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的發展趨勢＊

徐擁軍 龍家慶 郭若涵 裴佳杰

（1.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北京，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檔案事業發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簡稱“疫情”）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但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調整，社會逐漸步入后疫情時代。后疫情時代，面對諸多復雜、多元、多層次相互交織的全球公共議題，如何協調國際、國家和社會三者之間千絲萬縷的公共事務是首要問題。［1］這對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出挑戰，也對檔案工作產生深遠影響?？v觀過去三年的防疫大局，檔案支撐社會有序運行的作用更加顯現，檔案工作賦能社會治理的價值逐漸被激活。早在2020年，國際檔案理事會（ICA）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7家國際組織發布聯合聲明——《記錄的職責在危機中不會停止，它變得更加重要》（COVID-19: The duty to document does not cease in a crisis, it becomes more essential）,呼吁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機構注重保存檔案。［2］這份聲明昭示著后疫情時代既要有轉危為安的工作思維，也要重視檔案文獻對于記錄危機決策的關鍵角色，要發揮檔案工作落實全程問責、保障國家記憶、實現文化福祉的永久作用。疫情防控對檔案工作環境、內容、流程、技術和方法的深刻影響，以及檔案部門的應對策略，均為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趨向提供啟示。

2022年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發表《堅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創后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的演講，呼吁順應歷史大勢，致力于穩定國際秩序，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3］這對于后疫情時代檔案事業發展亦有啟發意義?；诖?，本文遵循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和檔案事業發展規劃的政策框架，根據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環境和需求的變化，結合檔案治理體系建設要求和檔案工作實際情況，從檔案法治、資源結構、服務方式、專門檔案、國際交流五大方面分析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的發展趨勢。

1 檔案法治建設走向成熟化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確立，為檔案部門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由業務指導為主向依法監管為主轉變，全力推進檔案法治化建設。面對后疫情時代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檔案部門將更加重視檔案法治建設。

1.1 優化整體結構，加強協調銜接

一是將持續優化檔案法規標準體系。我國現有檔案法規標準大多是針對某一特定類型的檔案工作進行規范，缺少針對檔案工作環境條件、運行機制、保障措施的規范。后疫情時代，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為核心，以《“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和即將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條例》為兩翼，針對“專門立法缺位、內容陳舊滯后、可操作性較弱”等問題來出臺配套法規，重點推進電子檔案、科研檔案、醫療健康檔案、風險防控檔案等領域的法規標準供給，從而完善檔案法規標準體系。

二是將逐步加強檔案法規制度的內外協調銜接。

檔案法規標準體系內部存在部分矛盾。如《機關檔案管理規定》《機關檔案工作條例》兩部現行法規所體現的思想和具體規定存在部分差異，實際工作中尚存協調空間。檔案法規標準與現行法律法規之間也難免存在溝通不暢、協調無力的情況。如《檔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之間還存在數據歸檔解釋力不足、相互援引不到位、保存對象分類不明晰等協調問題。針對現存窘境，后疫情時代的檔案法治建設將重點修訂部分內容沖突、配合失調的檔案法規標準。加強檔案法規標準之間及與現行法律法規的協調銜接是必然趨勢。

1.2 堅持問題導向，推進立改廢釋

一是堅持問題導向，將圍繞現實問題出臺相關法規標準。檔案主管部門應依據《規劃》要求，結合當前檔案管理痛點難點，統籌推進檔案法規標準建設。身處“風險挑戰前所未有”與“市場經濟持續發展”并存的后疫情時代，檔案部門如何保持高度的警覺，面對突發事件臨危不亂，建立健全突發事件檔案管理法規標準是關鍵所在。檔案部門將以主人翁的姿態和擔當，來建立健全基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理辦法，并根據法規適用場景和實施要求，有針對性地提高檔案法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推進修訂廢止，將加強新頒布法規標準的釋義力度。當前我國檔案法規標準廢止修訂工作稍顯滯后，難以適應新時代檔案管理工作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檔案工作的數字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如《機關檔案工作條例》（1983）、《科學技術檔案工作條例》（1980）、《外商投資企業檔案管理暫行規定》（1994）等“高齡”法規仍在沿用。為盡快改變此局面，檔案主管部門也將盡快清理、整合現行檔案法規，出臺檔案法規標準復審和修改周期制度，著力推進檔案法規標準的更新迭代。［4］此外，檔案主管部門應加強對新發布檔案法規標準的解釋力度，切實保障檔案法規標準的實踐應用。

