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解讀·研判：馬克思恩格斯“村社”思想的三個歷史分期*

王振杰

馬克思、恩格斯的俄國村社思想是特定歷史背景的產物，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歷史視野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深化和拓展。它以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產生的世界性交往環境為背景，以俄國村社的現實發展為剖析對象，通過對人類文化科學的優秀成果，特別是俄國民粹主義以及人類學研究成果等眾多理論的批判性改造，最終在唯物史觀與東方視野的交匯中形成一個完整而科學的理論整體。馬克思、恩格斯俄國村社思想的發展有清晰而嚴密的內在生成邏輯，大致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這里對早期界定為19世紀50年代初，馬克思、恩格斯初步接觸東方國家，通過掌握大量資料形成對俄國村社的“初印象”；中期界定為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在對俄國村社已有了解基礎上，通過對俄國村社的經濟基礎、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村社制度演進歷史的考察，達到對俄國村社的辯證特征的科學把握；晚期為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隨著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了解愈發深入，俄國村社的發展前途成為馬克思、恩格斯亟待解答的一個難題，兩位革命導師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對俄國村社可能性發展道路做了科學構想。

一、早期：對俄國村社的“初印象”

1848年歐洲大革命后，由于政治上無法進行積極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被迫將革命重心轉入理論研究。在倫敦期間，馬克思對大英博物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進行了深入學習，其中就包含研究東方國家的著作以及非歐國家的歷史發展和一些原始社會發展痕跡的珍貴資料。長期積累使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發展有了初步了解，也為日后深入研究俄國村社發展問題打下堅實基礎。

19世紀50年代，東方國家頻繁發生的革命活動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馬克思、恩格斯的視線范圍逐步擴大到東方。這樣一種思想和視域范圍的雙重變化，從方法論上來講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這一時期的世界局勢表現出明顯不同于之前的特征，不僅東方國家的革命因素迅速累積，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努力進行自我革命。如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社會?！?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頁。但是，這一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對東方國家考察所花費的精力仍然是較“淺”的，這里的“淺”并非指思想深度，而是指未將東方國家看作世界革命的主要動力，未花費更多的時間思考這些國家的發展進程，只就他們所接觸的資料而形成一種“初印象”。因此，這一階段的馬克思把東方社會歸結于歷史上那些萎縮了社會形態，認為對這些社會形態的考察無法對研究整個人類形態的演進起到普遍的指導意義。

針對馬克思這一時期對以俄國村社為代表的東方落后國家否定性因素的揭示以及西方國家殖民政策的看法，有觀點認為，馬克思在初步接觸東方落后國家的發展歷程時，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侵略在推動被殖民國家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2)參見王亞杰:《世界歷史視角下馬克思對殖民與東方社會關系的考察——兼論中國道路的探索和超越》,《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在被統治的過程中，這些國家封建的、宗法的專制基礎得以瓦解，并帶動這些國家生產力迅速發展，因而認為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一定程度上將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擴張看作是被殖民國家的“救世主”。這樣的看法未免以偏概全。馬克思的確在這一時期有過相關表述，認為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擴張的必然產物。但同時要看到，這些論述與18世紀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思想家們將殖民與貿易看作一種傳播文明的主要方式的論點具有明顯差別。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世界性交往的同時，對殖民擴張所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后果深惡痛絕，認為無休止的殖民擴張不僅給人民群眾帶來深重的苦難，而且“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頁。?？梢钥闯?，馬克思對西方國家的殖民政策和因資本主義擴張給被殖民國家造成的破壞性一直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事實上，也正是各殖民地國家頻繁爆發的革命活動，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歷史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使他看到了農民群眾蘊含的巨大能量，從而對東方國家的革命前景開始有所期待。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時期花費大量的精力探討俄國村社的發展問題，但是首先引起兩位革命導師注意的卻是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問題。這是由于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使馬克思接觸到大量有關印度問題的報告和資料。因此，對印度村社制度及其基本特征的分析，成為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起點，也成為馬克思思想視野中對世界范圍內農村公社發展的“初印象”?？梢哉f，馬克思、恩格斯這一時期基本是以看待印度村社的方式看待俄國村社，認定印度村社的命運就是俄國村社的結局。這一階段的早期，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對這種具有明顯東方特征的農村公社制度與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而隨著他們對俄國村社的接觸日益增多，他們的看法開始發生改變。在未深入了解俄國的發展現狀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只是將俄國看作一個前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正在為進入資本主義積蓄力量的國家。馬克思更多地將東方社會農村公社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至于特殊在何處，馬克思尚未得出具體結論。哈克斯特豪森與齊切林關于俄國村社起源問題的爭論，對馬克思、恩格斯俄國村社問題看法的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1847年，普魯士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在考察俄國時，認為俄國現有村社制度起源于俄國的宗法氏族公社，是俄國特有的現象，這成為后期斯拉夫派始終堅持的信條(4)張靜:《赫爾岑俄國社會主義思想起源辨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7年第3期。。同一時期的齊切林則堅決反對這種將俄國村社神圣化、特殊化的觀點，認為俄國村社與俄國傳統村社制度毫無關聯，它只是沙皇政府維護其統治的工具。針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馬克思認為將俄國村社的發展樣式視作斯拉夫人的獨有形式顯然不正確，因為這種原始形式在羅馬人和日耳曼人那里都可以看到。但是，對俄國歷史發展過程的特殊性這一問題的完全否定，并不能取消這一過程的相對特殊性問題(5)丁堡駿、吳霞:《準確把握馬克思關于俄國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2年第7期。。俄國農村公社是特殊的，在許多方面與其他東方國家的農村公社不同，因此必須重視公社的目前狀況，要深入研究俄國農村公社的起源、性質和特征，還需要實證考察史前社會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演化的具體過程，直到它完全成熟才能賦予一套完整的理論。

