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書事”文體

王慶華

現當代學者對中國古代文人別集之敘事性文體研究，多集中于“傳”“記”“行狀”“墓志”“祭文”“碑文”等主流性文體，常忽略一些邊緣性文體。古代集部之“書事”文體，起源于唐宋，至明清興盛而蔚為大觀，其創作延綿千載，代不絕書，自成一體，但作品數量不多，是典型的邊緣性文體，亦很少受到研究者關注，目前僅有極個別研究論文對此文體有專題論述。①本文通過全面系統地梳理現存的古代別集和總集之書事文作品，結合古人相關論述評論，綜合研究其文體之起源發生、發展演化，同時，從文體之關聯互動的角度，探討“書事”文體與子部的筆記雜著、筆記體小說和集部的題跋、記體文、傳體文等關聯之處，力求將“書事”文體放置在相關文類、文體體系中回歸還原其起源發生、發展演化的歷史文化語境。

一、“書事”文體之起源發生

學界通常認為書事文最早出現于唐代，唐人集部文章明確以“書某某”“書某某事”命名篇章者，僅有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等極個別作品。②《書何易于》記載縣令何易于親為刺史背纖挽舟以避其擾民，焚燒詔書以拒朝廷苛政等事跡，文末感慨其生前不得重用?！稌飳④娺吺隆穭t主要為孫樵與田在賓將軍議論應對南蠻侵擾的對話。宋人編刊孫樵《孫可之文集》，這兩篇文章與《書褒城驛屋壁》并列于卷二“書”類。兩者被收入《文苑英華》，《書何易于》被歸入卷三百七十一“紀述二”，《書田將軍邊事》則被歸入卷三百七十五“論事”?！短莆拇狻穭t將兩者收錄至卷一百之“傳錄紀事”，“傳錄紀事”除了傳體文外，亦收多種敘事性雜文。顯然，這些作品數量極少，也未形成相對固定的文體規范和書寫模式，基本屬于個別作家偶爾為之的創新性“雜著”，從某種意識上講，僅可看作“書事”文體之萌芽。

宋代，題“書某某”“書某某事”的書事文創作數量增多，現存作品達六十余篇，逐步形成一種相對獨立的文章文體，基本可看作“書事”文體之起源。當時別集收錄書事文，歸于“題跋”或“書跋”者較多，如汪應辰《書劉忠肅公事》《書節行王夫人事》《書吳忠烈遺事》被歸入《文定集》卷十至卷十二之“題跋”，薛季宣《書趙烈侯事》《書鄭威愍公驤遺事》《書丹徒五百事》被歸入《浪語集》卷二十七“書跋”?？偧珍洉挛?，也多歸入“題跋”，如呂祖謙《宋文鑒》卷第一百三十至卷第一百三十一“題跋”收錄了王回《書種放事》《書襄城公主事》、晁詠之《書張生客遺事》。黃震《黃氏日抄·讀文集》論及《書新安事》《書舒蘄二事》，亦將其歸入“跋”類。也有部分宋人別集歸入“雜著”“雜書”，如李之儀《書趙鳳事》《書牛李事》《書楊綰事》《書劉元平事》被歸入《姑溪居士集》卷十七“雜書”，呂南公《書劉瑾事》被歸入《灌園集》卷十八“雜著”。也有個別作品被歸入“記”“贈”類，如劉安上《書方潭移溪事》被歸入《劉給諫文集》卷四之“記”，魏了翁《書龍協惠事》被歸入《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之“贈”。有極個別別集專門設置了“書事”類，如李綱《梁溪集》卷一百六十“書事”收錄《書僧伽事》《書范文正公事》《書杜祁公事》《書韓魏公事》《書章子厚事》《書曾子宣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書事”收錄《書咸淳五年事》《書留夢炎見逐本末》。

宋代書事文大多以緣事而生發議論、寄予感慨為基本寫作方式?；蛘宰h論為主，如曾鞏《書虜事》、周行己《書呂博士事》、謝薖《書元稹遺事》、李綱《書范文正公事》、鄧肅《書揚雄事》、汪應辰《書劉忠肅公事》、薛季宣《書鄭威愍公驤遺事》、高斯得《書咸淳五年事》等，雖稱“書某某事”，但并未對“某某事”本身進行敘述，而是直接針對“某某事”發表議論，全篇僅為議論文字?；蚯鞍肫獢⑹潞蟀肫h論，有丁謂《書異》、蘇軾《書劉昌事》、李之儀《書楊綰事》、劉安上《書方潭移溪事》、李綱《書章子厚事》、鄧肅《書樂天事》、陸游《書浮屠事》等?；驃A敘夾議、敘議交雜，如晁詠之《書張主客遺事》、晁補之《書王蠋后事》、汪應辰《書節行王夫人事》《書吳忠烈遺事》、文天祥《書錢武肅王事》等，前半部分敘述“某某事”，后半部分生發議論。

也有少部分作品以記述人物、事件的敘事性為主?；蛞詳⑹聻橹黧w而文末附以簡單議論，有李之儀《書牛李事》、王回《書襄城公主事》、李綱《書僧伽事》《書杜祁公事》《書曾子宣事》、薛季宣《書趙烈侯事》《書丹徒五百事》、樓鑰《書老牛智融事》、魏了翁《書龍協惠事》、高斯得《書留夢炎見逐本末》等?；蚧旧蠈儆趩渭冇浭轮?，如李綱《書韓魏公事》、蘇軾《書狄武襄事》《書劉庭式事》、李之儀《書劉元平事》、米芾《書呂溱事》、張耒的《書司馬槱事》《書道士齊希莊事》、陸游《書神仙近事》《書二公事》等。

