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組織”的再組織：大變革時代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組織化研究

丁藝龍 戴彩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并完善，社會治理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產業結構形態不斷升級更新，社會結構轉型不斷深化，新的社會階層應運而生。新的社會階層群體規模日益壯大，影響力量不斷增強。據2021 年調查統計，全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總體數量約為9100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約1900萬，5年增幅達26.3%。[1]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不斷強化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勞動者的社會角色和作用發揮，成為新征程新時代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為此，黨中央高度重視，在第一部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黨內法規中明確新的社會階層為統戰工作對象，并組建了專門的職能部門，召開了專門的統戰工作會議，印發了專門性的工作文件，全面部署并不斷推進新時代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就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青年是社會上最富活力、最具創造性的群體，自然且實然地成為新的社會階層生成發展的主要群體。從青年視角出發，提出并探討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既有助于科學把握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征，也有助于發掘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的新路徑。成長于網絡時代的青年群體，在自然成長與發展和追求自由與獨立的過程中，客觀與主觀、被動與主動地經歷著一種“原子化”游離于社會的狀態，也本能地發起和成立了一些基于興趣、利益和文化認同等共同特征的自組織，以抗爭這種孤立的狀態，追求組織歸屬感與認同感。歷來重視青年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從鞏固執政基礎和促進社會整合出發，堅持發揚統一戰線寶貴歷史經驗，亦由上至下地建構了聯系各類青年群體的組織化體系，即從青年群體視角而言的“他組織”。在社會現代化轉型呈現復雜、多元趨勢的影響下，青年個體和自組織發展與演化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這就對面向青年群體的他組織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在既有的青年群體自組織和他組織的現實基礎上，探討如何對青年個體和自組織進行再組織，形成新的組織化體系，便成為創新和優化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可行之道。

一、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理論基礎

新的社會階層生成和發展于社會轉型之中，并成為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要做好其統戰工作，必須明晰其概念范疇，理清其發展趨勢，把握其群體特征。

（一）概念演變：新的社會階層的時代發展

新的社會階層是我國社會轉型進程中，在原有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的一些特定社會群體的統稱。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特別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百年目標的實現，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也在不斷變化。

從統戰工作的理論和實踐視角來看，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發生了由“大”到“小”的變化。2001 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范疇包括六類人員，即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2]。2013 年，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并列提出[3]，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開始發生變化。2015 年5 月，中國共產黨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第一部黨內法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并列為統戰工作對象[4]，將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歸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不再稱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新的社會階層概念范疇在統戰工作中的變化完成了制度確認。同年10 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統戰新語”微信公眾號撰文指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四個群體[5]，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由“六類人員”縮小至“四個群體”。2020 年12 月，中共中央印發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章節，作出明確政策規定，以制度的形式確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四個群體”[6]。據此，青年統戰工作的對象似乎理所應當且清晰明了，但基于法規制度總是滯后于現實社會的共識，統戰工作的實踐并不能局限于此。特別是2022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的“三新”黨建新課題。全面準確地把握新的社會階層這一概念的范疇必須結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現實。

在新的社會階層日益崛起和不斷演變過程中，我國理論界從生成發展的視角對新的社會階層概念范疇進行了諸多理論探討。從理論體系坐標來看，學者們的第一個共識是，新的社會階層既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7]，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也不能算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階層[8]，只是人們對影響我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的，呈現著共同特征的特定社會群體的反映。從概念的具體范疇來看，學者們的第二個共識是，在2015 年《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發布之后，新的社會階層概念在使用上有了廣義和狹義之分[9]。狹義的新的社會階層即上述作為統戰工作對象的“四個群體”。廣義的新的社會階層除了“四個群體”之外，還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等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也包括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而出現的互聯網行業從業人員，即以網絡主播、網上代購者、網約車司機、平臺外賣員等為代表的新業態新就業群體。[10]從概念具象化的群體現實來看，階級階層視角和中等收入群體視角作為分析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的兩個基本視角，隨著其群體內部明顯的收入分化和階層分化，表現了對現實反映的局限性。擴大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的黨建理論視角和供給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治理理論視角則更適應社會轉型的現實需要，更能提供把握新的社會階層概念范疇的理論支撐。