馬克思在這一時期也提出了東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前途這一觀點，即在資本主義巨大生產力的沖擊之下，東方國家的前途似乎只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盡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在東方的種種侵略行徑表示憤慨，在他看來：“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頁。但畢竟悲傷不能解決問題，東方國家中以俄國為例，農奴制改革仍然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殘余，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大地主手中，除了面對地主的壓迫，農民還要面臨資本主義的剝削，而俄國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頁。。以上敘述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馬克思在這一階段主要還是依據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規律判斷俄國的發展前途；其二，俄國村社制度的腐朽性大于進步性。由此可見，馬克思認為，只要資本主義能把腐朽的東方專制社會的歷史拉向進步的軌道和統一的歷史活動場所，鐵的進化規律一旦清除障礙，世界的發展就可能同步。馬克思、恩格斯這一階段看到更多的是農村公社的消極因素，尚未挖掘其積極因素。這也正是馬克思后來發現東方社會的實際情況與他早期從文獻中所看到的存在一定差距后，重點轉向關注東方社會發展問題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一現象只能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將西歐發達國家看作最有可能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地區，卻并不代表他們忽視了其他地區的發展。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很早就以共產主義是世界歷史性進程作為自己的根本觀點，從未將眼光局限于英國或歐洲”(8)[美]奧古斯特·尼姆茲:《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歐洲中心論者嗎?》,徐躍勤、陳錚玲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5期。。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就已經提出了世界歷史觀點，與黑格爾以自我意識或絕對精神來主導歷史的走向不同，馬克思以純粹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確定的事實來解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在世界歷史理論指導下，馬克思闡述了東方社會與世界歷史體系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世界各個民族之間逐漸打破狹隘的界限，建立起普遍的交往關系，歷史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世界的歷史，以此為前提，共產主義才能迎來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