宋代書事文載錄之事大部分為當時的人物軼事、遺事、傳聞，且主要為士大夫官員、文人、隱士等，其中有一些人物還與作者有直接交往。③有個別作品記述社會下層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如蘇軾《書狄武襄事》、薛季宣《書丹徒五百事》、樓鑰《書老牛智融事》等。也有部分作品屬于記述前代歷史人物事跡或歷史事件，此類書事文寫作主要是為了表達對歷史人物事件的評論、感慨。④整體而言，宋代書事文篇幅普遍較短小，絕大多數作品多為二百字至四百字左右，有少部分作品僅一百字左右甚至幾十字，篇幅在五百字以上的作品僅有《書王蠋后事》《書張主客遺事》《書僧伽事》《書林舍人逸事》《書東坡宜興事》《書老牛智融事》《書咸淳五年事》。

唐宋文人對“書某某事”之命名，應主要是借鑒史學概念?！皶迸c“事”連用作為相對獨立固定的一詞，較早出現于漢代，主要指史籍或史家書寫、記載歷史事實、人物行跡，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保ㄌK輿82）荀悅《申鑒》：“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保ǚ稌?061）⑤其中，“事”之詞義有著廣狹之別，或泛指歷史史實，或專指人物之行動，與“言”相對。之前，“書”已通行書寫、記載之義，如《說文解字》：“書，箸也?！保ㄔS慎117）《說文解字敘》：“箸于竹帛，謂之書?！保ㄔS慎117）《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保ㄠ嵭?孔穎達543）顯然，“書”與“事”連用，就是這兩個字原有義涵的自然組合。唐代，“書事”一詞基本延續了此內涵和指稱，如《史通》卷第十一外篇“史官建置”：“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保▌⒅獛?01）顯然承續了“左史記言，右史書事”。權德輿《黔州觀察使新廳記》：“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保ǘa等5040）基本沿襲了廣義的書寫歷史事實之義?！妒吠ā愤€專列了“書事”篇，專門論述史家記載各類歷史事實的宗旨、對象及其主要法則。

宋代，“書事”一方面繼續沿用前人之義并廣泛指稱各類史籍，如沈作喆《寓簡》卷三：“史氏書事之法，為其事關大體則書之?！保?3）費袞《梁溪漫志》卷第五“晉史書事鄙陋”條：“《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保?2）章如愚《群書考索》卷八《六經門》之《六經總論下》：“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保?19）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三：“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備《春秋》之義，隱而顯?！保?7）另一方面，進一步泛化為各類敘事性文類、文體書寫記載人物、事件，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于夐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保?39）韓淲《澗泉日記》卷下：“徐師川作李先之墓志，書事極簡而有要?！保?92）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四“烏龍黃耳”條：“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保?23）洪邁《容齋隨筆》有“左氏書事”“列子書事”條，阮閱編《詩話總龜》設置有“書事門”。書事文的篇章命名大都以人物為中心，“書某某事”之“某某”多為人物名稱，可理解為敘述某某人物之事跡或議論某某人物之事跡，這顯然與“書事”之史學概念相通。

此外，唐宋文人對“書某某事”之命名，可能還與專門以“書事”為題的詩歌創作相關，如白居易《病中書事》（三載臥山城，閑知節物情）、《書事詠懷》（官俸將生計，雖貧豈敢嫌），王維《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杜牧《書事》（自笑走紅塵，流年舊復新），杜荀鶴《閑居書事》（竹門茅屋帶村居，數畝生涯似有余）等?！皶隆痹娝鶗笆隆?，范圍極廣，可狀目前之景、當下心境，也可敘自身一段經歷或見聞，還可記述當時社會歷史事件、吟詠前代史事等。宋人延續唐人之風，“書事”詩創作更加繁盛，題材內容也更為豐富，如陳師道《夏日書事》（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戴復古《書事》（喜作羊城客，忘為鶴發翁）、黃庭堅《鄂州南樓書事四首》（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陸游《書事》（生長江湖狎釣船，跨鞍塞上亦前緣）等，有些作品敘事性更加鮮明，如郭祥正《漳南書事》：“元豐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風終夜發，拔木壞廬室。須臾海濤翻，倒注九溪溢。湍流崩重城，萬戶競倉卒。馬牛豈復辨，涯渚恍已失?！保?5）唐宋“書事”詩廣為流行，其功用宗旨與“書事”文體非常接近，因此，書事文命名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書事”詩啟發。