1.3 強化應用推廣，評估實施效果

第一，加強檔案法規標準的宣傳推廣以強化應用。檔案法規標準的應用和推廣一直是“老大難”問題，因此嚴格檔案執法、強化普法、加強標準宣貫是未來檔案法治的重點工作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檔案工作人員對檔案法規標準了解不足，面對檔案執法尚未厘清權責關系和法理依據；另一方面是還存在領導干部和社會公眾檔案法治意識不夠的情況，也反映出檔案法規標準宣貫力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因此，后疫情時代檔案部門將加強檔案法規標準的宣傳推廣以強化應用，落實全國檔案“八五普法規劃”，提升全社會的檔案意識；充分利用新媒體、會議、論壇等多種形式，開展檔案法規標準的宣傳、解讀、培訓等工作；對應用類法規標準配備實施指南，增強檔案法規標準的執行力度；及時總結和梳理宣貫優秀工作經驗，并將其作為常態化工作。

第二，將穩步實施效果評估方案以掌握實施情況?！兑巹潯访鞔_指出加強檢查評估的保障措施。為此，2022年8月，國家檔案局辦公室印發《〈“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實施情況評估辦法》（檔辦發〔2022〕 7號），為開展《規劃》實施情況評估提供了依據。該評估辦法對擬評估的具體內容作了設置和說明，目的是了解掌握《規劃》貫徹實施情況。抓好規劃的落地實施，通過開展評估及時了解規劃實施情況，掌握各項任務實施進度，后程發力推動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全國各地檔案部門的重要任務。此外，針對檔案法規標準，也將更加重視設計事后總結機制，對新出臺檔案法規標準的實施效果進行調研分析，為后續修訂完善提供現實依據。

2 檔案資源結構趨于合理化

《規劃》明確要求“加快檔案資源數字轉型”“優化館藏檔案結構”，旨在從形式與來源兩大方面優化檔案資源建設的結構體系。疫情防控期間積累起來的檔案歸集經驗，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后疫情時代檔案資源結構變遷。

2.1 形式結構：數字占比持續提升

檔案資源的形式結構回答“保存什么樣檔案”的問題，模擬態、數字態、數據態三類檔案資源的占比分配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兑巹潯访鞔_提出要“加強國家檔案數字資源規劃管理，逐步建立以檔案數字資源為主導的檔案資源體系?！蹦M態檔案資源將在“三足分立”的格局之中走向式微，逐漸讓位于后來居上的數字態和數據態檔案。

從全國各級綜合檔案館館藏來看，2019年，電子檔案119.3萬GB、檔案數字化副本1407.8萬GB［5］；2020年，電子檔案1387.5TB、檔案數字化副本19588.5 TB［6］；2021年，電子檔案1629.9TB、檔案數字化副本24179.4 TB［7］。近3年來，在綜合檔案館館藏中，無論是原生電子的還是數字化之后的檔案資源量都在迅速攀升，其形式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從疫情防控檔案歸集實踐來看，自2021年4月國家檔案局先后印發《脫貧攻堅檔案和疫情防控檔案歸集工作實施方案》《脫貧攻堅檔案和疫情防控檔案目錄、數據規范》以來，全國各地緊抓疫情防控檔案數字資源建設工作。例如，江蘇省市縣級綜合檔案館歸集疫情防控檔案目錄數據54.1萬條、原生電子檔案6.4萬條、數字化副本33.4萬件［8］。后疫情時代我國將愈加重視數字化檔案資源的占比，在貫徹落實“電子文件應歸盡歸、電子檔案應收盡收”的同時，加速“存量數字化”建設，以達成“十四五時期”關于“傳統載體檔案數字化率普遍不低于80%”［9］的目標。

2.2 來源結構：社會化趨向日益顯著

檔案資源的來源結構回答了“應該保存誰的檔案”的問題?？箵粢咔槭且粓鋈駪稹耙摺?。在聯防聯控、群策群力的浪潮之下，社會公眾以參與者身份形成了諸多珍貴記錄，它們或反映防疫一線的真實情境，或折射深受疫情影響的生活百態。正是在這種全民參與氛圍中，我國檔案資源來源結構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化趨向，昭示著我國檔案事業由“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的深刻轉變。［10］

