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論述的文化自信意蘊及其意義
——基于《新民主主義論》的解讀

劉亮紅 鄧學源

(湖南工程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新民主主義論》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毛澤東于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原載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2月20日發表于《解放》,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后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了15個方面的問題,就中國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怎樣建立這個國家及其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是什么,這個國家的前途如何等問題,做了系統的回答。其中直接論及文化的就有“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等4個專題。在這些論述中,毛澤東雖然并沒有明確提出“文化自信”概念,但對如何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提出了重要遵循,尤其是其“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文化定下了基本目標與明確方向,成為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基調與主旋律,對于我們堅定文化自信、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一、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定位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對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論述,把握基于觀念形態意義上關于文化基本定位的具體論述是理解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內涵的關鍵,更是理解其文化自信意蘊的重要基礎。

(一)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從政治、經濟與文化三者的緊密關聯中論述文化,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1]663-664;“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1]695;“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98。毛澤東深刻洞察到文化與政治、經濟的本質關系與內在統一,指出文化是政治和經濟的綜合反映,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反映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這是毛澤東關于文化概念的一般觀點,結合《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系統論述,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相關特質。

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1]665。這是現時中國革命在文化方面的歷史特點,“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1]665。因此,把握毛澤東所講的文化的內涵就要把握住這個時代的最大特點。毛澤東指出,反映中國封建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是封建的文化;作為中國近代以來政治經濟的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自中國社會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就成了反映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對于不同的文化,毛澤東持辯證分析的態度:盡管自周秦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是封建文化,但對于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的燦爛古代文化,他指出要進行清理與批判繼承,而不是全盤否定,一是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二是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腐朽的東西與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區別開來;而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則毫不含糊地指出“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要革除“為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建立與此相反的、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1]665。歸結到一點,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本質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98。

(二)創造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階級是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等

毛澤東既肯定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有不同的內涵,反映不同的經濟與政治形態,同時又指出,隨著歷史的發展與社會的變化,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的創造主體也不一樣。毛澤東立足于文化與政治、經濟的一致性,指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而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盵1]625“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盵1]674“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盵1]675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創造文化的基本階級是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他們不僅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也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主要創造者,是新文化的主體。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現時中國革命須臾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在這場決定民族文化發展前途的文化革命中,也決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而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亦即共產主義思想,因此,現時的中國革命同樣離不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

從文化的創造主體看,毛澤東所講的反映新民主主義政治與經濟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具體內涵,一是包括帶有革命性、民主性的古代文化以及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二是當時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創造的、為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些文化才是反映新民主主義政治與經濟、反映現時中國革命歷史特點的先進的文化。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等這些主體的文化創造與文化革命,才能“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而文明先進的中國”[1]663,革除“為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1]665,這樣才能“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663。這樣的新中國,才能實現“不僅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1]663的目標。

(三)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目標與文化前景

毛澤東描繪了共產黨人要建立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98。他在分析1919年以來文化革命四個時期的對象時指出:第一個時期,是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時期中“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1]700;第二個時期,以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志,這個時期內,“革命的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1]701,由于國共兩黨的合作,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得以建立,共產主義成為三民主義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1]701,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也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得以建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尤其是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成為這一時期文化革命的主要對象,不僅如此,還在軍隊中灌輸反帝反封建思想以改造中國軍隊,在農民群眾提出打倒貪官污吏與土豪劣紳口號,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第三個時期是1927年至1937年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群眾文化革命深入的新時期,其結果是“一二九”青年運動的爆發與全國人民的覺悟,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第四個時期是抗日戰爭時期,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上開展了普遍的動員。毛澤東非常自豪地指出,“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1]703盡管這20年,猖獗的內外黑暗勢力造成了民族深重的災難,但是在與黑暗勢力進行斗爭的過程中,人民大眾正不斷接近勝利,這種勝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整個東方乃至全世界。這里毛澤東盡管分析的僅是五四運動以來20年的文化革命趨勢,但從中可以窺見其清晰的文化革命思想,從不同時期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構成看:第一時期由知識分子擴展到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第二時期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第三時期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第四時期的涵蓋全國各階層、范圍空前的中下層階級?？梢钥吹?毛澤東認為,文化革命的根本力量正是中國千百萬人民大眾,“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1]675。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前途,因為“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而具有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因素,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但社會主義確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由民主主義發展的必然目標與文化前景。為了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1]704。

二、對新文化的堅定自信來源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毛澤東對于文化的自信建立在其文化思想之上,毛澤東的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說到底是一種文化自信;毛澤東所講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懊褡宓目茖W的大眾的文化”構成了毛澤東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堅定自信的重要來源。

