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林》中的流散書寫與共同體想象

內容摘要：在小說《布魯克林》中，愛爾蘭當代作家科爾姆·托賓刻畫了一位從愛爾蘭小鎮移居紐約的女性流散者。托賓從當下多族群共處的時代背景出發，以主人公的流散經歷為依托，將其對愛爾蘭共同體的辯證審思融匯其中。小鎮凋敝的社會經濟景觀折射出愛爾蘭小鎮共同體的“失落”狀態，對于個體發展與自由的追尋促成了愛爾蘭女性的跨國流散行為。布魯克林的愛爾蘭流散共同體基于共同的文化身份形成，蘊含強大的凝聚力，不僅為流散者提供物質保障，更賦予流散者精神上的“慰藉”，幫助主人公走出了流散異國所遭遇的情感疏離。在肯定族群內部聯結的基礎上，作品進一步傳達了打破身份迷思，超越種族、民族、國家的世界主義倫理規范的思想主張，為建構跨族群共同體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科爾姆·托賓；《布魯克林》；流散書寫；共同體；世界主義

作者簡介：李睿，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流散文學。

當代作家科爾姆·托賓（Colm Tóibín， 1955- ）出生于愛爾蘭東南部小鎮恩尼斯科西（Enniscorthy），在其一眾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以這座小鎮為故事背景，述說社會歷史更易的大背景下小鎮居民的悲歡離合。為了擺脫戰亂、貧困、饑荒，追求社會流動性，愛爾蘭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大規模移民。愛爾蘭作家以這些歷史經歷為素材，創造出了數量豐富的流散文學作品。相較于其他民族的流散歷史，女性的大規模流散是愛爾蘭民族流散史上最為獨特的現象之一。作為一位“ 慣于在小說中指涉歷史的作家”（Foster21），托賓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歷史現象，在小說《布魯克林》（Brooklyn， 2009）中，托賓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恩尼斯科西的小鎮姑娘艾麗絲· 萊西為主人公，運用簡潔、克制的筆調刻畫了艾麗絲聽從旅美神父弗拉德的建議，從發展前景黯淡的家鄉小鎮前往紐約布魯克林工作、生活的故事。

自小說出版以來，學界對這部作品也投入了相當的關注，但研究視角相對單一，主要集中于小說所呈現的移民身份認同以及追求個人解放的精神內涵。拉吉納魯（Camelia Raghinaru）將本土主義（parochialism）及世界主義概念引入對主人公命運選擇的分析，認為艾麗絲“ 成長為一位從邊緣而來的世界主義者，一位失根的人，最終成為一個分裂的自我”（43）。但充分考察作品后可以發現，世界主義的理想情懷雖然強烈地影響了艾麗絲的身份認同，但她并未對愛爾蘭文化表現出完全的否定與拋棄。

與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托賓也曾經歷流散的生活狀態，獨身本赴美國任教的經歷曾令他倍感孤獨（Rustin）。流散所產生的無根感令他頗為懷念家園故土，也促使他對于個體的民族身份有了更為深切的認知?？梢哉f，《布魯克林》深刻地反映了流散語境下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的復雜張力，兩者的協商、對話共同塑造了艾麗絲的個體身份?；诖?，本文從共同體及世界主義的相關視角出發對文本中的流散書寫加以分析，以探討全球化進程中共同體的未來形態。

一、共同體“失落”與愛爾蘭女性流散

文學作品中的共同體表征是當下文學研究的熱點話題?；厮莨餐w研究的源頭，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可謂是相關研究的肇始者。在滕尼斯對共同體的相關論述中，共同體是與機械結合的社會相對立的概念，代表了一種“ 有機的生命”（52）。他將共同體細分為血緣、地緣、精神共同體三個不同類別，血緣與地緣共同體以親屬和鄰里為表現形式，在此基礎上，“ 地緣共同體又發展為精神共同體……可以被理解為心靈的生活的相互關系”（65），可以說共同體意即緊密的團結、聯合。在論述共同體的特質時，英國社會學家鮑曼認為：“ 共同體是一個‘ 溫馨 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2）。然而在《布魯克林》中，理想中溫暖、親切的家園故土卻呈現出強烈的凋敝之感，血緣、地緣、精神共同體無一例外地處于“ 失落” 的狀態之中。共同體的“ 失落” 與改變命運的強烈沖動促成了艾麗絲的流散行為，映射出愛爾蘭女性大規模流散的歷史根源。

