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
——基于CSS2019數據的實證分析

韋仁忠 王志豪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充裕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優勢之一。但近年來，人口出生率的逐漸下跌使得我國人口紅利的優勢漸漸消失，甚至可能演變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有效應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和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沖擊，我國先后推行了“單獨二孩”政策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政策的具體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統計數據顯示，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頒布實施后的較長時間內，中國的新生兒數量并未顯著增長，且與眾多人口學家的預期數字差距較大。隨著人們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生育觀念的現代化演變，越來越多的適孕群體對生育行為避而遠之。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調查表明，在我國隨后全面放開三孩政策的2021年，新生兒的出生率僅為7.52%。這一政策及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初衷在于鼓勵居民生育三孩，解決生育率持續下降問題，但目前看來，其實際效果在短期內仍難以顯現。因此，探究影響人們生育意愿與行為的深層動因就顯得至關重要。

流動人口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長期存在且數量龐大的特殊群體[1]。城市中流動人口的總體規模不能小覷。統計數據指出，我國流動人口的總量就達到了2.45 億，將近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①中國網.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EB/OL].[2017-11-14].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1/14/content_41888694.htm.。在如今全面放開三孩政策的背景下，為了改善與優化我國總的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持續發揮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帶動作用，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影響其生育意愿的具體因素進行研究有著重要現實意義。同時，現有研究多將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其經濟收入、住房屬性、家庭支持、居留意愿等因素相關聯，進而展開詳盡的剖析與論證。但其城市融入問題也值得學界加以關注，流動人口在某一新環境中的思想認知和行為傾向都會被其城市融入度在無形中加以塑造和改變。探究流動人口城市融入和生育意愿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成了本文的寫作初衷。本文利用“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的數據，嘗試探究城市融入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以期為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1.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生育意愿研究是人口政策轉變后的研究需求和決策需求的體現[2]，生育意愿是生育動機和生育行為產生的前提條件和重要基礎。1997年有學者發現，城市內流動的農村婦女在生育意愿方面與城市婦女有著極高的相似性。也就是說，當流動人口逐漸適應并接受城市的生活模式后，其生育意愿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向城市居民的生育觀念轉變。通過梳理總結現有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個人特征、社會因素和流動特征是影響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個人特征方面。陳衛、勒永愛借助logit 回歸模型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現初婚年齡更大的流動人口生育意愿較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流動人口生育意愿較強，在民族成分方面則沒有發現顯著不同[3]。潘新新等人調查了浙江省某市的流動婦女，發現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個體有著更強的生育意愿，而自身身體狀況和年齡因素更是大多數育齡婦女是否選擇生育與撫養后代的關鍵考量[4]?？梢?，諸如年齡、身體狀況、受教育程度等與流動人口自身狀況息息相關的個人特征，對其生育意愿的影響是顯而易見且更為本質的。

家庭特征方面。朱健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與個體生育意愿息息相關[5]。家庭經濟條件越殷實富足，他們的生育意愿反而會更弱。這一結論和公眾的正常認知似乎有些出入，但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他們在年輕時雖然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養育子女，但他們更多是在“養兒防老”傳統觀念的驅使下進行此行為，而現實情況卻是他們在晚年時依靠自己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同時對子女的依賴也會更少，因此傾向于少生、優生。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人們在傳統“多子多?！庇^念的影響下，如果具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也具備承擔子女日常費用的經濟能力，則會傾向于生養更多的子女[6]。在家庭能力方面，是否擁有穩定住房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有學者的研究就表明：在城市中購買住房的流動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會比較強，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了穩定住房后，可以給孩子創造穩定的生活環境[7]。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家庭環境和家庭結構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后顧之憂”，當他們在抉擇自己當下是否應生育時，穩定住房、家庭支持、贍養壓力等家庭特征會成為他們必須進行考慮的重要因素。

流動特征方面。有學者通過對廣州市的流動人口進行動態調查，發現隨著他們在城市中生活的時間越久，生育觀念也越趨近于現代化的育兒理念，過去居住地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微弱[8]。周皓從經濟成本的角度出發，認為隨著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一同上升的還有生活成本和生養孩子的時間成本，而后者的增長幅度遠超前者[9]。最終得出結論：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生活的時間與其生育意愿之間有著顯著關系，生育意愿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變強。另外有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流入時間并不是直線式的增長關系，而是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態勢，“倒U形”曲線是一種更接近現實狀態的描述，這在本質上與流動人口的自身觀念有很大聯系[10]。流動人口在到達陌生生活環境后，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會自然地受到周圍人和事物的影響。因此，其生育觀念和行為在無形中發生變化，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特征，總體上與現代生育觀念逐漸趨同。