(一)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是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三者的辯證關系中給“文化”作界定的,作為為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革命而奮斗的中國共產黨,在文化領域引領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663,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首先,新文化是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不僅指內容與特點上的,而且是形式上的。在內容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1]706;在特點上,新文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1]706,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1]534;在形式上,“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的形式”[1]706?！缎旅裰髦髁x論》中,毛澤東尤其強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1]707,不能做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隨后還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學習“在群眾生活群眾斗爭里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2]858?？偠灾?毛澤東主張新民主主義文化,既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更要有自己民族的內容,還要和民族特點相結合。

其次,新文化是科學的。新文化是科學的,既指科學的內容,又指科學的原則與科學的態度。在內容上,新文化的科學性體現在“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1]707;在原則上,毛澤東既充分肯定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但又指出,對于古代文化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要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族性精華,“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1]708;在態度上,對于中國文化的歷史我們必須充分尊重,而且“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1]708。歷史上,中華文明歷經浩劫,卻總能涅槃新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華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傳承至今仍熠熠生輝的珍貴遺產,這些優秀的成分呈現出先進性、包容性、再生性的特點,符合時代的發展與人民的需求,是支撐中華民族發展至今的精神支柱”[3]。這也是毛澤東之所以提出要引導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1]708的原因所在。

再次,新文化是大眾的。新文化是大眾的,既指服務對象的大眾性,又指文化內容的大眾性,還指文化運用的大眾性。在服務對象上,新文化“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1]708;在內容上,新文化服務對象為廣大工農勞苦民眾,因此“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1]708,注重對群眾普及知識的教育;在文化的普及上,毛澤東指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708,文化只有被群眾掌握與認可,才能轉化為革命的有力武器。而且毛澤東還強調革命者必須接近民眾才能從民眾中獲得力量,否則就是“無兵司令”?？梢?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基本觀點是:新文化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而要使新文化成為他們的思想文化,作為文化革命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還有一個教育革命大眾、實現文化大眾化的任務,只有這樣,新文化才能獲得群眾認可變成他們的文化,也只有獲得群眾認可的文化才有普及的價值,只有體現出大眾性特點的文化才有存在的意義。

(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是毛澤東關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表述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是“理解毛澤東文化概念的關鍵詞”[4],也是毛澤東關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表述。

不論是1939年12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為召開陜甘寧邊區文代會的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文化的“四特征(民族化、民主化、科學化、大眾化)”,還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文化的“三特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都將“民族”置于頭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彰顯了毛澤東對于中國文化高度的、根本的自信。而這種對文化民族性的重視與肯定,歸根結底根植于毛澤東對于中國文化深深的自信,是對于五四運動后流行的“中西文化截然對立的兩極化思維”“新舊文化不可調和的存一廢一型思維”“文化建設破多立少的拒斥性思維”的一種否定與批判[5]。在毛澤東看來,針對五四運動激烈的反傳統帶來的巨大文化沖擊而引起的文化不自信與強烈文化焦慮,迫切需要進行文化調適與文化修復,而其提出的“民族的”內容與形式的文化就是對從維新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否定、質疑傳統文化等不自信心理的扭轉,是對五四運動激進、全盤反傳統的某種反思和校正,并且他強調“民族的”不僅僅指文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內容,從而批判了徹底否定民族文化的自卑心理,夯實起高揚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堅定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原則,確定了民族文化內在的基因和鏈接,在此基礎上再對文化進行科學與反動、反映并服務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還是剝削階級的區分就有了立論的基礎與依據,同時更是為文化革命的進行明確了批判的范圍與對象,指向清晰而堅定,目標明確且集中,不僅“張揚民族精神,幫助中國人民增強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力”[6];而且可以更好凝聚人民力量堅決反帝爭取民族獨立。在堅持文化的科學性方面,毛澤東認為,惟有積極呼吁、大力提倡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思想,“才能啟發人民的覺悟,使之自動、自覺地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斗爭,才能使他們獲得個性的解放,懂得人的尊嚴,發揚歷史的主動性”[6]。關于文化的大眾性,新民主主義文化“主張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大眾的、平民的文化,主張文化為大眾所有,主張文化普及于大眾又提高大眾”[7]252-253,這種文化既是大眾的,又是民主的,是服務于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的,他們即代表“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2]857-858,是新文化的主要接受者、利用者,新文化必須反映他們的狀況、利益、愿望和要求,以獲得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因為,“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1]708。因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7]857,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活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

(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者之間的價值序列是毛澤東文化自信的生成邏輯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特別是對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本質特征的強調與闡述,不僅體現了同為文化重要特征的三要素之間的價值序列,而且有著鮮明的邏輯關系。

