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文字源流考析

王學理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 710043)

一、秦人的生活實踐開創了刻石文字的盛行

時下書店發行的諸多精美的楷、草、行、隸、篆等法帖，除少數墨跡本之外，均以刻石拓本居多。石刻碑帖固然是刻石文字記事的完整載體，但不是刻石文字的最初形式。根據考古材料及文獻記載，刻石作為載體文字沒有比“石鼓”更早的資料了。當然，早于石鼓記事形式的是原始先民在陶器上的圖形符號，接后有夏代的刻符、商代的甲骨文以及西周青銅器的鑄文。所以說，刻石文字的開始，還遠遠在金文刻銘之后。

商周以銅器記事，秦人雖然在沿用著，但又創造了以石鼓刻文記事的形式。經幾輩學者的研究，以為石鼓文與鳳翔秦公一號大墓石磬銘比較接近，當刻于秦景公之時，約在公元前572年或公元前545年后數年之內[1]。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用石鼓紀事是秦人的又一偉大創造(見圖1)。

圖1 秦石鼓與刻文

既然秦人用銅器銘文記事是商周以來的傳統，又何以還要開創石刻記事的形式呢?看來大約是出自這樣的考慮：銅器的鑄造、銘文的鐫刻，費工費時，并要有專業的技術，這固然在秦人不難做到，而歷史事實早已表明不但能辦到，而且也很有特色。但這對求實際、講功效又善于出奇的秦人來說，肯定是不值得固守不變的。由銘文記事從銅器向量器與兵器方面的轉移，就足以表明商鞅變法以來在富國強兵方針的指導下，創造與革新是一種新的社會風尚。他們在保持銅器銘文記事的同時，力求另一種新的記事方式。于是，刻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便不足為怪了。當然，我這里說的并不是指商鞅變法之后才有石鼓，而是指“創新”的意識秦人早在春秋晚期已處于孕育之中。至于文刻于石，其載體取何種形態，在那試探的茫然中，對大塊的自然石頭略作加工，隨圓就曲，不是大大地擴展了刻文的面積嗎？所以十個大體相同的“石鼓”一躍而進入人們的視野，不是很自然的事么？

在石鼓上刻文記事，堪稱方便，但秦人刻石記事又不限于石鼓。鳳翔秦公一號大墓中，出土有銘的石磬多枚，經綴合后共有銘文26條，計206個字。磬銘最長的一條，僅以37個字就記述了秦公宴喜周天子時“百樂咸奏”的盛大場面，繼承共、桓二公的大統由此也得到合法的承認，再通過祭祀以祈求國祚之無窮。據磬銘“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判斷，這些石磬原是秦景公在公元前573年祭祖(顓頊高陽)、祭天(上帝)之物，最后才成了他的隨葬品。那么，石鼓與石磬都是秦景公之物，不僅反映了刻石記事發端的時間，而且在形式上的多樣性也大大拓展了文化的承載量，其歷史意義、科學價值和對后世的影響的確是不容忽視的。

戰國秦刻石，著名的還有宋代發現的《詛楚文刻石》。共計有三件：一是《祀巫咸神文》刻石，出土于鳳翔開元寺，有326字；二是《祀大沈厥湫文》(或稱《祀朝那湫文》)，刻石，出在朝那湫(今甘肅平涼西北)之旁，有318字；三是《祀亞駝文》刻石，則出土在要冊(今甘肅正寧縣東30千米，原有要冊湫)，計有325字。三石同文，埋于山川，是秦惠文王命宗祝禱告三位大神(巫咸和水神沈厥湫、亞駝)，祈求降禍給楚的詛咒性文字。但這三塊刻石，佚亡于南宋之后，其字僅存有宋拓摹刻的《張帖》《汝帖》本。容庚先生有《詛楚文考釋》一文，曾刊于《古石刻零拾》(1934)上。有他的這一簡述與附錄，才使人們能夠獲得以管窺豹的機會。后來，鄭振鐸編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一書中也有收錄。