2.城市融入與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

目前研究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文獻著作眾多，這些成果大都是圍繞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和行為的具體因素進行論述，很少有研究將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情況和其生育意愿相結合展開合理論證。經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總結，梁士坤從城市適應的理論框架出發，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主要特點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傾向于盡可能少地生育后代，并且對孩子的性別要求也越來越低[11]。廖慶忠對全國四個主要城市化地區12個城市大樣本調查的基礎上，闡釋了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性別偏好及其決定因素。[12]謝永飛和劉衍軍以廣州市流動人口為例，論證了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變遷過程。[13]何興邦從城市融入探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機制[14]，侯慧麗則從城市化進程中流入地城市規模的視角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進行了研究。[15]

在城市內居住房屋的類型、從事工作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對流入城市的歸屬程度等因素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有著反向作用，而流動人口的生活環境和日常交往等社會因素對其生育意愿有著正向激勵作用。梁同貴利用上海市的流動人口數據，發現在城市中的融合程度會對其生育率產生一定影響，會降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擁有自購住房、保障性社會條件、穩定公共服務供給、生活方式較為悠閑等，而個人收入的增長則會顯著提升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16]?？梢?，城市融入作為衡量流動人口在陌生城市生活狀況和質量的關鍵性指標，對其生育意愿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理應對其做出學理上的關切以回應現實嚴峻的人口形勢。

（二）研究假設

經濟融入是流動人口全面融入新環境的前提，也綜合反映了其在城市中的經濟地位。人們在做出生育決策的同時，不得不考慮隨經濟水平提高而逐漸上升的生育成本，這既關乎自己孩子將來的生活質量，也關系目前父母與自己的工作生活狀態。一方面，養育孩子需要直接的經濟支出，比如教育費用、衣食費用、培訓費用等顯性生育成本；另一方面，生育行為將帶來一定的隱性成本。對父母而言，照顧孩子通常會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也可能會喪失在職業上的晉升機會。城市中的各項資源較為稀缺，在城市中生活往往要負擔更高的生活成本，養育孩子的成本也在逐年上升。流動人口步入城市之初，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經濟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但思想上的蛻變卻需要更加漫長的過程。所以他們在經濟條件改觀之初尚未意識到孩子對高質量生活的需要，則產生生育孩子的意愿。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假設1：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受經濟融入影響，且為正向作用。

假設1a：家庭收入情況優于支出情況的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更強。

假設1b：相比沒有穩定住房的流動人口，擁有穩定住房者的生育意愿更強。

關系融入是指流動人口在流入地與當地居民的交往情況以及組織參與情況。有學者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時間越長，其思想觀念和行為范式也會日益受城市居民的影響，生育意愿也會越接近于城市居民[17]。從流動人口的日常社會交往和組織活動參與兩方面入手，隨著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交往愈發密切，其交往態度會變得更加主動，交往范圍也不再局限于流動人口之間，他們更樂意參與本地居民的社交圈子，也更加積極主動地投身于當地人大代表和居委會等各類組織機構的選舉工作中，其生育意愿也會逐漸傾向于城市居民。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

假設2：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受關系融入影響，且為負向影響。

假設2a：日常社交范圍越大的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更弱。

假設2b：相比組織參與度較低的流動人口，組織參與更積極者的生育意愿更弱。

心理融入作為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最高階段，一般是指流動人口從心理層面流露出的對所在城市的認同和歸屬。心理融入程度高的流動人口會從更深的情感角度認為自己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個體，他們愿意真誠付出自己的精力為所在城市的發展添磚加瓦，他們將城市建設與自己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所在城市已然成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在這種互相接納、彼此認同、高度融合狀態下，他們認為自己理應表現出與城市居民相一致的各種行為特征。故作出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

假設3：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心理融入影響，且為負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19年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該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起，是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總樣本數量達10283人，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代表性。研究對象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非本地戶籍且年齡在15周歲以上的男性與女性流動人口，在剔除無效樣本和關鍵變量的缺失值后，總樣本為1309個，覆蓋了多種人群。

（二）研究方法

通常來說，探討兩個及兩個以上變量和某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時會選擇使用線性回歸的方法，但它也存在難以規避的局限性，即對自變量的限制性條件比較多。由于本文研究的生育意愿有著明顯的次序關系，且通過了平行性檢驗和模型擬合度檢驗，說明模型具有統計學上的研究意義，因此在權衡各方面因素后，最終采用有序多分類回歸這一分析方法來保證研究過程的順利進行，從而探討城市融入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作用。

（三）被解釋變量

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至于如何將生育意愿操作為可量化的指標，學界有一定的分歧。有學者認為個體生育意愿理應包含“意愿生育數量、選擇的生育時間和生育孩子性別”三個方面[18]。也有學者更傾向于將生育意愿分為四個維度，在前者基礎上再涵括“是否生育孩子”這一重要維度[19]。參考兩位學者的意見，并結合2019 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問卷的題目設置，本文將生育意愿的內涵界定為“將來您是否有生育打算”，與問卷中“還打算要幾個孩子”相對應。為了更好地進行數據分析，本文將“肯定不要了”的樣本認定為“無生育意愿”一類，賦值為1，將“可能不要了”“還沒有想好”的樣本賦值為2，將“再要一個”“再要兩個”和“再要三個及以上”的樣本合并為“有明確生育意愿”一類，并賦值為3。得分越高，說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越強。