概念是理論的基礎，準確理解和把握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既要保障制度的必然，也要考慮現實的實然，還要謀劃發展的應然。要在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導下，從最廣義的視角去理解和把握新的社會階層的概念范疇，謀劃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

（二）發展趨勢：新的社會階層的力量壯大

從時間維度來看，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于改革開放之后，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發展。結合考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新的社會階層概念演變的歷史發展，我們認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與創新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是影響新的社會階層生成與發展的關鍵機制?；趯κ袌鼋洕w制完善、社會治理創新和“互聯網+”的判斷，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社會階層發展的基本趨勢必然是其力量的不斷壯大。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新的社會階層生成的制度基礎，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則為新的社會階層規模和力量的不斷壯大提供了持續動力。從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到1982 年憲法明確“國家允許多種經濟形式發展”，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的同時，社會中的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以及私營企業管理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開始萌芽[11]。從1997 年黨的十五大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到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再到2023 年《關于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和《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先后發布，黨和政府對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高度重視從未改變，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面對不斷優化的政策環境和眾多的就業發展機會，其規模上必將不斷壯大，影響力與話語權也會持續增強。

行政體制改革是新的社會階層發展的制度空間，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和創新則為新的社會階層規模和力量的不斷壯大提供了新的方向。行政體制改革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政府部門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或漸進式或革命式地從社會公共性領域退出，各類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應運而生。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提出“社會治理”，并提出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等“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具體舉措，到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決策論斷，再到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與實踐完成了質的飛躍。社會治理創新背景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不斷加大，吸納多元主體參與建設治理體系的實踐創新深入發展，社會組織數量不斷增加。截至2022年底，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各級各類社會組織89.2 萬家，包括社會團體37.1 萬家、社會服務機構51.2 萬家、基金會9316 家，[12]相較于2013 年增加了34.5 萬家。龐大的社會組織增量對應的是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數量的激增。同時，社會組織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有著聯系群眾的天然優勢，是擴大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的重要紐帶和橋梁。

以互聯網技術為標志的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助推新經濟形態的生成和發展，為新的社會階層規模和力量的不斷發展提供了新的平臺?！盎ヂ摼W+”時代的到來，既助推了自由職業人員的群體規模，也擴展了他們的類型和結構。更不可忽視的是，其催生了規模巨大的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如貨運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網約配送員、網絡主播、電子競技員、全媒體運營人員、網絡文學寫手、代駕、網店店主、微商等。據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8400 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0.9%，成為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13]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對新的社會階層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其規模的巨大，更在于其使得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結構更加復雜，影響更加多元，既有關鍵意見領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也有外賣員、快遞員等對群體基本生活的影響。

（三）群體特征：新的社會階層的青年特質

分析歸納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征是準確把握其概念范疇，研判其發展趨勢，謀劃其工作開展路徑的理論要求和實踐需要。已有研究對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特征的分析維度，主要涉及人口學特征、生成渠道、社會分層與流動、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功能等，如廉思等人基于社會調查分析，提出“新的社會階層呈現十大特征”[14]，為分析把握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征提供了重要理論參考。