價值序列方面:堅持文化的民族性是肯定了傳統文化的主體性基礎,“民族的”關系中國文化的主體與根脈,蘊含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主要基因,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源流所系,事關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礎與發展方向,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最重要的價值基礎;堅持文化的科學性是強調了新文化的先進性要求,“科學的”是在肯定文化民族主體性方面對于文化的揚棄,是文化的先進性基礎,惟有堅持對舊文化的批判揚棄,才能獲取文化革命的持久動力,才能永葆民族文化的生機與活力;堅持文化的大眾性是強調了新文化的發展性前提,文化根植群眾、服務大眾,既是由我們所肩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與任務所決定的,也是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所要求的,只有堅持人民立場,讓革命的主體力量掌握符合其認知水平、體現其行為習慣、引導其積極行動的文化才能發揮以文化人的力量,將廣大民群眾團結發動起來取得革命勝利。

邏輯關系方面:堅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前提,是不可動搖的根本,離開民族文化這一主體,就失去了文化革命的基礎,更談不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堅持文化的科學性是關鍵,一定時期的文化反映一定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只有堅持對古代文化進行批判性繼承,才能使新文化實事求是地反映客觀真理,堅持理論和實踐一致,這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1]707-708,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成為“革命的有力武器”的關鍵與新民主主義文化先進性的根本保障;堅持文化的大眾性是根本,文化只有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才能發揮教育、動員、引導、團結革命主力的作用,才能使先進文化在革命前成為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成為必要的和重要的革命戰線。文化的民族性、科學性與大眾性互為倚重,三者既相互聯系又相輔相成,民族性是科學性與大眾性的前提與主體性基礎,科學性是民族性與大眾性的關鍵與先進性保障,大眾性是民族性與科學性的根本與力量源泉。

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新時代文化自信奠定重要基礎

新時代我國提出了文化自信,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8]349。從理論淵源看,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相關論述就已經體現出了文化自信對國運興衰、文化安全及民族精神的嚴正關切,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一)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彰顯共產黨人的初心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開篇就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接下來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不僅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1]663的新中國?！靶挛幕笔枪伯a黨人的三大目標之一,“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盵1]663毛澤東在這里已經宣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建設新中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新文化建設的初心具有深刻的理論根據與歷史緣由。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馬克思在1850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明確提出“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既區別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有限目的,又不同于一切社會改良主義者的革命停頓論,集中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徹底性并成為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列寧繼承了這一思想,并在1905年俄國革命后提出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探索中,毛澤東以“不斷革命論”作為行動指南和動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創見性提出“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且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1]666。

其次,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共產黨引領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就是要對為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開炮,以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并指出這是一切黨派一切人們都必須懂得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就已經“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其最基本的特點,就是“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1]672。

再次,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一使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既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也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必然趨勢。因為,“五四”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完全嶄新的生力軍,在文化思想方面形成了“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1]697“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1]697,而且其“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1]697-698。毛澤東不僅熱情謳歌這支文化生力軍在文化革命中的偉大成就,而且指出,“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1]698。因為,“五四”以后,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1]698。而無產階級文化思想是由新登上歷史舞臺的政治生力軍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此,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務就歷史地、必然地落到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身上,這是由其作為“五四”后政治生力軍、經濟生力軍和文化生力軍的先進性與徹底的不妥協的革命性所決定的。

(二)毛澤東講的自信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自信,是當代文化自信的基礎

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不僅“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1]671,而且“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1]675,這支基本勢力中,當時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工人因最富有革命性而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正是由于這支力量的存在使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分。而對于這支力量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更是非常明確地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盵1]674

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的政治生力軍,又是中國文化的生力軍。這時的無產階級“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1]686。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一登上中國舞臺,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文化展開迅猛進攻,而且這支生力軍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等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1]697,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動員之廣大”[1]697都是史無前例、盛況空前的。而這場“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所向無敵全因有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1]697。

由上可見,毛澤東的自信既是一種對民族力量的自信,也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共產主義思想與制度的自信,對黨與人民力量的自信。但歸根結底這種自信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265的文化自信。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這種文化自信集中而鮮明地體現在他對于共產主義的謳歌與贊美中,尤其他對于共產主義既是思想體系又是社會制度的定義與謳歌,已經蘊含明顯的思想自信與制度自信的內涵。他指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686,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經部分地正在進入歷史博物館,“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686,而且指出“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因此,毛澤東斷言,“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不僅現在的世界、現在的中國,都要“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而且將來的社會主義也定是“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1]686。正是基于對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高度自信,他提出應當毫無疑義地“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1]706。

毛澤東在1949年9月《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再次自豪地宣示了扎根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中所蘊藏的無限自信力量,他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盵10]1516這種超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精神自信說到底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重要來源,是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中的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彰顯的強烈而堅定的文化自信大漲了中國人民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志氣與底氣,不僅引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輝煌成就,更堅定了我們持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自信,至今仍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