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亡前的宋蒙關系探析

藏 毅

（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四平 130000）

嘉定二年（1209）至端平元年（1234），金朝滅亡前的宋蒙關系，屬于宋蒙關系前期。這一時期的宋蒙關系持續受到了宋金關系的影響，呈現關系反復的趨勢。宋蒙關系的歷史，是中國古代史上的重要篇章，了解這段歷史更有利于整體把握宋朝和元朝的歷史。當前學術界普遍關注南宋晚期與蒙古的戰爭關系研究，但較少有人關注金亡前的宋蒙關系，且歷史文獻對這段宋蒙關系的記載也較為散亂。因此，本文以歷史發展順序為主線，從宋蒙早期關系的四個歷史發展階段入手，研究和梳理金亡前的宋蒙關系，從中透視出13世紀初中國民族關系的變化，以及南宋、金和蒙古的政治、軍事等策略。

一、蒙古南下，南宋斷絕歲幣

蒙古草原部落對金國的攻襲由來已久，但宋人最初對這一情況的了解，僅局限于王大觀的《行程錄》和李大諒的《征蒙記》有記載。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金國形勢的了解，慶元三年（1197），宋寧宗派遣衛涇為金主賀壽，實則是打探有關蒙古的事宜。衛涇出使歸來向寧宗上報:“大抵北虜狃于宴安，習成嬌惰曩時之舊；而蒙古生于西北，其人驍勇彪悍……危亡之兆，端在于斯”［1］。同時衛涇也強調，金雖有滅亡之兆，但南宋此時兵力不足，財力不富，國力不強，還是自保為上。南宋執掌大權的宰相韓侘胄卻認為此時是發起反擊、收復失地、一雪前恥的大好時機。開禧二年（1206），韓侘胄不顧當時武學博士魏了翁等人反對，發動了開禧北伐。開禧北伐雖以金國勝利告終，但無論是開戰前還是開戰后，金國都主張和平，極力避免戰爭爆發。泰和三年（1203），近侍局奉御完顏阿魯曾向章宗稟報:“宋權臣韓侘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2］。但金章宗卻以“生事”之罪，將完顏阿魯“笞之五十，出為彰德府判官”［3］，由此可見，金章宗不愿因小事與南宋心生嫌隙，爆發戰爭，且在金軍全線獲得勝利后，也沒有想滅亡南宋的打算。根據《金史·仆撒揆傳》記載，章宗曾遣使獎諭仆撒揆說:“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亦可罷兵?！保?］從章宗的諭旨中可以看出，金朝旨在與宋議和，并不想與南宋繼續開戰。筆者認為，開禧北伐雖然是宋金之間的戰爭，但蒙古已經成為影響戰局的重要因素，此時的金國急需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來緩解蒙古帶來的強大外部壓力。

嘉定七年（1214），金宣宗迫于蒙古的壓力，被迫遷都汴京后，如何處理與金和蒙古的關系，在南宋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真德秀主張同金斷絕不平等的外交關系，停止輸金歲幣，將歲幣用于鞏固邊防上，如果對已經衰敗的金聽之從之，必會遭到蒙古輕視。真德秀的主張得到了很多有識之士的支持，甚至有人提出，趁金疲于應對蒙古，應該北上伐金，收復失地。但喬行簡等人提出了相反意見，“強韃漸興，其勢足以亡金，……使得拒韃”［5］。喬行簡等人認為，蒙古“素有吞并天下之志”［6］，金和南宋屬于唇亡齒寒的關系，南宋現在還不具備可以抵抗蒙古的實力，金雖有滅亡之勢，但還可以依靠黃河天險阻擋蒙古，故應該輸歲助金，以金作為南宋的屏障，避免南宋和蒙古毗鄰相依。筆者認為，雙方都承認蒙古滅金只是時間問題，討論的重點在于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才是對南宋最有利的。南宋太學生黃自然、黃洪等人甚至提出請斬行簡以謝天下的激情言論。最后，宋寧宗決定采取真德秀的意見，但宋寧宗卻不敢徹底激怒金人，于是，嘉定八年（1215），派遣宋使丁焴赴金賀長春節，向金宣宗轉達南宋想減少歲幣和修改歲幣名目的愿望，以試探金人的態度。金宣宗卻以“以本自稱賀，不宜別有祈請”［7］為由，拒絕了南宋的要求，面對金朝的輕視和狂妄，南宋終于決定以漕渠干涸、無法運輸為借口，停止向金人輸歲。

綜上所述，蒙古南下攻金，導致宋金關系惡化，南宋斷絕歲幣。但南宋真德秀等有識之士已經敏銳地察覺到，“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韃）靼，即向之女真也?！保?］因此，南宋也沒有忽視蒙古的威脅，不愿與蒙古有過多的交流。嘉定六年（1212），蒙古就曾派遣使者主卜罕主動聯系南宋，想要聯宋滅金，卻遭到南宋邊臣的拒絕，主卜罕未能面見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蒙古再次派遣使者葛葛不罕赴宋，但依舊沒有達成合作意愿，此時宋蒙關系處于不即不離的狀態。