宋代書事文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體，多被歸入“題跋”或“雜著”，與其文體特性密切相關，也反映了“書事”之文體淵源。集部的題跋文起源于唐宋：“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蘇、曾、王諸作，則可知矣?！保ㄍ跛?，第2 卷1484）“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后之名。迨宋歐曾而后，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鑒》《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保▍窃G 徐師曾45）“題、讀始于唐；跋、書起于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保?36）古人基本將此類文體看作因觀覽書籍、字畫等而題寫于書籍卷帙之后的隨筆札記之類?！鞍险?，隨題以贊語于后者也?！保ㄍ跛?，第2卷1484）“題跋者，簡編之后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其后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保▍窃G 徐師曾136）此類作品之篇名多為“讀某某”“讀某某后”“跋某某”“某某跋”“跋某某后”“某某跋尾”“書某某”“書某某后”“記某某”“記某某后”“題某某”“題某某后”“某某后序”等，其寫作形式靈活多樣，或品評議論，或記述敘事，或說明內容，或考證辨訂，或生發感慨等，一般篇幅短小，風格簡峭精煉，“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于讀也”（吳訥 徐師曾136）。宋代書事文被歸入“題跋”主要因其緣事而生發議論、寄予感慨的寫作方式與題跋之品評議論非常接近，而且書事文中相當一部分屬于讀史書的隨筆札記，本身就與題跋性質相同。此外，書事文“書某某事”的命名方式，也容易與題跋之“書某某”“書某某后”混淆?！邦}跋”有著眾多不同種類的命名，書事文被特別稱為“書某某事”以區別于“書某某”“書某某后”等，應是源于宋人特別突出強調以“事”為中心，載錄人物軼事、緣事生發議論，都以“事”為文章主體。從宋代書事文作品來看，當時“書事”之文體規范應以緣事生發議論為主而兼有單純記述人物事跡的功用。

宋代集部之題跋文與子部之筆記雜著存在諸多相通之處，書事文亦可看作與筆記雜著相近的一種文體。宋代，文人筆記雜著勃興，此類著述多命名為“筆記”“隨筆”“筆談”“筆錄”“筆叢”“叢說”“叢談”“漫錄”“雜記”等，如《密齋筆記》《老學庵筆記》《容齋隨筆》《夢溪筆談》《楊公筆錄》《螢雪叢說》《桂苑叢談》《云麓漫鈔》《緗素雜記》等，大都為隨筆札記的形式，體例隨意駁雜、內容包羅萬象，多以議論雜說、考據辨證為主，而兼記述見聞、敘述雜事，“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后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作者至夥”（紀昀等1636）。從某種意義上說，題跋就是依附在書籍字畫上的讀書隨筆、學術札記，收入文集時，命名為“題某某”“跋某某”等，獨立以成文。筆記雜著中相當一部分內容也屬于讀書隨筆或學術考證札記，兩者內容性質基本相同，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筆記雜著中一則隨筆札記就是未獨立擬題成篇的題跋文。洪邁撰《容齋隨筆》之《容齋四筆》卷五云：“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蕓簽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保ā度蔟S隨筆》378）這五百多處題跋文字，何嘗不可看作讀書筆記？宋代黃伯思之筆記雜著《東觀余論》，就是以《法帖刊誤》為基礎輯錄日常所作題跋而成。李之儀撰《姑溪居士集》文集卷十五之“雜題跋”收錄兩則未特別命名的題跋，前一則屬詩話，后一則評論書法，完全可看作筆記雜著之文?！赌舷P錄群賢詩話》專列有“東坡題跋”，直接將題跋中的論詩之作收入。蘇軾大量題跋雜記，也被宋人收錄于《東坡志林》《仇池筆記》以及《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等，如錢謙益《跋東坡志林》：“世所傳《志林》，則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捃拾成書，而訛偽者亦闌入焉?！保?8—39）明人搜輯和重編東坡集時，則又大量從《東坡志林》《仇池筆記》中取材，擬題為“書事”“書后”等，而歸入“題跋”（羅寧，《中國蘇軾研究》123）。明代毛晉《津逮秘書》編纂《東坡題跋》《山谷題跋》《放翁題跋》《容齋題跋》等宋人題跋集二十部，其中不少題跋集亦從其人之筆記雜著取材，如洪邁《容齋題跋》取材自《容齋隨筆》。因此，部分書事文作為題跋之細類，自然會與筆記雜著存在相通乃至混雜之處。從某種意義上說，宋代“書事”文體之起源，也可看作筆記雜著遁入文人別集而形成的特殊文體，是筆記雜著直接影響集部之敘事文體類型發展演化的產物。

宋代書事文被歸入別集之“雜著”“雜文”，應主要源于對其創新性文體歸類的困惑。一般來說，“雜著”“雜文”主要是容納那些種類駁雜、體式不一、無法明確文體歸屬的作品，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保▍窃G 徐師曾137）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曰：“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保▍窃G 徐師曾45—46）因此，“雜著”也往往成了各類前無古人的創新性文體的容身之所。書事文是一種數量較少的創新性文體，宋人對此不可避免地面臨歸類之困惑，歸入“雜著”“雜文”也就是一種便宜處理方式。

二、“書事”文體之發展演化

元代書事文創作低落，現存作品數量極少。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書事文創作興盛，作品數量大增，發展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敘事性文體。經全面梳理明清文人別集，得三百三十余篇作品。

