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治理視閾下城市生態環境共治共管機制探索

鄧雪玉，江曉芳

（1.中國共產黨泰寧縣委員會黨校；2.泰寧縣人民法院，福建 三明 365000）

新時代，為了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把保護城市生態環境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學規劃城市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處理好城市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既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近年來，我國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取得區域性、階段化的勝利，但仍然面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困境，如何鞏固環境治理成效，持續提升生態環境質量和穩定性，成為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1 系統治理視閾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現狀

近年來，我國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綜合施策，穩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強化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持續提升城市環境質量[1]。一是國家高度重視，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近年來，我國積極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細化生態環境治理主體的職責。同時，不斷加大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政策與資金支持，解除經費不足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限制。二是公眾大力支持，積極踐行生態環保理念。隨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斷深入人心，很多社會組織專門進行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公益活動，通過各種宣傳方式來提高公眾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關注度。積極的宣傳引導讓越來越多的人樹立生態環保理念，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給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匯聚無窮力量。三是科技創新發展，推動城市生態環境治理?？萍既招略庐?，先進的環保技術有效地減少污染物排放，節約資源，降低經濟發展對城市生態環境的污染，推動城市生態環境治理?，F代通信技術明顯地提高城市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讓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主客體的互動方式發生改變，給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帶來深刻變革。我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已經開始向深水區邁進，完善城市生態環境管理體系，提升生態環境治理效能，全面提高城市生態環境品質，是“十四五”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

2 系統治理視閾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

2.1 存在的問題

一是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尚未系統化。當前，地方政府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缺乏系統性思考，沒有形成解決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系統性規劃，既會陷入“九龍治水而水不治”的困境，導致一些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最后無人問津，又難以突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桎梏，導致一些城市生態環境“老大難”問題無法根治[2]。二是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主體互動效能低。政府、企業和社會大眾的互動基礎不扎實，互動效能不高。在治理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意圖不同，沒有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容易對其他主體采取防范態度，再加上參與主體的溝通渠道較少，信息更新速度較慢，難以展開有效溝通，參與主體的互動效能隨之下降。三是城市生態環境系統治理機制不健全。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城市注重經濟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明顯不夠，因此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城市生態環境系統治理的機制還不健全，形成不了對違法企業的震懾作用，也無法滿足公民參與的需求。

2.2 問題的成因

政府層面，權責配置不清晰。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需要統籌規劃，因為很多問題往往處在不同地域、行業、部門職責的結合部。當前，政府組織結構不盡合理，各政府部門之間、部門內部權責不清晰，分工不明確，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容易出現“誰都管、誰又都不管”“想管卻又管不了”的現象。企業層面，循環經濟發展不充分。我國早期城市經濟建設較為粗放，并未重視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傳統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嚴重破壞城市生態環境，加劇城市生態風險，要實現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轉變生產方式，發展綠色循環經濟。但是，目前城市的綠色循環經濟發展并不充分。有些企業沒有實行清潔生產，從源頭控制廢棄物的排放和考慮廢棄物的循環利用；有些企業沒有實行綠色銷售，為社會提供更多環境友好型產品；有些企業沒有實行售后管理，實現產品的全過程控制[3]。社會層面，群眾監督渠道不暢通。群眾監督在我國監督體系中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群眾監督的渠道不夠暢通，群眾往往只能被動地接收政府發布的信息，相關信息不能智能匹配，無形中降低群眾的參與積極性。群眾發現問題后沒有反饋途徑，不能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也就削減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導致其與政府和企業的互動效能降低。

3 系統治理視閾下城市生態環境共治共管的優化途徑

系統思維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鮮明特征。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企業和民眾都要自覺堅持系統觀念，運用系統思維，把握關鍵要素內在聯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斷增強城市生態保護與修復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調性，通過精細的城市規劃管理實現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提升。