在石鼓與石磬之后，刻文記事又有了新的突破。秦惠文君四年(前334)“封宗邑陶券”，于1948年出土于戶縣灃河之濱(2)秦封宗邑陶券藏于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最早由西北大學陳直教授披露。后有郭子直為文《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發表，收入《古文字研究》第14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正背兩面刻字121個，除過指明封邑的范圍之外，“天子致胙”之事也得到了印證。這就是瓦文上有“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的刻辭，同《史記·秦本紀》上的“(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的記載完全一致。秦人于陶片上刻文記事，在以后秦始皇陵園居貲役人墓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因此，那些在瓦片上刻記著死者姓名、籍貫、爵秩的志文，雖然簡單，被看作是后來“墓志銘”的濫觴也未嘗不可。同樣，秦陶器上、兵馬俑身上的刻文，也應是歷史的記錄。湖北云夢睡虎地秦M7木槨室門楣上，刻有“五十一年曲陽士五(伍)邦”9字。據知，曲陽本屬趙地，后為秦有。那么，寥寥幾字，卻隱含了一段秦、趙屬地的歷史。而這在刻技嫻熟、技法簡單的秦人之手，卻完成了由石到木的轉變。

由雕刻到書寫，是秦人記事方法的又一次提升與范圍的擴大。最早面世的四川青川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田律》木牘[2]，初步涉及秦的土地制度問題。甘肅天水放馬灘7幅木板地圖和460枚秦簡的出土，不但讓人看到了秦地圖的完備(山、水系、溝溪、關隘、道路、居民點等要素)，而且它也觸及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日書》甲、乙兩種)[3]。特別是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發現法律竹簡約1 100余支，內容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及《日書》甲、乙兩種[4]，極大地拓展了今人對秦法律的認識。2002年，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一秦代古井內發現簡牘37 000余枚，是迄今秦簡出土最多的一次(3)參見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載于《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局《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載于《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岳麓書社2007年版。。里耶秦簡雖然多為文書，但對了解秦政府的辦事程式大有幫助(見圖2)。

圖2 里耶秦簡

從以上所舉事實中不難看出，秦的刻石是對商周甲骨、金文記事的突破，而墨書上簡則是對刻石的擴展。同樣，由石鼓到秦簡的軌跡看，時間短，變化快，特別是商鞅變法之后，從秦武王二年(前309)的《更修田律》木牘起，到秦始皇時期，可說是秦文化，也是中國文化“突變”的反映。文化信息量之大、傳播范圍之廣，只有通過書寫簡文才真正體現了出來。那么，這種前無古人的文化承載量與時空價值，既是秦人推動社會進程加速的反映，當然也是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總之，秦人創造的種種記事方式，都在以后的歷史中得到了應用與擴大。即以每一方式而言，難道不值得大書特書嗎？

二、從摩崖石刻到碑石刻字的順利過渡

秦人由石鼓開始的文字刻石，竟然創造了歷久不衰的另一個記事系統?！端涀ⅰの妓酚休d，說：秦昭王曾在華山的石頭上刻下了“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是”幾個字。但是，今天在西岳華山上，我們并未找見它存在的任何痕跡。只有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之后，為推行文告式的大型摩崖竟把刻石活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又一高峰。

秦始皇在五次出巡途中，先后于嶧山、泰山、之罘、瑯邪、碣石和會稽等六地刻石七處。而在這七處刻石中，僅在之罘一地就有兩處(包括“東觀刻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篡位之后，也裝模作樣地步始皇后塵，玩起出巡刻石的一套。這些秦帝刻石文字，都是出自丞相李斯的手筆。秦始皇為了推行秦小篆這一統一書體，曾令李斯、趙高、胡母敬三人分別寫了《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作為范本。但后世只能面對始皇刻石，領略標準秀麗的小篆書體了。

隨歲月的流逝，出自人為和自然的原因，秦代這一摩崖奇跡也相繼消磨殆盡?！俄偈淌吩缫驯浪?，沉沒于大海之中；《之罘刻石》二碑，在宋代已不復見，《汝帖》中僅存內14個字還是摹刻本；《嶧山刻石》據說毀于后魏太武帝拓拔燾，我們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看到的那一通“嶧山刻石”秦碑，還不過是宋人鄭文寶據徐鉉的摹本而刻的；《泰山刻石》，在明代能看到的只剩下29個字，現存于泰廟之內的不過是10個字的殘塊；《瑯邪臺刻石》，于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崩毀于雷雨。1921年，諸城縣在瑯邪臺(海神祠)原址上拾得斷石數塊，今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但剝泐嚴重，字跡漫漶，可辯者僅有“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有流沙，南有北戶，東有東海，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等幾個字句(見圖3)；《會稽刻石》，唐時仍在今浙江會稽山。宋初，只能看到徐鉉的摹本。而今天能見到的，乃是元代申屠硐據徐鉉摹本重刻的。不過，在始皇的七處刻石中，始終沒有見到《東觀刻石》材料的任何遺留。