《布魯克林》對于愛爾蘭小鎮凋敝社會狀態的刻寫始于小鎮的經濟生活。小說伊始，主人公艾麗絲順利地完成了簿記課程，然而受制于小鎮蕭條的經濟環境，在這里“ 無論資質多好，也找不到工作”（8）①。迫于生機壓力，艾麗絲最終接受了鎮上雜貨店的兼職工作。對于艾麗絲而言，接受雜貨店的臨時工作是她在糟糕就業環境下的無奈選擇。店主凱莉小姐很清楚小鎮的就業之難，從向艾麗絲提出邀約伊始便抱持著居高臨下的態度，在后續的經營中，她不僅時常提出嚴苛的工作要求，克扣艾麗絲的報酬，就連贈予艾麗絲家人的食品都是沒有被銷售出去的陳貨。凱莉小姐的勢利做派不僅體現在對待員工的態度上，她在對待顧客時也是因人而異。在面對一些顧客時，她態度冷淡，“一言不發，只是咬牙站在柜臺后，那架勢像在說很不樂意那顧客來她店里，恨不得對方立刻就走”，而對另一些顧客則變得十分殷勤，“熱情地招呼他們的名字”（7），以博取他們的好感。對此，托賓通過閱歷更為豐富的艾麗絲母親道出了個中原因：“除非你有大把的錢，或者是神職人員”（9），否則凱莉小姐絕不會用和善的態度來對待你。由此可見，財富的多寡和社會地位的高低構成了凱莉評判他人的準繩。

通過對凱莉小姐這一頗具代表性人物形象的細致刻畫，托賓意在言說彼時小鎮共同生活的撕裂。在蕭條的社會環境下，小鎮的普通民眾與商業階層的隔閡愈發嚴重。占據小鎮上層地位的商業階層自視甚高，常以高傲的姿態看待鎮上的居民。小鎮的民眾對此也頗有微詞，在評價這些店主時，艾麗絲的母親忿忿不平地說：“有些鎮上的小店主，尤其是那些買便宜貨來倒騰的，不過就有個幾米長的柜臺，整天坐在那里等顧客。我不曉得他們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高”（9）。凱莉小姐可謂是上述傲慢商業階層的代表，她對小鎮生活的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還延展到了社會生活方面。小說中，凱莉小姐的雜貨店坐落于小鎮商業街的中心位置，“整個鎮子，不管是誰都來店里”（3），她對于鎮上每一戶人家的情況都了如指掌，宛如一名坐鎮全景敞式監獄中心的監管者，實時監控著當地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凱莉小姐對于小鎮上的宗教活動十分熱忱，稱得上是宗教典儀的忠實捍衛者。與此相對，艾麗絲一家則在近年逐漸疏遠了宗教活動，最近的一次彌撒活動早已是數年前的事情。她清晰地“記得在幾年前的那個圣誕節早晨，大教堂中央走道座無虛席……但現在那里幾乎沒有人”（9），這一歷時性觀察映射出戰后愛爾蘭社會的世俗化進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宗教趨于冷漠的態度，天主教在民眾中的號召力、凝聚力呈現出十足的衰退之勢。