3.1 政府層面，權責配置精細化

政府是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核心主體，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要統一主體利益，整合主體資源，構建精細化權責體系，形成系統化的頂層設計，實現基層權責更清晰、運轉更高效、制度更完善、治理更有效。一是建立健全全過程系統治理機制，實現常態化治理。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必須統籌考慮環境規劃、污染治理、生態修復等環節，全方位考慮各類問題，科學運用整體觀，對城市環境污染和生態問題進行系統診斷，把源頭控、過程管、末端治作為重點，通過完善法律規章、標準規范，建立常態長效管理機制，解決制度內生性不足導致的問題，保持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成效，防止一些已經取得治理成績的問題死灰復燃。二是積極搭建多元協同治理平臺，重構治理共同體。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復雜，單純依靠政府的作用無法滿足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需求。新時代，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涉及的主體利益更加復雜，主體間的聯系也更為緊密，要打破以政府為主體的單中心治理模式，構建政府、企業和社會大眾的多元主體治理模式。通過政府搭建多元協同治理的平臺，加大治理主體、政府部門和區域間的協作力度，建立健全聯合生態執法機制，實現多元的治理主體參與，更好地分擔政府的治理責任，也進一步優化政府、企業、市場資源的配置。三是加強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的運用，提升智慧化水平。城市精細化運營、精準化治理離不開大數據的支持，新時代，城市生態環境治理要以現代通信技術為支撐，要加強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基礎信息系統的建設和應用，通過實時采集和動態錄入來實現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的全面和精細化感知；要加強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信息的分析應用，將收集的數據運用到治理實踐中，充分發揮其技術支撐作用。

3.2 企業層面，節能環保精細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企業作為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要加快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資源利用水平，實現節能環保精細化。一是堅持產業綠色發展。綠色發展已成為區域經濟加速崛起的新引擎，也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政策性引導和激勵，創新出臺相關舉措，鼓勵企業在技術化和智能化上下功夫，讓綠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詞。各地應結合區域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積極打造綠色高效的循環經濟產業鏈，形成布局合理、產業銜接的循環型工業體系。二是堅持資源循環利用。在企業生產中，“無廢”理念日益流行，將生產原料和副產物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生產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有助于形成更加綠色的發展方式。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要大力推廣綠色生產理念，構建生產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完善生產廢棄物回收網絡，提升再生資源加工利用水平，深化“無廢城市”的建設[4]。三是堅持能源低碳轉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簡稱雙碳）是著力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隨著雙碳行動的不斷深入，政策端、科研端、制造端、資本端、消費端的多重主體都將不斷投入到這場轉型中來，產業低碳轉型的服務鏈將會日趨完善。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應該考慮用好用足惠企政策，推動企業循環化、清潔化改造，推廣應用技術先進、潔凈排放、環境友好的清潔能源設備與工藝，持續完善能源管理體系，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與清潔能源使用率。

3.3 社會層面，參與監督精細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明確公民享有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良好生態環境的向往，因此，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過程中，要精細化落實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一是精細化落實公眾的知情權。隨著公眾對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其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更加關注，也更注重信息的知情權。要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公眾知情權寫進法律法規，并定期公開治理信息，讓公眾及時獲知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進展。二是精細化落實公眾的參與權。群眾參與是城市治理的關鍵因素，積極引導公眾有序參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是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踐行，是全民共治理念的體現，也是提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水平、保障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實效的關鍵。要在全社會營造一種“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城市生態環境治理輿論氛圍，并全方位打通公眾參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渠道，深化公眾參與意識，提升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三是精細化落實公眾的監督權。公眾的監督是最有效的參與，在廣泛動員公眾參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同時，要落實公眾的監督權，建立公眾參與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決策執行監督的有效體制機制，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4 結論

城市生態環境的改善滿足城市居民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要，能夠增強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城市生態環境治理成效直接影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5]，應該從政府、企業、社會大眾等層面系統考慮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不斷探索城市生態環境共治共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