《水經注·泗水》說：“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睅F山，是始皇巡行天下刻石的開始。其動因卻是在“觀禮于魯”之后，受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啟示，從而萌生了擴大秦文化影響力的意向。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除過《嶧山刻石》無文之外，都錄有整篇的文辭。其主要內容，都是在于歌頌秦統一之功、嚴令百姓遵守新秩序的。這七處刻石中，除過《碣石刻石》刻在峭壁之上外，都是“立石”而刻記之。由此不難看出：三個半世紀以來，秦人始終保持著石鼓文選石成體的傳統，這也為我們探討碑石的產生提供了線索。另外，在《瑯琊刻石》中，刻有隨行的列侯、丞相、諸卿的名字，還把他們參加的“海上會議紀要”也公布了。這是極為特別的一例，同樣也為以后碑文內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踵秦之后，其刻石材料，最早的見有趙王劉遂的《群臣上壽刻石》了。據載，上石面積是“高五尺二寸五分，廣六寸”，文作“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壽此石北”等15個字。字體雖是小篆，但已趨近方形，轉筆方折，含有隸意。河北永年縣朱山頂上的這一文字刻石，形成于漢文帝后元六年(前158)，當屬于趙王與群臣飲酒時應對的實錄[5]。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塵，也曾多次登泰山、行封禪禮。元封元年(前110)的刻石，據應劭說：“立石三丈一尺”(合今7.13米)，刻辭強調禮、義、孝、仁的治國宗旨，計45個字(《漢書·武帝紀》)。他還登上崆峒山，也南巡九嶷、天柱，北上瑯邪。雖說多有刻石的記載，但迄今為止還未見到這些摩崖刻石的任何遺留。只有茂陵霍去病墓前的一塊花崗石上，陰刻著隸書的“平原樂陵宿伯直(?)霍巨孟”、篆書“左司空”等字，留傳了下來。

西漢的文字刻石材料，還散見于《魯孝王刻石》《萊子侯刻石》(又名《天鳳刻石》)、《魯北陛刻石》《廣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楊量買山刻石》等等[6]。但都體量不大，文字簡單，又缺乏文采。而且紀事簡略得讓人不明其實，更不見像秦“石鼓文”那樣的組合刻石。這大概是在繼承戰國、秦書寫簡冊傳統的基礎上，紀事與抄書成了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一種文化盛景，其必然的結果是促進了簡牘業的繁榮與發展。相反，人們并不寄希望于石刻記事以傳承典籍了。我們知道，除過早已出版了洋洋大觀的《居延漢簡甲編》之外，在甘肅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居延、天水，新疆羅布泊，青海大通，山東臨沂，安徽阜陽，湖北江陵、云夢，湖南長沙馬王堆等地，都有竹簡和木牘的出土(4)高敏先生對漢簡的發現與出土情況，在其著作中有著詳細的記述。參見《秦簡、漢簡與秦漢史研究》，收入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不但分布地域廣、出土數量大，而且內容豐富，涉及漢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大型的摩崖石刻缺少了政府行為的支撐，就斷開了它存在的前提。簡牘文字的承載能力大，這當然是西漢摩崖不見有驚人之舉的主要原因。不過，我們還應看到，盡管西漢的文字刻石數量少、體量也不大，但卻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

東漢時期，是石刻文字分化與定型的重要階段。陜西漢中褒斜道上的“石門頌”、甘肅成縣的“西狹頌”和陜西略陽的“郙閣頌”，布局宏大，內容豐富，字體方正，表現著淳樸古拙與體勢的雄偉，是東漢摩崖中的精粹。而全國的漢碑約300余通，從地域到結體、從數量到品相，更是洋洋大觀。那么，以摩崖和碑碣為主體的文字刻石，再加上石室墓、石享堂(祠堂)和石闕建筑上的題記，從而形成了豐富燦爛的“刻石文化”。那么，摩崖與石碑分離的時間，大約就在東漢后期。從此形成的兩大系統，各自獨立發展，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結出了累累碩果。

石碑作為獨立形態存在者，一般人都認為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的《麃孝禹碑》是我國最早的碑?？v觀刻石時間，截至目前，確實還沒有看到比它再早的石碑了，所以，這一看法應該是能夠成立的。因為它有額，雖無標題，有穿孔，刻文也簡單，但已具備了碑的基本形態。其表面粗糙，未經磨光，顯然還帶有早期的色彩。但這里的問題是：由獨立的刻石文字怎么會一下子產生出一個獨立形態的石碑呢?這是古人出自何種動因或是受到某種外來的影響呢?