疫情防控期間，博物館、圖書館各類文化記憶機構敏銳捕捉到“群像記錄”的重要性，紛紛面向社會大眾征集抗疫實物。在此背景下，我國各地檔案館堅守本位之責，致力于從“官方機構”與“社會大眾”兩個源頭著手抗疫檔案收集工作。以武漢市檔案館為例，其一方面，調派檔案人員進駐疫情防控指揮部，指導各職能機關做好文件歸檔工作；另一方面，由下沉社區的黨員干部負責收集來源于社會大眾的防疫檔案，包括援鄂醫療隊的感謝信、抗疫主題書畫、醫護人員工作證及日記本等珍貴檔案。相比于以往檔案館普遍表現出的官方敘事，此次收集工作將民眾檔案和私人檔案納入了重點歸檔范疇，旨在構建全面、完整、真實的抗疫圖景。

后疫情時代，檔案資源來源結構的社會化傾向將愈加顯著，橫亙在公共檔案資源與私人檔案資源之間的割裂與斷痕漸趨消弭。過去常以第三視角身份被排除在外的私人檔案資源，將以更具正當性、合理性的姿態出現在整體檔案資源體系中，且頻次數量均與日俱增?！兑巹潯芬蟆凹哟髾n案征集力度，健全檔案價值鑒定和評估機制，鼓勵社會和個人向國家檔案館捐贈檔案”，這為檔案資源來源結構革新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

3 檔案利用服務漸趨靈活化

檔案利用服務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后疫情時代將積極探索創新服務之路，以勇于開拓、與時俱進的姿態做好檔案服務工作。

3.1 服務理念將充分體現人文關懷

后疫情時代檔案機構在開展檔案服務過程中將更加注重人文關懷，拉近官方與群眾之間距離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更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表現。

第一，將繼續提供“均等化、無差別”服務。疫情期間暴露出了檔案即時服務不均等的現象。具體來說，由于疫情期間為避免人員流動，檔案利用服務轉向線上辦公，取代了線下查檔等繁瑣流程。但是，對于不熟悉智能設備的老年人或硬件設施不齊全的偏遠地區群眾而言，無疑切斷了其辦理檔案業務、享受檔案服務的路徑，形成了新一代“數字鴻溝”。后疫情時代，檔案機構將在更成熟、更充分的條件下，更加關注弱勢群體（如“無智能機群體”），提供“均等化、無差別”服務，使辦理檔案業務不再是難題，檔案服務覆蓋全體，逐步彌合區域、城鄉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檔案公共服務的差距。

第二，將更為注重檔案文化服務?！兑巹潯分赋鲆皾M足人民群眾的檔案信息和檔案文化需求”，將檔案文化需求與檔案信息需求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檔案服務突出人文關懷理念的重要體現。疫情期間，公眾文娛消費受阻，文化需求受到壓抑，公共文化服務相對于過去十多年的高速度跨越式發展進入了一個低潮階段。在經濟逐步恢復的同時，后疫情時代將關注和重視檔案文化需求，側重將數字技術融合于檔案文化服務中。數字思維將深刻嵌入檔案服務之中，這既是檔案工作順應數字時代發展的應然之舉，也是后疫情時代滿足社會公眾需求、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重要趨勢。

3.2 服務方式將由線上服務轉向融合服務

后疫情時代線上服務轉向融合服務，線上服務和線下服務有機融合，陣地服務和遠程服務相互補充，將助力檔案服務高質量發展。

第一，線上服務突出“精”“簡”，提升群眾辦事的便捷度。疫情期間，各地部門紛紛開啟電話查檔、網絡查檔、信函查檔等服務，推出豐富多彩的線上宣教活動。例如，2022年12月，國家檔案局檔案干部教育中心舉辦的“檔案信息化建設公益大講堂”，在線實時收聽收看超30萬人次，總瀏覽量超55萬人次。浙江省則鼓勵公眾通過浙江檔案服務網、浙里辦APP、微信小程序“掌上查檔”等進行線上查檔，切實做好疫情期間查檔服務。［11］北京市檔案館于2020年國際檔案日期間，首次推出線上宣傳活動，堅持從觀眾的視角出發，充分發揮網絡展示特點，巧妙設計環節，讓檔案工作和館藏珍品以喜聞樂見的形式貼近群眾，讓觀眾通過網絡“云游”北京市檔案館。［12］總之，檔案利用服務方式和檔案公眾教育模式朝著便捷化、虛擬化方向發展。盡管后疫情時代的線下活動逐漸恢復，但并不會因此而弱化線上服務，而將積極總結已有經驗。未來，檔案部門將進一步梳理線上服務思路和服務方法，明確線上服務方向、轉變傳統服務形式、適應社會發展趨勢，發展“互聯網+檔案服務”新模式，提升檔案利用服務效率。

