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群像研究

梁林歆 李浩然

內容摘要：近年來，翻譯家群體作為翻譯研究和史學研究的熱點受到學界關注。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湖北省曾涌現一批獨具特色的翻譯家。文章從翻譯史視角，對近現代湖北籍翻譯家群體進行研究。具體而言，在廓清翻譯家群體概貌的基礎上，文章從“內部史”和“外部史”視角對該群體譯本、翻譯活動及特點、譯事活動的社會歷史進行考察。研究發現，相較于近代，現代翻譯家在翻譯家數量、翻譯題材、翻譯的方向性上有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結果，本文闡釋了翻譯的社會性特征，展現出鄂籍翻譯家對中國近現代發展所作的貢獻。研究同時希冀推動翻譯家群體研究。

關鍵詞：鄂籍翻譯家；群體特征；翻譯史

作者簡介：梁林歆，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翻譯學。李浩然，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翻譯學。

隨著人文地理的發展，以地域為單位的翻譯家群像研究受到學界關注。翻譯事業的興起、演變和發展各地區很不平衡，且各有特點。為了充分了解一方譯家的共同社會境遇和時代背景，了解他們的共性和個性，在區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集中研究某一地區翻譯家的翻譯行為和譯事貢獻是必要的（方夢之 1）。有學者曾分別對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的女性翻譯家群體進行研究（劉澤權 25-32；屈璟峰 41-46）。具體到中國大陸，學界對江蘇、浙江籍的翻譯家關注度較高，甚至以性別、家族、血緣等為單位探究該區域翻譯家群體，如賀愛軍，王文斌（38-42），陳建輝（62-68），孫曉星（86-92）等；此外，福建、河南等地的翻譯家群體也受到陳愛釵（Ⅳ - Ⅵ），劉澤權，郭米（13-29）等學者的關注。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湖北省曾涌現出一批卓有成就和影響力的翻譯家，如“ 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譯家” 馮承鈞、“ 東方莎士比亞” 曹禺、著名詩人聞一多、一生精研佛法的李榮熙等。然而，當前學界對該翻譯家群體關注較少，以個體研究為主（黎難秋 58-61；黃勤、辛沛珊 16-24；梁林歆、李磊 105-111）。因此，本研究嘗試全面耙梳近現代湖北籍（簡稱鄂籍）翻譯家群體的生平及譯著資料，考察他們的群體特征及其與湖北乃至中國近現代發展的聯系，探尋其活動脈絡與社會發展的互動性。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Pym（ix-xi）提出的翻譯史研究一系列復雜問題，即何人、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翻譯了什么、有何意義或影響等，客觀評價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群體的貢獻和歷史地位，為翻譯家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 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群體概貌

本研究基于《中國翻譯家研究》、《中國翻譯家辭典》和《中國科技翻譯家辭典》共篩選出近現代鄂籍翻譯家56 位（見表1）。由于參考書目年代久遠，本研究還通過百度、知網等途徑對翻譯家的相關信息進行修訂與完善，盡可能全面、客觀地廓清鄂籍翻譯家群像。

結合鄂籍翻譯家的生卒年月及其翻譯活動的主要時期，本研究將翻譯家分為近代和現代兩個時間段①，同時按照譯本的主要類型將文本分為文學、科學和其它三類②（見表2）。其中，近代譯者出生年代集中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10年，共計16位（見表3、表4和表5），而現代譯者出生年代集中于19世紀20至30年代，共計40位（見表6、表7和表8）。

二、 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翻譯特征

“譯者翻譯作品時不可能有徹底的客觀，因為譯者就是自己生活環境的一部分”（Nida 145）。作為翻譯活動中的重要一環，“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些譯者群體，其譯作特征及其成因等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素材，值得發掘”（楊曉榮 65）。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的翻譯活動貫穿于近代以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時期。翻譯家們的翻譯活動呈現怎樣的特征？不同時期有何變化？這些特征與變化同當時的社會歷史有何聯系？下文將對此展開討論。

2.1近代鄂籍翻譯家翻譯特征

近代鄂籍翻譯家包括“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譯家”馮承鈞、“東方莎士比亞”曹禺、著名詩人聞一多等?？v觀該時期翻譯家們的譯事，文學領域占比同科學領域（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平分秋色，各占43.8%，此外還他們還從事了佛經、史地、軍事等其他領域的翻譯（占比12.4%）。從語種上看，翻譯的語言種類涉及英語、日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多個語種?，F對該時期鄂籍翻譯家的翻譯活動特征總結如下：

第一，翻譯題材多樣。鄂籍翻譯家不僅重視文學翻譯，同時也關注科學，尤其是西方政治名著、經濟學、統計學、蘇聯科普等社會科學類文本的翻譯。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僅馬君武一人從事《物種起源》《平面幾何學》《礦物學》等自然科學類專著的翻譯。此外，翻譯家馮承鈞、伍修全專門關注佛經、史地、外交等領域的翻譯。