按照碑起源于引棺槨之木(石)說，上面有書記，先埋土中，后立于地面，但這至今沒有得到田野考古的證實。陜西鳳翔秦景公大墓(秦公l號大墓)中，雖有木樁的發現，上面既沒有孔，也沒有字，此物只能稱之為“碑”，看來它同后世地面之“碑”還是拉不上姻親關系的。

碑起源于宗廟拴牲畜的石頭一說，雖然還略顯籠統，并不能使二者直接掛鉤，但古人借著祭祀之便、出自樹石紀念的想法，受此啟發，因而獨立樹碑也就不足為怪了?！尔佇⒂肀奉~取渾圓狀，是石鼓以來獨立刻石的原始形態，只是歷代加以美化而己。額有穿孔，是拴牲石的遺留，更是利于搬運的方便。圭首之碑，應該說就是祭祀用圭的符號化吧！

三、從文字刻石到碑碣的出現及其碑形的演化

記事刻之于石出現了“石鼓刻文”，也就是秦“刻石文字”。書寫在竹木之上的文字，稱之為“簡牘文字”。當然，這里所謂的“文字”只是一個簡便的稱呼，不涉及書體，也并非“漢字”之外的另一種文字?？淌c簡牘，作為兩系，各自演化，成就了歷代書法家大展才華的舞臺。前者生化出碑碣，后者則借助紙的出現成了傳承中華文化的主角。

周秦沒有碑、更不會有“碑”的稱呼。而這種狀況，也差不多同西漢一朝的時間相始終。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碑”，直觀地說，除過書冊典籍之外，作為特別的形態是隨處可見，具有普遍性；其次是文字承載量大，能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再次形態華麗、給人的美感強，具有超強的視覺沖擊力。

那么，碑究竟起于何時呢？葉昌熾《語說》言：“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自漢之后?！睔W陽修《集古錄》跋云：“至后漢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碑自后漢以來始有也?！绷頁呵飸饑詠淼馁Y料，碑的起源大體有三種，即：一說“碑”是宮廷前面豎立的一塊立石，用以測量日影，大概相當于“日晷”或“圭表”，那是作為早期定陰陽的一種設置；另一說是宮廟內拴牲口(牛、羊、豬)的石頭，這大概就是關中渭北流行的“拴馬樁”之濫觴；還有一說，是古人下葬時用以吊棺槨入墓穴的木樁，以后演化為石柱，人們在碑上書寫著死者的事跡，最初是埋在土里，后來才樹立在地面上。發掘陜西寶雞鳳翔秦景公大墓時，在主槨室口有兩根木柱，被認為就是引棺之“碑”。在碑源三說中，測日影之說見于《儀禮·聘禮》鄭玄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钡@在考古與文物中還得不到證實，而后二者確給我們對碑的探源提供了一些線索，秦有刻石文字，但沒有“碑”，更不會有“碑”的稱呼。而這種狀況也差不多同西漢一朝的時間相始終。不過，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的《麃孝禹碑》(又稱《麃孝禹刻石》《河平刻石》)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碑。從表面粗糙、未經磨光、有碑額、無標題、有穿孔，內容簡單的只有兩行隸書碑文，這大概就是石碑的早期形態了。當時入東漢，厚葬風氣盛行之際，石碑則向普及化的方向發展，其勢頭可說是一發不可收，不僅王公貴族墓前樹碑，就連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孩童在墓前也樹起了碑。見載的就有東漢靈帝建寧三年(170)的《童幼胡根碑》(《蔡邕集》)、熹平元年(172)的《故民吳仲山碑》(《隸釋》卷9)。

成熟的碑形，由首、身、座三部分構成。碑首由螭龍盤繞，猶如華冠，顫顫巍巍。碑身修長，亭亭玉立，或傲岸雄起。座博大敦厚，是重力的支點。承載巨石的龜跌，形態憨厚可掬。牠雙眼圓睜，四足據地，伸頸有奮然前行而不可得的吃力，令人啞然失笑(見圖4)。

一通簡單的碑，自成一體，過去常見于鄉野。如果把石碑鑲嵌在“碑樓”內，或置之于“碑亭”之中，使建筑之美與碑石之精的結合，在無限的空間里更能體現它整體的莊重與華美。如果是把幾座碑樓連在一起，被稱作“雙連碑”“三連碑”，最多還有“五連碑”的，那偉岸氣魄的勁頭更是令人驚嘆。

