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品牌提高農業競爭力的機理與實證分析*
——以四川省91個縣域的農產品地理標志為例

何 強，鄧 鑫，李 川，嚴中成，漆雁斌

（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成都 611130）

0 引言

自2018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地理標志，打造知名農產品品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我國的農產品地理標志最早可追溯到在1999年出臺的《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2007年原農業部頒布實施的《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農產品地理標志正式邁入農業發展的范疇。自此，農產品地理標志的數量逐漸增多、種類豐富，品牌效應日漸凸顯。截止2020年4月30日，我國農產品地理標志總數已達到3 090個，產品類別以果品和蔬菜居多，分別為853和532個，總數擁有量以山東和四川最多，分別為285和184個①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的整理統計（http://www.moa.gov.cn/），農產品地理標志所帶來的品牌效應正逐漸成為推動當地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產業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一環，是持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農村產業融合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礎。農產品地理標志作為實現“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是否通過自身的品牌效應有效提高了當地農業競爭力？其品牌效應又是通過怎樣的機制來影響農業競爭力？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其品牌效應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文章著重通過上述問題來探尋提高農業競爭力的有效路徑，盼其對促進農業質量和競爭力提供幾許有益的政策建議。

1 文獻綜述

農產品品牌是推動農戶增收和農業增質提效的關鍵因素。學術界關于農產品品牌的建設[1-2]、測度水平[3-4]、作用路徑[5-6]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這樣的基礎上，學者們對農產品品牌的影響因素和發展路徑展開了深入的探討研究。張傳統和陸娟[7]認為，品牌知名度、原產地和溢價等均對農產品區域品牌的打造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張耘堂和李東[8]發現在電子商務領域影響農產品品牌的因素主要有原產地形象的象征性價值和體驗性價值等；慕靜[9]等發現電商結構賦能和資源賦能加快農產品品牌成長；Bilkey和Nes[10]發現消費者可以通過原產地來推斷不熟悉的外國品牌質量；陳麗莉等和盧黎歌[11-13]等從競爭力和傳播力的視角下探討了農產品品牌的提升路徑；林孔團和蔣耀輝[14]通過案例研究分析，發現品牌和企業生態位調整之間的協同機制能夠有效促進農產品品牌升級。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發現，已有文獻對農產品品牌的量化評價多集中在農產品地理標志上，主要通過區域內農產品地理標志數量來進行衡量，未將保護范圍這一關鍵因素納入到量化研究中。

農業競爭力的概念最先起源于國家之間的競爭[15]，后邁克爾·波特[16]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產業競爭力理論范式，將國際競爭力理論拉置到產業競爭力理論中。目前，學術界對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農業競爭力的理論延伸。Mosoma，K[17]發現提高農業競爭力的關鍵是釋放農產品產業鏈的潛能；趙樹寬和劉冠宏[18]認為可以通過國家安全保障力、國際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力來提高農業競爭力；其他學者則從農業科技競爭力[19-20]、農業企業競爭力[21-22]以及農旅競爭力[23-24]等展開研究。第二，農業競爭力的評價研究。姚愛萍[25]借助因子分析法對省域農業競爭力進行測度分析；朱侃[26]等通過主成分和聚類分析對西部地區農業競爭力進行量化測評；許堯等[27]從生態位理論來構建農業競爭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測度。目前，學術界對于農業競爭力的評價已經相對成熟，這也為該文構建和測度縣域農業競爭力提供一定的文獻參考。

通過梳理上述農產品品牌和農業競爭力的相關文獻發現，從農產品品牌的視角研究農業競爭力的文獻仍然較少，特別是農產品地理標志發揮的品牌效應越來越強。因此，該文嘗試構建理論模型解析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機制，明晰背后影響的內在機理并進行解讀，豐富已有的農產品品牌研究。

2 理論分析與假設

具有品牌的農產品相較于其他無品牌的農產品，擁有生產區域性、產品獨特性、品種稀缺性、品質差異性等多個特征特性。尤其是地理標志農產品市場屬于壟斷競爭市場，相較于普通農產品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28]，其品牌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更具有優勢。

2.1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線性影響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直接作用機理。農產品地理標志作為享有“特殊權利”的產業品牌，其所具有的外溢性和正向引導性已被相關學者所證實[29]。農業競爭力是農業在發展過程中的體現和映射，是農業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的根基，農業競爭力具體表現在農業發展基礎、經濟效益以及生產力水平等多個方面。農產品品牌對農戶增收效應[30-31]、農戶生計行為[32]、農業經濟增長[33]等農業競爭力內容具有重要推動。特別是農產品品牌在溢價效應、點式效應以及示范效應上的發揮上，更有助于提高農業科技服務、提升農業土壤質量、加快農村產業深度融合等，進而提高農業競爭力水平。因此，該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影響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