社會階層的對立與精神凝聚力的式微昭示了小鎮地緣、精神共同體的雙重失落，兩者共同造成了小鎮荒涼、蕭索的社會風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小鎮男性不得不遠赴他鄉，尋找工作機會。小說中，艾麗絲的三個哥哥都在英國工作，家中只有母親和姐妹二人相依為命，頗為冷清。與此同時，小鎮女性的發展則更為艱難，她們轉而寄希望于婚姻來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教育本該是促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但是包括主人公在內的小鎮女性在完成系統的教育之后，仍然難以求得一份穩定、具備發展空間的工作?；貧w女性傳統，以婚姻的方式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旋即成為愛爾蘭小鎮女性個人命運的出口。在小說中，托賓付諸大量筆墨描繪了小鎮上另一幕具有代表性的生活場景——社交舞會，小鎮青年男女約會的場所。在描述艾麗絲好友的約會對象時，小說寫道：“喬治·謝里丹不僅相貌英俊，有輛汽車，還有個店鋪，在集市廣場的生意蒸蒸日上。在他母親過世后，他可以全額繼承這家店鋪的遺產”（13）。此番評價不僅突出了財富在擇偶過程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同時強調了“繼承”這一特殊的獲取渠道。與愛爾蘭小鎮沉悶的社會經濟環境相伴而生的是階層流動性的嚴重匱乏，處于社會下層的居民難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獲得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社會階層的躍升。小鎮女性想要過上良好的生活，就必須寄希望于覓得一位擁有豐厚財產的丈夫，將自己的命運與婚姻關系牢牢掛鉤。但這一選擇在為女性帶來可能的經濟利益的同時，實際上是以犧牲她們的主體性為代價。在強烈的天主教文化氛圍影響下，愛爾蘭女性往往被想象為溫厚、持家的“ 圣母” 形象。這一宗教意識持續而深刻地影響著愛爾蘭社會，并在社會制度中得以顯著表征，“1937 年的《愛爾蘭憲法》第41 條明確提出保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益，從而以法律的形式將女性的社會作用局限于‘ 家中的生活 和‘ 在家庭中的責任”（陳麗 131）。這一飽受詬病的制度設計延續至今，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女性的個人身份，將女性的角色禁錮在了家庭之中。想要依靠婚姻獲取優渥生活就必須放棄家庭之外的社會身份，放棄個人事業，過上“ 工作，然后嫁人，辭職，生子”（22）的樣板式生活。

通過對典型場景的再現，托賓在相當程度上復原了彼時愛爾蘭鄉間小鎮的社會風貌和倫理價值取向，但與此同時，女性的自覺意識也在悄然覺醒，并與社會環境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沖突。小鎮恩尼斯科西的生活場景并不只是當地的獨特現象，而是具備相當的典型性，“ 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以后，政府在文化上采取保守、封閉的政策，推行文化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在宗教上實行道德清教主義，年輕人甚至在娛樂消遣、戀愛和婚姻上都得不到自由”（吳國杰 66）。在展現社會主導性力量的同時，小說并未忽視反傳統力量的存在。英國學者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對社會文化進行了界定，他將其劃分為主導文化、殘余文化、新興文化三種類型，根據威廉斯的理解，新興文化是那些被不斷創造出來的“ 新的意義和價值、新的實踐、新的關系及關系類型”（132）。艾麗絲的姐姐羅絲可以算得上是故事中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年過三十的羅絲在小鎮的同齡女性中顯得格格不入，她的“ 大多數朋友都已結婚，不少是孩子都已經長大的半老徐娘”（8）。但是羅絲并未將婚姻視為人生的必經之途，遵循小鎮女性“ 工作，然后嫁人，辭職，生子”（22）的既定程式，而是努力經營著自己的個人事業，同時積極投身運動，是鎮上高爾夫俱樂部的骨干成員。雖然在這項運動中，“ 男性的優勢地位導致女性的高爾夫球手經常被定位為‘ 他者，她們在運動中被視為是不同的、不受期待的或者是不那么重要的”（Kitching 272），但羅絲憑借自己的積極、進取精神，不僅在高爾夫俱樂部中占有一席之地，還由此獲得了遠勝于同齡女性的社會評價。在艾麗絲家庭內部，羅絲對于雜貨店店主凱莉的勢利做派最為不滿，這一態度映射出新興文化與主導文化間難以避免的對抗和沖突。當凱莉小姐以近乎施舍的姿態試圖將艾麗絲納入主導文化的轄域之內時，這一行為遭到了羅絲的強烈抵制。其后，羅絲邀請旅美的愛爾蘭神父弗拉德來家中做客，實際上是想利用神父的人脈關系為艾麗絲在女性更為自由的紐約謀得工作的機會。女性自覺意識的覺醒與主導的“ 家庭文化” 所導致的沖突在所難免，當家庭之外的成功成為女性難以企及的目標時，打破身份規約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離開這片“ 規訓” 之地。由此，小說中流散行為發生的動因超越了以往躲避戰亂、饑荒的被動訴求，一躍成為謀求個人發展的主動行為。

