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內容主體、邊界及其他＊

蔣衛榮 劉 言

（1.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蘇州，215023；2.蘇州城市學院，江蘇蘇州，215104）

隨著情報學、圖書館學、檔案學三個二級學科的一體化趨勢加深，并融合為一級學科——信息資源管理，相信整個學科將取得前所未有的內涵提升。然而，這三個二級學科畢竟還是有自身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及由各自核心課程構成的研究領域分野。就檔案學這個二級學科而言，各個分支學科亦非均趕上了快車道，類似《中國檔案事業史》這樣相對“古老”的分支學科則明顯滯后、甚而是落伍了。筆者在多年教學與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撰寫了本文，以就教于業內同仁。

1 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名稱及要素

1.1 中國檔案事業史名稱演進

所有的專業、行業、系統、事業均有其專業史。檔案管理業務及專業亦然，名曰中國檔案史、中國檔案事業發展史、中國檔案事業史及中國檔案學史。其中可能使用“中國檔案史”者最多，最早可追溯至民國檔案學家殷鐘麒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其在“自序”中稱“‘惟中國歷代檔案之概觀’一節，無專書參考，略而不詳；中國檔案史，為未開辟之園地，須作最大努力之搜集，或可有成”［1］。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韋慶遠先生在《檔案工作》雜志連載檔案工作史話，也沿用“中國檔案史”講義這個名稱。

選用這一名稱，可能受相關學科的啟發或因模仿、移植所致。中國近代檔案教育最早由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肇端，該校圖書館學專業已有類似“中國書史”課程或名稱設置。但是，名稱可以模仿，學科內涵、結構及內容預設迥異。習慣上，在圖書館學專業開設的“中國書史”課程是不涉及歷代圖書管理這一重要內容的，內容相對純粹，是名副其實的“書史”。而歷代有關書籍管理的內容則由另一門圖書館學專業核心課程——中國古典目錄學史或曰古典目錄學的課程來承擔。

理論上，檔案學專業的學科設計中也可以安排一門名曰“中國館藏檔案史”的課程，但事實上并不現實。據現有材料，今人確切了解一個古代檔案機構收藏了多少“館藏”，最早的材料始見于元代陳旅的《安雅堂集》中《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中記述的路一級行政管理機構所屬檔案機構——架閣庫所藏的檔案數量：“兩至元之間（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至元惠宗至元，分別為1264-1294年與1335-1340年）所積成案十萬五千有奇，簿歷萬三千九百有奇”［2］，歷史上多數時期的檔案機構并未為我們留下這樣的統計資料。

“中國檔案史”最初的課程內容預設，既包括檔案的產生、演變（包括載體、種類、成分等）的歷史；也包括檔案管理工作的歷史，即從初級原始形態，嬗變、進化到較為成熟、定型的古典形態，再轉型到檔案管理工作的近代形態（此種轉變也受西方很大影響）；還包括檔案工作發展到一定階段，必致其對自身的反芻、總結并上升到理論層面的檔案學史。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與進展而言，該內容框架中尚有不少板塊的研究闡述還是相當薄弱的。比如歷代的檔案利用部分，就目前筆者閱讀范圍所及，各種論著在對這一內容的闡述與表達上仍未實現有效突破。

1.2 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中“檔案”“事業”與“檔案事業”諸要素解析

作為學科名稱的“中國檔案事業史”，是從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檔案事業簡史》一書開始的。［3］

（1）“檔案”一詞詞源問題

漢語“檔案”一詞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現并流傳。而與此相類、相仿的“文書”“圖書”“公文”“文獻”“公文書”“文物”等語詞在漢代前后均告誕生，今日生活中絕對屬于高頻詞的“信息”一詞在唐代也已誕生。獨“檔案”一詞屬異數、例外。檔案學界傾向于認為“檔案”一詞是滿漢兩個民族文化交流的產物：其結構乃是“檔”（滿文音譯）+“案”（漢字舊有本意）而來，即兩種語言語匯的組合，也是兩個單音節字語素的合成。筆者也持這樣的觀點。