第二，翻譯語種廣泛，涉及英、法、俄等多國文本。其中，俄語文本占比最大（64.2%），內容涉及文學、文藝理論、科普、金融財經、外事等諸多領域。翻譯家王亞南、董純才等一人甚至精通多種語言。此外，翻譯家們還通過創刊的方式推介自己的譯作，如楊潮與夏征農等編半月刊《新知識》，并一同擔任《抗戰文庫》編輯；胡風創辦雜志《七月》，宣傳解放區作品。

第三，翻譯活動呈現明顯的革命性特點。（1）翻譯題材的革命性。戢翼翚與楊廷棟等創辦《譯書匯編》月刊，所譯內容主要為歐美政治名著，宣傳民主思想，被稱為留學界雜志之先祖。李漢俊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同時也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家。他曾幫助陳望道翻譯第一本《共產黨宣言》，幫助李達翻譯《唯物史觀》等。李偉森更是從英語翻譯轉向俄語翻譯，譯介了《俄國農民與革命》《俄國農村的故事》《不宰的預言》《兵士與學士》《朵斯退也夫斯基》《動蕩中的新俄農村》《十年來的俄羅斯》等大量蘇聯文學作品，以“ 作社會主義宣傳，推動中國革命文藝的發展”（彭耀春 38）。（2）翻譯目的的革命性。楊潮根據抗日運動和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需要，轉而研究新聞時事，開始圍繞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斗爭，撰寫軍事評論和國際政治論文。麗尼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事創作和文學翻譯等進步文化活動。翻譯家的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行為，翻譯作為近代政治斗爭的武器推動著社會改革。

第四，翻譯家成就卓絕，在其翻譯領域影響深遠。文學領域，聞一多的40 首詩歌翻譯質量極高，使中國新詩十四行詩得到重要建構和迅速推廣。民國時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馮承鈞畢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邊疆史，著譯等身，被稱為“ 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譯家”，更是被鄒振環稱為“ 完全可以同嚴復、林紓、馬君武、伍光建齊名的第一流翻譯家”（49）。作為我國著名科普翻譯家和作家的董純才，幾十年來翻譯了大量世界科普著作，不僅對普及我國科學知識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對培養我國一代科普作家，對他們的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開拓了我國科普翻譯的道路（《中國翻譯家辭典》編寫組 188）。夏道平先生對譯介西方市場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翻譯了諸如《消費支出稅》《經濟成長與安定》等經典書籍，被認為是系統翻譯現代市場經濟經典名著的第一位華人。伍修權不僅是我國著名的軍隊負責人和國際活動家，而且是一位人們熟知的“ 將軍翻譯家”。

研究認為，上述特征與翻譯家所處的近代中國社會密切相關。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生存發展尋覓良策，然而他們在技術、政治和革命層面的努力都未得善果。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讓無產階級看到希望，馬克思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成為時代思潮，相關著作被大量譯入中國，而俄國自然成為譯入作品最多的國家。湖北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北伐戰爭的主戰場之一，鄂籍翻譯家們也大多卷入這場革命浪潮。戢翼翚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家，鄂省留日學生第一人，曾與沈翔云共謀治國方略，并獲孫中山賞識。李漢俊作為上海代表參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一大后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王亞南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翻譯家，和郭大力合譯出我國第一個《資本論》全譯本。在此之前，他和郭大力歷時八年翻譯了馬克思此前的6 部包括《國富論》的經濟學名著，為全譯《資本論》打開了通道。此后，兩人在國民黨“ 文化圍剿” 的白色恐怖下完成《資本論》全譯，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做出巨大貢獻。李偉森在“ 五四運動” 時曾領導武漢學生，并在1923 年參加京漢鐵路“ 二七” 工人大罷工。孫靜工于1928 年出席了在荷蘭舉行的世界青年反戰大會。上述分析表明，社會環境影響著翻譯家們的翻譯活動，也側面反映出鄂籍翻譯家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

2.2現代鄂籍翻譯家翻譯特征

現代鄂籍翻譯家包括國內安徒生譯介“第一人”葉君健、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聶華苓、佛經譯者李榮熙等?，F代鄂籍翻譯家的翻譯活動與近代翻譯家在群體規模、翻譯題材、翻譯方向性等方面有明顯變化：翻譯家規模增大，并出現活躍于各領域的女性譯者；文學翻譯家們雖拓展了翻譯題材，數量還是被科學翻譯家超越；出現了戲曲、電影、法律等領域的翻譯活動；現代翻譯家不僅譯入他國作品，而且譯出國內優秀文學作品和科技成果?，F對該時期鄂籍翻譯家的翻譯活動特征總結如下：