二、流散困境與共同體的“慰藉”

遠離親人與故土，在全新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下去是流散群體所共同面對的挑戰。在《布魯克林》中，托賓雖然對小鎮封閉、保守的愛爾蘭文化特質持有批判的態度，但他并未否定愛爾蘭民族身份所蘊含的積極力量。獨處異鄉、遠赴美國執教的個人經歷使他得以從流散者的視角出發，思考民族身份對于流散個體的重要價值。麥克威廉斯（Ellen McWilliams）認為：“《布魯克林》充分展示了愛爾蘭性與族群特質，這部作品將女性主體視為紐約流散社群的完全參與者”（28）?？梢哉f，托賓對于民族身份的珍視集中體現在他對布魯克林愛爾蘭流散社群的書寫中。在他的筆下，共同的愛爾蘭民族身份與守望相助的家園意識型塑了布魯克林的愛爾蘭族群共同體，它不僅為流散者提供了基礎的物質生存保障，更賦予這一群體精神上的“慰藉”，幫助流散者走出精神的困頓。

流散行為意味著地理空間的遷移，迫使流散者脫離過往熟悉的生活環境。身處異國他鄉，分散、孤立的流散者往往難以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他們由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現有社群幫助他們融入美國”（Almeida 4）。在該作中，艾麗絲在弗拉德神父的引薦下得以居住在當地愛爾蘭社群的基歐夫人家中，這里的其他租客也都是愛爾蘭裔的女性移民。舒適的生活環境、相近的生活習慣為艾麗絲掃平了僑居異國的物質障礙，但精神上的試煉卻在不經意間悄然而至。在來到布魯克林的初期，艾麗絲感到“每時每刻，都有新景象、新感受、新信息”（46），完全沉浸在全新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巨大新鮮感之中，將自己的精力不斷傾注到工作中，無暇顧及心中備受壓抑的思鄉情結，但故鄉親友的來信不可避免地觸發了她的懷鄉之情。親友的關切與異鄉生活的疏離產生了強烈的反差，艾麗絲深刻地體會到：“她在這里微不足道。不僅是因為她沒有朋友和家人，更因為她在這屋里，在上班的路上，在商場營業區，就像個鬼魂。什么都沒有意義”，與此相對的是，假如她身處故鄉小鎮，“如果她走進商店或是職業學校，即使一個熟人都沒遇見，但空氣、陽光、土地，都是實實在在的，是她的一部分。然而此地卻無一物屬于她”（53）。不難看出，個體對于意義感和歸屬感的渴求使得艾麗絲對于布魯克林產生了強烈的排斥心理與對家園故土的懷念。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講，這一精神困境不僅是艾麗絲個人的遭遇，同時也是流散群體所面對的普遍境遇，而要想跨越這一道難關往往需要依賴他人的幫助，從共同生活中汲取消除孤獨的精神力量。