（2）“文書”字源及與“檔案”詞義的關系解讀

須承認，“中國檔案事業史”這個名稱可能涉嫌稍顯“現代”?！皺n案事業”概念或術語的使用，在檔案學界應不超過八、九十年。較早者，1937年何魯成出版的《檔案管理與整理》在自序中記作者“晉謁”甘乃光時聽甘曾言：“檔案管理是不能全憑理論上的，你沒有管理過檔案，研究的時候，必定要感到隔膜，而你研究出來的東西，實際上未必能應用。如果中國各項事業都不發達，你假如能專力研究二年，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專家了”［4］，語義中將檔案管理也作為一項“事業”對待。說中國古代存在“檔案事業”，這顯得略為奢侈、夸張。但宋元時期的架閣庫官員及相關人員周紫芝、李大異、陳旅等留下的主管架閣庫（官職）設置、架閣庫修建與建筑特色和運行的筆記史料中大多包括對檔案的起源、價值、功能的認知，以及修建存儲機構及主管官員設置的必要性論述，似乎使用這個名詞也不為過。其有一個顯著的優勢，該詞包容性好，內置空間較大，且也有約定俗成的因素，將歷代檔案管理工作納入其中是名實相副、相宜的?！兑住だぁ吩唬骸懊涝谄渲?，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唐孔穎達《疏》曰：“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侗笔贰ね匕铣蝹鳌酚校骸叭舴侨纬?，朕事業不得就也?！边@是《辭源》對“事業”詞匯來源的闡述，并解釋為人的成就?！笆聵I”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定義為：“人所從事的，具有一定目標、規模和系統而對社會發展有影響的經常性活動?！?/p>

據此，“事業”一詞，即功業，指事情的成就。在今天多數人看來，可以分成兩大系統，人的系統和社會的系統?，F當代廣義上的“檔案事業”范圍更廣，主要包括國家（包括執政黨）有關檔案事業的法規、政策的制定、實施，頗為宏大的以檔案館為主體、數以百萬計的檔案室為基礎的檔案實體管理業務，各層級的檔案行政及業務管理、交流工作，檔案事業管理與法治建設，包括各級檔案學會在內的檔案管理機構設計、設置、規劃、布局等，檔案學學術研究及出版事業，甚至包括國家層面的檔案外事交流與合作等方面。

因此，作為檔案學專業的一個分支學科，其名稱用“中國檔案事業史”還是較為準確的選擇與表達。

2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內容主體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主體內容是循著“檔案”這一實體演進的歷史與相應的檔案管理工作而不斷演化、進步的，也就是不斷改變管理內容與形式的歷史。近現代以后還需納入其延長線部分，即檔案學的產生與傳播，并對實體的檔案管理工作提供反哺及理論指導。歸納言之，三個板塊：檔案的歷史，檔案管理工作的歷史和檔案學史。

2.1 檔案的歷史

第一板塊，即研究檔案起源、產生、范圍（如歷史上的“六經”是不是檔案？可以這樣說，六經的源頭是檔案，但是孔子編撰訂成書后的“六經”則已經脫離檔案的范圍，是“教科書”“書籍”“經典”“文獻”，是檔案文獻編纂成果。因此，從這個角度說，韓寶華老師刻意區分“檔案”與“檔案文獻”概念［5］是具有一定理據的）以及發展或演進的歷史。

