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內涵、瓶頸與實現路徑

曾華銘 鄒衛民

（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 上海市 200086）

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華全國總工會制定的工會“十四五”發展規劃，則明確將“服務職工水平實現新提升”作為工會高質量發展的六項發展目標之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指出“要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生活品質是一個多維度的命題，不僅是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品質，也理應包括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品質。精神生活品質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創新發展和延伸補充，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邏輯必然。因此，加強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研究是進一步持續深化推進職工美好生活建設的必然邏輯，也必將為國家高質量發展增添新的動能。

一、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內涵與結構

生活品質是對人的生活狀態及生存和發展狀況的一種描述。經過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我國已經成功地從一個物質匱乏型社會轉型為一個物質相對豐裕型社會，我國的民生保障制度也成功地走過了“從無到有”的階段，正在走向“從有到優”的新階段。與此相應，廣大人民群眾必然會衍生出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生態等方面的“軟需要”。盡管學者普遍認為，生活品質的內核涵蓋個體物質品質和個體精神品質[1]，但現階段對精神生活品質的內涵界定、內生邏輯研究較少，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評估與建構尚沒有形成通用的國際標準和統一的指標框架體系。因此，在總結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內涵應具有以下幾個維度。

（一）職工精神生活品質包含職工所感受到的生活層面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活層面是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是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基礎層面。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是“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首次被并列提出。

“安全感”是指一定社會情境下，個體對于不確定性和不安全的感受。根據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2]，當人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后，就會產生安全的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將安全感分為人民感受到的財產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醫療安全、食品安全、勞動安全、信息隱私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總體社會安全[3]，其影響因素主要是民眾需求所需的現實環境，包括公平、安全、反腐、共享、合作等。

“幸福感”是指個人根據自我標準對自己與他人、集體、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其對生活環境和社會功能的自我評估。國外研究者認為幸福感包含六個因素，即自我接受、個人成長、生活目標、良好關系、環境控制和獨立自主[4]。我國學者苗元江則是從認知、情感、生存、發展、社會五個層面，將幸福感定義為健康關注、生命活力、自我價值、人格成長、友好關系和利他行為六個核心指標[5]。盡管目前關于幸福感沒有統一的結構定義，但結合前人的研究可以發現，相較安全感而言，幸福感更強調個體對自己狀態的情緒評估，是一種更強烈的心理需求。

“獲得感”是民眾在社會改革發展中對其需求滿足過程和結果的主觀認知、情感體驗和行為經驗的綜合反映。獲得感的概念結構與幸福感和安全感有很強的對應性，但又各有側重，主要區別是：第一，獲得感更貼近民生需求，與民眾的具體生活內容（如收入、金錢、加薪等）緊密相關[6]，而安全感更強調現實環境所帶來的安全（如公平、合作、尊重等），幸福感更強調所擁有的和帶來的情緒體驗；第二，獲得感由于與個體需求滿足狀況直接相關，具有明顯的即時性、情境性特點[7]，其他兩者則都是較為穩定的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

（二）職工精神生活品質包含職工所感受到的勞動層面的體面感、舒心感、成就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排除阻礙勞動者參與發展、分享發展成果的障礙，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和全面發展。勞動是職工提高精神生活的本質途徑，勞動層面是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根本層面和核心層面。職工勞動層面的精神生活品質的達成，主要包括勞動體面感、舒心感、成就感等方面。

“體面感”是作為個體的勞動者對自身所從事工作的體面程度的主觀感知，是職工實現自身權益最基本的訴求。組織行為學研究者認為個體的體面勞動感知會受到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內在因素包含個體的職業價值觀、職業目標、興趣與動機、能力特質和成長環境五個方面；外部因素包括來自組織的各種因素如薪酬分配、工作環境、福利與激勵、社會認可度及企業聲譽等[8]。

“舒心感”是建立在體面勞動基礎之上的積極勞動狀態和愉悅心態。相較而言，體面感更強調工作物質層面、政策層面、飽暖層面的關懷和關心；舒心感則強調工作過程中開心、快樂等精神層面。因此舒心感更易受到勞動關系的和諧程度、主體性的彰顯、人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9]。

(1)對產學合作教育的認識不足。傳統觀念中，教育教學僅僅是學校的責任和義務，和企業沒有關系。因此，很多高校的計算機網絡的課程設置、教學模式和教學方式等都脫離了企業的現實需求。

“成就感”是職工群眾在工作中根據自己所創造的工作成果而獲得的成功或愉悅感受，是職工全面發展的最終目的。成就感的影響因素有職業發展空間認知、職業發展目標、組織承諾、個人價值的實現、經濟承諾等。

（三）職工精神生活品質包含職工所感受到的社會層面的公平感和正義感

人是社會的人，每一個人都存在和活動于具體的、基于特定歷史的現實社會當中，因此社會層面同樣影響職工精神生活品質。在社會層面，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達成當前主要體現在社會給予個人的公平感和正義感。