然而，基于對新的社會階層概念范疇的廣義理解和演變分析，從變與不變的視角分析其群體特征，還需要明確幾個問題。一是從新的社會階層的生成渠道來看，其主要特征是來源于體制外、分布在體制外。這既是理論共識，也是新的社會階層的首要特征。從新的社會階層的生成發展機制來看，這一特征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變的，也是其成為統戰工作對象的起點。因此，對這一特征歸納的意義更多在于統戰工作的理論層面，而不在統戰工作的實踐指導層面。二是從新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特征維度來看，既有研究對其屬于中等收入群體，處于社會中間階層的判斷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互聯網從業人員以“互聯網民工”“碼農”自嘲，快遞員、外賣員等新業態新就業群體被定義為“新工人”，社會組織工作人員一直受困于收入和發展預期雙低而流動性居高不下，這些社會現象的客觀存在意味著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結構復雜且分化巨大，相較于將其簡單地歸屬于社會中間階層，他們更符合當前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征。認識到這一特征的主要意義在于要意識到當前統戰工作面臨的挑戰和擴大工作局面的必要，但也并未揭示做好當前統戰工作的切入路徑。三是從新的社會階層的人口學特征維度來看，青年是新的社會階層的主要構成群體。有數據顯示，新的社會階層普遍年齡較輕，以青壯年為主，年齡在40 歲及以下的比例為65.56%，其中，30 歲以下的占24.96%，30—40 歲的占比為36.60%；對比新的社會階層之外的群體，其年齡在40歲及以下的比例僅為32.56%，新的社會階層高出其近三成。[15]從歷史維度來看，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為主的群體特征不但未隨著其概念范疇的演變而弱化，而且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新業態壯大變得更加凸顯。新的社會階層的這一特征也貫穿于前述兩個特征之中。一方面，基于體制外就業對青年特別是對高校畢業生吸引力降低的問題的探討，如何幫助非公有制企業和社會組織招聘和穩定優秀人才，成為統戰工作聯系服務民營企業等組織的具體抓手。另一方面，關于青年群體的理論研究成果是理解新的社會階層群體內部結構日益復雜與分化的主要理論依據。此外，從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功能等其他維度來考察新的社會階層的群體特征，也無不滲透著明顯的青年特質。這樣的青年特質在為分析歸納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特征提供理論視角的同時，也揭示了共青團作為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組織載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的社會階層的青年特質同樣揭示了組織化手段的重要性。這既是由于社會性是人的根本屬性，群體（組織）歸屬感與認同感是青年的基本需要，更是因為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是青年走向成熟的標志，是貫穿青年一生要不斷建構和鞏固的心理特質。一方面，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來看，自我同一性建立的關鍵是要擔任和認同自身的社會角色和角色任務，需要依托于群體或組織之中，形成參照系以不斷建構。換言之，組織化是青年成長與發展的主體需要。另一方面，從黨的青年工作的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聯系服務青年發展，還是動員凝聚青年力量推動社會發展，組織化是必不可少的抓手，且有著百年的成功經驗。

二、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再組織的現實需要

再組織是基于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群體已然形成的組織化基礎而言的，即基于“組織”的再組織。這里的“組織”既包括青年自身基于同質興趣、共同利益和文化認同等主動發起成立和加入的自組織和社會組織，也包括黨和政府基于執政基礎和社會整合等建構的聯系與服務青年的他組織。

（一）追求歸屬：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再組織的組織基礎

歸屬需要是青年“主動地”形成自組織與“被動地”接受他組織的根本原因。一般來說，相對于體制內的高度組織化而言，生成于市場經濟體制、游離于體制外的新的社會階層更趨于一種個體化存在的“去組織化”狀態。但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人也被稱為組織動物，如果青年不能從正式組織中找到歸屬感、獲得認同感，便只能基于本能而自發地建立起能夠獲得認同的其他組織形式。[16]因此，在改革開放推動社會結構發生轉型的同時，青年自組織、青年社會組織等各類青年社團便如雨后春筍般與新的社會階層的興起相伴而生，數量規模不斷壯大，影響力量不斷增強。2007 年12 月，共青團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明確要求“要鞏固和完善青年組織體系，把青年自組織納入團組織領導和青聯、學聯聯系合作的范圍內”[17]，青年自組織納入了共青團工作的重點場域。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穩妥推進“四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社會組織發展迎來新階段。越來越多的青年自組織基于自身資源，為更好地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權益和參與社會建設，走向了“合法化道路”，注冊成為社會組織。團的十八大以來，共青團大力推動基層組織改革，積極培育青年社會組織，在縣域培育超過1 萬個團屬青年社團，建成6 萬多個“青年之家”，聯系25 萬個青年社團[18]。這些青年自組織便是新的社會階層青年進行再組織的第一個組織基礎。2018 年11 月，中央統戰部在深圳召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暨實踐創新基地建設中期推動會，明確要求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自組織納入工作視野。