近代以前，習稱“檔案”者，其主體是衙門或機關檔案，如漢代政務辦理完成后歸檔材料有稱“故事”的傳統，唐代與人事管理有關的“甲歷”或明代的“貼黃”，歷代需作大量登記、制作的與民政、稅務直接有關的戶籍，明代后湖黃冊庫保存的數以百萬計的賦役黃冊等均屬于機關政務檔案。其中“主體中的主體”是古代衙門及近代以后，以政府機關為主形成的檔案（國外的情況可能與我國稍有不同，社會組織發育及其附屬物檔案的出現、發育與擴張，時間上要明顯早于、數量規模上大于中國。中國社會組織檔案的勃發則是近代以后事情，如蘇州市檔案館所藏的市民公社檔案、絲綢同業公會檔案、商團檔案等）。對這類材料的收集、發掘與史料梳理工作，并在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中予以全方位展示并作系統描述，是“檔案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但這方面的工作，至今做的也很粗疏，僅是一些泛泛、淺層次的工作。就“檔案”而言，這樣的東西有沒有呢？可以肯定地說：有。甚至也有一些類似于我們今天所稱的專門檔案或科技檔案之類的實體。

宋代有各級、各類官辦的醫院，蘇東坡在杭州任職時便辦有一“安濟坊”，“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痊失，歲終考其數為殿最”［6］。這里的“手歷”，為古代病歷檔案無疑。其功能既是醫生診治病人疾病效果的記錄、檔案，又是對醫院醫生進行定期考核、獎勵的依據。

類似材料從絕對數來說肯定屬海量，但是要發現并整理出來卻非輕而易舉之事。就從業者而言，需具備較強的古代文獻與古漢語素養。通常情況下，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人員是憑各自興趣分段進行的，中國檔案事業史研究和成果積累不妨也尋求這種分段合作形式而謀斷代突破。

廣西民族大學丁海斌教授有關歷代文檔名詞研究也極具學科與學術價值，因其屬于中國檔案事業史三個板塊之一“檔案”史研究中循“名”責“實”的部分，乃本體中的“本體”，屬題中應有之義。

2.2 檔案管理工作的歷史

第二板塊，即歷代的檔案管理工作，是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核心內容。歷史上檔案管理工作經歷了螺旋式上升的過程。隋唐前后，大相徑庭。隋唐以后，出現了專門化的檔案管理機構及與其相應的專職型檔案工作人員，業務內容與環節也趨于復雜、繁瑣，“鍛煉”“復治”（《隋書·劉炫傳》中檔案工作用語）是常態。［7］中國檔案事業史的研究要在既有的成果、格局基礎上實現重大突破，則有待于對隋唐以后各歷史時期檔案事業史史料和史實的探尋、勾陳、甄別、辨偽與闡釋、整理、發現，乃至對重大史實的重建與考訂。鄭州大學王金玉教授的研究工作為我們提供了典范。［8］

在此，就筆者所認知的較為重要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檔案管理工作中若干制度性安排或舉措，略陳數例以作說明。宋代“千文架閣法”的性質分析、古代檔案管理實務中有無原件概念的理念及其檔案管理目標訴求、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分期等問題，以及歷代檔案利用素材的勾陳、發掘與闡釋：如宋《慶元條法事類·文書門》所涉檔案管理制度闡釋、宋元時期學人有關檔案機構筆記史料內容梳理、清“隨手登記檔”及其價值發現等。這些對中國檔案事業史建設具有重大學科價值的問題或方面，多數可能至今尚未取得為業界公認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與權威闡釋。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發展與演進也有分期的問題。1840年以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檔案變遷與檔案管理工作演進相應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歷史上的檔案和檔案工作發展演進、嬗變畢竟有別于一般的政治史、社會史分期［9］，兩者并不完全同步，不能將這種一般性的歷史分期不加區別地移植到中國檔案事業史分期上。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分期以何為標準或依據？有人可能認為，檔案介質即載體的演進可作為一個視角。紙張取代簡牘是檔案載體的重大變革，對中國古代檔案發展史的影響巨大。印章重要性凸顯的時間，肯定與紙張作為文書及檔案的載體有重大關系?？梢哉f與今天傳統的紙質檔案與新生電子檔案載體的影響相類。