解放前，無論是在大小城鎮，或是在偏遠的鄉村，無論是廟宇祠堂，或是墳塋園囿，以至于通衢隘路，碑之于人觸目皆是。龜頸上滑溜溜、黑乎乎，那便是小孩子無時不在玩耍騎抹的結果。

石碑豎立在祠廟的，稱作“廟碑”。立在陵園的，稱作“墓碑”。在路邊的專稱之曰“神道碑”。此外，還有“功德碑”“紀事碑”“紀念碑”等等。

碑的題額很簡單，二三字或五六字，多者十幾字，即點明樹立的時代或性質功用。而碑文則是題額的引伸與展開，更是時人寄托與后人關注的重點。撰文、題寫、勒石，三者如出自名家和刻匠，人們從文字與書法的欣賞中得到教益與啟智者，就往往稱贊為“三絕碑”。陜西高陵的《李晟墓神道碑》就被列為中國十大著名“三絕碑”之一(見圖4)(5)中國十大著名“三絕碑”有：1．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嶺三絕碑；2．四川成都《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3．湖南永州柳子廟《蘇軾荔子碑》；4．山東《濰坊新修城隍廟碑》；5．福建泉州《萬安橋記》大字碑；6．河南臨潁《上尊號與受禪碑》；7．湖南祁陽《大唐中興頌摩崖石刻》；8．開善寺《寶志公像贊詩碑》；9．河南鄭州《蘇軾書歐陽修醉翁亭記石碑》；10．陜西高陵的《李晟墓神道碑》。。李晟是唐朝的名將，其碑文是唐朝頗有文學成就的宰相裴度所撰寫，由書法家柳公權書寫上石。碑文中記載了李晟的生平傳略及戰功業績，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拔ㄌ戾a成命于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杰，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鰲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贝司湔纭督鹗箐洝匪u：“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p>

圖4 石碑全形

其實，人們在西安碑林所看到的唐碑，那是成熟化、典型化了的碑型。形式多變，或麗或樸，不失其制——首、身、座。文述程式，或詳或略，不離其度——序、事、評。石碑之于世，歷代不衰。那么，人們不禁要問：既然遠在筆紙興盛的唐代、雕版印刷發達的宋代，記事載體之精之多遠在刻石之上，何以還需寄希望于石碑乎?當然，在這里以人的要求有別、內容不同、功能各一、形式容差作答，還是說得過去的。但若要問古人何以想到刻文于碑，那就不能不追本溯源涉及碑的發生了。

東漢之碑，一般給了個有固定含義的稱呼，叫作“漢碑”。制作精致，大多數經過磨光，碑首多作“圭首”，或作“暈首”，留有一圓“穿”，方座等等，這些都是其顯著的特點。西安碑林的《倉頡廟碑》被認為是最早的東漢石碑，刻于桓帝延熹五年(162)，既作圭首又有穿(見圖5)。

圖5 倉頡廟碑

時間稍晚的著名漢碑，還有天津延熹八年(165)《鮮于璜碑》(全稱《漢雁門太守鮮于璜碑》，岱廟的靈帝建寧元年(168)《衡方碑》(全稱《漢衛尉卿衡府君碑》、《張壽碑》(全稱《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洛陽建寧二年(169)的《肥致碑》、孔廟的《史晨碑》，西安碑林的獻帝中平二年(185)《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岱廟的中平三年(186)《張遷碑》等等。這些石碑，不但文字數都大大地超過了《倉頡廟碑》，而且書體又是漢隸走向規范、成熟的典型。不管怎么說，東漢靈帝時期漢碑在圖式上還保持著早期漢隸樸拙博大的氣象和自然意味，這些最能體現漢碑雄強一路的作品，使我國碑刻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特別是書法藝術對后世影響極大。