通過對主人公異鄉心理狀態的細致描寫，托賓揭示了流散群體面對的普遍困境，但托賓的用意并不僅止于此，而是通過描寫流散社群的關懷對艾麗絲走出人生低谷的作用，進一步強調了民族共同體的力量。在異國他鄉，共同的民族身份與相仿的生存境遇無疑會增強同一族群流散者的內部凝聚力，催生關系緊密的流散共同體。小說中，旅居美國的愛爾蘭天主教神父弗拉德是團結布魯克林愛爾蘭流散社群，推動其走向共同體的關鍵角色。托賓如此身份設定的用意不難理解，作為一個宗教歷史悠久、氛圍濃厚的國家，愛爾蘭與天主教始終保持著緊密的關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曾在1979年訪問愛爾蘭時，不遺余力地將愛爾蘭特質與天主教派畫等號”（呂春媚、石吉文101）?？梢哉f，天主教是愛爾蘭民族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愛爾蘭本土以及海外流散社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作者筆下，弗拉德神父的影響力并不僅限于教區的宗教事務，而是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著溝通愛爾蘭社群，連結愛爾蘭僑民的紐帶作用，可謂是布魯克林愛爾蘭流散共同體的精神領袖。

流散共同體無疑是流散者精神“ 慰藉” 的重要來源。弗拉德神父在艾麗絲的異鄉流散生活中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在艾麗絲遭遇挫折時幫助她重拾了流散生活的意義感。就當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無意義感，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 個人的無意義感，即認為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東西的感覺，正成為當前晚期現代性社會中的首要精神問題”（9）。對于身處異國他鄉，面對更為艱巨挑戰的流散者而言，意義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離開故鄉愛爾蘭小鎮移居紐約之后，艾麗絲無疑獲得了個體發展的自由，但缺乏目標、方向的自由無疑是盲目的，最終將她引入了意義感喪失的虛無之境，使其對于自己在布魯克林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產生了動搖。

在了解了艾麗絲心理變化的原委之后，神父主動為艾麗絲在夜校報名繼續學習會計課程，幫助艾麗絲通過學業排解思鄉憂慮，并為將來獲得職位晉升掙得更多砝碼。對于艾麗絲而言，獲得個人發展機會是其流散行為的首要目的。通過對達成這一目標的清晰而細致的規劃，弗拉德神父幫助艾麗絲重新確立了個人的追求，從而使她獲得了異鄉生活的意義感。

更為重要的是，艾麗絲通過教會活動切身感受到了共同民族身份的凝聚力量，在共同體中收獲了彌足珍貴的歸屬感。在教會組織的圣誕慈善晚宴上，旅居紐約的愛爾蘭移民紛紛自發前來。席間，艾麗絲“ 注意到一個有些駝背的人……剎那間艾麗絲確定，她父親來到她身邊了”，但隨后“ 她醒悟過來，這不會是他，她是在做夢”（70）。艾麗絲對“ 父親” 的誤認顯然具備深刻的文化意涵，行為背后是艾麗絲潛意識中對于血脈親情的渴望，展現出流散個體對于集體歸屬的強烈渴求。在晚宴的后半程，這位愛爾蘭老人為了表達感激之情，為在座的賓客獻上了一首歌曲，老人唱的是愛爾蘭語，艾麗絲并不能完全聽懂歌曲的涵義，只是在“ 他唱到和聲部分時，艾麗絲才聽懂了歌詞”（73）。這一幕愛爾蘭語演唱不僅打動了艾麗絲，更深深感染了在座所有聽眾，展示出民族文化傳統所具有的獨特魅力。本民族的語言無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包括天主教、愛爾蘭語在內的愛爾蘭民族傳統文化備受壓制，被冠以落后、愚昧的污名。正如學者薩沃（Laura Elena Savu）所言：“ 艾麗絲所承襲的[ 民族] 身份與其說是一種負擔，不如說是一種恩賜”（252）。通過這次融匯愛爾蘭民族傳統的圣誕晚宴，艾麗絲得以重建與愛爾蘭同胞間的關系，“ 她給他們上菜的時候，他們都轉過身來感謝她，說笑間的模樣似乎更像她的父親和兄弟，他們臉上的粗獷在羞澀中消退了，起初貌似倔強和堅硬，現在卻奇怪地柔和下來”（71）。艾麗絲原本對這些更早來到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并不了解，甚至抱有偏見，認為他們都是靠出賣體力謀生的粗野之人，但通過近距離接觸，她放下了原有的偏見，對這些久居異鄉的同胞產生了如“ 父親和兄弟”（71）般的親近感?！拔幕矸菥褪钦J同的時刻”（霍爾 212），憑借這次晚宴，艾麗絲與這些曾被她所輕視的同胞建構了近似親緣的認同關系，在“斷裂和非連續性”（霍爾 211）中重新激活了愛爾蘭民族身份之“根”。在這一過程中，因流散而生的無根感被徹底驅散，原本破碎的社會關系紐帶得以修復，個體受到了共同體的溫暖撫慰。

