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的性質與國際關系理論的變革

蘇長和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怎么了、怎么辦？人類向何處去、怎么去？這是擺在世界很多國家以及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國際秩序演變的加速乃至發生突然性的急劇變革，全世界學界—自然且必然也包括中國學界—為此做好了什么樣的理論準備？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先進國家在被推到歷史潮頭的時候，理論界抱殘守缺、后覺后行而錯失良機的有之；同樣，理論界因為先知先覺先行、引領時代風騷的也有之?，F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界熱議的話題。于內，自主知識體系有筑牢中華文明偉大復興共同思想根基的意義；于外，自主知識體系要面向世界，在人類社會和秩序演進中，中國的知識有何貢獻？在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大命題中，我國的社會科學理論如何一躍而升為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理論，這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和創新，都是極大的機遇。

一、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討論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應該對當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現狀有個基本評估。這些年，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由于長期學術慣性，不少論著還是在英美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下打轉，其使用的概念和理論基本還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那一套。在不少高校的國際關系教學中，這一套還是比較流行的。二是圍繞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自主學術創新活動，出現一些以本土標識性概念為代表且具有解釋其他地區能力的理論流派，如天下、關系、共生、文明型國家等，在國際學術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重視。三是全球治理議題、重大國際熱點問題研究、區域國別研究、國家安全、國際戰略研究的作品很多，這類研究主要還是國際關系學界的專利，比較政治學、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經濟學等介入得還不深，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類研究成果的廣度，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對國際社會性質和形態的宏觀把握以及國際關系歷史觀的指導，這類研究策論成果雖多但其理論深度受到了制約。四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研究，涉及“一帶一路”、新型國際關系、全球治理觀、全球伙伴關系、中國的全球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秩序變遷等。

以上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現狀的概括也許并不全面。這其中，關于國際關系理論自主、自覺的創新意識是從1990 年代至今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一支重要力量、先進力量。類似“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等提法及其學術自覺和創造歷程，從一開始就表現為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不滿，這使得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意識，要早于、先于國內其他門類社會科學，在世界學術界也是一支獨特的力量。之所以如此，部分緣于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學者背靠著堅實的國家制度從而擁有獨立思考的底氣。在學界認識結構上，關于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評價和肯定，也正在從為了得到西方學界承認、迎合英美主辦的英語刊物的選題審題習慣的受動規訓認識階段，發展到自我主張、自我設置議程的認識階段，尤其表現為中國原創標識性概念開始在國際關系學界的使用和擴散，顯示出較強勁的學術能動創造的趨勢。

二、唯物主義歷史觀下的國際社會性質

這種學術自我主張的能動現象，初期的表現是零星的、分散的、不成組織的。然而，要從零星的、分散的、多元無序的、不成組織的學術創造階段，發展到系統的、整合的、有組織的創造性爆發過程，必然要將這一學術自覺運動轉化和上升到聚焦于對研究對象根本性質的認識和討論上，由此才能綱舉目張、自成一體。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科學方法，對世界的本質特點和演變規律進行歷史和邏輯的抽象，由此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點。

在關于世界的認識上，過去西方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英美國際關系理論，不管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理論，將世界（借用“國際社會”這個概念）的本質特征視為無政府，這個假設在現實主義理論那里，自然推出叢林世界、現實主義以及強權政治合理性那一套學說；而在自由主義理論（某種意義還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那里，又自然推出所謂“自由”國家可以干涉“非自由”國家，從而造成事實上的對弱小國家霸權和專制的結果。在英國“國際社會”學派那里，將國際社會分為有序和混亂無政府的世界兩部分，“國際社會”的進步和擴大，是以后者接受前者的規范和規訓來實現的。英國學派的這種認識，同中國封建社會時代的華夷秩序觀并無多大區別，是現代的西夷秩序而已。直到今天，在英語媒體和學術著作中，當它們說“國際社會”的時候，這個以普遍形式表現出來的概念，實際上主要是指集體西方的特殊概念。

我們恰恰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理論還沒有抓住國際社會性質的根本，它們很大意義上是在不同階段、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捍衛舊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由此，我們需要就國際社會的歷史和邏輯進行剖析。關于國際社會性質的抽象，需要更多地從唯物主義歷史觀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推理而得。英美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以及新自由主義法權理論和國際秩序理論，其基礎還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它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國際社會”這些概念，回避了進入世界市場時代的國際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階段這一本質特征。這一特征的揭示，是從社會科學最偉大的作品—《資本論》中經過科學推理而得的。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不是從國家出發分析世界的，也不是將國內政治和世界政治簡單地劃分為兩種政治。它是從生產及其屬性以及一套生產關系被制度化來分析的，這個在國內造成階級矛盾，因而需要建立新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國內探討的主題；而在世界范圍，其所揭示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給國際社會各國各民族發展帶來的結構性、制度性壓迫，由此產生對這套不公正體系正義的反抗和抵抗直至解放的過程。

這樣，我們就看到，所謂的現代世界，或者國際社會，從其一開始形成的時候，既不是用無政府屬性可以刻畫的，也不能簡單地以各個政治單位（后來表現為主權國家）的簡單相加來定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擴大，使得民族及各國來往從區域擴大到全球，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方式背后以及之上，形成了世界制度體系，將世界牢牢地鎖定為一種控制和從屬的結構；在國家之上，愈來愈形成了一套將控制和從屬結構予以制度化的法權體系，在過去表現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體系，在當代則表現為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秩序。這是現代世界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歷史和邏輯，也是我們對國際社會性質進行定義的歷史和邏輯起點。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里定義國際社會的性質還不夠。從唯物主義歷史觀來看，這種將不平等、從屬關系制度化的“國際社會”，并不是進步的，它日益制造出否定的正動力量，就是更多民族和地區覺醒以后，努力從這種奴役、殖民、不公正的體系中爭取獨立和自由而解放出來。在一個多世紀的國際關系歷史中，表現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爭取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義和進步運動。這一運動深刻地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政治格局，也極大地推進了國際關系的自由和民主進步。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那里，它們將制度化的不平等塑造為自由和民主的擴大過程（理論措辭表現幾波“民主化”“自由世界”等），但是換一個方面看，過去以來推進世界民主和自由進步的不是集體西方恩賜的，而是由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爭取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新興經濟體發展爭取而來的。這正是我們討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動力和邏輯起點?；氐竭@個歷史動力和邏輯起點上，我們才能對當今世界的功過、善惡、是非有一個正確的政治判斷和理論判斷。

