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大國的現代化

■李懷印

中國知識界，尤其是成長于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學人，對于現代化理論大多耳熟能詳?，F代化理論，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最大的特征是它試圖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主義的詮釋架構，用來解釋東西方各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演進過程?，F代化理論流派紛呈，概念五花八門，但核心觀點是大致相同的，就是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無論東方西方，不分大國小國，都會從傳統的農業國轉化為現代的工業國?，F代化的過程涵蓋各個方面。除了經濟結構的工業化之外，還伴有人口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政體的民主化，等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美國，則是體現所有這些特征的一個樣板國家，具備這些現代特征，也是人類社會現代歷史演進的目標所在。一旦達成了這些目標，人類的現代歷史就能達到它的終點。

從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算起，現代化理論流行至今，已經過去了六七十年。就目前非西方世界各國的現實而言，不得不說，這一理論基本上是一個“畫餅”。歐美社會之外，唯一接近這些目標的，大概只有東亞地區的幾個小國或區域性實體，也就是日本，再加上“東亞四小龍”。但這些東亞社會的“現代化”屬于特例（下面還要具體講這個問題），并不能充分說明現代化理論的有效性，更不能說明它可以適用于全人類。

現代化理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最大問題在于它是高度的非歷史的。這套理論建立在高度抽象的概念建構的基礎上，缺少扎實可靠的歷史研究作為支撐。事實上，人們研究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或16 世紀以來歐美國家的歷史，很少用“現代化”這個概念。西方國家的通史教材講歐洲的近代史，關鍵詞只有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民族國家、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等，唯獨沒有近代化或現代化。那么，“現代化”這個概念到底適用于哪些國家？現代化的理論家們雖然把美國當做現代化的樣板，但在他們的心目中，現代化理論的真正聽眾并不是已經現代化了的西方各國，而是尚未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二戰之后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所謂第三世界新興國家?，F代化理論，說到底，是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定國際政治背景下所流行的，服務于美國地緣戰略的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意識形態。①換句話說，現代化理論是服務于美國國家利益的主流學者用來“忽悠”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的。

為什么說現代化理論是一個虛的東西？表面上看，這套理論面面俱到，而且世俗化、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等，一環扣一環，似乎很符合邏輯，但實際上，非西方國家很難照著它所提供的理論圖式，按部就班地追求增長和發展。一個基本的現實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變遷，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并沒有變成滿足現代化理論各項指標的現代化社會。很多國家的確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工業化、城市化，甚至也有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構，但經濟上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之后，就再也不能更上一個臺階，掉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而更多的低收入國家，長期以來陷入國內不同宗教、種族之間的暴力沖突之中，或者在軍方與文職人員之間的較量中，反反復復地經歷政局動蕩和社會不穩定?？傊?，從現代化的角度看，這些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發生了扭曲、停頓，沒有“化”起來。

不過，我今天的發言只想重點討論一個概念，“大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e great powers）。它的含義跟過去我們所講的現代化（尤其是現代化理論所指的現代化）不太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中的超大型國家，而不是小國，比如說東亞地區的一些小型國家或社會，他們在冷戰時期依附于美國，可以實現自己的現代化?，F代化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指導、解釋這些小國或小型經濟體的現代化，但它的適用性有特定的外圍地緣政治環境，而對非西方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缺少這樣的外圍環境，所以并不適用，當然更不適用于今天的中國。這并不是說，中國的現代化不包含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這樣一些內容——這些都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走向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簡單地討論現代化的各項具體指標，脫離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緣政治環境，不僅會淪為空洞的、簡單化的推論，而且在實際應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

對于大國來講，搞現代化要取得成功，有一個更大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大國競爭格局下的國家能力問題。只有在具備了這種國家競爭能力，并且建立了全球競爭優勢之后，大國的現代化才可能順風順水，真正取得成功。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種優勢，經濟社會發展就難以踏上一個新的臺階，甚至已有的工業化基礎也保不住，現代化會無可避免地發生中斷、停頓，甚至倒退。因此，培育一個國家的全球競爭力，打造全球競爭優勢，既是大國現代化的保障，又是它的終極目標。