2.2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非線性影響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還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的影響。當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某一程度時，由于缺乏基本發揮條件，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難以發揮，而當地區經濟發展處于一定水平時，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影響開始發揮；而當城鎮化水平低于某一程度時，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產生的人口紅利也主要在城鎮釋放，隨著城鎮化水平的發展，城鎮集聚產生的人口紅利開始反哺農村，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開始呈現正相關關系，呈現正“U”形關系。因此，該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具有門檻效應。

2.3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不同階段農業競爭力的影響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可能還受各個地區農業競爭力水平差異的影響。農業競爭力水平高的地區生產基礎、經濟效應以及產業融合等都要優于競爭力水平低的地區，這可能會產生兩種效應。第一種是邊際效應遞減，農產品品牌對處于低階段農業競爭力的地區可能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并隨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衰減；第二種是規模效應遞增，農產品品牌對處于高階段農業競爭力的地區可能一樣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且隨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加強。然而，由于四川的農業競爭力水平在全國還處于較低階段[34]，且進一步提高農業競爭力僅靠農產品品牌的力量還遠遠不夠，這就使得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提升影響可能存在一個極限值，越靠近這個極限值，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提升作用就越?。ㄟ呺H效應遞減法則）。因此，該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隨著農業競爭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縣域農產品品牌的作用影響也在不斷減弱。

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設計

基準模型。為驗證上述研究假設，首先通過設定基準回歸模型來分析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模型為：

式（1）中，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ACi,t為農業競爭力，BAPi,t為縣域農產品品牌，Xi,t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效應，γ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1）面板門檻模型：根據上文分析，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的地區，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存在區間差異。因此，該文采用Hansen發展的面板門限模型研究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區間內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異質性影響。模型設置為：

式（2）（3）中，PGDP為經濟發展水平，URB為城鎮化水平，α是待估計的門限值，I(·)為示性函數，當相應條件為真時，取值1，反之，取值0，其余變量同式（1）。

（2）分位數回歸模型：因上述估計極易受異常值的影響，為此按照Koenker[35]的做法構建面板分位數回歸，明晰ACi,t條件分布的全貌。因此，構建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為：

式（4）中，Qτ(ACi,t)為農業競爭力的τ分位數，β2τ為核心解釋變量的τ分位數回歸系數，β3τ為控制變量的τ分位數回歸系數，β4τ為交互項的τ分位數回歸系數，其余變量同上述一致。

3.2 變量測度與說明

3.2.1 縣域農產品品牌的測算

農產品地理標志與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不同之處在于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命名是由地區名稱和農產品一般性名稱構成，有其限定的生產區域范圍。因該文測算的是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而農產品地理標志稱謂的獨特性和生產的有限性恰好符合該文研究縣域農產品品牌的特性。該文將區縣農產品地理標志的數量以及保護范圍作為測算農產品品牌指數的核心變量，因不同區縣的規模大小存在差異，該文以入選農產品地理標志①剔除天府龍芽、四川泡菜等保護范圍較廣的農產品地理標志，對于宜賓早茶、內江豬、唐家河蜂蜜和瀘州桂圓等保護范圍涵蓋若干區縣以及未明確具體保護鄉鎮（街道）個數的農產品地理標志，按照各區縣的鄉鎮（街道）的個數占總區縣鄉鎮（街道）個數的比重進行加權平均受保護的鄉鎮（街道）個數占該區縣②剔除沒有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區縣和研究期內合并或拆分的區縣，共保留91個區縣的全部鄉鎮（街道）個數的比例③以農產品地理標志最早確立時鄉鎮（街道）的個數作為基期，考慮到區縣內鄉鎮（街道）的合并或者劃分，其實際農產品品牌指數未變。因此，測算過程中只考慮鄉鎮（街道）劃分到其他區縣的情況來構造核心解釋變量來量化縣域農產品品牌，同時采用逐年累加法進行處理，并根據上述方法測算四川省各區縣 的農產品品牌指數，記作BAP。

3.2.2 縣域農業競爭力的測度

目前，學術界關于農業競爭力的衡量，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多維評價指標體系的方式對農業競爭力進行測度，但是多集中在省域和市域上進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評價。因此，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借鑒曹明霞[36]和張磊等[37]的做法，結合縣域數據的可獲得性，該文設定縣域農業競爭力由農業基礎競爭力、農業經濟效益競爭力以及農業生產水平競爭力3個二級指標來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熵權法對以上3個二級指標進行測算，得到縣域農業競爭力指數，記為AC。