但筆者以為，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歷史分期還是要以檔案管理工作的發展與演進為主要依據，并以此作為中國檔案事業史敘述、分析及對檔案事業發展成就評估的標準，從而構成其內容主體。［10］隋唐之前，由于檔案工作發展尚不充分，檔案事業史的內容只能是檔案的歷史與尚屬初級、相對粗疏的管理工作（檔案工作基本處于一種自在而非自為的形態）兩者并重，甚至需以前者為主，還要納入大量文書與文書工作史，尤其以文種規范使用為主的敘述。隋唐以后，檔案管理工作逐趨成熟、定型，其標志是出現了專職的檔案工作機構和管理人員。筆者持有一個基本觀點，古代檔案管理工作發展至宋代已基本定型，至南宋甚至達到了古代檔案管理制度化、規范化的頂峰。著名學者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中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1］，這一評價同樣適用于中國古代檔案管理的制度演進與變遷過程。

但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文獻史料，尤其是有關歷代檔案管理工作的文獻史料，其發掘、鉤沉的廣度與深度以及分析、闡釋的深度都顯不足，其中也不排除歷史上形諸文字的相關史料本身也相對不足。

再如，歷史上檔案管理到底有沒有“檔案原件”概念？也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原件概念在機關衙門日常的檔案管理過程中是不會刻意追求的。動輒數以百萬、千萬甚至以億計的官府檔案，不可能具備今天安全、規范、面面俱到的管理條件與設施。歸檔材料若保存幾十年后不可避免會發生破損、殘缺，施以重抄這一既簡單、操作性強，又經濟實用且有效的檔案管理手段是毋庸置疑的。這類史料可謂俯拾皆是。而至今中國檔案事業史論著中不知是何原因，相關內容闡述基本無存。鐘文榮先生曾對筆者《歷史上檔案管理的目標價值與原件概念衍變》一文觀點提出商榷［12］，在此簡單作出回應。筆者并不完全否認古代檔案管理中存在重視原件的場合與做法（如以皇帝名義發布的各類詔書文本、皇家檔案中的所謂“玉牒”、科舉考試結束發布的大小金榜等應該是有原件的），但是作為官府辦事——政務運作過程中產生并在實際事務辦理完畢后大宗的、例行性的、數量動輒以千萬計的副產品，都事無巨細、不加分別地施以全程原件保護既無必要，也無可行性。傳統書畫作品的保護技術——托裱修復工藝不可能不加甄別地移植到檔案管理領域。［13］書畫作品與普通的文書檔案最大的區別是：前者的價值是與特定作者聯系在一起的，王羲之親筆的《蘭亭集序》（假如存在王的真跡）與后代其他人臨摹的同題材作品，其價值完全不同。而傳統官府、衙門檔案的名義作者往往是機關或機關負責人，其實際作者（起草者或書寫者）則往往是“無名氏”，即使是內容極其重要的文件材料，往往也假手于“無名氏”。更為關鍵的是，珍貴書畫作品及宋元時期珍稀古籍善本的絕對數量畢竟是有限的，與文書檔案數量可謂霄壤，其管理目標及訴求是信息內容的真實、完整與安全。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檔案管理認知是不會刻意追求原件抑或非原件之分的。

作為中國檔案事業史重要組成部分——歷代的檔案利用內容板塊，可以落實在各個歷史時期圍繞政治、經濟、文化、人事、司法、科技、外交領域等的利用，從而避免歷代檔案利用的相關內容設計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敘述都似曾相識或基本類同。當然，這種理念落實起來也確實存在約束條件，即對各類史料尤其是古文獻史料的掌握廣度、深度以及對這些文獻的閱讀、闡釋與梳理能力。尋找、檢索甚至勾陳歷代檔案利用的實例類史料，需要較為扎實的古漢語及文獻閱讀能力，否則此事莫辦。