三、世界主義與共同體的“愿景”

共同的身份認同是連結個體，締造集體的重要方式，但共有的身份在產生歸屬感的同時，也常常引向對于“非我族類”的排他行為，“造就對其他群體的疏遠和背離”，甚至“發展成群體間的不和”（森 1），觸發激烈的族群沖突。就《布魯克林》的創作動機，托賓曾坦言：“我寫《布魯克林》這本書的時候，愛爾蘭已經變得十分繁榮。很多人開始到這個國家來，可是愛爾蘭人卻尚未準備好。照理說當波蘭人、尼日利亞人或者中國人到愛爾蘭來的時候，我們應該張開臂膀歡迎才是?？墒俏覀儏s沒有這樣做”（Galanes）?？梢哉f，這部作品不僅包含托賓對愛爾蘭故土的深切懷念，對民族身份的珍視，同時也蘊含其對愛爾蘭共同體中排外現象的深刻反思與批判。作為小說故事背景的紐約無疑是一座因移民而興的城市，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流散者共同豐富了紐約文化風貌，賦予了這座城市世界主義精神。文學批評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曾高度贊揚紐約所展現的世界主義精神，在他看來，以波士頓為代表的新英格蘭傳統雖然底蘊深厚，但也因其固守本性而裹足不前，相較之下，紐約則因其開放、包容的世界主義精神而自成一派（423-424）。不難發現，托賓正是以昔日布魯克林中愛爾蘭流散者的經驗為鑒，呼吁同胞對外來者懷抱更為開放、包容的態度，以文學為媒介暢想共同體的未來“愿景”。

在《布魯克林》中，流散共同體對于流散者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幫扶作用，但共同體內部也廣泛存在著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思想。艾麗絲在布魯克林的居所是典型的族裔聚居地，不僅房主基歐夫人來自與艾麗絲家鄉相距不遠的另一座小鎮，這里的其他租戶也來自愛爾蘭抑或是愛爾蘭移民的后代。盡管身處異鄉，這些移民依然保持著愛爾蘭式的生活方式。得益于這一愛爾蘭寓所的庇護，艾麗絲最終得以融入布魯克林的生活。但與此同時，這一空間也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孤島，它隔絕異質世界，讓移民們難以被異質文化所同化”（吳國杰 63）。租戶中有不少人固守著愛爾蘭禮儀習俗，對其他族裔的移民抱有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出身貝爾法斯特的麥克亞當小姐即是其中代表，當圣誕節臨近時，她便會“悲悲戚戚”，抱怨“只要你不在愛爾蘭自己的家里，就算不得過真正的圣誕節”（66）；而她對待其他族裔移民的態度也尤為傲慢，“凡有人經過身邊，就嗤之以鼻，覺得這些人不是意大利人，就是猶太人”（44）。此外，包括麥克亞當在內的不少租戶還存有種族主義思想，當她們聽說艾麗絲工作的百貨公司開始接待黑人時，紛紛表示無法接受這一變化，甚至揚言要為此“從街對面走”（94）。相較而言，艾麗絲及寓所內的愛爾蘭移民后代則懷抱著更為開放、積極的態度，主動融入多元族群共處的布魯克林生活。