二、宣宗南伐，宋蒙開始交往

嘉定十年（1217），成吉思汗發動了第一次西征，將蒙軍主力調離攻金戰場，命木華黎全權負責攻金之事，金朝得以喘息。因此，金宣宗以南宋拒絕上交歲幣為由，發動長達七年的南伐，直至金哀宗即位。宣宗南伐，西起大散關，東至淮河流域，戰線漫長，金軍所到之處，大肆掠奪，所下之城，多數焚毀，南宋軍民死傷無數。筆者認為，金國此次南伐實質是掠奪南宋的土地和財富，來補償金多年抵抗蒙古進攻的虧損，達到“取償于宋”的目的。但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超出了金的預料，“補償于宋”目的不僅沒有實現，反倒削弱了自己的軍事力量，《金史》中記載:“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9］。金朝采取暴力掠奪的軍事策略，加深了南宋的仇恨，使南宋放棄以金為屏障的政治策略，斷絕了南宋和金聯合抗蒙的可能，將南宋推往聯蒙滅金的道路，南宋從此和蒙古開展了頻繁交往。

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派遣都統司計議官趙拱會見蒙古駐漢地的最高軍政首腦太師木黎華。此時的木華黎正與金軍周旋于河北、山東等地，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帶走蒙軍主力，木華黎僅分得二萬余騎，加上投附蒙古的各族人組成的軍隊也不足十萬余，故趙拱等人的到來得到了木華黎的熱情款待。木華黎特派蒙古使者速不罕時刻陪伴，“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帶，千萬勿怪’”［10］。趙拱等人辭行之日，木華黎特意囑咐蒙古伴使說:“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吃……好笛兒鼓兒吹著打著?！保?1］蒙古的熱情好客給趙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趙拱在木華黎營帳期間，蒙古大將撲鹿花曾歸還北宋舊物“皇帝恭膺天命至寶”玉璽一方，并元符三年寶祥一冊?！盎实酃р咛烀翆殹痹钦孀诩次凰?，其后每朝皆效之，易世則藏去。靖康之變后，部分玉璽被金人擄去，幾經波折流轉到蒙古人手中。嘉定十四年（1221），南宋派遣茍夢玉前往波斯與印度邊境的鐵門關，會見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茍夢玉再次出使蒙古。

綜上所述，南宋三次主動派遣使者出使蒙古，是受金朝連年南伐的影響，雙方討論的問題無疑是聯合攻金，宋蒙關系一度熱化。但南宋始終忌憚蒙古，不敢完全相信蒙古，且蒙古與南宋交好也不是真心實意，這僅是加速滅金的一種政治、軍事策略，故雙方并未達成實質性協議。

三、哀宗繼位，宋金重修舊好

嘉定十七年（1224），金哀宗繼位，為拯救四面楚歌、瀕臨崩潰的金朝，主動派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赴宋，旨在議和，緩解金朝外部壓力。但南宋態度堅決，不想與金和解。因此，同年六月，哀宗宣布從今以后“更不南伐”［12］，并且表示愿意同西夏議和一樣，不惜任何條件和代價同宋議和。且又將在清口戰役俘獲的3000 宋軍，歸還于宋，以表示金國想與南宋重修舊好的決心。在哀宗實施一系列的對宋政策之下，金宋關系有所緩和，以金為屏障的政治主張再次在南宋朝堂上興起。反觀此時的蒙古，卻因與南宋進行山東、河北等地區勢力的爭奪，關系一度緊張。

隨著蒙古南下攻金，金朝政治日益腐敗，各族人民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山東、河北地區相繼爆發了反金起義。起義軍身穿紅襖，故被稱為紅襖軍，他們渴望獲得南宋朝廷的支持，從而推翻金朝統治，但南宋仍然身處開禧北伐的余悸中，不敢接納紅襖軍。李宗勉曾言:“今山東之旅，名曰忠義，實則桀黠，……甚于寇?！保?3］由此可見，南宋早期甚至將紅襖軍視為盜賊，并沒有正視這股反金力量。宣宗南伐后，南宋雖多次招安紅襖軍，且編為忠義，卻僅以虛名授予忠義首領，并未給予信任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因此，當蒙古進入山東地區后，忠義軍紛紛投奔強大的蒙古。寶慶元年（1225），山東勢力最強的忠義首領李全作亂楚州，忠義首領彭義斌主動向南宋獻策，欲剿滅李全，卻未得到南宋的支持。同年六月，蒙軍擊敗武仙，占據河北真定，彭義斌欲與武仙聯合收復真定，但面對蒙古軍強大的進攻，原歸附彭義斌的嚴實，臨陣倒戈投靠蒙古，彭義斌大敗，南宋收復的山東、河北諸州縣，悉數歸于蒙古。