那么，究竟什么是國家競爭能力？過去有人提過。比如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在20 世紀80 年代寫過幾本書，提出“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但他講國家競爭優勢，只關注工商業層面，也就是企業競爭優勢。他提出一個由四個方面要素所構成的所謂鉆石理論，強調一國的企業競爭力取決于以下四個方面，即企業經營策略、市場需求、生產要素以及相關產業集群的形成。他還提醒人們，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的提升，要經過幾個階段，從最初的基于生產要素（諸如自然資源、勞動力）的競爭，邁向投資驅動的競爭，再提升到創新驅動的競爭，在這三個階段，國力會步步提升，但是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即財富驅動的競爭階段，國力就會衰落，因為大量的合并、收購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壟斷和競爭對手的減少，使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同樣是在哈佛商學院，還有一位教授，理查德·菲埃托爾（Richard H.K.Vietor），也講國家之間如何競爭。其側重點是各國的工商業政策，包括維護產權，平衡財政，增加儲蓄和投資，控制通貨膨脹，減少腐敗和貧富不均，開放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等。

另有一位經濟學家值得一提，就是長期執教于馬里蘭大學經濟系的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已經去世二十多年，不光年紀比前兩位教授大十幾歲，見解也更深刻。他探討一個國家的興衰，不是僅僅看企業的經營策略和政府的工商政策，而是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社會政治層面，尤其是以卡特爾、同盟組織、專業協會、行會、階級階層、種姓集團等形式出現的各種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因為它們往往會建立有利于己的行業壟斷、政策法規，排擠競爭對手，在爭奪各種福利和資源的過程中，形成“利益分配聯盟”。這些聯盟或利益集團，只圖擴大自己的份額，而不是做大做強整個經濟，結果阻礙了效率的提升和經濟的成長，使國家在競爭中趨于衰落。因此他認為，只有一場重大災變，諸如戰爭或革命，才能消除特殊利益集團，使經濟恢復活力。

上面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都值得重視，但對于我們理解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或興衰過程，還遠遠不夠。尤其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要理解它的競爭能力，還需要有一個宏觀歷史的視角。我們必須跳出經濟技術乃至社會政治的層面，放眼幾百年來大國興衰的歷史，探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響、決定大國競爭的命運。這里，我個人認為有三本書，特別值得加以重視，作者都不是經濟學家。一個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寫的一本曾經轟動一時的書，名為《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再一個是已故的歷史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 年）》；最后一本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這三本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是歷史研究，時間跨度大，視野宏闊，跟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這三本書的觀點，如果我要做一個非常粗糙、簡單化的概括的話，那就是三句話：大國的競爭靠軍事，軍事實力靠財政，財政實力靠經濟。更具體地說，一個國家能否實現自己的地緣戰略目標，能否在各國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要看它有多強的軍事實力；軍事實力的大小，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把自己的財政實力轉化為國防能力；而財政實力的大小，最終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動員現有的或潛在的經濟資源，使經濟實力變成財政實力?？傊?，國家的競爭能力，依靠三種資源，即軍事資源、財政資源、經濟資源。國家競爭力的提升過程，實質上就是上述三種資源的培育和轉化過程。但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側面，那就是人的因素，更具體地說是認同問題。因此，在這三種資源之外，我還要再增加一項，那就是政治認同，就是如何聚合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各種群體，如何協調各方的利益，使它們在資源的動員和轉換手段以及追求國家的戰略目標上達成共識，實際上就是利益再分配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各個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之間就能夠達成妥協，結成聯盟，就可以成為資源轉換和戰略實現過程的潤滑劑、推進器，否則，就會阻礙資源的動員和轉換，降低動員、轉換的效率，甚至使國家的地緣政治戰略走向失敗。

一句話，大國之間的競爭，是經濟資源、財政資源、軍事資源的競爭，這些競爭能達到多大程度，要看其背后的政治認同的整合程度?；谶@樣的理解，我認為，要研究大國的現代化和全球競爭優勢，需要考慮至少這樣三個因素，即地緣戰略、財政構造、政治認同。換言之，大國現代化的核心，就是大國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而如何建立這種優勢，又必須看它的地緣戰略、財政構造和認同問題。

我的基本假設是，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是在它的地緣戰略、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這三者內部以及三者之間的均衡與不均衡的辯證運動中進行的。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最強的時候，是它的地緣戰略、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三者各自達到一個均衡點，與此同時，三者之間的關系也都達成一個均衡狀態的時候。一旦三者各自內部或三者之間的均衡被打破，國家就會面臨一個轉型、重組的過程。國家的競爭能力會在達到一個新的均衡狀態之后，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對1949 年以前中國的國家形成過程，基本上是用這個架構來理解的，寫了《現代中國的形成》這本書。我相信，這個分析架構同樣也可以用來研究、預測今后幾十年中國的發展走向。