“公平感”“正義感”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完善促進機會公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機制，暢通社會向上流動通道，打破利益固化藩籬，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讓每個人都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研究表明，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感知度與主觀社會階層和客觀社會比較（如薪資高低等）的結果相關[10]，同時更與社會制度安全、制度建設的完善緊密相關。

二、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內生邏輯

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是一個長期漸進的動態發展過程，是中華傳統文化對精神富裕的繼承與發展，是理論視角下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要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義，是現階段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需要。

（一）歷史邏輯：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是中華優秀歷史文化自古以來的一個基本理想與不懈追求

盡管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并未將勞動者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品質直接聯系，但諸多諸如“勞則思，思則善心生”“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的論述，無一不體現著古人對勞動者精神富足的追求和踐行。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僅是精神生活品質的基因血液，更是精神生活品質的“源頭活水”。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后，積極運用傳統文化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建設發展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倡導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具鮮明文化特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是在系統總結中華文化優勢的基礎上，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了精神生活品質”的價值目標，彰顯了精神生活品質的中國特色，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支撐和思想啟迪。

（二）理論邏輯：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要求

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對提高“精神生活品質”已有了許多相關研究。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理想是進入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階段。社會心理學認為，當人的生理需求得到保障以后，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更高層次的心理、認知、審美的需要。積極心理學家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強調人在追求幸福和人類福祉的過程中要實現多目標、多方面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提出，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要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生存，大力倡導“全人教育”和“終身學習”。

綜合各種領域、流派的研究，會發現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密不可分、相輔相成，追求精神生活品質的提高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一方面，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能夠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因為人類的物質活動是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所以良好的精神生活可以幫助實現人們主動地對自身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個體品質、行為方式的超越與發展，進而實現物質層面的富足。在社會分工愈發精細，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及對精神生活的需求都更加強烈的新時代，想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需要人不斷發展著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滿足。

（三）發展邏輯：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義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通過私有財產極其富有和貧困—或物質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貧困—的運動，正在生成的社會發現這種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边@是馬克思第一次明確提出“精神富有”一詞。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也日益重視精神與物質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向度。鄧小平同志強調，“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見，以“精神富?！睘閮群摹叭说淖杂扇姘l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也鮮明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目標指向。

（四）現實邏輯：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需要

三、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進程中存在的難點和瓶頸

多年來，各級政府、各級工會已在推進高質量就業，促進廣大勞動者體面勞動、舒心工作、全面發展等維權服務工作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當前職工理想信念更加堅定、主人翁地位持續鞏固。與此同時，職工對生活品質提升、精神世界豐富、工作與生活均衡化發展的追求與期待更加強烈[11]。但職工精神品質的提升仍會面臨眾多的瓶頸和挑戰，實現精神生活品質的提升必然是一個長期、艱巨和復雜的過程。

（一）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物質基礎尚不牢固，地區、產業、職工群體發展差距擴大

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283 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33 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45，區域間收入差距較大。此外，各產業間收入差距明顯。即便在經濟相對發達的上海，仍然存在著行業工種收入分配差距大、就業穩定性不足、產業工人職業發展不暢等問題。與此同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面臨重構，全球性問題加劇，新形勢下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面臨著更多挑戰，打牢提升職工生活品質的物質基礎仍然要有較長的路要走。

（二）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個體精神發展需求不平衡，精神供給存在明顯馬太效應

首先，職工生活層面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仍待強化，人民對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與資源供給存在結構性失衡、匹配錯位和脫節等現實難題[12]。2022年上海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職工對目前生活水平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比例合計為38.2%，有46.3%的職工表示“基本滿意”，15.5%的職工表示“不滿意”。其次，當前職工勞動層面的體面感、舒心感、成就感的達成度尚待提升。職場工作壓力大、勞動強度高、勞動時間長成為許多勞動者反映的突出問題。2022年上海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職工對目前工作崗位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比例合計為54.7%，仍有39.7%的職工表示“基本滿意”，5.6%的職工表示“不滿意”。上海市總工會職工思想狀況調查顯示，認為工作有成就感的職工比例不足四成（39.5%），另有52.7%的職工表示成就感“一般”，還有7.8%的職工對目前工作的成就感明確表達為“不滿意”[13]。再次，職工社會層面的公平正義環境有待改善，有三成左右的調查對象認為自己的收獲和付出相比并不公平。如何更加優化黨政干部選拔規則、就業機會、財富分配等仍是社會熱議的話題[14]。最后，區域間、群體間在精神文化體驗上存在明顯差距。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1294 元，農村居民為695 元。精神生活品質的區域失衡和城鄉差距較為明顯，基礎設施、文化水平、休閑娛樂質量相對發展不足的中西部與農村地區仍是制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短板和難題。此外，針對農民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等群體的精神文化供給覆蓋深度也稍顯不足[15]。