第二，線下服務突出“全面”“專業”，加強官方與公眾的情感聯系。線上服務比較注重效率和目標，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無法代替線下服務官方與公眾的情感聯系。后疫情時代，檔案機構將再次以線下服務更好地把握服務對象需求。面對面地與服務對象交流能更加直觀地得到服務反饋，也能與服務對象之間形成更加密切的專業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服務對象的流失。因此，未來的趨勢仍然是以線下服務為主，線上服務為輔，注重線上服務與線下服務的相輔相成和主次關系的相互轉換，利用線上服務輔助線下服務推進，同時利用線下服務進行線上服務的宣傳與推廣，充分發揮線上服務與線下服務的相互作用，實現服務成效、服務影響力的最大化。

4 重點領域檔案工作專門化

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趨于精細化發展，重點領域檔案工作專門化管理突出。在歷經疫情大考之后，關于醫療健康檔案、個人信息保護的專門化管理更加普遍；而且在經歷全球共同抗疫的歷史進程中，各國普遍認識到團結協作的重要性，如何確保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全球檔案治理需要思考的問題。

4.1 醫療健康檔案監管將更加規范

醫療健康檔案是指臨床醫學診療工作過程中形成的，真實、完整記錄病人病情變化的原始記錄性數據。它既是健康信息技術的核心內容，也是醫療健康信息化的基礎。［13］

一是醫療健康檔案生命周期的監管。當前醫療健康檔案的創建和保存管理具有電子文件管理的一般性特征，因此可參考電子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開放檔案信息系統（OAIS）模型功能模塊、數字管護生命周期模型（DCC）流程［14］，來進行周期性監管。按照醫療健康檔案的數據創建、數據獲取、數據管理、數據保存和數據利用五個階段，進行醫療健康關鍵數據的捕獲和保存，特別是對過程性元數據進行監管，避免產生人為因素的丟失和篡改。同時，按照醫療疫病的防控周期，對事前、事中、事后進行全流程監管，例如基于存量醫療健康檔案提供預警決策信息、明確醫療健康檔案歸檔和收集范圍、支持醫療健康科研攻關和衛生宣傳教育。［15］

二是醫療健康檔案開放共享的監管。當前，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的電子檔案建設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不少省市地區實現了跨機構系統平臺、跨部門健康服務的檔案數據共建共享。［16］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三家單位聯合印發的《“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國衛規劃發〔2022〕30號）提出，到2025年，基本實現公立醫療衛生機構與全民健康信息平臺聯通全覆蓋，要求居民電子健康檔案、電子病歷和基礎資源等數據庫更加完善。［17］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統計，屆時將建成1700多家互聯網醫院，7000多家二級以上公立醫院接入健康信息平臺，“互聯網+醫療健康”成為未來醫療事業趨勢，其中電子檔案是其信息互通共享的基礎。要發揮醫療健康電子檔案突破時空限制的優勢，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其開放共享的監管，以期實現檔案數據在疫情防控、監測分析、病毒溯源、物資調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醫療機構和企業的專門檔案監管。當前醫療健康檔案法治領域存在法律體系滯后、監管職能交叉、責任劃分不清等現狀，嚴重制約醫療健康法律監管、加劇醫患關系、滋生醫療企業牟利亂象。［18］近年來各國為此展開了專門檔案監管，并獲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支撐。例如，歐盟地區執行醫療健康檔案監管的對象，包括了醫療保健專業組織、國家能力中心、行業參與者和患者團體以及其他歐盟和國家當局。實際上，它遵循了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強調公民有權訪問其個人數據，并提供了保護個人數據的法律框架。它為處理個人數據（包括健康數據）制定了直接適用的規則，相關規定使公民能夠在歐盟內部安全地跨境訪問和交換他們的健康數據。［19］檔案監管的內容包括：患者的病史、診斷、用藥、治療計劃、免疫日期、過敏、放射圖像以及實驗室和測試結果數據。為了規范醫療企業的檔案監管，澳大利亞醫療企業需按照衛生部部長簽署的聯邦法律進行規范，明確澳大利亞數字健康機構運營商。［20］

4.2 個人信息保護將愈發受到關注

承上所述，醫療健康檔案涵蓋許多與個人信息相關的數據，未來在檔案工作中將受到進一步重視。隨著人類社會逐步進入數字時代，個人信息權益保護面臨著諸多難題。洞見大數據時代發展趨勢的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指出， “完整的數字化記憶代表了一種更為嚴酷的數字圓形監獄”。［21］疫情防控常態化期間“健康碼”的使用，引發公眾對個人隱私、算法準確性和信息過度使用的憂慮，其背后潛在的存檔機制和利用規則是檔案工作理應關注的領域。［22］