（1）農業基礎競爭力：“土地—人口—環境”作為農業的基本要素，土地情況直接影響農業產出效益，人口參與度關系到農業的“主觀能動性”，環境條件是否適宜關乎農業的發展安全。因此，土地情況、人口參與度和環境條件共同構成農業基礎競爭力的三級指標。土地情況采用人均耕地面積來表示，人口參與度采用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衡量，環境條件采用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來表示，分別用縣域所在地的平均坡度和經濟基礎水平來表示，坡度數據通過ArcGIS12.0軟件在地圖上抓取獲得，經濟基礎水平采用區縣GDP占地級市GDP的比重來衡量。

（2）農業經濟效益競爭力：農業經濟效益競爭力是推動農業競爭力發展的重點，在該動態過程中，主要考察的是農業的投入、產出以及最終價值的關系，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業經濟效益競爭力的高低。因此，人均農林牧漁總產值、農業集中度和第一產業占比共同構成農業經濟效益競爭力的三級指標。其中，農業集中度借鑒杜建軍等[38]的做法，采用縣域農林牧漁總產值與地級市農林牧漁總產值比重來表示。

（3）農業生產水平競爭力：農業生產水平競爭力既是農業競爭力的主體部分，又是其集中體現。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已成為當下乃至未來農業發展的共識，農業生產水平的橫縱向比較能直觀地看出其農業生產競爭力水平的高低。因此，化肥使用強度、人均耕地灌溉面積、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共同構成農業生產水平競爭力的三級指標。其中，勞動生產率采用第一產業GDP與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量之比來表示，土地生產率采用人均糧食產量來表示。

3.2.3 門檻變量

該文選擇的門檻變量是縣域城鎮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關于城鎮化的衡量有土地城鎮化、經濟城鎮化、人口城鎮化等，考慮到人口城鎮化更能反映縣域的城鎮化的實際情況。因此，該文選擇人口城鎮化（URB），即城鎮常住人口占地區總人口的比重來反映城鎮化發展水平?？h域經濟發展水平（PGDP）則采用目前學術界通用的人均GDP來衡量。

3.2.4 控制變量

①財政支出占比（GOV）。采用縣域財政支出與縣域生產總值之比量化。②工業規模（INSC）。采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與縣域生產總值之比量化。③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年末移動電話用戶數與縣域人口之比量化。④產業結構（INST）。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之比量化。同時也將門檻變量，即城鎮化水平（URB）和經濟發展水平（PGDP）納入到該文模型的控制變量中。

表1是縣域農業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指標、指標屬性和構建過程。

表1 農業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

3.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該文針對2011—2019年四川省91個縣域及以上區縣展開研究，因阿壩州、涼山州和甘孜州的縣域數據獲得性較差，故將其剔除，最終形成819個縣域—年的平衡面板數據，農業競爭力、城鎮化、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出占比、工業規模、信息化水平和產業結構來源于2012—2020年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各區縣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測算農產品品牌指數的農產品地理標志個數和保護范圍來源于中國農業農村部網站，各區縣的鄉鎮（街道）個數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4 實證模型結果及分析

4.1 四川省縣域農產品品牌和農業競爭力指數分析

基于構建農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熵權法測算2011—2019年的農業競爭力指數，以及運用上文方法測算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利用ArcGIS軟件的“趨勢分析”工具，限于篇幅，繪制了2011年和2019年的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與農業競爭力指數的三維透視圖。由圖1可知，從X和Y的方向看，2011年和2019年的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均呈現正“U形”特征，自西向東和由南向北均呈現先遞減后遞增的趨勢。說明四川的農產品品牌效應在地理上呈現四周不斷向中心凹陷的“盆地”狀態，且變化趨勢相對固化。而由圖2可知，從X和Y的方向看，2011年四川的農業競爭力指數均呈現“倒U”的特征，自西向東和由南向北均呈現先遞增后遞減的趨勢；從X的方向看，2019年四川的農業競爭力指數自西向東不斷遞增，從Y方向來看，農業競爭力指數由南到北不斷遞減。說明川東南地區的農業競爭力要高于其他地區。