在文人別集中，“書事”開始普遍作為一個獨立類目，取得了完全獨立的文體地位。有的與“傳”“行狀”“祭文”“事略”等敘事性文體并列，如周亮工《賴古堂集》卷十八“傳、書事”，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三“事略、書事”，張貞《杞田集》卷五“志、題名、紀行、書事、說、表、書、碑”，邵長蘅《邵子湘全集》之《青門簏稿》卷十四“行狀、行述、書事、祭文”，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十六“書事、傳、家傳、別傳、傳論”。有的則與“跋”“題跋”“雜著”“書后”等并列，如桂馥《晚學集》卷五“書后、書事”，錢維喬《竹初詩文鈔》卷四“跋、書事”，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書事、雜著”，王元啟《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三“書事、題跋”。也有部分文集將“書事”完全獨立單列，如吳應箕《樓山堂集》卷十九之“書事”，董沛《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二“書事”，郝懿行《曬書堂集》文集卷五“書事”，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二“書事”。文人自道其書事文創作，明確稱為“書事”，如朱筠《笥河文集》卷十五《書歙程密事》文末稱：“余在江南時，試有聞，后來京師，手寫君詩之僅存者為一卷，而乞余書其行，作書事?！保?96）《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文末稱：“余亦以其理信而書之，作書事?！保?98）錢林《文獻征存錄》卷十《李良年》談到文集編次分類亦明確將“書事”作為一類：“嘗欲羅當代人文甄錄為一集，曰文緯。先詩、次騷、次賦、次奏疏、次制策策問、次經旨、次論、次議、次碑表志銘、次記、次頌贊、次書、次敘、次考、次辨、次解、次說、次祭文哀辭誄、次傳、次書事、次題跋、次雜著，為類二十有一，為體三十，蓋略取文粹例也?！保ㄥX林等1630—1631）

在清人文章總集或選集中，書事文的收錄歸類情況也基本與文人別集一致。薛熙編《明文在》卷九十一“錄、書事”收錄高啟《書博雞者事》、歸有光《書郭義官事》《書張貞女死事》，王昶輯《湖海文傳》卷六十六“傳、書事”收錄邵志純《書潘孝子》《書王貞婦》、張庚《書焦存兒事》、朱筠《書羅烈婦李事》《書烈婦景事》、杭世駿《書趙氏老婢事》，賀復征編《文章辨體匯選》卷三百七十二“書一”（“書”與“題”“跋”相鄰）收錄李德?！稌蠊律健?、孫樵《書褒城驛壁》《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陸龜蒙《書李賀小傳》。

明清書事文的文體形態基本承襲了宋人的寫作模式，不過，相對宋人而言，明清書事文的敘事性大大增強，絕大部分作品都屬記述人物、事件為主者，且其中單純記事者亦占相當比例。這首先表現在此類作品的文體歸類上，大量文集、總集中，“書事”與“傳”“行狀”“祭文”“事略”等敘事性文體并列。以緣事而生發議論、寄予感慨為主的，僅有錢謙益《書瀛國公事實》《書武林禳夷事》、王鐸《書甘侯事》、朱鶴齡《書史仲彬事》《書王公可大事》《書閣學周公事》《書張烈婦事》、張履祥《書宋理宗事》《書里士事》、余縉《書蕭長源事》、魏禧《書碧瀾妾事》、朱彝尊《書戴貞女事》、屈大均《書鄧許二女事》《書葉氏女事》《書林節婦事》⑥等很少一部分作品。

相對宋代書事文多為二百字至四百字而言，明清書事文篇幅普遍增長，絕大多數作品為四百字至七百字左右。這應與明清書事文的敘事性功能大大增強密切相關，一般來說，題跋類的議論性文體以緣事議論為主，重在寄托發揮，篇幅一般不會過長，而敘事性文體以記敘人物事跡、歷史事件為主，載錄人物經歷和軼事、事件過程，篇幅一般會稍長一些。有少部分作品篇幅較長，長達一千字左右，如《書張貞女死事》《書張御史事》《書盜殺周皇親事》《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書沈伯和逸事》《書鄭仰田事》《書鄒平趙于城事》《書史仲彬事》《書宋九青逸事》《書錢美恭尋親事》《書吳潘二子事》《書文安孝子王原事》《書趙一桂事》《書牧子先生遺事》。⑦此類作品篇幅較長，類似于傳記，或比較完整敘述人物經歷或多件軼事或遺事，或比較完整地記述一個歷史事件。極個別作品篇幅更加漫長，甚至達二千字至四千字，如《書戚三郞事》《書貴州赤水張氏事》《書張郎湖臬使逸事》《書米脂令邊大綬事》《書劉松齋先生軼事》《書滑縣平賊事》《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書左侍郎使北事》。此類作品篇幅漫長，多為敘述人物的豐富經歷或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稌鲗幍刃l故明邊事》篇幅近萬字，記載西寧衛相關的多種奇聞逸事，“范子作蕃族志，其事實得之西寧官署故冊中，又質諸土人，故其言詳核。余節其要并書之”（宋征輿385）?！稌Ｍ鯐r異事》近五千字，記載福王在位時的系列異事，“福王以甲申六月中即位，乙酉五月中咄奔，首尾約一年，而異事頗多，今列其有關于國者于左”（宋征輿387）。

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出現了一大批對書事文興趣濃厚而撰文較多的作者，如歸有光、王世貞、袁中道、錢謙益、朱鶴齡、宋征輿、朱彝尊、王士禎、李驎、邵長蘅、戴名世、王元啟、黃達、朱筠、秦瀛、洪亮吉、楊鳳苞、惲敬、張澍、梅曾亮、龍啟瑞、李元度、董沛、黎庶昌、薛福成等，如歸有光《書安南事》《書郭義官事》《書張貞女死事》《書里涇張氏妾事》、王世貞《書與于鱗論詩事》《書雞鶴事》《書吳大夫事》《書應生事》《書二館人事》《書龔可學事》，朱鶴齡《書袁杞山事》《書盛公斯征事》《書張烈婦事》《書史仲彬事》《書王公可大事》《書閣學周公事》《書趙公蹇卿事》，李驎《書懿安皇后事》《續書懿安皇后事》《三書懿安皇后事》《書左侍郎使北事》《書太守傅公事》《書兩張少保事》《書四烈妓事》《書宋婁鈐轄事》、朱筠《書歙程密事》《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書羅烈婦事》《書烈婦景事》《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書吳節婦事》等。