（三）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尚待提升

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很多職場員工都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工作壓力，在不斷加快的生活節奏和情感欠缺等共同因素作用下，以抑郁癥為代表的心理精神類疾病的發病率正在逐年攀升，諸如“擺爛”“躺平”等社會熱詞也層出不窮。2022年上海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勞動強度大”成為被調查職工排在首位的工作壓力源；對未來生活狀況改善“信心不大”的職工比例接近二成（19.9%）。此外，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度還不高，心理健康領域服務人員缺乏、服務內容狹窄、服務形式單一、服務目標模糊、服務機制缺失等問題也仍然存在，如何幫助職工科學地緩解壓力、增強信心、保持身心健康，已經成為工會服務創新的新課題。

（四）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理念尚待強化、指標體系尚待建立

一方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特別是精神生活品質的研究與理論探索剛剛起步，尚未構建起關于精神生活品質較為完善的、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指標體系。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社會思想觀念開放包容、新技術與新媒介廣泛應用，新時代精神生活品質需求也呈現出個性化、多樣化、層次化、品質化等特點[19]，這就要求精神生活品質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不斷與時俱進，進一步賦予其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以及時代特色。

四、探索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實現路徑

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品質，需要把握好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內生邏輯，圍繞提升職工生活層面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勞動層面的體面感、舒心感、成就感，社會層面的公平正義感的多重維度，從立足新發展階段中抓住發展機遇。

（一）重視職工生活品質的梯度滿足，為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物質環境

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直接影響著職工精神生活品質。調研顯示，職工認為生活改善的主要途徑按重要性排序前三依次為：提高工資、社會保障水平提高、物價下降。職工認為影響自己工作積極性的主要影響因素中，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收入和福利、收入增長情況、工作條件。由此可見，工會應積極發揮其建設職能和教育職能，引領廣大職工發揮主力軍作用，為經濟社會建設建功立業；要積極投身國家治理、社會治理體制建設，發揮工會組織離職工最近、對職工物質與精神需求最了解的優勢，著力幫助職工解決就業、教育、醫療、保障、身心健康等問題，讓職工享有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充足的生活福利、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6]。只有解決好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和急難愁盼問題，才能夠為職工精神生活品質提高奠定堅實基礎。

（二）提升圍繞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多維度，加強對職工精神生活的產品供給

首先，要深化“提升職工生活品質”建設的內涵，在持續完善工會服務體系、實事工程、關愛活動的基礎上，更加關注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達成，打造形成一批提升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項目品牌。其次，要持續深入各級工會現有職工精神文化生活項目供給，進一步引入專業資源、社會力量，拓展職工心理援助服務（EAP）等項目的深度、廣度、效度；并進一步針對農民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等群體的需求，組織各類文體活動，提高精神文化服務的多元性和精準性。最后，要結合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文化惠民工程建設，在更大范圍內更好地滿足職工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

（三）充分發揮職工“娘家人”的作用，完善社會心理服務，培育職工良好的社會心態

首先，工會要充分發揮“大學?！弊饔?，建立職工思想政治建設宣傳長效機制，把更多的勞動場景、職工形象搬到熒屏、舞臺和作品中，在全社會弘揚勞動光榮、勞動幸福、勞動崇高的良好氛圍。其次，工會應著力加大職工心理健康服務力度，積極打造實體性社會心理服務空間，完善事前服務機制、心理疏導機制、危機應對機制，為職工提供個性化和精準化的疏導干預。再次，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著重講好工人故事，用先進事跡感召更多職工，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進一步讓每位職工釋放創造潛能。最后，要特別關注農民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困難職工等特殊職工群體的精神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強化工會建設、心理幫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理論研究，加強思想觀念引領，加快指標體系建設

一方面，工會組織應加強推進關于“生活品質”，尤其是“精神生活品質”的理論研究闡釋，系統總結提升職工生活品質的寶貴經驗和實踐探索，為不斷完善工會服務體系、增進職工福祉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應積極打造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載體、時代精神為方向的精神品質指標體系建設，促進職工思想認同和文化認同，真正實現人民精神生活豐富、社會文明進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五、結語

近年來，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帶動下，提升職工生活品質工作愈發成為工會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目前多數生活品質的理論研究仍聚焦于物質生活品質的保障，而缺乏對精神生活品質的探索?？紤]到我國仍存在精神生活品質內核不明晰、提升路徑不明確的問題，更需要有針對性地深入把握好職工精神生活品質的基本內涵及其內生邏輯，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和瓶頸，通過加強物質保障、增大精神產品供給、完善社會心理服務、加快指標體系建設等具體路徑，為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可能進路，為唱響“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時代強音提供有益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