二、中期：對俄國村社特有性質的科學把握

如果說19世紀50年代初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看法仍停留在“封建制度的牢固基礎”這樣的“初印象”當中，那么19世紀60年代后，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民粹派開始深入交往后，對俄國村社的發展逐漸有了一種新看法，并隨即付出大量心血轉向俄國農村公社研究。表面上，馬克思對這一時期因俄國村社問題引起的爭論處于一種“中性的非介入的狀態”，實質上，馬克思對俄國的革命前景以及俄國村社發展的關注不輸于任何其他問題。在考察俄國村社的辯證特征時，馬克思并沒有局限于就俄國談俄國，而是在更寬闊的視野下，把民粹主義的部分要素納入自己新建構的理論框架。這一時期，馬克思、恩格斯以哲學思辨的形式和經濟學分析的手段對俄國經濟狀況的真相、俄國專制制度及其基礎、俄國村社制度的演進以及俄國土地所有制問題等進行了深入探索和解讀，從而實現對俄國村社特有性質的科學把握。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分析了這一時期俄國村社所處的現實境遇。1861年農奴制改革之后，資本主義在俄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與此同時，俄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關系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愈演愈烈，騷動與暴亂更是頻繁發生，導致俄國的社會矛盾、社會關系呈現新特點。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始終關注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并支持推翻沙皇的革命活動，認為俄國革命將成為歐洲革命的起點。這一觀點表明，馬克思對俄國村社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發展前景的看法產生了一定變化。馬克思初步接觸俄國村社時，將俄國村社組織看作專制制度的基礎，并對民粹派提出的俄國村社獨特性的看法不置可否。這一時期，馬克思對俄國村社的經濟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并有條件地肯定俄國村社組織的獨特性。這被西方一些學者用來制造馬克思早年和晚年思想“對立”的證據之一。事實并非如此。19世紀70年代之前，馬克思的確認為東方國家的村社組織在資本主義強有力沖擊下會趨于解體，但馬克思并未否認其解體過程中的殘存因素是否會對建立新的社會結構產生影響。這也表明，即使在初步考察俄國村社的發展前景時，馬克思也并未徹底否定俄國村社中蘊含的積極因素。此外，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歷史考察方法也有一定的變化，在撰寫《資本論》時馬克思提出“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范疇適用于一切其他社會形式這種說法是對的，那么，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頁。。馬克思認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把握，不能代替對各個不同的社會形態的理解。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關系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俄國的土地關系不同于西方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特別考察和研究。馬克思特意請求俄國的朋友為他搜集資料，包括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統計資料，并對此進行摘錄和批注，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贖買土地困難嗎？》、索羅科夫斯基的《俄國北部農村公社史概要》等。此外，馬克思開始自學俄語。這一時期馬克思對土地所有制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俄國土地所有制的起源問題。俄國盡管不存在像西方一樣的土地私有制，但沙皇卻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不管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之前的俄國公社，還是廢除農奴制之后有了法律意義上正式名稱的村社，沙皇以及他的政府將村社看作維持其專制統治的工具和基石，而民粹派則將其看作俄國社會的特有因素和進步因素，農民將村社視作保持古老傳統與維護自身權益的基層組織?？傊?，在俄國不同階層的眼中，都將俄國村社視為有利于國家或自身發展的存在。馬克思認為，俄國村社中的私有制因素與公有制成分同時存在；村社是沙皇統治人民以及進行稅收的基層組織，卻又是俄國農民同封建因素進行抗爭的最后場所。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充分意識到俄國土地所有制問題的二重性和復雜性(11)參見周凡:《馬克思與俄國民粹主義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4期。。第二，俄國土地所有制的發展歷史。在談到俄國村社定期進行的重分土地行為時，馬克思表示這并非俄國獨有，這種土地重分制度在德國甚至一直延續到19世紀，如歐洲的馬爾克公社就是歐洲的土地公有制模型，也是歐洲的亞細亞所有制形式。這樣“俄國人甚至在這方面要標榜其獨創性的權利也徹底喪失了”(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頁。。他們所標榜的獨特性不過是一些歐洲國家所拋棄的形式。馬克思在這里反對的是對俄國村社制度獨特性毫無理性的標榜，反對將俄國村社看作人類原始村社的觀點。他所強調的俄國村社的獨特性則表現在“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歐洲國家”(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4頁。，也正是這個“唯一”，才使得俄國村社能夠構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標本”。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在這一時期區分原始公社和農村公社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組織，并在此基礎上科學解讀了俄國村社的本質特征。馬克思將俄國村社理解為世界普遍的、一定的歷史進化階段所固有的一種制度，將俄國反對君主專制的農民革命同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聯系起來，并指出“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一種類型。在西方相當于這種公社的是存在時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14)胡企林、李宗正、陳勝華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1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69頁。。馬克思從俄國村社生產機體的兩重關系出發論述俄國村社的本質和特征。首先，原始公社建立在社員的血緣親屬關系上，俄國村社則早已打破這一牢固而狹窄的關系，在較大范圍內保持同社員和其他公社的聯系。其次，在俄國村社制度中，盡管耕地屬于公共財產，但是房屋及其附屬物已演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民有權在自己的私有領域內進行一切的支配活動。在原始公社中，房屋也屬于公共財產，社員只享有居住權。最后，在俄國村社內，雖然村民同屬于一個公社，但是以家庭為單位，每個家庭都會分到屬于自己的屬地，村民有權在自己的份地上進行耕種，獲得的農產品除上繳的部分外，剩余的部分可以歸自己支配。在原始公社中，公社內的農業活動往往以集體形式進行，收獲的農產品更是公共財產。在對俄國村社和原始公社加以區分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俄國村社在本質上既不屬于原始公社，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公社，而是處于由原生形態向次生形態過渡階段的，同時包含公有制與私有制兩種成分，又擁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一種過渡性質的村社結構。