圖1 2011年和2019年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空間趨勢分析

圖2 2011年和2019年縣域農業競爭力指數空間趨勢分析

4.2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3呈現的是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回歸（1）中是沒有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回歸（2）中是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貧w（1）和（2）的結果表示，核心解釋變量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BA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縣域農產品品牌提高了縣域層面的農業競爭力水平,該實證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1。此外，在加入控制變量的模型（2）中，各縣域的財政支出占比（GOV）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正，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財政支出的加大有利于提高當地農業競爭力水平；工業規模（INSC）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負，在5%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縣域層面的工業對農業表現是虹吸大于反哺，阻礙了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39]；信息化水平（INF）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負，且沒有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意味著信息化水平并沒有提高農業競爭力水平，可能是因為該文的信息化衡量方式主要體現在對社會網絡信息資源的獲取上，進而加劇農村勞動力和資本外流[40]；產業結構（INST）和經濟發展水平（PGDP）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分別在10%和5%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對于提高農業競爭力水平的重要性；城鎮化水平（URB）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城鎮化進程中，因農業生產投入高、周期慢的等因素使得短期內的規模效應難以發揮，抑制了農業競爭力的提高[41-42]。

表3 基準回歸

4.3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非線性影響

為了準確描述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該文將經濟發展水平（PGDP）和城鎮化水平（URB）設定為門檻變量，以縣域農產品品牌為核心解釋變量對式（2）（3）進行估計。在進行門檻估計前，需要對是否存在門檻效應進行檢驗，分別選擇單一和雙重門檻假設，由表4的估計結果可知，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的F統計量分別為94.58和38.82，且在1%和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雙重門檻下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故門檻數為1，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的單一門檻估計值分別為5.559 6和27.500 0，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 [5.450 7，5.573 5]和 [26.923 9，27.600 0]。因此，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即存在非線性影響關系。

表4 門檻效應檢驗

表5報告了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門檻估計結果。從估計結果來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5.559 6以下時，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并不顯著，而當經濟發展水平在5.559 6以上時，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某個門檻值（5.559 6）時，由于缺乏基本條件的發揮，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難以發揮，而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縣域農產品品牌發揮的配套條件不斷被完善，配置的資源持續增加，“涓滴效應”和“溢出效應”不斷加大，縣域農產品品牌推動農業競爭力的效果日漸明顯。而當城鎮化水平在27.500 0以下時，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城鎮化水平低于某個門檻值（27.500 0）時，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產生的人口紅利也主要在城鎮釋放，抑制了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當城鎮化水平超過27.500 0時，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系數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隨著城鎮化水平的發展，城鎮集聚產生的人口紅利開始反哺農村，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開始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結論論證了縣域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的正“U”形關系。上述實證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2。

表5 門檻效應估計

4.4 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在對進行面板分位數回歸之前，需要考察面板數據是否存在非平穩性，即對所有自變量和因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該文采用Breitung和LLC進行變量的同根檢驗以及Fisher-PP進行變量的異根檢驗。檢驗結果均拒絕了含了單位根的原假設，可以認為面板所有序列是平穩的，進行面板分位數回歸時不會導致偽回歸情況的發生（限于篇幅未顯示）。

該文選擇5個代表性分位點（10%、25%、50%、75%和90%）給出了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效應，具體估計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系數均為正，但在75%和90%的分位點上，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隨著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影響逐漸下降，符合“邊際效用遞減法則”。該實證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3。從控制變量來看，隨著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財政支出占比對農業競爭力的作用影響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關系；工業規模和信息化水平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為負，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顯著為正，且促進作用隨著農業競爭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城鎮化水平對處于50%分位點之后的農業競爭力影響顯著為負，且抑制作用在不斷提高。

表6 分位數回歸

4.5 穩健性檢驗

在基準回歸中，縣域農產品品牌能夠顯著促進農業競爭力，為了確保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本部分將進行進一步的穩健性檢驗。為此，采用以下方法進行檢驗：一是參考趙濤等[43]方法，為避免農業競爭力水平較高的區縣在農產品品牌的應用上存在“先發優勢”，通過設定城市固定效應、城市與年份交互效應，以排除農產品品牌廣泛發展帶來宏觀系統性環境的變化；二是參考陳仕華等[44]方法，對自變量的選擇條件進行放寬，以縣域農產品地理標志個數與縣域鄉鎮（街道）總個數的比值和縣域農產品地理標志個數來來替換原有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的算法；三是以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滯后期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估計檢驗。選擇第一種和第二種方法作為穩健性檢驗的原因在于：通過嚴格控制宏觀環境的變化和放寬自變量條件來驗證該文得出的結論不會因為現在使用的數據的變化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以此來驗證結論的可靠性。選擇第三種方法作為穩健性檢驗的原因在于：農產品品牌效應的發揮具有明顯的滯后性，以及滯后變量已經發生，與當期的擾動項不相關，滿足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和相關性條件。