這就是近代學者關注的“發現（見）之學”與“發明之學”及兩者孰重孰輕［14］的關系問題。近代著名學者黃侃、陳寅恪、蔡元培等人都對此問題作過專門討論。黃侃常說：“所貴乎者，在于發明而不在于發見（現）”。著名學者陳寅恪則一貫強調“發明之學”重于“發現之學”。他在為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下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對馮著持充分肯定評價，原因就在于“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所發明”［15］。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長足發展有賴于“發現之學”與“發明之學”兩者的突破。一方面有賴于類如《隋書·劉炫傳》與收錄于《全唐文》卷五二三唐德宗年間吏部侍郎楊于陵《請修寫銓選簿書奏》［16］文這樣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的突破；另一方面則是對相關文獻的解讀、闡釋空間與篳路藍縷、推陳出新般的突破。如王金玉老師對宋代檔案管理制度中對“千文架閣法”性質與功能的辨析為我們提供了示范性闡釋。

說到底，千文架閣法本身實際上是一項文書制作與管理制度，具體地說，是一項文號編制制度。追溯這項制度的提出，其源頭卻在檔案管理環節，即江南西路當地百姓“多竊去（官府）案牘”，且“州縣不能制”［17］。問題最終解決，是通過加強文書工作的規范化環節而實現的。這是典型的由檔案管理存在缺陷反饋給文書工作環節而作出的制度調整。這一技術上的變革就檔案管理環節而言，有效地杜絕了歸檔文書及檔案的遺失、偷盜現象，落實了檔案遺失的責任追究制度。這類似于今天倡導的電子文件生成、制作階段就要考慮檔案管理的要求。因此，從本質上說，千文架閣法是一項文書制作與管理制度，但是其實施客觀上有利于檔案管理的完整與安全要求。

等我從衛生間里出來，竟然和那位小說家不期而遇。讓我想不到的是那個寫童話的女孩一臉笑容，緊緊地跟在小說家的身邊。我剛想和他們打招呼，但小說家卻神色尷尬地轉過身去……

在古代檔案管理史上，某些制度或做法的性質介于文書工作與檔案工作兩者之間。文書立卷的制度屬性，在現當代認定其為文書工作業務，但在古代應該屬于檔案工作業務范圍。在20世紀50年代國家有關部門正式明確由文書承辦部門立卷規定前，一直是由檔案管理部門擔任立卷主體。其源頭可以上溯至紙質文書取代簡牘成為主要載體的最初階段。文書立卷是文書工作轉入檔案工作階段的標志性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文書立卷一直是檔案部門的核心工作之一。20世紀30年代民國政府推行“文書檔案連鎖法”，把剛剛建立起來的文書工作與檔案工作的界限認知又人為彌合了。此類做法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直到今天臺灣地區某些機構或部門依然沿習此類模式的管理辦法。退一步想也易理解，因為檔案工作職能畢竟要讓位并服務于政務工作與行政效率。這類材料與內容也屬于檔案事業史的核心部分。

2.3 檔案學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檔案學史）

第三個板塊，便是對中國檔案學的產生、發展歷史的描述、分析及評價問題。眾所周知，中國近代檔案學產生的背景確實與近代社會、政治變革相關，并受歐美檔案工作的影響。其作為學科是個“舶來品”，但是中外“檔案學”的研究內容卻大異其趣。中國近代檔案學因缺失檔案館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形成了與國外檔案學以檔案館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檔案館學”明顯有異的——以機關檔案工作為主體研究對象的“機關檔案工作理論與方法”。

揆諸民國“十三本檔案學舊著”可知，民國時期檔案學人對國外的檔案管理現狀、歷史及檔案學發展均有不俗的了解。在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和殷鐘麒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中對英、法、美、荷、德等國的檔案工作歷史與現狀都有大段的介紹與描述，對國外的檔案學理論也有豐富而準確的介紹、闡釋。有多部檔案學著作對“Archive”詞源還進行過分析，一致的觀點是，它來源于拉丁文，最初是指“用為庋藏公共文件或有關歷史之文件之處，以今意表示，當為檔案室、檔案館、檔案處等，而非檔案本身”；“《大英百科全書》對于此字甚少說明，僅注用以指庋藏屬于國家社會之記載文字之地方，常用復數”［18］。還大段直接引用英文原文。畢業于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的程長源編著的《縣政府檔案管理法》（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也說：“檔案（Archives），按此字原為庋藏公文之地，后引申為檔案之本身等”［19］。甚至對國外檔案機構的館藏也十分了解?！吨袊鴻n案管理新論》中有“美京華盛頓共有二百六十萬立方英尺檔案，聯邦政府散在各州之檔案有四百八十萬立方英尺”［20］等敘述。反觀當下今日學界對近代檔案學的學術發展史研究及相關情況尚有不足。