三、晚期：對俄國村社發展前途的科學研判

在科學揭示俄國村社的現實境遇、經濟基礎以及本質特征之后，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觀發生了演化，即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總是取決于各個國家特殊的歷史環境，并通過特殊的歷史規律表現出來。以此為基礎，加之人類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發展前途進行了科學研判。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前兩個時期對俄國村社更多的是一種理論性評判和預測，這一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則已經擺脫了純粹的思維范式，為俄國村社的發展提出一系列的切實可行的社會實踐方案。1873年至1895年，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的發展前途較為集中的論述時期。這一時期又分為兩個階段：1873年至188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關注這一問題；1883年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對這一問題加以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第一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曾三次較為集中地論述俄國村社的前景，分別體現于1877年11月馬克思與《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通信、1881年3月馬克思與查蘇利奇的通信以及1882年1月《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序言。

首先，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對特卡喬夫忽視俄國的現實發展情況，提出俄國比歐洲國家更容易實現社會革命的觀點進行了批駁。恩格斯從俄國的土地所有制問題出發，認為俄國農民在農奴制改革后仍然極其貧困。俄國農民要花費巨額費用從貴族手中贖買土地，僅此一項就使廣大農民面臨破產的境地。然而，農民卻仍然要向沙皇政府繳納土地稅?；谶@樣的情況，恩格斯認為從未見過像俄國這樣“資本主義寄生性”發展到如此程度的國家(1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2頁。，而針對特卡喬夫提出的俄國的優勢——勞動組合，恩格斯認為這一生產方式仍是一種很落后的生產形式，且并非俄國獨有。這一生產方式證明俄國人民有強烈的聯合起來的意識，但這遠遠不夠。俄國村社若想進化為更高一級的形式，只能借助西歐革命勝利后提供的幫助，而西歐的勝利尚未發生，因此“俄國無疑是處在革命的前夜”(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頁。。

其次，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確反對米海洛夫斯基對他歷史觀的誤解和歪曲。這是馬克思歷史觀研究中一個十分明確的轉向，更是馬克思研究俄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馬克思在此之前就已經強調，不能把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的理解來代替對各個不同社會形態的把握，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并不適用于所有的國家，自然也包括俄國。

再次，馬克思在給俄國革命家查蘇利奇的回信中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1881年，查蘇利奇就俄國村社的發展問題向馬克思寫信求教，力圖在馬克思那里得到他關于俄國公社性質的分析及其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的分析。馬克思用了三周撰寫這封回信，并在創作過程四易其稿，足以體現馬克思對此事的重視，但是最終正式版的回信卻只有短短六百字，并且這封信直到馬克思逝世都未曾寄出，直到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遺物時發現，并將其復制寄給查蘇利奇。馬克思希望通過這封信消除查蘇利奇對他的理論的誤解。俄國的思想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和米海洛夫斯基有同樣的想法，即以馬克思考察西歐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來考察俄國，認為馬克思完全否認了俄國村社的獨特性。事實并非如此。馬克思發現，如果俄國村社可以獲得自由發展之所需的各種條件，那么就可以成為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至于如何獲得這些條件，馬克思認為應當首先排除各種干擾，但是如何排除這些干擾，馬克思并未言明。如果說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強調的是各個不同民族可以走不同的發展道路，那么在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他要強調的則是俄國這一特殊的東方國家如果在各項條件均具備的情況下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這一觀點的發展代表了馬克思在思考俄國村社問題時實現了從各民族發展道路的宏觀敘事到微觀敘事的轉變。(17)參見傅江浩、孫來斌:《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依據與面臨的現實矛盾》,《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4期。