首先，在地緣戰略上，大國要建立有利于己的安全環境，不容許在本國的周邊存在一個更為強大的鄰國，或者即使有一個強大的鄰國的存在，它也不應該構成對本國的安全威脅。大國地緣戰略的最高目標，就是削弱或消除自己的戰略對手，或者減少它所帶來的威脅。其次，大國不能像小國那樣“搭便車”，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其他大國的地緣戰略優勢之下。冷戰時期的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是典型的“搭便車”；它們的現代化之所以成功，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搭了美國的便車，雖然這不是充分必要條件。中國在20 世紀50 年代也曾經試圖搭蘇聯的便車，認蘇聯為“老大哥”，但事實上證明行不通。像中國這種疆域、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的大國，必須依靠自身的軍事實力，建立有利于己的地緣戰略優勢，而不是依附于其他大國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保護之下。而在它的軍事實力沒有足夠強大到建立地緣優勢之前，至少要保持地緣戰略的自主性。當然，要達到這樣的戰略目標，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國家的唯一選項，是最大程度地把有限的經濟資源轉化為財政資源，再把有限的財政資源最大程度地轉化為軍事資源。這便是中國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經歷的事情。當時的中國，之所以還能夠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之下保持地緣戰略的自主性，關鍵在于做到了財政構造的均衡，也就是在缺少金融杠桿的條件下，盡量做到國庫收入與支出的大體平衡，使收入滿足支出。為此，國家在最大程度上將工農業經濟資源轉化為財政資源，又在最大程度上將財政資源用于國防建設。但代價是降低消費水平，以老百姓的低工資、農民的低收入保障了國家的收支平衡。而這一條政策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又是以清除了奧爾森所說的特殊利益集團（私營工商業主、官僚尋租集團、獨立的職業集團），在全社會扁平化的基礎上達成對政治權威的高度認同為前提的。評價1949 年以后的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能離開這個大環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地緣戰略、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又在原來的均衡被打破之后，重新建立了新的均衡。中國的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也由此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地緣方面，結束了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同時對抗，經濟上逐步融入了西方所主導的國際市場，某種意義上也搭起了便車。尤其是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對外貿易和外來投資急劇增長，刺激了中國經濟總量的迅猛擴張。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水漲船高，軍事開支逐年加大，有力支撐了國防實力的穩健提高。與此同時，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也帶來了就業機會的增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到了實惠，形成了各階層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廣泛認可。這種認同是過去幾十年大部分時間里保持民心穩定、大局穩定的根本原因。也不難理解，引進自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在這幾十年間，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有很大的市場。

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地緣戰略、財政構造、政治認同方面，也開始暴露出一些在改革開放初期無法預測或者估計不足的問題。在地緣戰略上，為了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吸引外來投資，快速提升國力，向西方開放是大勢所趨，但是如何在開放的過程中避免形成對西方資本和技術的結構性依賴，如何在融入世界市場的同時保持自主的可持續發展，過去認識不足。國營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大規模私有化，曾經是20 世紀90 年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但如何在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同時，避免特殊利益集團的坐大和壟斷，避免對工薪階層收入上升空間的擠壓，維持全社會對改革的共識，也認識不足。再者，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曾經是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自上而下推行企業改革的最大動力；21 世紀以來，各級地方政府越來越依靠土地財政。但是在土地資源耗竭之后，怎樣做大做強地方經濟這塊“大餅”，避免各種各樣的折騰和干擾，這才是今后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未來中國的外界地緣政治環境和內部制度變遷存在多種挑戰和不確定性。但在各種應對方案中，如果要抓住一條總綱的話，那么，把經濟做大做強，提高競爭優勢，依然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擁有了豐沛的經濟資源之后，才會有充裕的財政資源和一流的軍事能力。發展依然是硬道理。

總之，中國的現代化是特定地緣政治和社會環境下的大國的現代化。在非西方世界，搞大國的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它的復雜性、艱巨性，遠遠超過了那些可以“搭便車”的小國或小型社會。中國不能照抄作業，不能被冷戰時期服務于西方大國地緣戰略的現代化理論所忽悠。中國的知識界在擁抱學術國際化的同時，如何形成自主知識體系，是個有意義的命題。

注釋：

①這是兩本專門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專著所強調的核心觀點，即Michael 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National Building”in the Kennedy Er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Nils Gilman,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