根據表7的估計結果，第一，通過設定城市固定效應、城市與年份交互效應，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與前文估計系數基本一致，因此，在考慮宏觀因素系統性變化之后估計結果保持基本穩健。第二，從放寬主要解釋變量的計算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結果看，放寬的農產品品牌指數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兩種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的計算方法都能夠提高農業競爭力，一定程度上確認了基準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同時，也印證了該文選擇的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計算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客觀性。第三，在以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滯后期作為工具變量的2SLS估計結果中，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效應依舊成立，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并且Kleibergen-Paap rk的LM統計量P值均為0.000，顯著拒絕“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原假設；Kleibergen-Paap rk 的Wald F統計量大于Stock-Yogo弱識別檢驗在10%水平的臨界值，表明選取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的合理性。

表7 穩健性檢驗

4.6 進一步擴展：區域異質性分析

鑒于地區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等不同，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存在區域和經濟區上的異質性現象。為此，該文將91個樣本分為成都平原經濟區、川南經濟區、川東北經濟區①因攀西經濟區樣本量較小，因此不列入本文區域異質性的考察范圍之內進行區域異質性談論。

根據表8的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第（1）、（2）和（3）列顯示，成都平原經濟區的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圖1、2可以明顯得出，雖然成都平原經濟區的農業競爭力水平具有“先發優勢”，但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相較于其他地區處于低位，縣域農產品品牌的規模效應得不到有效發揮，其作用影響較??；川南經濟區的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川南經濟區無論是縣域農產品品牌指數還是農業競爭力水平都處于高位，兩者之間的適配性均處于最佳，同時，此結果也與上文的實證結果相互印證；而川東北經濟區的縣域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估計系數為負，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由于川東北經濟區的農村綜合發展水平要低于其他地區，雖然農業競爭力和縣域農產品品牌處于較高的水平，但城鎮化率、經濟發展水平、資源要素配置等低于成都平原經濟區和川南經濟區[45]，縣域農產品品牌缺乏基本的發揮環境，甚至由于外部環境的干擾，出現了負作用，盡管它并不顯著。

表8 區域異質性檢驗

5 結論與啟示

5.1 結論

立足于農產品品牌影響農業發展這一典型事實，驗證了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并檢驗了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內在傳導機制以及不同階段下農產品品牌的影響差異性。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1）農產品品牌的提升能有效提高農業競爭力水平。川南經濟區的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促進效果顯著，而成都平原經濟區和川東北經濟區不能夠有效促進農業競爭力水平。

（2）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之間呈現非線性關系。具體而言，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之間存在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門檻效應，以經濟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時，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之間呈現非線性增長；以城鎮化水平為門檻變量時，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之間呈現正“U”形關系。

（3）隨著農業競爭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農產品品牌對其的作用影響也在不斷減弱。在低分位點上，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在高分位點上，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呈現不顯著的正向影響。

5.2 啟示

（1）因地制策，充分發揮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谵r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影響的區域差異，各級政府應立足自身實際情況制定有關政策，以便更好發揮農產品品牌對農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成都平原經濟區應加快引導相關機構申請注冊農產品商標和地理標志，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借助農產品品牌促進其農業競爭力的提升；川東北經濟區應加快優化與農產品品牌相關的外部環境，使農產品品牌在促進農業競爭力過程中得到充分發揮；川南經濟區應加快農產品品牌與農業競爭力的適配性，在現有的基礎上“提質增效”。

（2）量體裁衣，創新農產品品牌與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協同發展機制。一定程度上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才能確保農產品品牌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要加速推進農產品品牌與相關領域的深度融合，擴大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競爭力的“涓滴效應”，凝聚城鎮對農業競爭力的平臺支撐作用。

（3）因勢制導，推動農產品品牌從政策化邁入市場化。以市場化、多元化的農產品品牌可持續機制建設為重心，制定符合縣域市場化路線的長久規劃，邀請相關企業參與到農產品品牌的打造發展過程中，構建多方參與、合作共贏農產品品牌的發展格局，加快農產品品牌市場化融合度，進而提高農業競爭力水平。

該文將農產品地理標志的保護范圍納入到縣域農產品品牌的測算中，拓展了縣域農產品品牌的研究范疇，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結論。但研究的樣本還是較少，且只適用于農產品地理標志，無法將國家地理標志等產品納入到縣域農產品品牌的測算中。未來的研究可擴大研究的范圍，全面地探討縣域農產品品牌的影響因素和分析其在空間上的相互影響，將更多的影響因素和機制路徑等都納入到分析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