第一，翻譯家規模大增，女性翻譯家開始展露頭角。相較于近代，建國后有更多的翻譯家從事翻譯活動，數量從近代的16 位增至40 位。此外，近代16 位翻譯家均為男性，而在該時期，共出現了王淑鈞、殷張蘭熙、江韻輝、聶華苓、桂裕芳、文美惠、易麗君、胡素珠、夏凌云等9 位女性翻譯家，占該時期翻譯家數量的22.5%。她們不僅在文藝領域取得不俗成績，對科學領域同樣做出重大貢獻，如胡素珠參加援外硫酸工程項目設計資料的筆譯，《硫酸譯叢》《硫酸譯文輯》等工業用品的翻譯工作，并在國內新型化肥催化劑（ 獲江蘇省科技成果獎） 研制過程中承擔有關國外技術資料的翻譯。夏凌云翻譯了《火藥簡明教程》《黑火藥》等。此外，相較于近代，該時期英語翻譯家占比突出（62.5%），俄語翻譯家占比次之（37.5%），同時還出現了世界語、波蘭語等翻譯語種。

第二，翻譯題材更為豐富。相較于近代翻譯家對文學、社會科學的關注，現代翻譯家翻譯題材更為多樣。文學方面，翻譯家們在兒童文學、戰時文學等方面進行了題材拓展?？茖W領域，翻譯家數量（占比47.5%）超過文學領域翻譯家（占比30%），且相較于近代馬君武的一人獨舞，現代自然科學翻譯家的數量與社會科學類翻譯家數量基本持平。在翻譯內容方面，翻譯家們參與了地理、生物、化工、醫療、煤炭等多領域的翻譯。此外，現代翻譯家們還參與了法律、佛經、戲劇、電影藝術理論等領域的翻譯活動，并取得不俗成績，如李榮熙英譯的《大唐西域記》“ 作為對此書現代化的闡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可接受性，拓寬了此書在現代社會語境下的受眾范圍”（梁林歆、李磊 110）。

第三，譯入譯出相結合，彰顯文化自信。相較于近代翻譯家們對西方，以及俄、日作品的大量譯入，現代翻譯家在譯介中國作品方面進行了成功嘗試，彰顯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影響力。文學方面尤以殷張蘭熙、聶華苓兩位女性翻譯家最為出色。集創、譯、著為一身的殷張蘭熙曾將我國當代作家的多部作品譯成英文，如白先勇的《玉卿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和陳若曦的《尹縣長》等，譯作被歐美各大學選用為參考教材，《尹縣長》英譯本還受到西方重要報刊及書評家的贊揚。作為《中華民國筆會季刊》《新聲》等主編，殷張蘭熙將臺灣當代文學英譯推介到國際，為臺灣文學在國際上發聲。同時，她還推展國際文化交流，被民間冠以“文藝使節”。聶華苓是當代著名文學家，致力文學數十載，小說、散文、譯作等身，文學成就斐然。除翻譯美國文學，她還外譯了大量中國文學，如The Purse、ETGHT XTORTEX、《百花齊放文集》等。她英譯的《毛澤東詩詞》先后在紐約、英國、巴黎出版發行，《桑青與桃紅》英譯本Mulberry and Peach： Two Women of China更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American Book Award），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貢獻。除文學領域，翻譯家還向世界譯介了中國的社會與科技，如吳繼淦曾參與翻譯與校訂鄧立群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馬洪的《關于改善我國經濟結構的意見》、李澤厚的《作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章太炎》等，沈江則參與了《毛澤東選集》的俄文譯校，陳養正則英譯了《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等。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時期。文學翻譯的工作宗旨明確成了“為革命服務”“為創作服務”，翻譯作品的選擇主要根據“政治”和“藝術”這兩個標準。其中，政治是首位的，翻譯作品中的文字絕不能與當時主導思想、政治體質違背。該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上升為國家行為，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外文出版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對外部等專門機構，負責馬列著作、領袖選集、黨的會議等重要文獻的編譯、研究、出版乃至廣播?，F代鄂籍科學領域的俄語翻譯家占比（57.8%）反映了這一時代特征。此外，作為農耕古國，加之長期戰亂，建國初期我國的工業建設百廢待興。1953年，國家正式開啟第一個“五年計劃”，于“1956向科學進軍，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科技情報系統，不同專業的譯刊、譯叢相繼問世”（方夢之、莊智象 4）。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強國，其大量的工業技術文獻急需譯入國內，作為我國工業重鎮的鄂籍翻譯家積極響應國家發展需要，大量譯入煤礦、建筑、軍事和化學等工業領域的等相關文本。同時，新中國對文藝領域也高度重視。第一次文代會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并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電影、戲曲、音樂等文藝領域出現了優秀翻譯家。演員出身的江韻輝，不僅于1950年加入中蘇攝影隊，在《解放了的中國》攝制組擔任俄語翻譯，還在1951年至1957年期間擔任北京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譯室俄文翻譯，翻譯出版了《蘇聯演劇的道路》等專著。

三、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近現代鄂籍翻譯家群體翻譯特征與翻譯活動的考察與對比，發現鄂籍翻譯家群體的翻譯活動與所處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側面反映出鄂籍翻譯家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所做的貢獻。近代時期，鄂籍翻譯家深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浪潮之中，為民族的生死存亡譯書著說。新中國成立后，越來越多的鄂籍翻譯家響應國家建設和發展的號召，投入到文學、自然與社會科學、文藝、法律等眾多領域的翻譯工作當中，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