那么，這里就有一個讓人疑惑不解的問題。既然西漢末年已經出現了《麃孝禹碑》，而在其后跨越了東漢136年之后才有了《倉頡廟碑》，為什么中間有這么長的時間段是個空白？如果說中間再沒有漢碑的存在，那簡直是說不過去的。我們以為一定還有碑刻的存在，只是因為特殊的原因使我們沒有發現罷了。不然，從簡趨繁的客觀存在既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由樸到精的現象也不好解釋。除過陵廟碑之外，洛陽《肥致碑》除碑文用大段文字敘述肥致由方術被召入宮封“掖庭待詔”的事跡之外，在暈首上還并刻著章帝、和帝駕崩的時間。這較為特殊的一例，反映了石碑多樣化的發展，也為回答上述問題顯示出不可回避性。漢碑之形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延續了好長時間，即使在碑形有所改易的時候，仍然隱形地保留了某些元素。當《麃孝禹碑》出現在人們面前時，看到它是一塊略經加工的整形石板，表面粗糙，未經磨光。額作半圓，同身渾然一體，高1.45米?？磥?，立碑者著意于記事，在上部勾勒出雙鳥之形外，豎刻碑文兩行，作“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麃孝禹”。但在東漢時期，由于摩崖、石闕的大量出現，石碑作為紀事的又一形式獨立成首、身、座俱全的固定姿態。連“碑”的這一名稱，大約也是從此定了下來。

碑形在首、身、座俱全的前提下，其歷史性的變化，不是“一改全貌”，而是“錦上添花”。碑身為主，是記事的載體，修長光潔是基本形態。稍有變化者，僅在體形加厚，于碑陰、碑側刻文，或在碑側雕刻花飾。有碑身加厚的，成為“四面刻”，西安唐《石臺孝經》、北京清“燕墩”上的清碑即是；有作“束腰”的，北魏《暉福寺碑》即是，少見，可視之為特例。

碑額在初期是同身連在一起的，以后單作，像帽子一樣冠戴在上面，但連體和分體的兩種形式并存，只是隨簡繁而定。圓首應是原始狀態，蟠螭纏繞當是演化的結果。尖首是圓首的初次加工，延續到南北朝之后消失，但題額之圭形便是它轉換的遺制。碑額下部的圓孔，是早期的特征，實際屬于拴牲口石或是下槨縛轆轤的孑遺。魏晉碑上仍有存在，南北朝之后則徹底絕跡。至于圓首碑上的三條弧形暈線，在西晉《菅氏夫人碑》上還能看到，隨之也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整個石碑賴以穩定的基礎是碑座，長方體是其最基本的形狀。隋唐出現龜趺，一改往昔的舊觀。在原來的素面方座上，也有了浮雕，裝飾性的美感效果大增，還突出了與碑文相配合的故事性。

由石碑各部分的變化，到整體結構的演化，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看法：如果說東漢晚期石碑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碑刻第一個高峰的話，那么隨后經過一段形式上的“沉寂時期”，接著在隋唐時期又登上了前所未有的第二個高峰。說它形式上的“沉寂時期”，指的就是三國兩晉時期針對東漢厚葬送死之風——提倡薄葬，禁止立碑，不但帝王陵墓之前不設石碑，就連門閥土族墓前樹碑也要經過皇帝的特許。值得一提的是，當東漢晚期石碑大行其道之時，小型的碑被埋入墓中，卻成了又一記事的形式，這就是“墓志”(6)1929年在洛陽出土有《賈仲武妻馬姜墓志》，長條狀，圭首。后歸金石學家羅振玉收藏，有拓本流傳于世。志文隸書，有“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病，卒。四年二月廿一日戊午葬于此”等句。有些介紹材料把“熹平”，誤認作“延平”。我們知道，東漢殤帝的“延平”年號使用還不滿一年，因為此錯斷就無故地把時間提前了68年。此墓志的形狀大小以及行文格式，同晉《羊祜墓志》(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墓志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相同，知其仍處于墓志的初期階段。。那么，當陵墓前禁碑之時，墓志便取而代之。它興盛于魏晉，傳之于明清。盡管南朝仍有碑禁，但已經成了一紙空文。今存的南朝陵墓石刻盡管是石碑、石柱、石獸中殘存的一部分，但雄偉神奇的姿態足以反映出它原來固有的制度。12通南梁龜趺石碑，分布在南京和丹陽，極盡其精致華美的風采。

唐碑除過形式美、史料價值高之外，人們稱道的莫過于它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成就了。歐陽詢的《皇甫誕碑》、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褚遂良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李隆基的《石臺孝經》、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顏勤禮碑》《多寶塔感應碑》、柳公權的《玄秘塔碑》等等，真、行、草、隸、篆各體皆備。這些書法家各立門戶，開宗創派，盛況空前，為后世所崇仰，當是萬世難于逾越的巔峰，特別是我們書法界終其身學習難得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