明清書事文大多數為載錄當時人物事跡，具有鮮明的同時代性，主要集中于賢臣廉吏、文苑儒林、烈婦貞女、孝子義士等人物類型之事跡或軼事，且多底層身份卑微者。文人以書事文載錄此類人物事跡，主要因其人其事本身多具賢德、道義之品行節操，值得稱頌效法。這實際上與傳體文的人物類型和取材傾向比較接近，存在一定程度的“同頻共振”，“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吳訥 徐師曾153），明清傳體文實際上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傳主和題材類型，如何喬遠《皇明文征》卷六二至卷六五“傳”類分為古賢、名臣、道德、文章、孝烈、節烈、義烈、奇節、獨行、篤行、厚德、清德、自述、閨德、藝術、支離、賢閹、物類。黃宗羲《明文?！肪砣似咧辆硭亩恕皞鳌鳖惙譃槊?、功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義士、奇士、名將、名士、隱逸、氣節、獨行、循吏、孝子、列女、方技、仙釋、詭異、物類、雜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書事文書寫人物事跡選擇深受傳體文的人物事跡類型影響，兩者的取材傾向存在鮮明相通之處。

明清時期，書事文發展成為一種以敘事性為主的完全獨立文體，且創作興盛，涌現出大量作品，應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相對宋元時期而言，明清時期集部之“傳”“記”等文體創作明顯更為興盛，不但整體作品數量大幅增加，而且有不少文人一人書寫很多篇作品，這實際上表明，明清集部的敘事功能整體增強，文人借助集部之文體敘事寫人的需求更為強烈。另一方面，集部的記事寫人文體主要包括“傳”“記”“述”“書事”“紀事”“行狀”“墓志”“祭文”“誄文”“哀辭”“碑文”等，其中，“行狀”“墓志”“祭文”“誄文”“哀辭”“碑文”等，有著特定的功用宗旨和文體規范，古代文體學對其行文規范有著非常深入細致的論述?！皞鳌薄坝洝敝捏w規范雖相對比較靈活，但也有著多方面限定，如明清文體學對其文體規范就有多種爭論?！皶隆蔽捏w無疑稱得上集部敘事文體中最為自由靈活者，可隨筆載錄敘寫人物之事跡、軼事，還可緣事生發議論，較少受到特定文體規范之限制，如朱筠《書羅烈婦李事》：“順治二年乙酉，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歙人宋和為作傳。余讀其言不準于法，為改書之?！保?01）邵晉涵《書章孺人事》：“予謂祝嘏稱頌之詞，不足以紀實。且予聞孺人內行甚悉，摭其實莫如書事宜，乃據所知者書之?！保?959）

綜上所述，“書事”是中國古代文人別集中具有獨特文體功用的一種文體，自唐宋至明清，其寫作范式經歷了以緣事生發議論為主到以記述人物事件為主之轉變，其文體歸屬經歷了附屬于“題跋”“雜著”到獨立為“書事”類目之發展，成為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一種文體類型。

三、“書事”與“雜記”之關聯

集部之敘事文體之間存在著相互混雜、相互交叉、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等種種關聯與互動關系，是古代敘事文體體系發展演化中一種突出的文體、文化現象。明清“書事”文體多與敘事性文體并列，至清后期文體學專論其文體特征時多將其直接歸入“雜記”類，如吳曾祺《涵芬樓文談》附錄《文體芻言》將古代文體分為十三大類，每類下又有若干小類，其第九類為“雜記”包含“記”“后記”“笏記”“書事”“紀”“志”“錄”“序”“題”“述”“經”等十一小類，專論“書事”稱：“自始至終，直書一事者，此為書事之正體。若旁及他事，及雜以議論者，皆破體也。其與碑志之體似之而實不同，故入之雜記為是。凡曰‘書某事’、‘書某人事’者，則入之；其曰‘某人事略’，則入之傳狀類?！保ㄍ跛?，第7 卷6658—6659）林紓《春覺齋論文》談“記”類文體分類稱：“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為‘書某事’，又別為一類?！保?0）民國時期，學者們論及“書事”文體，也基本繼承了前人有關論斷，普遍將其歸入“雜記”，如孫學濂《文章二論》卷上“辨體”稱：“九曰雜記。記者，記事與言也［……］若書事一類，則當歸諸斯?！保ㄓ嘧胬?，第2 卷818）郭象升《五朝古文類案敘例》云：“至于書事一體，向入雜記，其專述一事者，入之固當?！保ㄓ嘧胬?，第3 卷1910）明清時期，文人別集收錄書事文多獨立設置“書事”類目，這說明，時人基本把它看作一種獨立文體，并未混同于記體文。那么，清末以來，學者們為什么會有此論呢？這應源于“書事”與“雜記”關系十分密切，存在諸多相通、關聯之處。

