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北軍事近代化的嘗試：軍事教材《湖北武學》翻譯考

內容摘要：張之洞在督鄂期間組織翻譯了軍事教材《湖北武學》。該書是軍事翻譯史上的一部重要譯著，也是晚清湖北借助翻譯進行軍事近代化嘗試的一個典型案例。本文從譯著介紹、譯員挑選、文本選材、翻譯模式、翻譯策略等五個視角對《湖北武學》進行系統研究。研究發現，《湖北武學》的翻譯過程受到贊助人張之洞及其洋務思想的影響。中德譯員在翻譯中采用洋譯華述、洋華同譯、華教獨譯三種模式，并運用歸化、異化、摘譯、加注等策略和技巧來實現翻譯目的?！逗蔽鋵W》的出版豐富了中國近代陸軍學術體系，對晚清湖北新兵革命與中國近代化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湖北武學》；軍事教材；翻譯；近代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科技處指導性項目“晚清體操教材《湖北武學》編譯研究”（編號：B20171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周俊博，湖北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翻譯史、財經翻譯。

兩次鴉片戰爭驚醒了晚清“天朝上國”的迷夢，清政府隨之開展洋務運動進行自救。在洋務運動晚期，湖廣總督張之洞興實業，辦學堂，練新兵，希望在“中體西用”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富國強兵來挽救民族危機。以德為師，成立湖北武備學堂①“以儲將材”，編譯《湖北武學》“以教育人才”（吳劍杰 501），就是張之洞自強求富所采取的諸多“西用”舉措之一。當前，學界針對《湖北武學》的研究大多散見于有關晚清軍事與體育事業發展的文獻中，例如張小林（26）、王顥霖（137-138）、姚廷華（14-24）、閆俊俠（173-237）等，但是從翻譯學視角的專門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基于翻譯史學研究視角，試圖回答以下研究問題：《湖北武學》包括哪些譯本，其文本選材有何政治考量？這些譯本的譯者是誰，他們在翻譯中采用了什么模式、策略？其出版與傳播對晚清湖北軍事近代化進程有何具體影響？

一、《湖北武學》叢書編譯概況

1900年，《湖北武學》由湖北官書處出版。全書圖文并茂，印刷精美。封面有“督楚使者張鑒定”、“湖北武學”與“提調徐督刊”等文字，次頁正中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湖北官書處鐫武備學堂臧版”字樣?！澳夸洝表摿信e了各章節標題，“總說”頁載有原文本出處、中外譯者以及校對人信息，如“德國武備原書”、“德國何福滿/錢塘楊其昌同譯②”、“海門周家祿校訂”。另外在每頁頁邊還刻有“譯本”二字，部分分冊末頁有復校人或繪圖人姓名，如“宛平桑宣復?！?、“元和王肇鋐繪圖”?！逗蔽鋵W》的文字豎行排列，以文言為主，文白相間，使用小實點斷句。

文獻資料對《湖北武學》叢書的具體冊數有著不同的記載。據筆者統計，湖北省圖書館古籍部現藏《湖北武學》叢書25種31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26種32冊。經反復比對，發現復旦大學多藏的一冊為《湖北武備學堂章程匯編》?！逗蔽鋵W》各冊書名及其譯者信息請參見下表：

據《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1919）》記載，除湖北官書處出版了“ 武備學堂臧版” 外，其他出版機構如上海掃葉山房、上海寶善齋等還出版了《湖北武學》石印本。有些機構只出版了該書的部分分冊，例如作新社出版《體操法》（五卷）1 冊（張曉 165-189）。2012 年，臺灣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由林慶彰等主編的《晚清四部叢刊》，該叢刊第七編第69、70、71 冊分別載有《湖北武學》26 種圖書中的七種。由此可見，《湖北武學》在出版百年后仍然有著強勁的生命力。另外，《湖北武學》出版后，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政府兵部擬開兵學館，專門索取《湖北武學》作為課本（朱琳、吳永貴 115-120）。湖北武備學堂使用《湖北武學》來培養軍事將領，有效地提高了新軍的身體素質、戰斗實力與文化知識。因此當革命的春風吹進湖北軍營，龐大的新軍部隊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揭竿而起，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使武昌成為首義之城（沈繼成 70-78）。

二、譯員挑選

《湖北武學》的翻譯與出版由張之洞親自組織、策劃與鑒審。其中，翻譯工作由德國教習與我國教師共同完成。如表1所示，這些德國教習包括斯忒老（Ernst von Strauch，又名斯泰老）、何福滿（Friedrich Wilhelm Hoffmann）、瑞乃爾（Theodor Schnell）、?？怂梗–arl Fuchs），中國教師包括馮錫庚、楊其昌、詹貴珊、閔廣勛、蕭誦芬、王肇鋐、蔣熙。張之洞在挑選以上譯員時，非常注重他們是否具備三個基本素養：（1）熟悉軍事；（2）精通雙語；（3）服從管理。