寶慶三年（1227），蒙古在進攻西夏時，大舉進攻四川。面對蒙古鐵蹄，南宋四川安撫制置使鄭損做出了放棄關外五州（文州、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退守三關（七方關、仙人關、武休關）的錯誤決定。南宋經營多年的“三關五州”防御系統頃刻瓦解，三關外的人民慘遭蹂躪，直至成吉思汗去世，蒙古軍隊才退出四川。由于此次事件發生于寶慶年間，屬于丁亥年，故稱之為“丁亥之變”。筆者認為，此次南宋的慘敗，不僅是因為蒙古強大的軍事實力，更多的是南宋將領的軟弱無能。西和州被圍一月，南宋朝廷卻沒有派兵支援，鄭損輕率地做出放棄關外五州的決定，率先逃遁，導致蒙古輕而易舉地攻入四川。

綜上所述，宋蒙雙方在山東和四川等地的武裝沖突，均以南宋的慘敗而告終。此時，金哀宗極力主張同南宋修復關系，宋金關系有所緩和，故南宋在與蒙古交往中更加戒備、謹慎，以免蒙古的假道殃及自身。故在拖雷大軍進入宋境之前，南宋就將山間棧道燒毀，以表明不愿假道蒙古的決心。正大七年（1230），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遭到了南宋的冷漠對待，南宋并不想接見李邦瑞，甚至派“賤者”來迎接。由此可見，茍夢玉第二次出使蒙古后，南宋對蒙的態度大不相同，宋蒙關系趨于冷淡。

四、蒙古假道，宋蒙合力滅金

紹定四年（1231）正月，在蒙、金鳳翔激戰的同時，蒙古開始強行假道，使者速不罕等人以索糧二十萬斛為由，在南宋陜西境內大肆掠奪破壞。同年四月，蒙軍攻破利州東路興元府等地，八月，進攻西和。西和知州陳寅等人雖率領南宋軍隊奮勇抵抗，但由于南宋支援不及時，慘遭蒙古屠城。蒙軍一路打到四川腹地，以強硬的口氣向四川制置使桂如淵提出:“師壓君境，勢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14］。在蒙古強大軍事實力和史彌遠“以和為上，茍且偷安”的思想影響下，桂如淵答應了蒙古假道提供糧草并派人作蒙軍的向導等要求。由此可見，南宋雖不愿蒙古假道，但卻無力阻止，蒙軍最終通過強硬的軍事手段進入宋境。紹定四年冬，拖雷率軍進入金朝鄧州境內，在三峰山大敗金軍主力，金軍再也無力抵擋蒙軍的進攻，蒙古實現了三路大軍包圍汴京的軍事目標，且在蒙軍強行假道下，天水、成州、西和、興元等地慘遭屠城，四川境內多年積攢的糧食也被蠶食殆盡。筆者認為，蒙古此次假道就已經暗含日后攻打南宋的企圖，南宋四川境內的地形多數為蒙古所熟悉，因此，蒙古才會在宋蒙戰爭前期，選擇四川地區為主戰場。

邵定六年（1133）九月，蒙軍將哀宗所在的蔡州團團包圍，但此時的蒙軍與金軍已周旋了一年，期間窩闊臺并沒派遣軍隊支援，軍隊已經十分疲憊，且在攻打歸德時，更是遭到忠孝軍的殊死反撲，傷亡慘重。筆者認為，此時的蒙軍還是采取“長于野掠”的作戰方式，這種作戰方式屬于抄掠性質，不建立進攻據點，就地獲取糧食補給，由于多年戰亂，河南早就殘破不堪，蒙軍的物資補給嚴重不足，因此，蒙古滅金需要南宋的幫助。反觀此時金哀宗卻對南宋保持輕蔑的態度，認為“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婦人然。使朕得甲士三千，可以縱橫江淮間”［15］。紹定六年八月，金哀宗出走蔡州后，甚至發兵攻打興元，企圖再次“取償于宋”。由此可見，金朝錯誤的政治決策和輕蔑態度，促成了宋蒙聯合。紹定六年十月，南宋派遣江陵府副都統制孟珙等人率領兩萬軍隊和三十多萬石糧食，赴蒙古之約圍攻蔡州。在宋蒙聯軍的猛烈進攻下，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日，金哀宗自縊，存在近一百二十年的金朝滅亡。綜上所述，蒙古的崛起，打破了金與南宋分庭抗禮的局面，逐漸形成南宋、金、蒙三足鼎立。蒙古素有吞并天下之志，南宋清楚自身與金是唇亡齒寒的關系，故在與蒙古交往中一直保持謹慎和警惕姿態。宣宗南伐后，南宋放棄以金為屏障的想法，更趨向于聯蒙滅金，洗刷恥辱，收復失地。哀宗繼位后，曾試圖修補宋金關系，希望聯宋抗蒙，挽救金國，但面對強大的蒙古，金之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且對于當時的南宋而言，既無力阻止金朝的滅亡和蒙古強行假道，又易給予蒙古攻宋的借口，故助蒙滅金，在宋蒙關系中取得有利地位，是大勢所趨，是正確之舉。金朝滅亡，標志著宋金關系正式結束，宋蒙關系進入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