新的社會階層青年進行再組織的第二個組織基礎是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他組織。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他組織是指政黨和政府以組織引領、團結凝聚和聯系服務青年為目的，在青年組織內部成立的黨團組織和直接領導或指導成立的青年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2023年6月30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2 年12 月底，全國共有企業基層黨組織157.1 萬個，社會組織基層黨組織17.9 萬個，基本實現應建盡建。[19]根據2023 年5 月3 日中國共青團團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國共有企業團組織81.4萬個，社會組織和其他領域團組織17.2 萬個。[20]這是覆蓋面最廣的青年他組織形式。此外，共青團領導的各級青年聯合會和統戰部門組織領導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會等，作為直接服務統戰工作的青年他組織，也在不斷創新工作實踐，以實現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更好地團結和凝聚。同時，共青團依托團的基層組織改革，以高質量推動志愿服務等領域團屬青年社會組織建設，基本完成了縣級青年志愿者協會的注冊成立工作，完善了各級青年志愿者協會的協同聯動機制，匯聚了大量新的社會階層青年，逐漸成為縣域內發揮統戰功能和服務青年發展功能的主要社會組織。

新的社會階層青年自組織與他組織的并存，也導致其自發組織起來的組織化過程與黨和政府引導下的組織化過程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拉扯、相互影響的結構張力[21]，成為統戰工作的新挑戰。

（二）突破困境：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再組織的實踐需要

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基本形成了以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組織為牽引、社會組織為主體、自組織為補充的多元組織平臺相互共生、并行發展的組織體系[22]，但并未真正破解“抓一小部分人”和“做一小部分工作”的工作困境，未能實現聯系、組織和服務廣大新的社會階層青年。這主要是因為傳統模式的統戰工作在理念和機制上，未能改變邀請式動員加入、攤派式作用發揮和流程式開展活動的工作方法。這一問題集中體現在整個統戰工作組織體系中具有橋梁紐帶作用的青聯和新聯會的工作運行機制上。

所謂邀請式動員加入就是在吸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加入青聯和新聯會等聯系組織時，以簡單的信息告知詢問其個人或組織意愿。在邀請對象上局限于已聯系的“知根知底”組織與個人，錯失了延伸組織覆蓋的機會，自處于缺乏代表性的風險之中。在動員方式上，過于簡單化的信息通知，也導致“礙于情面”參與、“有求于組織”參與等現象的出現，錯失了遴選優秀組織與個人，增強組織功能的機會，自處于參與積極性較低的風險。所謂攤派式作用發揮就是青聯和新聯會等聯系組織在具體工作開展中，存在將工作任務與工作指標以行政化形式派發給組織成員的現象。如有些地方的青聯和新聯會在組織開展慰問困難群體活動中，要求每位委員“定捐”200 元以支持活動開展。這種攤派式開展工作的方法，既反映了傳統模式統戰工作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缺乏前置參與的運行機制，也反映了現有工作理念仍然以行政化手段為主。所謂流程式開展活動是指以往及現在的統戰工作在具體活動上存在慣性地參照“領導講話—參與發言—拍照留念”的流程進行組織。流程式開展活動會嚴重影響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參與感和成就感，給其留下行政化與機關化的印象，不利于激發其主觀能動性。

三、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再組織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黨歷來有一個好辦法，就是組織起來。同時特別強調，新形勢下，組織起來不僅要注重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而且要注重各類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23]。這里的“組織起來”，已經成為對“組織”的組織，即再組織，也就明確了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實現組織化創新的具體路徑。把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真正組織起來，既需要不斷加強實體空間和實體組織的建設，夯實組織化的載體基礎，也要重視網絡空間與網絡組織的建設，抓牢組織實體化與虛擬化并存的關鍵，還要堅持政治引領與服務需求的融合，完成組織化的目標與任務。

（一）強化實體空間與實體組織建設：夯實再組織的基礎

新的社會階層青年主動組織化揭示了其改變個體原子化狀態的意愿，以及對組織歸屬感的向往。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在空間上的零星分布是導致其陷于原子化狀態難以突破的客觀因素。打造集聚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共享實體空間，就成為支持其擺脫零星分布、實現再組織的關節所在。近年來，各地統戰部門大力推進新的社會階層實踐創新基地建設，在組織覆蓋、教育引導和聯系服務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方面形成了諸多有益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也證明了實體空間的建設能夠有效解決推動工作缺平臺、教育引導缺陣地、聯誼交友缺平臺的工作困境。