“民國十三本舊著”中有多部著作涉及歷代檔案工作總結敘述。類似戰國與秦柱下史職能；楚漢相爭之際“蕭何又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使沛公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民所疾苦，以興漢室”；宋代普遍設置的架閣庫等重要史事已被近代檔案學人通過發掘相關史料而獲知［21］，今天所知的古代重大檔案工作史實多數已在他們的著作中有所揭示、發明。

殷鐘麒在重慶創辦的私立崇實檔案函授學校，與他對法、德（普魯士）檔案學校于檔案管理人才培養、成才的價值與影響有著全方位的認知有關，甚至他還間接引用英國首相的話：“法國檔案學校之好組織、好先例，可惜英國仿效太遲”［22］。還直接列出普魯士史學?？萍皺n案學學院1930年9月修訂開設的“檔案學”“現代檔案學”等課程。他還說：“現代學術日新月異，檔案管理亦已成為專門技術”［23］。由此可見，近代檔案學人對主要歐美國家檔案管理的現狀及檔案學學科發展情況有著諸多了解與認知。

即便是近代檔案事業史的研究，至今也存在著不少疏漏或缺失某些重要板塊。多年前，筆者就零星發現一個民國檔案原始文本中存在一個不為學界了解的符號（碼）系統。之前因看到的相關材料較少，印刷類文獻中（除影印出版外）未見這方面任何記載或解讀材料。近年來，單位所藏部分民國館藏以及因帶實習生赴檔案館實習與業務實訓，得以見到數量較大的原始文本。由此了解到近代尤其是民國檔案原始文本中存在一個蘇州碼子的編號系統。截至目前，尚未見到檔案學界的學理詮釋。

3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學科邊界

學界有人將王銘老師列為研究民國時期檔案事業史第一人。他利用收集的上百份民國檔案文獻寫作過數十篇有關民國檔案的研讀、賞析及有關文種問題的文章，但他不一定認可學界對他的這個評價。其“民國檔案研究”本質上應歸屬于“文獻研究”的范疇，類似于傳統學人對上古文獻的整理研究。王老師的數十篇有關古代（從先秦至清各朝）檔案文獻研究的文章，均以文種研究、文獻學甚至以某一制度的確立與運行等為核心內容。

假如一定要在檔案學與歷史學或文學間找出一個顯著的區分點或分野的話，那么，可以套用一句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檔案學界流傳的話，前者的取向是所謂“形式中的內容”，應該基本準確，后者則是要發掘歷史信息、文獻中蘊含的某一歷史時期的真實社會發展歷史圖景、制度變遷或文學及審美意義。這與不同學科的研究取向有直接關系。

明清時期，有關文書工作內容（當下史學界已將歷代文書工作制度及運行作為歷史上政治制度運作的研究突破口）也遠較檔案工作及檔案事業史的內容豐富。如“留中”“貼黃”“票擬”“批紅”“劃諾”“畫可”等都屬于文書工作制度，極端者如明司禮監太監僭代皇帝在大臣們的奏章上批示（時稱“批紅”）的文書處理制度。筆者以為這類史料、史事不應該納入中國檔案事業史敘述主體。這種本質上屬于政治運行或者說皇權代行體制是明皇朝權力分立的特點之一。

筆者以為：這些內容，在中國檔案事業史中只能屬于邊界性甚至屬于邊緣性的部分，但假如在隋唐以前，則也應屬于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核心內容。

