可知，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相對較高，平均值達到0.950，表明鄉村旅游實際產出占理想產出的比例為95.0%。由前文所知，TE=PTE×SE，其中純技術效率的均值為1.000，說明在資金投入和勞動力投入方面都是有效的，充分發揮了投入要素的潛能，沒有出現浪費，相對效率較高，而導致綜合效率未達到最優的主要原因在于規模效率未達到最優，說明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投入量還有所不足。

表1 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整體變化

2006—2019 年平谷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是有效的，當然有效率也是相對的，是與懷柔區、密云區、延慶區相比較的基礎上，說明平谷區的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在北京遠郊區范圍內一直處于領先地位；2006—2019年密云區和延慶區的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變化比較相似，都是在開始起步的幾年里，由于規模不足導致綜合效率未達到有效，后期通過政府部門的重視、當地居民的參與，逐步調整才得以達到有效；懷柔區則與密云區、延慶區的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在2006—2019年的變化相反，懷柔區的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在前期發展就達到有效，說明資金、勞動力的投入十分有效，由于鄉村旅游處于起步階段，游客的數量也不是很大，現有規?？梢詽M足當時游客的數量，后期隨著鄉村旅游的不斷發展，游客數量的急劇增多，現有的規模無法滿足游客的數量，加之調整上的不及時，導致鄉村旅游綜合效率變得非有效。

2.1.2 時空測算與評價

由表2、3可知，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變化均值為1.007，大于1，說明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以年均0.7%的速度增長，這里綜合效率變化取決于規模效率變化；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技術進步變化均值為0.981，小于1，說明北京遠郊區對于鄉村旅游只是更多地注重了規模的擴張，在從業人員素質的培訓、餐飲住宿環境的完善、醫療衛生救助的保障、歷史文化脈絡的梳理等技術性含量高的方面進步緩慢，甚至于處于忽視狀態，這都為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留下隱患；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Malmquist指數均值為0.987，之所以該值小于1，是由于技術進步的變化速度快于綜合效率，故Malmquist指數受技術進步變化影響更大。

2006—2019 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變化總體呈現先增長（2006—2010年）、再下降（2010—2017年）、再增長（2017—2019年）的趨勢，而技術進步變化總體呈現先增長（2006—2012年）、再下降（2012—2019年）的趨勢，見表2；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Malmquist指數中的懷柔區（0.959）和平谷區（0.965）小于1，處于下降狀態，需要及時對綜合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變化進行調整，而密云區（1.012）和延慶區（1.015）大于1，則處于增長狀態，其年均增長分別為1.2%和1.5%，見表3。

表2 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時序）

表3 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空間）

2.2 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在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測算的基礎上，將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值作為因變量Y，將農林水事務支出、觀光園與民俗旅游從業人員之和2個投入指標分別定義為自變量X1、X2，將人均GDP、農業觀光園個數2個環境指標分別定義為自變量X3、X4，構建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Tobit回歸模型，得到綜合效率值的Tobit回歸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有著正向的影響，且處于10%的顯著性水平，其回歸系數為1.25，即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單位貢獻率為1.25倍，說明農林水事務支出越多，對于鄉村旅游的餐飲住宿環境、醫療衛生救助、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能更加完善，將越有利于提高鄉村旅游綜合效率；觀光園與民俗旅游從業人員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有著正向的影響，且處于1%的顯著性水平，其回歸系數為0.58，即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單位貢獻率為0.58倍，說明觀光園與民俗旅游從業人員數量上的增長，已經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提高起不到更大的作用，而是應更多地加強從業人員職業素養的提升，高質量服務鄉村旅游發展，進而提高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人均GDP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有著正向的影響，與預期假設一致，且處于5%的顯著性水平，其回歸系數為2.08，即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單位貢獻率為2.08倍，說明經濟水平越高，居民越富有，對鄉村旅游的消費能力就越強，越有利于提高鄉村旅游綜合效率；農業觀光園個數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有著正向的影響，與預期假設一致，雖然不顯著，但并不是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沒有影響，就目前來看，農業觀光園個數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影響確實不明顯，而更應注重農業觀光園的布局合理性，只有布局越來越合理，才能更有利于提高鄉村旅游綜合效率。

表4 Tobit模型回歸結果及統計量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通過DEA-Tobit模型對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系統地測算了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業發展的投入產出效率，并從內外部變量挖掘旅游效率變化的影響機制，得出以下結論。

（1）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均值達0.950，表明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處于高位狀態，主要來自純技術效率貢獻，但規模效率未達到最優；同時，平谷區在與懷柔區、密云區、延慶區相比較的基礎上，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達到DEA有效。

（2）2006—2019年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效率的Malmquist指數變化受技術進步變化影響更大，呈現出先增長、再下降的變化趨勢，并且該時期內技術進步變化均值為0.981，表明鄉村旅游中的從業人員素質培訓、餐飲住宿環境改善、醫療衛生科學救助、歷史文化脈絡梳理等技術性含量高的地方存在問題。

（3）農林水事務支出、觀光園與民俗旅游從業人員、人均GDP、農業觀光園個數都對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有著正向的影響。就影響程度來說，人均GDP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影響最大，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越發達，對鄉村旅游的消費能力越強，越能刺激鄉村旅游的發展，也就越有利于提高鄉村旅游的綜合效率；農林水事務支出對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影響排在第二位，表明當前財政支農資金的投入對于鄉村旅游綜合效率的提高仍具有重要作用。

3.2 建議

（1）加快鄉村旅游資源整合。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綜合效率還未達到DEA有效，部分郊區存在投入的不足與冗余，造成資源浪費。相關政府部門應根據當地的資源條件，統籌旅游資源，合理規劃鄉村旅游發展目標、發展方向、發展模式[16]，鼓勵鄉村旅游“個性化”發展，避免同質化競爭，提高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效率，增強整體競爭力。

（2）持續加大財政支農的投資力度。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在餐飲住宿環境、醫療衛生救助、歷史文化梳理、基礎設施建設等地方仍存在不足，打造超一流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都是技術進步的具體體現。硬件設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圍繞著吃、住、行等進行投資；軟件方面的投入，主要是圍繞著游、購、娛等進行投資，為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3）強化從業人員教育與培訓。北京遠郊區鄉村旅游的從業人員擁有旅游從業資格證書的員工比例較低，從業人員多以農民為主，知識水平有限，人員素質不高[17]，故需加強北京遠郊鄉村旅游從業人員的職業水平，重在提升全方位提升服務能力，發揮鄉村旅游的生態價值，達到遠郊鄉村旅游供需主體的最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