最后，1882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共同為《共產黨宣言》俄文版作序，對俄國社會發展問題進行了探索。在長達八百多字的正文中，馬克思、恩格斯先是對1882年之美國和俄國同1847年的兩國進行了對比，認為兩國均與30多年前歐洲封建勢力支持者的定位大為不同。1882年的美國已經具備了摧毀歐洲工業壟斷地位的基礎，而且巨大的物質生產力更為美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相比舊日的反動和落后局面，俄國此時已站在世界革命的前列。資本主義盡管在俄國獲得迅速發展，但是俄國仍然擁有整個歐洲唯一保存下來的原始土地占有形式，這是其巨大優勢。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俄國村社未來發展可能要走的兩條道路：一條是村社的瓦解，資本主義的土地私人占有制的勝利；另一條則是繞過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頁。。俄國何去何從，馬克思、恩格斯給出了一個十分嚴謹的方案，“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頁。。這實質包含了三個前提條件：第一，俄國要率先爆發革命；第二，俄國革命在進行的同時還要帶動歐洲革命的爆發；第三，俄國與歐洲的革命要相互策應，不能各自為戰。相比于前文所提及的兩封信件，馬克思在這一版序言中的觀點無疑更加成熟，如果說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談到俄國村社有獲得新生的可能性，卻未談及如何實現的條件，那么在1882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則公開這一條件，并增加了諸多限制條件。盡管馬克思并不喜歡留下一些模棱兩可的意見讓后人猜測，但是“極其嚴格的方法與苛刻的自我批判都使得他在晚年意識到把歷史的復雜性局限到一種理論方案之中的困難”(20)[意]馬塞洛·馬斯托:《重新發現馬克思》,李百玲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4期。。因此，在考察俄國村社可能的發展前景時，馬克思始終保持著一種科學的、審慎的態度。

1883年，馬克思離世，恩格斯開始對俄國村社問題獨立研究的階段。這一時期，隨著俄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本已深陷解體旋渦的俄國村社又向解體的方向邁了一大步。在這樣的形勢下，恩格斯不得不對已有的結論進行符合當時發展環境的“調整”。這一方案的內容主要體現于1894年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在該文中，恩格斯進一步分析了當時的歐洲局勢與俄國局勢，認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面臨崩潰的邊緣，而俄國的局勢同樣不容樂觀。一方面，盡管俄國的思想界不乏精通資本主義發展的有識之士，然而這些人卻與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嚴重脫節；另一方面，俄國國內流傳一種俄國農民是共產主義的天然選民的觀點。面對變化了的局勢，恩格斯做出直接判斷，在西歐的資本主義面臨崩潰之時，俄國村社卻仍然掌握了俄國大部分土地，這是任何國家都無可比擬的優勢，但是這樣的優勢存在了幾百年，卻從未在這樣的優勢基礎上發生任何有利的演化。因此，俄國村社的未來命運究竟如何，恩格斯指出俄國村社若想擺脫崩潰的局面，必須首先以革命推翻沙皇統治，同時策應歐洲工人運動的開展，唯有如此，方有勝利的可能。(2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0頁。

四、結語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的俄國村社思想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面臨新的發展趨勢、世界革命形勢發生新的變化以及俄國面臨新的社會歷史嬗變的基礎上，借助對人類文化科學研究成果的批判性改造，形成的引導東方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這一科學理論經歷了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19世紀50年代初，馬克思初步接觸東方國家，通過大量相關資料的汲取形成對俄國村社問題的“初印象”；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展開對俄國村社的經濟基礎、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村社制度演進歷史的直接研究；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科學把握俄國村社辯證特征基礎上，為俄國村社發展提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社會實踐方案。這一演進歷程呈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村社制度愈益深入的掌握，以及對俄國村社發展前景的科學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