總體而言，相當多的事物其源頭本為同一物，但隨著社會、經濟及技術的進步，分工的細化、分野，機構設置的日趨完備，同一源頭的事物可分化出眾多行業、專業及相關業務。隋唐之前，檔案及檔案工作史與文書及文書工作史基本合一，且后者的內容與史料也遠較前者豐富、充分，范圍涉及廣。某些介于文書工作與檔案管理之間的內容應該納入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內容，如歷史上的“文移勘合”制度、照刷磨勘文卷制度、蘇碼編號系統等。

至于一般性的有關文種演變、文書運行甚至由此帶來的政務安排等內容則可作邊界處理。類似酈永慶利用館藏現存“議復奏折”推翻了鴉片戰爭前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存在所謂“嚴禁派”與“弛禁派”之分的學界傳統主流觀點；［24］再如吳佩林等人利用四川南部縣清代檔案所載，確定任期的104任知縣平均任期為2.2年、署任平均任期為0.9年、代理知縣平均任期僅為1.5個月的統計結果，從而徹底推翻了《清會典》中所載“三年一任”習說等，這類材料顯然無法進入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境域，連邊界也談不上。［25］其屬于典型的歷史研究，盡管與檔案的發現與公布有關。

還有某些距離今天較近的檔案原始文本本身也不排除同時具有“檔案事業史史料”性質，如民國時期有些檔案原件上記錄有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的標記、符號；案卷封面及卷內文件目錄頁相關欄目的填寫，類似文書處理流程中的編號，機關領導人履行簽發職責，在相關人員起草的文件上留下的“行”或外單位來文上寫下的“交某部（處）議處”等例行文書處理程序文字；有些材料上蓋有檔案分類章，甚至還有一些只有當時經辦人才能辨識、辨別的檔案管理記錄符號等。

4 其他相關的探討

4.1 “檔案研究”與“檔案學研究”關系認知

按理說，“檔案研究”與“檔案學研究”兩者關系應該不存在任何疑問或不解的。但是，由于學科歸屬、定位多變，且學科理論基礎相對薄弱，檔案學界似乎對這兩者的關系存在認知誤區。王銘老師發表的幾十篇有關民國及古代檔案文獻的研讀文章（成果），可冠以“有關民國（或古代）檔案文獻的研究成果”之名，但似乎不能簡單將其命名為“檔案學研究”成果，而屬于文獻研究的范圍。實踐中諸多場合，“檔案”二字含義指稱的是“檔案工作”“檔案事業”的意涵。如國家檔案事業管理機關，各省、市檔案局在新版《檔案法》中將“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改為“檔案主管部門”，以反映2018年檔案機構改革成果。某些與檔案工作有關的專業協會、學會，大多辦有冠以“XX檔案”的刊物，這里所指的“檔案”，實際指稱的是以刊載“XX?。ɑ驀一蛐袠I系統）檔案工作的新聞報道、會議安排及綜述，各地開展檔案工作的特色、創新與行之有效經驗與技術推廣，檔案學論壇”等內容在內的連續出版物，其中有些省屬檔案行業刊物每期也發表一些屬于學術性論文的稿件，但是辦刊宗旨還是為全省乃至全國從事檔案業務人員提供專業服務的。眾所周知，檔案學界已有兩份得到業內公認的檔案學學術期刊《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前者直接以“研究”冠名，后者以“通訊”示人。在它們創刊的頭一、二十年，“通訊”的學術性要大大勝于“研究”，創刊初衷本就是要辦成“研究性”的學術期刊的?！稓v史檔案》《民國檔案》《北京檔案史料》等刊物創刊初期可謂名實相符：以向社會各界及學者、讀者公布、刊印有關明清歷史檔案、民國檔案及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原始文獻為目的。主辦這些期刊的檔案館隨著自身研究力量的提升，也將其逐漸發展成為公布文獻與相關歷史研究并重的學術期刊，也基本脫離了其最初的角色定位（現在各類期刊分類中也將其列“歷史”類下）。因此，筆者認為，假如某期刊、雜志是以檔案學研究為其辦刊宗旨，就該冠以“檔案學研究”名號，若以“檔案研究”命名可能欠準確，也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筆者曾在小范圍內對部分教師與學生作過調查，詢問其對“檔案研究”與“檔案學研究”兩者關系的認知，有相當多的從業者認為兩者等價。事實上，兩者可謂大異其趣，一向左，一向右。前者屬文獻學研究，如利用現存清代與民國檔案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司法制度，著名學者茅海建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研究鴉片戰爭中清方的軍費支出等，試問此類相關成果是“檔案學研究”嗎？此類研究可冠以“檔案研究”之名。從學科分類來說，可能分屬歷史研究、法學研究等學科范疇。而檔案學研究的主流則志不在此?，F代檔案學研究本質上屬于管理學的范疇，否則國務院學科辦于20世紀90年代也不會將檔案學的學科性質與歸屬作出相應調整了。