后疫情時代檔案領域個人信息保護既是潛在的研究方向，也是一門交叉性較強的實踐學問，因為它涉及數字技術應用、法律規范約束、檔案利用服務等多個方面。自2016年歐盟推出《一般數據管理條例》（GDPR）后，各國也相繼出臺了涉及個人數據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我國也在2021年8月20日頒布了《個人信息保護法》，象征著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在數字時代邁出關鍵一步。如何做好《檔案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數據法律的銜接，也是當下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個人信息保護問題將是未來檔案法治關注的重點內容之一。無論是綜合檔案館還是私人檔案組織，都或多或少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類似被遺忘權、數字記憶權都將是檔案領域不可回避的話題，它們將會給檔案館的社會定位和業務流程帶來影響。［23］

4.3 檔案部門參與全球氣候保護

自全球疫情暴發以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刻不容緩的世界議題，其中氣候變化是較為重要且緊迫的問題之一。氣候變化已經影響到檔案工作的開展，未來將需要新的戰略來支持檔案的整理和保存。實際上，海量檔案資料中涵蓋著過往的豐富知識，有益于當下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為進一步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成果，并且緊握未來檔案事業發展方向，2023年阿布扎比國際檔案大會特設議題“可持續知識、可持續地球——檔案文件與氣候變化”（Sustainable Knowledge, Sustainable Planet: Archive, Records and Climate Change），將以“檔案參與全球氣候保護”作為焦點話題，圍繞“檔案機構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檔案館節能、檔案可持續發展”進行討論。［24］實際上，國外檔案部門正在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進一步彰顯檔案館藏與氣候保護的持續相關性。［25］

同樣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窘境，我國提出“碳中和、碳達峰”目標，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響應國家戰略，我國檔案領域逐步探索“檔案+綠色低碳”之路，無論是檔案“十四五”規劃對檔案館節能環保的要求，還是國家檔案局批準發布檔案行業標準《綠色檔案館建筑評價標準》，都體現出檔案部門應對環境問題的決心。為此，我國氣象系統先后在河北、內蒙古、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湖北、海南、西藏、云南等?。ㄗ灾螀^）氣象局和國家氣象信息中心等地開展數字氣象檔案館建設，并取得階段性成效。這為氣象事業和生態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科研數據和觀測記錄，為環境保護、科學普及和科研事業提供了原始憑證記錄。

5 國際檔案交流合作常態化

全球檔案治理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家、地區、組織機構間多元協同合作以促進國際檔案事業發展和國際檔案問題解決的一系列活動?！保?6］過去三年來，受制于疫情防控措施，我國參與全球檔案治理的步伐有所放緩，虛擬空間幾近成為檔案領域開展國際對話的主陣場。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時期加強非洲記憶機構適應能力”國際研討會、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檔案合作分委會第四/五次會議等均以線上形式召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與相關主體展開更為深入的交流合作。后疫情時代隨著我國相關政策的調整，檔案國際化工作將重回正軌、再攀新高。

5.1 立足國際組織的全球檔案治理逐漸深化

當前，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檔案理事會（ICA）、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搭建起了完備的全球檔案治理平臺，不同國家匯聚于此、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檔案發展之路。后疫情時代我國應從以下方面著手，進一步深化在全球檔案治理中的參與程度與貢獻力度。

一是持續跟進世界記憶項目?！兑巹潯访鞔_要求“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992年，UNESCO發起世界記憶項目，旨在確認、保護、傳播人類共有的檔案文獻遺產。2021年，《世界記憶項目總方針》（General Guidelines of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MoW） Programme）、《世界記憶項目國際咨詢委員會章程》（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修訂完成，停擺4年之久的世界記憶項目再度重啟。我國應在深度研習相關國際規則的基礎上與世界記憶項目秘書處、國際咨詢委員會展開合作，鼓勵相關人員積極任職，并充分發揮世界記憶項目澳門、北京、福建、蘇州四大學術中心的橋梁作用，以提升國際檔案文獻遺產領域“中國話語”的可見度與影響力。