湖北武備學堂所挑選的德國教習，全部從軍隊招聘，部分教習甚至直接來自于德國兵部。在武備學堂還未正式成立之前，張之洞就請駐德欽差大臣許景澄向德國兵部高薪延聘軍官充當教習。1896年8月，德國兵部派遣上尉法勒根漢（Erich von Falkenhayn）、中尉根次（Richard Gentz）在武備學堂任教。二人到武昌不久就準備著手翻譯德國軍事著作。然而，在他們抵達武昌后三個月，武備學堂仍未成立，也沒有給他們配備中方合作譯員，因此翻譯工作并未真正展開（Elisabeth Kaske 323）。在參與翻譯《湖北武學》的德國教習中，炮兵中士瑞乃爾來華最早。從1870年赴中國推銷軍火至1896年受聘于張之洞幕府，瑞乃爾曾先后任職于山東水師、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炮兵學校，具有豐富的練兵經歷與炮學知識。斯忒老、何福滿也是德軍軍官，由李鴻章的德國軍事顧問漢納根招聘來華，赴武昌任職前一直在江南自強軍任教，而?？怂乖?897年底來華前是德國工程部隊中尉，蕭誦芬、詹貴珊來鄂前也在“粵、津”軍事學堂擔任教官（吳劍杰 501）。長期的行伍經歷，讓中德教師對德國軍事話語與武學知識非常熟悉，能勝任德漢軍事翻譯，因此成為張之洞挑選譯員時最為關注的譯者素養。

張之洞挑選的中德譯員大都精通雙語或多語。例如，瑞乃爾在來鄂之前在中國已經生活了20多年，會說中國話，英語流利，還翻譯了《克虜伯海岸炮管理法》、《克虜伯電光瞄準器具圖說》、《克虜卜量藥漲力器具圖說》等多種炮書（王顥霖 137；鄒振環 33-34；白莎 241）。蕭誦芬是瑞乃爾翻譯《克虜卜新式陸路炮器具圖說》一書的筆述，翻譯經驗豐富。詹貴珊（序言）在江南自強軍任職期間“與德人往還研究”。蔣煦“通德文”，編撰了中國第一本德語學習工具書《德字初恍》（柯卉 123；蔣熙，《西游日記》 7）。王肇鋐留日多年，精通日語（王顥霖 138）。以上譯員擁有嫻熟的雙語能力，張之洞把他們網羅到幕府，以翻譯為武器積極實施國家治理。

張之洞希望聘任的譯員性情平和，服從管理。湖北武備學堂成立后，張之洞計劃讓中德教師精誠合作，把課堂講授內容“譯成華文華語”（吳劍杰 501）。但是由于法勒根漢“性情偏激，不易調馴”，甚至“屢次杠幫，攬權生事”（513），從而導致中德教師的初期合作深受影響。有了法勒根漢的前車之鑒，張之洞在德國教習的后續招募中要求應聘者“ 精練平和”，強調“ 不必再托德兵部選派”，而是“ 祈托克廠或他友薦舉”（陳山榜 164）。何福滿當時在武昌護軍營擔任教習，因為“ 文理較好”“ 安心耐煩”，于是被求賢若渴的張之洞調派到武備學堂兼任教務并漢譯德書（戴海濱 349；陳山榜140-157）。何福滿翻譯了《湖北武學》25 種武備圖書中的14 種，這足以證明譯員精煉平和、服從管理是《湖北武學》高效翻譯的重要保障。

三、文本選材

翻譯過程涉及多種選擇，每一次翻譯行為及其參與者所做出的種種選擇都有其內在的目的性（范祥濤、劉全福 25），晚清西書漢譯的文本選材也不例外?！逗蔽鋵W》的原文文本來源于德、日兩國，尤以德國為主，其文本選擇受到了當時湖北乃至中國甚至亞歐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以德、日為師，進而強兵富國是《湖北武學》文本選擇的根本原因。早在19 世紀60 年代，清政府強軍主要師從英法（張瑞安 118）。普法戰爭（1870.7-1871.5）結束后，德國迅速崛起為一流軍事強國，其陸軍戰斗力強大，火炮裝備精良，清廷大量從德國購買武器（崔國才等 84）。甲午慘敗，“ 三十年海防建設功虧一簣，清政府被迫再次選擇重陸輕海的國防政策”（張瑞嶸、龍心剛 31）。從效仿德國陸軍建制，操練德國軍操，到聘請德國軍事與學堂教習，翻譯德國軍事著作，晚清師德軍事教育蔚然成風?！逗蔽鋵W》的原文文本幾乎全部選自德國，有“ 譚發勒原本”“ 梅開爾撰” 本、“ 庫司孟撰”本以及其他德國“ 武備原本” 或“ 武備原書”。它們的選擇受到晚清師德教育思想的驅動，順應了當時強軍富國的時代需求。另外，甲午戰爭后，德國強占膠州灣，日本則采取積極對華政策，以援助為借口參與中國軍事近代化轉型。再加上清廷地方大員期待速成西學，于是將學習目標從德國轉向日本。在此思想指導下，赴日留學，翻譯日書，取法日本在全國范圍內逐漸大規模展開?！镀胀w操摘要》是《湖北武學》叢書中唯一一本譯自日本的圖書，標記有“ 日本師范學校原本”“ 日本中學校師范學校生徒教授體操之用” 等字樣。雖然只有一本，但它卻是一個顯著的風向標，昭示著清廷從“ 以德為師” 向“ 以日為師” 的轉變。