那么，自然會有人問：為什么“歷史研究”與“歷史學研究”之間，“經濟研究”與“經濟學研究”等之間可以彼此轉換，互為等價？而“檔案研究” 與“檔案學研究”就不可行呢？即便沒有人記錄、收集或整理某一歷史時期文獻，但其“歷史”本身還是客觀存在的，后人可以通過文物、遺址或其他手段開展研究，近現代史還可以收集當事人的回憶錄、尋訪歷史事件發生地、口述史史料或照片影像資料等渠道進行可能涉及局部或某一領域的研究。但若沒有“檔案”，則就不可能無中生有搞什么“檔案研究”。中國檔案事業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有關各歷史時期的檔案事業史的“史料”，而不一定是“原始檔案”。如《隋書·劉炫傳》是一則重要檔案事業史宏觀研究史料，但其本身顯然不是“檔案”，卻是進行深入研究檔案事業史的眾多核心史料和依據之一。沒有原始“檔案”，不一定就不能進行“檔案學研究”。檔案事業史的主體內容并不是對現存檔案——文獻內容的研究。即使這些現存“檔案”本身可能存在一些可供檔案事業史研究、參考的史實元素，但不太可能是檔案事業史研究的主體素材，當然也有偶然例外情況，如《當代中國檔案事業》選錄的陜西經制使司有關抗金原始檔案文獻就是一份極為稀見的檔案事業史史料?！疤K州碼子”記錄也是我們今天還原或再現民國時期部分檔案管理史實狀況的重要依據。

4.2 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核心取向及內容敘述側重點

中國檔案事業史是檔案學的分支學科之一。既然它是檔案學的分支學科，故而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核心取向當然也是管理學方向的，即歷代檔案管理工作史。甚至檔案學史的部分也可以理解成管理工作的后綴部分或延長線。近、現代誕生的某些實用性較強的學科，其過程大抵如此。

而中國檔案事業史內容敘述的側重點，依筆者看來，重點應該在古代部分。尤其是對于隋唐至明清時期的檔案管理工作內容，本學科的發展可以在這一板塊的文獻鉤沉及由此基礎上的分析闡述方面實現突破。假如全國普通高校檔案學專業有五人以上能取得類似王金玉教授的宋代檔案管理制度斷代研究成果，則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學科內涵與格局將實現脫胎換骨式的提升。王金玉在“發現之學”與“發明之學”兩方面實現了在業界尚未有第二人能及其右的成績。其次是近代部分。這也是由中國檔案事業史的學科性質、取向及趣旨所決定的。學科本身的內在預設、規定性，決定了與中國書史結構上的區別。筆者還以為，類似中國書史、中國官私藏書史及中國檔案事業史等學科本質上都屬于廣義中國文化史的組成部分。假如相關學人能以更大精力投入民國時期的檔案事業史研究，將會實現中國檔案事業史研究的局部快速有效突破，進而帶動整個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研究與建設躍上一個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