通過對愛爾蘭流散社區內部觀念差異的刻畫，托賓力圖揭示愛爾蘭流散共同體內部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逐漸顯著的張力。不同于本民族優先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世界主義代表著更為宏闊的視野、更具包容性的倫理觀，或是一種全人類和平共處的理想狀態”（何衛華，《血的本質》 33），兩者間的對立、沖突在全球化進程加快，跨族裔交流日益頻繁的情境下顯得愈發突出。愛爾蘭社會同質、單一的民族身份構成與其苦難的歷史經驗促成了愛爾蘭民族主義，相比之下，紐約布魯克林的身份景觀則呈現出更為多元、豐富的特征，這一新的社會環境要求個體走出本民族至上的迷思，順應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以世界主義的視野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梢哉f，布魯克林的獨特流散經歷成為了艾麗絲自我改變的契機，使她得以超越舊有的愛爾蘭地方觀念，打破種族、民族、國別的視野局限，最終型塑世界主義的價值觀念。

在布魯克林百貨公司的工作為艾麗絲提供了一個了解各個族群的窗口，在與非裔顧客的接觸過程中，艾麗絲逐漸打消了因膚色產生的歧見。布魯克林的百貨公司與小鎮雜貨鋪代表截然相反的倫理價值導向，相較于小鎮雜貨店主凱莉的勢利做派，作為現代商業社會的產物，百貨公司背后的“ 新倫理秩序是建立在接納、內化陌生人的過程上”（陳正國 393）。百貨公司的雇主在艾麗絲上班的第一天便告知她：“ 布魯克林每天都在變……來這兒的新人可能是猶太人、意大利人、波蘭人，甚至是有色人種……我們對人一視同仁”（47）。二戰后，布魯克林的族裔面貌愈發多元，與此同時，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也為破除種族差異，消除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提供了助力。艾麗絲所在的百貨公司積極順應時代潮流，率先做出改變接待非裔顧客，不僅特意準備受非裔群體所青睞的商品，而且囑托營業員：“ 對進入商店的任何人都以禮相待，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88）。在接待非裔顧客的過程中，艾麗絲主動向她們提供服務，進而發現這些顧客“ 精心打扮，她們的發型極好，衣服漂亮……少數幾個和她說話的，措辭非常禮貌”（89-90），完全不同于愛爾蘭社群內廣泛流傳的黑人粗魯、野蠻的說法。親身的接觸經歷打破了艾麗絲原初懷有的負面印象，在與非裔群體的交往中，她進一步堅定了種族平等的信念，甚至主動駁斥寓所內其他租戶的種族主義言論。

世界主義的價值觀念不僅意味著超越種族的壁壘，同時還要求打破民族身份的界限。顯性的膚色差異型塑了種族意義上的他者，在相同的膚色下，文化、語言、地域出身等差異構成了民族的區隔。在愛爾蘭流散社群內部不僅存在著對于有色人種的歧視，針對其他族裔的歧視也極為常見。寓所內，房東基歐夫人與麥克亞當小姐最為反感意大利裔和猶太裔移民，這一態度也大體上反映了當時愛爾蘭社群與其他族群的緊張關系。羅納德· 貝勒（Ronald H. Bayor）指出：在紐約的所有族群中，愛爾蘭人遭受過的族群沖突最為嚴重，作為城市中的早期移民，愛爾蘭人不僅與本地的白人新教教徒有過沖突，還因為爭奪工作、住房資源與隨后而來的猶太人、意大利人爆發過激烈沖突（3-4）。但隨著時間延展，二戰后，社會環境愈發寬松，族群間的緊張關系逐漸走向緩和。小說中，弗拉德神父不顧社群內的保守聲音，嘗試通過舉辦舞會的方式來籌措公益資金。與之前舉辦的圣誕晚宴一樣，舞會也未對參與者的身份背景有任何限制。這種做法自然受到了流散群體內部的質疑：基歐夫人認為“在戰后的教堂舉辦舞會……這不道德”，她開始擔心“有些意大利人已經來找愛爾蘭姑娘了”（83）。在基歐夫人的認知中，民族身份是個人天生的標簽，意大利人天性開放、品行不端，她擔心愛爾蘭姑娘會被意大利男性引誘，受到感情傷害。然而，正是在神父舉辦的舞會上，艾麗絲結識了意大利裔青年托尼，艾麗絲并未從身份出發去評判他人，而是在接觸交往中逐漸加深了對托尼的認識。與愛爾蘭社群內部對于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托尼為人真誠、善良，對待艾麗絲體貼耐心，感情專一。更為重要的是，盡管兩人出身低微，但他們都懷揣著在異鄉努力拼搏，改變生活的美好愿景，在艾麗絲的眼中：“他[托尼]和家鄉人都不一樣，這是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托尼閃閃發光，盡管他家住在兩居室里，盡管他干的是體力活”（137）?！肮餐恼J知、價值觀和理想等主觀因素”（何衛華，《創傷敘事》 174）為跨越客觀的身份藩籬提供了可能，兩人最終走進了婚姻的殿堂，這一結合無疑標志著民族身份的區隔被消融。