聚焦武備，服務湖北武備學堂軍事人才的培養。張之洞主要通過駐外使節，如華盛頓的伍廷芳、倫敦的羅豐祿、柏林的呂海寰、許景澄等，來幫忙選購西書原本。起初，他選擇西書并無特定的領域偏好，農業、商務、礦務、天文、地理、軍事等“ 不拘何門”，只要“ 切中國實用者”，都統統“ 選購備譯”（吳劍杰 511）。隨后，他計劃將“ 英、美、德陸師、水師大學堂章程及所有讀本”，除語言文字圖書外，全部購買寄回湖北，“ 以便譯為武備學堂之用”。另外，張之洞還希望把“ 美國軍營官書二十七種” 翻譯出來讓新軍使用（577-585）。湖北武備學堂成立后，張之洞在武備文本的選材上不再左顧右盼，而是選擇德國原本，再借助中德教習之力譯出《湖北武學》，以供武備學堂培養軍事人才使用。

《湖北武學》對德國陸軍學術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介紹，內容涉及體操、測繪、帳篷、打靶、地勢、炮臺、修路、溝壘、營壘、偵探、造橋、電報，以及步隊、馬隊、炮隊戰法等軍事理論知識。與甲午戰爭前翻譯的武備西書相比，該書“講武器裝備和操練的減少了，講戰術和軍事工程的增加了”，還引進了軍事交通、通信、管理、地形學等新內容，從而使“中國近代陸軍學術體系漸趨完善”（皮明勇 39-40）?！逗蔽鋵W》的文本選材表明，甲午海戰后，對德軍事翻譯已經擺脫單一追求“堅船利炮”、學習西洋表層器物文化的影響，由大規模翻譯德國先進武器類書籍轉向大規模編譯德國軍事學理論著作（孫立峰 59），標志著對德國軍事著作的翻譯達到了高潮。

四、翻譯模式

“洋譯華述”是明清之際外國傳教士與中國士大夫合作翻譯西學著作的主要模式，也是《湖北武學》翻譯的主要方法。當時，外國傳教士的漢語水平不高，中國也無人熟練掌握西洋文字，于是由外國傳教士口譯，中國人筆述，最后再由傳教士和中國學者反復校訂潤色，再定稿刊?。ㄍ蹉y泉 109）。詹貴珊（序言）在翻譯《溝壘圖說》時說：“福君乃采摘彼國善法，次第告語，貴珊隨時筆而述之，薈萃成帙，名曰溝壘圖說?！痹诖?，“次第告語”與“筆而述之”講的就是“洋譯”與“華述”的翻譯方法?！把笞g華述”在翻譯《湖北武學》時有三種表現形式。

（一）洋譯華述。即德國教習口譯，中國教師筆述。這種方式只在三本武備西書漢譯中使用。一是《快槍打靶通法》，由斯忒老口譯，蕭誦芬筆述；另外兩本是《快槍圖說》、《體操法》（卷一），由瑞乃爾口譯，蕭誦芬筆述。

（二）洋華同譯?！把笕A同譯”是《湖北武學》翻譯的主要方式?！逗蔽鋵W》一共有32冊，其中就有25冊采取了這種翻譯模式。在此，“同譯”究竟是指一個人譯一部分，兩人各譯各的，還是指每句一起討論，直至譯完全書，這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把笕A同譯”在《湖北武學》西書漢譯中存在兩種形式，即有筆述與無筆述?！昂胃M、楊其昌同譯”是有筆述的代表?！八惯?、蔣煦同譯”是無筆述的代表。洋華同譯，無需筆述，表明擔任同譯的中國教師不但德語能力較強，中文功底也非常了得，因此兼任了筆述的工作。