從再組織視角出發，推動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實體空間建設，一是要在共青團已建設的省級、地市級青年空間、青年之家等青年服務平臺基礎上，爭取支持，鏈接資源，擴大服務平臺面積，增加統戰工作空間，打造區域性的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實踐創新基地，增強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個體和自組織的凝聚力，為新的社會階層青年他組織提供吸納個體和組織的依托，加深與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聯結，變“邀請式”吸納為“申請式”吸納。二是要通過培育、轉化、引入等方式建設負責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實體組織，打造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樞紐型組織，并通過項目化運作手段等形式，提升實體空間的使用率，保持實體空間在適應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群體需求下的常態化開放與運營，鞏固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持續性吸納。三是完善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實體空間和實體組織的運行管理制度，在常態化定期組織開展學習會、讀書會、茶話會、座談會等基礎之外，豐富青年統戰工作內容，強化實體空間和實體組織在政治學習、聯誼交友、創新創業、教育培訓等領域的工作職能，豐富活動形式，激發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變“攤派式”作用發揮為“參與式”貢獻力量。

（二）重視網絡空間與網絡組織建設：延伸再組織的抓手

隨著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傳統行業的深度融合，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進行經濟活動、文化教育和社會交往的實實在在的社會空間。重視網絡空間和網絡組織建設，首先是要對廣大的互聯網從業人員這一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群體進行再組織。要基于其群體內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通過組建行業聯盟、共創聯盟、主播聯盟，建設共享基地等形式，分類搭建互聯網從業人員的共同體，實現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分類、分層再組織形式，同時提升黨和政府對網絡空間經營和發聲的引導與管理。其次是要加強青聯和新聯會等縱向組織在網絡空間中基于工作與聯誼需要建立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網絡的再組織。既要強化要求，精簡微信群、QQ群等社交網絡群的數量，也要注重依托必要的社交網絡群延伸統戰工作內容，重點破解此類社交網絡群成立與換屆時熱熱鬧鬧，成立與換屆后冷冷清清、成為“僵尸群”的難題，加強依托社交網絡群開展教育引導的力量。同時，要善于利用社交網絡群高效傳遞信息的優勢，組建立體化的“塔群”，實現青聯和新聯會聯系代表性群體，代表性群體聯系一般群體，使統戰工作觸角延伸至廣大的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群體之中，實現“上下互通”的溝通反饋機制，為統戰工作的開展建立堅實的群體參與基礎。最后，要組建一支網上統戰工作隊伍，融入網絡空間，運用網絡語言開展統戰工作；創建一批自有網絡組織品牌，吸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形成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組織化格局。

（三）堅持政治引領與服務需求融合：優化再組織的任務

加強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斷增強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四個自信”，引導其切實擔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勞動者的政治責任，始終是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的首要目標和重點任務。但新的社會階層青年作為理性選擇的個體，也必然有追求事業發展、改善個體家庭生活、維護自身權益、完成自我實現的價值訴求。這就要求改變以往統戰工作基于自身工作目標和工作任務需求“自上而下”開展統戰工作內容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使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統戰工作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具體化為以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為中心，在尊重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發展需求的基礎上，對組織化工作進行再優化。如，對于經濟地位較低的外賣員、代駕員等新就業群體進行再組織，就可以基于其改善勞動環境的需求，打造一批面向外賣員、代駕員等新就業群體的服務驛站，加強與新就業群體的聯系。進而，通過服務驛站，建設數據收集平臺，實現對該群體建立聯系和再組織的目標。如此，亦可在服務驛站打造思想宣傳、政策宣傳等特色宣傳墻和宣傳物，融入對新就業群體的政治引領和宣傳教育，實現對其的政治引領。政治引領和服務需求的融合，也應切忌陷入“沒有服務就引領不了”的思維困局，要始終強調和堅持政治引領的首位性，將政治引領貫徹于政治吸納、組織聯系、活動開展和作用發揮的全過程。

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的再組織需要組織體系、政治功能和服務功能發揮的更加健全、更加高效、更加充滿活力；需要努力打破以往建而不活、有名無實的現實困境；需要在服務好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基礎上，依托服務關懷與教育引領相結合的方法，不斷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而團結他們緊緊凝聚在黨的周圍，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為奮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匯聚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