集部之記體文創作起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清人嚴可均所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錄“記”體文九十余篇，不過大多數作品都屬與佛教相關的解經記、翻譯記和造像記，其他類型的記體文僅有馬第伯《封禪儀記》、諸葛亮《黃陵廟記》、王羲之《游四郡記》、陶潛《桃花源記》、李嵩《行事記》、祖鴻勛《晉祠記》、鄭述祖《重登云峰山記》等十幾篇作品。當時，作為文章的記體文似乎還未取得獨立地位，摯虞《文章流別論》、蕭統《文選》均未單獨設立類目。唐代記體文創作開始走向興盛，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于《戴記》《學記》諸篇。厥后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保▍窃G 徐師曾145）唐人集序普遍將記作為獨立文體，如獨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許孟容《穆公集序》、權德輿《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等均將“記”單列。至宋初，李昉《文苑英華》將“記”獨立設目，并分為宮殿、廳壁、公署、館驛、樓、閣、城、城門、水門、橋、井、河渠、祠廟、祈禱、學校、文章、釋氏、觀、尊像、童子、宴游、紀事、刻候、歌樂、圖畫、災祥、質疑、寓言和雜記等?！短莆拇狻芬鄬ⅰ坝洝卑搭}材分為古跡、陵廟、水石巖穴、外物、府署、堂樓亭閣、興利、卜勝、館舍、橋梁、井、浮圖、災沴、燕會、燕犒、書畫琴故物、種植等。由此可見記體文題材內容之豐富。據統計，唐代的記體文總數超過兩千篇（何李36）。宋代以降，記體文創作更是蔚為大觀，作品數量遠超唐代，成為集部主流文體之一。

古今學者對雜記文的分類，基本還是比較一致的，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云：“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后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保?）林紓《春覺齋論文》云：“然勘災、浚渠、筑塘、修祠宇、紀亭臺，當為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為一類；記山水又別為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為‘書某事’，又別為一類；學記則為說理之文，不當歸入廳壁；至游宴觴詠之事，又別為一類：綜名為記，而體例實非一?！保?0）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將雜記文分為臺閣名勝記、山水游記、書畫雜物記和人事雜記。曾棗莊《宋文通論》將雜記文分為建筑物記、學記、山水記、書畫記。其中，與書事文比較接近且易混雜者，主要是專以記人敘事為主要內容的人事雜記。人事雜記中有一類作品被特別標題為“記某某”或“記某某事”，“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則惟作者之所命焉”（吳訥 徐師曾146），唐彪《讀書作文譜》卷十一《諸文體式·記》云：“記者，紀事之文也。有單敘事者，有純議論者，有半敘事半議論者。又有托物以寓意者。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有篇末系以詩歌者。皆為別體，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命題雖不同，而體未嘗異也?！保ㄍ跛?，第4 卷3561—3562）此類記體文標題為“記某某”“記某某事”，不僅與書事文命名相類，而且與其文體性質也非常接近。

此類作品最早源于唐代，如韓愈《記宜城驛》、白居易《記畫》《記異》、陸龜蒙《記稻鼠》《記錦裾》等，但數量很少，很難稱之為文之一體。至宋代，此類作品創作逐漸增多，主要有王禹偁《記孝》《記蜂》《記馬》、孔武仲《記言》《記鼠》《記舍中櫻桃》、王回《記客言》、張耒《記異》、呂頤浩《記陳彥升事》、程俱《記夢》、曹勛《記翟望話》《記施逵事》、王十朋《記蛙》《記人說前生事》、洪適《記夢》、陸游《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吳儆《記鼠》、范成大《記雷孝子事》、羅頌《記程叔清女死節事》、朱熹《記和靖先生五事》《記孫覿事》《記濂溪傳》、張栻《記甘露李文饒事》《記宋退翁齊愈被禍事》、陳造《記病》《記岳侯事》《記王尚書事》、方大琮《記后塘福平長者八祖遺事》、劉鳳《記任公事跡》等。這些作品一般多被歸入別集中的“雜著”“雜文”，如王禹偁《小畜集》卷第十四之“雜文”、王遽編《清江三孔集》卷十八之“雜著”、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九之“雜著”、呂祖謙編《宋文鑒》卷第一百二十七“雜著”。也有少部分作品被歸入“記”“記事”，如張耒《張右史文集》卷五十之“記、傳”，陸游《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之“記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之“記”。此類“記某某事”雜記文體與“書某某事”的“書事”文體之功用宗旨、書寫原則、文體形態非常接近，或以緣事而生發議論、寄予感慨為主，或以記述人物、事件的敘事性為主。