（三）華教獨譯。即由中國人單獨翻譯，如《步隊戰法》的上卷，就是由蔣煦獨立完成，沒有德國教習參與?！镀胀w操摘要》也是由王肇鋐單獨譯出。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譯《湖北武學》時，部分譯員充當了多重角色，如蔣煦既做譯員，也擔任筆述，還在翻譯《快槍打靶通法》時做校對工作。王肇鋐在擔任翻譯時，也替《快槍打靶通法》一書繪圖。

五、翻譯策略

中德譯員在翻譯《湖北武學》時采取了諸多翻譯策略與技巧，例如摘譯、加注、歸化、異化，等等。這些策略和技巧的運用與當時翻譯該書的目的息息相關，同時也體現了晚清西書漢譯活動的救亡圖存、經世濟民的屬性。

（一）摘譯。例如《普通體操摘要》的“ 凡例” 指出，原書共有十七章，僅摘譯了其中八章。斯忒老（序言）為探索研求“ 實在之法”，在翻譯時“ 不揣冒昧”，敢于“ 刪繁就簡”，譯出《護隊輯要》。另外，《溝壘圖說》四卷的“ 總說” 頁面都標記有“ 德國?？怂惯x譯” 字樣。這些都表明，中外教習在翻譯《湖北武學》的過程中，根據中國現實需要對所譯文本內容進行了摘選。

（二）加注。在《湖北武學》正文文本中，加注隨處可見，其作用是為了解釋相關術語、補充關聯知識或增加背景信息。例如在句子“ 第三層鋪碎石之塊，約大三生的（即核桃塊）” 中（佚名 14），“ 生的” 是德語Zentimeter（厘米）前半部分（zenti-）的音譯詞，為方便武備學堂學生對“ 三生的” 的尺寸有個形象化了解，在此予以加注，表示所鋪碎石有核桃那么大。而句子“ 如乎地有水阻隔，敵必造橋以渡，我必設法轟毀其橋（轟毀橋路等法均詳于雷火說略）” 中的加注（31），則主要是為了補充相關信息?！逗蔽鋵W》中的加注文字長短不一，長的多達百余字，短的只有數語。為了和正文區分，加注的文字線條纖細，字體稍小。

（三）歸化與異化。為方便中國學生理解，中外教習在翻譯《湖北武學》時，對原文文本中的地名、數字等內容進行了歸化處理。例如在句子“ 或下木椿如丙，椿上加用橫木如乙” 中使用“ 甲乙丙丁” 等天干地支符號。在標識圖表中的地點位置時，也大量使用諸如“ 張家村、趙家村、王家村” 等中式地名。另外還使用八旗和綠營兵制術語來解釋德國軍制，例如“ 按德國部隊之制，……，四營為一旗，三旗為一鎮，兩鎮為一標，兩標為一翼，兩翼為一軍”（19）。需要指出的是，異化表達也是《湖北武學》文本的顯著特征，如上文所提及的“ 生的”，以及密達（Meter，米）、啟羅（Kilo，公斤）等度量衡單位，就是由德語直接音譯而來。異化表達雖然給文本帶來了異質文化，但也給武備學堂學生的文本理解帶來困難。

（四）添加序言?！逗蔽鋵W》叢書共包含序言13 篇。這些序言有些由中方譯員撰寫，有些由德國教習撰寫，其內容各異，功用多元。例如，蔣熙（序言）作序指出自己翻譯《步隊戰法》的目的就是為了“ 取泰西成法而講習討論之”，使中國“ 轉弱為強，一雪從前積恥”。斯忒老譯完該書后另作一序，說希望所譯之書能夠幫助武備學堂學生練膽氣與見識，幫助中國化解干戈，鞏固邦交。在《溝壘圖說》（卷一）中，詹貴珊（序言）闡述了自己忠實于原文的翻譯標準，即“ 至篇中字句，間有未晰，則以福君所譯原書，語意如斯?！?對此，何福滿（ 序言） 也認為要“ 照本國武備原本，……，斟酌至再，且以華德兩文精心互?！?，以便實現譯文與原文的“ 密合”。

《湖北武學》是晚清湖北借助翻譯所進行的一次軍事近代化嘗試。該書的翻譯過程充滿曲折。所有譯員都是由張之洞在海內外精挑細選而得。這些譯員心懷拯時救世、經世濟民的精神，希望通過翻譯來啟迪民智，培養將材，富國強兵?！逗蔽鋵W》的文本選擇受到張之洞的操控，也受到彼時亞歐時局的影響。洋譯華述是《湖北武學》翻譯的主要方法，并在具體翻譯過程中呈現出三種不同模式。中外教習使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去克服中西文化差異，現實翻譯目的?！逗蔽鋵W》為湖北武備學堂的授課提供了教材保障，其出版與發行豐富了中國近代陸軍學術體系，對晚清湖北新兵革命與中國近代化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