三、國際社會運動和進步中的正反力量

關于國際社會性質的認識非常值得學界深入的討論。這一對國際關系理論根本問題的認識的深刻程度決定了理論的形態、品格和力量，也決定著國際關系的實踐方向。如果在上一視角下定義國際社會的性質，才能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放在世界歷史及其邏輯發展的階段上予以更新的認識。在回答“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等世紀之問中，人們才能知道什么是站在世界歷史的正確一邊，以及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至高道義所在。在今日世界的外交話語修辭和辯論中，美西方好用“站在世界歷史正確的一邊”來壓制中國等新興國際政治力量，而中國外交話語也使用“站在世界歷史正確的一邊”。這個問題看上去似乎莫衷一是，但實質很清楚—誰是真正代表世界歷史以及國際社會進步的力量？顯然不是竭力維持和鞏固對大多數民族和國家不公正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那一方力量。

這就是為什么國際關系理論變革中，需要批判和突破英美特色國際政治理論所謂國際社會“無政府”“權力政治”假設的重要意義所在。它使我們直接面對國際社會的本質屬性來認識現代及當代世界變革的本源力量，而不是糾纏在無政府屬性、“自由世界”、“現代國家 — 前現代國家”這些表象的討論之中。資本主義式的國際關系理論敘事是用“無政府”假設來偷換“不公平不公正”這個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造成國際社會性質的核心問題，將世道中的功過、正反、是非、黑白、善惡搞顛倒了。這些理論敘事關于自由、民主、非自由世界、專制世界的劃分是觀念主義的（用馬克思主義話語講是唯心主義的），這套話語將其歷史上野蠻的殖民掠奪行為美化為“文明”，將本是對抗式的制度塑造為民主制度并在世界推廣，將偉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刻畫為中國“威權”挑戰西方“民主”，將全球南方追求獨立發展的解放力量看作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將改革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進步運動說成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而新的國際關系理論則將國際社會的性質和矛盾視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及其擴張對各國內部及其國際關系發展以及各民族追求自由、獨立、解放，直至全人類解放的障礙和阻力。在這個框架下，我們就能深刻認識當今世界矛盾和競爭的根子所在，深刻認識到當今世界種族、民族、經濟、國際秩序的根本問題在哪里，深刻認識到代表舊國際秩序的力量為何以及如何竭盡所能壓制追求國際關系民主化、新國際秩序、人類解放的進步力量的原因在哪里。

四、新型的國際政治文明和新國際關系理論的品格

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力量并不僅僅告訴我們一個國內社會性質及其發展階段和規律，它的引申意義還在于揭示國際社會的性質及其發展階段和規律。在某種意義上，后者是21 世紀的世界性問題。世界生產的發展，在其歷史最初形態上造就出國際社會，這個國際社會并不是完美的，其社會形態一度表現為殖民主義宗主體系、資本主義世界制度體系以及世界性的發展與落后、霸權與奴役、帝國的中心秩序與邊緣的動蕩混亂二元秩序狀態。然而歷史的演變即便曲折，但終究跳不出邏輯的規律。在其邏輯規律上，國際社會終將向世界社會、全球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狀態發展。世界上各國、各民族、各方力量的覺醒以及這類進步力量的匯聚，從而追求從不公正的舊國際社會秩序中獲得政治和經濟解放的歷程。

我們站在這一歷史和理論的高度，才能舍象而窮理，俯視、審視當今世界變局的階段性意義及其確定的發展方向所在，確保政治定力和理論定力。也只有從這一歷史和邏輯運動中，才能真正在學理上講清楚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中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題的重大學術和政治意義所在。如果不通過歷史和邏輯主線知識將世界本質變化及其各類進步因素匯聚起來，形成我們所謂的新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我們關于中國崛起的歷史正當性合理性、國際秩序的變革、“一帶一路”共同發展、新型國際關系、各類世界性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的學理解說，就只會停留乃至被淹沒在分散的、無序的、支離破碎的、不成體系的、缺乏自覺的、沒有方向的，甚至有點徒勞無力的知識創造之中。而當我們按照歷史和邏輯的主線知識來作用于我們的知識創造的時候，這樣的知識創造就從自覺變成自為、自由的過程，人們就容易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外交倡議和行為，以及世界上各方進步的倡議和行為，從代表著新型國際政治文明發展方向來予以定義和闡釋。它并不是今天世界上“去西方中心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國際關系”概念，即簡單地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與發展中國家國際關系理論探索成果機械相加，而是將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揭示其向文明的秩序演變的道理和方向。這就是新的國際關系理論變革的焦點所在。

因而，關于國際社會性質的重新認識，國際社會向世界社會、全球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化，以及可能的進一步討論，目的在于從唯物主義歷史觀視角下，賦予國際關系這門學問以歷史和邏輯法則的意義。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首要在于將政治的第一原則立起來，從而站立于人類道義的高點，進而在秩序變革到來之際，按照進步的世界歷史觀，為人類貢獻更多有價值的政治方案。這也是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回到馬克思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