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此類作品創作走向興盛，有些作家還饒有興趣地一人書寫多篇作品，如方苞《記長洲韓宗伯逸事》《記徐司空逸事》《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記張彝嘆夢岳忠武事》《記吳紹先求二弟事》《記歸舒節母劉夫人舉本事》、陳梓《記從兄載青公遺事》《記王令事》《記潘氏疑棺事》《記徐孝廉遺事》《記老砦王氏女事》《記四明虎事》、全祖望《記王荊公三經新義事》《記先少師事》《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唐江事》《記王之明事》《記馬士英南奔事》《記許都事》《記方翼明事》《記范孝子事》《記李烈婦事》、錢大昕《記湯烈女事》《記侯黃兩忠節公事》《記先大父逸事》、汪士鐸《記張夫人逸事》《記江樂峰大令事》《記達什巴事》《記吳木齋蔣文若事》《記李太守事》《記唐貞女事》、蕭穆《記黟縣老節婦鄭氏事略》《記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記寧化雷貫一副憲遺事》《記開化戴簡恪公軼事》《記方恪敏公軼事二則》《記海寧陸辛齋處士逸事》《記吳文節公遺事一則》《記通州徐清惠公遺事》《記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事》。⑧這些作品一般多被歸入別集的“記”“記事”“紀事”“傳”，如方苞《望溪集》外文卷六“紀事”、劉大櫆《海峰文集》卷六“傳”、錢大昕《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二“紀事”、姚鼐《惜抱軒詩文集》卷十四“記”等。也有個別作品被歸入“雜著”，如胡廣撰《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九“雜著”、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雜著”。明清時期，雜記文之“記某某事”與“書事”文體的發展演化非常同步，敘事性增強，大部分作品都屬記述人物、事件為主者，且篇幅普遍大增。雖然明清文人別集普遍將書事文和雜記文分列于不同類目，但兩者在文體功用宗旨、書寫原則、文體形態等文體規范上非常接近，乃至完全被看作可相互替代的兩種文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書某某事”基本可等同于“記某某事”。從明清文人創作情況來看，僅有劉大櫆、袁枚、汪琬、郝懿行、梅曾亮等少量文人兼用“書某某事”和“記某某事”兩種文體，大多數文人僅僅從中習慣性選擇一種文體，也就是說，其文集中僅有“書某某事”或“記某某事”，而非既有“書某某事”又有“記某某事”。

當然，因“書某某事”與“記某某事”文體性質非常接近，在明清文人總集、別集中也存在著個別混雜歸類的情況，或將“書某某事”歸入“記”“紀事”，如賀復征編《文章辨體匯選》卷六百三十四“紀事一”收錄李東陽《書某節婦事》、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卷六百三十六“紀事三”收錄高啟《書博雞者事》；黃宗羲編《明文?！肪砣偎氖弧坝洝笔逯辆砣傥迨坝洝倍凹o事”錄王祎《書閩中死事》、周復俊《書方岳徐公事》、周思兼《書張御史事》、徐學謨《書盜殺周皇親事》、徐應雷《書時大彬事》?；驅ⅰ坝浤衬场薄澳衬秤洝睔w入“書事”，如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九“書事”、汪琬《堯峰文鈔》卷三十六“書事”、郝懿行《曬書堂集》文集卷五“書事”均收錄記體文。

四、“書事”與筆記體小說之關聯

古代“小說”文類與集部之敘事文體也存在著相互混雜、相互交叉、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等種種關聯與互動關系。林紓《春覺齋論文》云：“至于瑣細不入正傳者，如望溪《書逆旅小子》、袁子才《書馬僧》之類，則事近小說?！保?0）書事文與筆記體小說也存在諸多相通、混雜之處，從某種意義上說，部分書事文作品甚至可看作筆記體小說遁入文人別集的結果。

筆記體小說雜記見聞，大體可分為兩類：一種為載錄鬼神怪異之事的“雜記”“志怪”“異聞”“語怪”等，以神、仙、鬼、精、怪、妖、夢、災異、異物等人物故事為主要取材范圍；另一種為載錄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的“逸事”“瑣言”“雜錄”“雜事”等，以帝王、世家、士大夫、官員、文人及市井人物等各類人物無關“朝政軍國”、日常生活化的軼聞逸事為主要記述對象。部分篇幅短小的書事文所記載之人物事跡也多為人物軼事，常常一篇作品記述一兩件軼事，與載錄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的筆記體小說極為相似。例如，明清時期，也有少部分作品篇幅非常短小，僅有二百、三百字左右，如《書里涇張氏妻事》《書二館人事》《書守城紀事》《書盛公斯征事》《書王公可大事》《書閣學周公事》《書趙公蹇卿事》《書宋理宗事》《書靳莊事》《書兩烈婦死事》《書徐華國遺事》《書碧瀾妾事》《書王叔明畫舊事》《書鄧許二女事》《書銹頭道人事》《書寧海木工事》《書謝良琦事》《書宋孝廉事》《書化鶴事》《書諸暨陳氏女子事》《書盜發修武伯墓事》《書楊復庵遺事》《書萬烈婦某氏事》等。⑨此類作品篇幅短小，多為書寫一兩件軼事，類似筆記體小說之一則。有些作品甚至就直接命名為“書某某軼事”，如《書光給諫軼事》《書張郎湖臬使逸事》《書齊少宗伯軼事》《書袁惕三軼事》《書李鼎祚軼事》《書高祖妣軼事》《書劉松齋先生軼事》《書羅提督軼事》。盛大士《書章佳文成公軼事》云：“偶紀文成軼事，俾后之為名臣言行錄者，有所采擇焉?！保?98）郭嵩燾《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云：“友人易君良翰述其曾大父龍長先生軼事，多可聽?！保?28）

部分求奇求異之書事文具有濃厚“小說”意味，如宋代之《書司馬槱事》記司馬槱恍惚間見一美婦人，歌闕而去，遂成一曲?！稌朗魁R希莊事》記道士齊希莊與王屋山猴相處之事?！稌鴱堉骺瓦z事》記開國名臣張主客傳奇事跡?！稌紭蚴隆酚涃Z若思于渭橋疑見鬼事。明清時期，此類作品有徐應雷《書時大彬事》、錢謙益《書鄭仰田事》、王士禎《書劍俠二事》《書銹頭道人事》《書宋道人事》《書寧海木工事》《書化鶴事》、郭善鄰《書劉君士斷雞頭事》、陳錦《書友人王某述夢事》等，如王士禛《書寧海木工事》：“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瘜?，傳王命令入，亦不見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饑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于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髁铒嬅蹪{一碗，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饑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于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保?89—790）這篇作品基本可看作一篇志怪小說。