二是積極融入國際檔案領域對話交流。在疫情防控階段，我國檔案界大多數同仁遺憾缺席2022年ICA羅馬年會。在全球檔案治理欣欣向榮之勢愈加凸顯的背景下，ICA宣布將于2023年10月重啟第十九屆國際檔案大會，屆時我國檔案界同仁將親赴會場與世界各國人員共襄盛舉、共繪藍圖。未來，ICA舉辦的各類活動中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身影”與“中國聲音”。

三是廣泛參與國際標準制修訂工作?！兑巹潯访鞔_要求“積極參與檔案國際標準制定修訂，推動中國標準走向國際?！?022年11月15日，第52屆ISO/TC46/SC11國際標準化組織信息與文獻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檔案（文件）管理分技術委員會召開工作會議，明確由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安小米教授、加小雙副教授分別擔任ISO/TC46/SC11工作組召集人。這預示著我國在國際標準制修訂過程中的話語權更進一步提升。隨著相關政策的調整，國家檔案局、科研院所等相關機構的人員派出將更為靈活，參與國際標準制修訂工作的客觀條件亦更為便捷。由此，《規劃》的上述規定將有望得到充分落實。

5.2 基于雙/多邊關系的國際檔案合作持續拓寬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保?7］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我國檔案界將自覺站在“國之大者”的高度，以主辦會議、開展項目、簽署合作備忘錄等方式主動搭建全球治理平臺，由“參與者”逐步轉向“引導者”，提升在國際檔案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一方面，中外人文交流機制下的國際檔案合作將日漸增多。當前，我國將中外人文交流定位為大國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且已建立中俄、中美、中英、中歐、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中日等十大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然而，僅有中俄人文交流機制明確將檔案領域納入其中，迄今為止已成功舉辦六次“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檔案合作分委會”會議。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全面放開，各領域的國際合作將迎來復蘇新高潮。借此契機拓寬現有中外人文交流機制的著力點，探索國際檔案合作的各種可能性與可行性必定是大勢所趨。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檔案合作將日漸深入。早在2015年，中阿兩國就對“探索檔案合作交流機制共同助推‘一帶一路’建設”展開對話；2018至2019年，國家檔案局連續兩次主辦“錦瑟萬里、虹貫東西——‘絲綢之路’歷史檔案文獻展”。相較之前，疫情期間檔案領域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程度有所減緩，尤其是檔案線下展覽幾近停滯，而這也將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到來逐漸顯現出繁榮復蘇之勢。

5.3 凸顯中國特色的檔案傳播內容日益豐富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保?8］檔案中蘊藏著中華文明的演進軌跡與深刻內涵，“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諸多生動素材必將由此而來。

后疫情時代我國檔案傳播將凸顯兩個特色：一是在現實宣傳向度下，圍繞“中國抗疫”的檔案敘事將持續涌現，以此回應部分國家借不實言論對我國防疫工作的惡意抨擊與抹黑。二是在歷史文化向度下，以文獻遺產為依托的檔案文化將不斷被挖掘，圍繞“甲骨文”“近現代中國蘇州絲綢檔案”“僑批檔案-海外華僑銀信”等具有突出中國特色的文獻遺產的書籍、展覽、文化創意產品等將越來越多地流通于國際社會，并成為中華文明的特色名片?；诖?，面向國際的檔案傳播將持續助力中華民族更加穩定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6 結 語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立足當前檔案工作實際，展望未來檔案事業發展趨勢，能夠及時預見檔案發展需求，做好充分應對準備。劍橋大學莫洛·紀廉（Mauro F Guillén）教授面對全球疫情防控形勢，對2030年人口、經濟、技術、商業做出預測，指出重塑未來世界的若干趨勢，通過邏輯嚴密的認識論體系來闡釋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可能應對方案。［29］盡管關于未來預測和展望或多或少帶有臆想或想象的影子，但是無論是出于觀念更迭、流程轉換和科技變化，還是基于計量分析、政策規劃和愿景目標，都需要提升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控制，避免難以預估的損失。2022年9月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ICA2022年會，以“檔案彌合鴻溝（Archives: Bridging the Gap）”為題，聚焦復雜多變社會中檔案和檔案館的角色，在后疫情時代要進一步彌合民主鴻溝、文化鴻溝、數字鴻溝。各國檔案事業之間的學術討論和業務聯系更加密切，也將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诂F實數據的演繹，以及客觀發展的法理和案例事實，本文主要從國情和檔情角度揭示并描繪后疫情時代檔案工作發展的五大趨勢。這既是一種對未來檔案工作的評估和預測，也是對今后檔案實踐提出的宏觀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