布魯克林的生活經歷不僅使艾麗絲具備了超越種族、民族身份的遼闊視野，還使她得以跨越國家的政治分野。世界主義主張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局限，認為“所有的人類種族群體，不管其政治隸屬關系如何，都屬于某個大的單一社群，他們彼此之間分享一種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國家界限的共同倫理道德和權利義務”（王寧 97）。猶太人在歷史上曾遭受過長期的迫害，德國納粹政權上臺后，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徑更是令全世界大為震驚。二戰期間，面對大量遭受殘酷迫害的猶太人，全世界伸出了援手，其中紐約吸納了大量來自德國的猶太難民，艾麗絲在夜校的老師羅森布魯即為大屠殺的幸存者之一。羅森布魯的朋友在談及他的個人遭遇時充滿了憤慨：“你能想象有個國家想殺了他嗎？……德國人害死了他所有的親人，一個不漏全給殺了……你能想象一個國家能做那種事嗎？丟盡了地球人的臉”（96）。此番陳述正是從世界主義的立場出發，重新審視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在世界主義的價值觀念下，個體的身份由隸屬于不同國家升格為地球這一超越政治歸屬的共同體，相應地，個體應當擔負跨越國家邊界的義務與責任。在世界主義精神的指引下，羅森布魯的朋友們費勁千方百計，將他從納粹德國的迫害中拯救了出來。而對于艾麗絲來說，她此前對于猶太群體的遭遇不甚了解，其個人視野僅限于愛爾蘭小鎮，對于猶太人遭遇的認知可以說是她逐步走向世界主義的一個縮影。在布魯克林，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地區的移民共同匯聚在這里，多元的文化氛圍為艾麗絲提供了豐富的認知資源。在這里，艾麗絲不僅主動去品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習慣，還得以與世界各地的移民一同工作、生活。相較于固守“愛爾蘭性”的基歐夫人、麥克亞當等人，艾麗絲始終往返于愛爾蘭文化圈內外，與各地移民交流、往來的經驗使她得以跨越了地域、國家的身份局限，最終成長為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個體。

結語

切身的流散經歷使托賓深切意識到民族身份對于流散個體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這一經歷也賦予了托賓超越族群的宏闊視野，使其得以站在更高的層次審視愛爾蘭文化中的保守主義、排外主義傾向。作為布魯克林愛爾蘭流散社群的“ 新客”，艾麗絲無疑代表著托賓超越原初狀態的理想寄寓與未來期待。通過對艾麗絲流散成長歷程的生動刻畫，托賓不僅肯定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價值，同時寄寓了走出封閉，走向開放、包容的美好“ 愿景”。正是由于托賓極具人文關懷與自省精神的創作意識，《布魯克林》得以超越了對單一個體、單一族群的再現，具備了更為深厚的價值追求。就此而言，這部作品不僅是對當下身處異鄉，孤獨拼搏者的撫慰，更是在當下逆全球化、排外思想甚囂塵上時一劑供人清醒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