書事文與筆記體小說在成書方式上存在相通之處。筆記小說成書過程多為一事一則獨立書寫，積久整理成稿，如王灼《碧雞漫志》自序：“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群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保?）張端義《貴耳集》自序：“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保?9）王辟之《澠水燕談錄》自序：“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編之為十卷?！保?）洪邁《夷堅三志己序》：“一話一首，入耳輒錄?！保ā兑膱灾尽?96）顯然，筆記體小說成書過程中獨立書寫的一事一則，未嘗不可看作未加標題的書事文，從某種意義上說，筆記體小說可看作叢集形式的書事文，書事文也可看作筆記體小說一事一則的散篇別行。有時還存在難以判斷其文本屬性的情況，如張邦基撰《墨莊漫錄》卷第八：“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于集中，凡九事，今亦附于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東廳?！保?35）王明清《投轄錄》之“蒲恭敏”條收錄《李氏女》《尼法悟》后稱：“右二事，黃太史魯直子書云爾，不改易也。真跡在周渤惟深家，紹興初獻于御府?！保?5）李驎《書宋婁鈐轄事》云：“憶七年前，偶于友人幾上他書內見載此一則，錄以片紙持歸，擬書其事以傳，使海內盡知?！保?42—643）《書四烈妓事》云：“吾于明季得四烈妓焉，曰瓊枝，見于嘉善徐季方《見聞錄》者也?！保ɡ铗?41）李元度《書程允元暨妻劉貞女事》云：“余覽近人筆記述其事，謹銓次書之，冀以厚人倫，砥薄俗云?！保?06）此類載錄雜事之作，可入文人別集，也可歸入小說集。此外，許多書事文成書源于社會傳聞，也與筆記體小說記載傳聞相通，如戴名世《書全上選事》：“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有司幕中，知其所鞫之詳，為余言之如是，因執筆記之?！保?96）朱筠《書烈婦景事》：“余姚進士邵晉涵為余言之?！保?02）

“書事”文體與筆記體小說之直接混雜，首先表現為書事文載錄人物事跡同見于筆記體小說，如張耒《書司馬槱事》見于何薳《春渚紀聞》卷七，《書道士齊希莊事》見于洪邁《夷堅丙志》卷十六，蘇軾《書劉庭式事》見于謝采伯撰《密齋筆記》卷一，李之儀《書劉元平事》見于陳善撰《捫虱新話》上集卷一，王回《書種放事》見于王辟之撰《澠水燕談錄》卷四，陸游《書浮屠事》見于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程敏政《書濟寧王翁事》見于都穆《都公談纂》卷下，董應舉《書李公時勉事》見于周亮工撰《因樹屋書影》卷三，錢謙益《書鄭仰田事》見于褚人獲《堅瓠集》廣集卷一。王士禎《書謝良琦事》《書宋孝廉事》《書諸暨陳氏女子事》《書化鶴事》分別見于其《香祖筆記》卷四，《池北偶談》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五?！皶隆蔽捏w與筆記體小說之混雜，既與兩者文體性質相近有關，故文人將其同時收錄于自己的文集和小說集，也應源于不同文人以不同文體載錄、書寫同一社會傳聞，如黃裳《演山集》卷十三《秀橘記》稱記載同一事件：“或歌之以詩，或繪之以圖，或文之以記，傳之天下后世?！保?07）黃庭堅《陳留市隱序》曰：“陳留市中有刀鑷工，與小女居，得錢，父子飲于市，醉則負其子行歌，不通名姓。江端禮傳其事，以為隱者。吾友陳無已為賦詩，庭堅亦擬作?！保?31）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十曰：“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為作傳，或用其傳作《六幺》，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保?68）不同文人以不同文體載錄、書寫同一社會傳聞，自然就會形成同一人物故事被記載于集部之書事文和小說集的現象。其次，“書事”文體與筆記體小說之直接混雜，還表現為部分書事文被小說選本收錄，如周亮工《書戚三郎事》被收入張潮《虞初新志》，王士禎《書宋道人事》、陳祖范《書譚半城事》被收入鄭澍若《虞初續志》，馮景《書女將軍事》《書明亡九道人事》《書江陰廣福寺狐事》《書十義事》《書義犬事》《書蕭震妻事》被收入黃承增《廣虞初新志》等。

“書事”文體作為集部之最為靈活自由的敘事文體之一，與筆記體小說存在諸多相通、混雜之處，從某種意義上說，部分作品完全可看作文集中的筆記體小說，或者說文人借助“書事”文體部分實現了筆記體小說的功用。

在中國古代文類、文體體系發展演化過程中，文類、文體之間的關聯互動是一種常見現象，“書事”文體起源發生、發展演化與子部之筆記雜著、筆記體小說和集部之題跋、記體文、傳體文等相關文類、文體存在著相互混雜、相互交叉、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等種種關聯互動關系，亦可看作一個典型案例。這對我們深化古代文體研究無疑具有重要啟示：只有將某一文體的起源和發展演化置于整個古代文類、文體體系及其觀念體系中加以觀照，特別是全面深入地把握其與周邊文類、文體的關聯互動關系，才能更好地還原和把握其文體規定性及其演化，揭示其起源發展的具體歷史文化語境，還原其固有的文類、文體“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