（四）核心解釋變量

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參照楊菊華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問卷設置，將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具體分為經濟融入、關系融入、心理融入三個維度，探討這三者的實際影響與作用。

經濟融入方面，學界常通過流動人口的“從事職業屬性、收入水平、居住性質、社會保障”等[20]指標進行測量。依據研究需要和問卷設置，本文以流動人口的家庭收支情況和居住類型展開測量。家庭收支情況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在城市中的經濟融入能力，通過問卷中“去年（2018年），您的家庭總體的收支情況是”這個問題，將選項“收小于支”的樣本賦值為1，將選項“收支相抵”的樣本賦值為2，將“收大于支”的樣本賦值為3。得分越高，家庭經濟能力越強。居住類型關乎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獲取度和主觀幸福感，是影響其生育意愿的關鍵變量。通過問卷中“您目前住的這套房是”加以操作化。其中將有穩定住房（包括自有住房、私人房）的樣本賦值為0，沒有穩定住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親友房、集體宿舍）的樣本賦值為1。

關系融入方面，現有研究大都通過“工作時的聊天對象、生活中的交流對象、要好的朋友、有困難時的求助對象”等指標測量[21]。采用日常社交和組織參與兩個測量指標。日常社交通過問卷中“您的社交生活”進行測量，將選項中1—3 的分值賦值為0，表示對自己的社交生活不滿意，4—7賦值為1，表示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一般，8—10賦值為2，表示對自己的社交生活很滿意，由此得到一個多分類變量。問卷中“最近2年，您是否參與過下列事情”這一問題可以反映流動人口的組織參與情況，選項共有5種組織活動，分別為“1.向報刊、電臺、網絡論壇等媒體反映社會問題，2.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3.參加村（居）委會選舉，4.參加所在村居/單位的重大決策討論，5.參加線上/線下集體性維權行動”。沒參加過任意一項活動的賦值為0，參加過一種活動賦值為1，參加過兩種的賦值為2，以此類推，最終會得到一個連續變量。

心理融入方面，在指標選取上通常以“對本地身份的認同程度、對居住地的滿意程度”[22]加以測量。在借鑒前人測量指標的基礎上，用本地身份認同感和居住地歸屬感兩個指標測量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入情況。認同感通過問卷中“總體來說，您對本地身份的認同度”這一問題測量，將選項中1—3的分值賦值為0，代表對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不認同，4—7賦值為1，代表對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認同一般，8—10賦值為2，代表對自己目前的本地身份較認同。歸屬感通過問卷中“總體來說，我對居住地有歸屬感”進行測量，選項為“1.很同意，2.比較同意，3.不太同意，4.很不同意”，將選項為很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樣本量統一賦值為0，表示歸屬感較強，將選項為不太同意的樣本量賦值為1，表示歸屬感一般，將其余樣本量賦值為2，表示歸屬感較差。

（五）控制變量

根據研究的實際需要和問卷中的問題設置，將流動人口基本信息作為研究中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年齡（連續變量，實際周歲）；受教育程度（分類變量，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中專=2，大專及以上=3）；政治面貌（分類變量，中共黨員=1，共青團員=2，均不是=3）；民族（虛擬變量，漢族=0，少數民族=1）。

表1 各變量界定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主要以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經濟融入、關系融入和心理融入為解釋變量，以其在新環境中的生育意愿為被解釋變量，在對流動人口的年齡、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變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通過SPSS23.0分析工具建立起回歸模型，進而探討城市融入的各維度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所產生的影響作用。研究最初只在回歸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觀察這些與個人特征相關的基礎性變量對其生育意愿產生的影響，并將初始模型命名為模型1；其次則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經濟融入情況，探討不同經濟融入程度產生的實際影響，并將這一模型命名為模型2；再次則需要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流動人口的關系融入數據，探討不同程度的關系融入情況產生的影響作用，將加入關系融入后的模型命名為模型3；最后只需要將心理融入的相關數據放入模型3，并觀察模型發生的細微變化，此即為模型4。具體的分析結果見表2：

表2 城市融入與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有序多分類logistic 回歸分析

（一）經濟融入與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分析

初步觀察發現，模型2的解釋力度在模型1基礎上增加了0.002，變化后的R2為0.241，模型擬合度較好。這一模型是在對流動人口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變量進行控制的前提條件下，通過加入經濟融入相關數據后得到的回歸模型，用來探討經濟融入與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之間的相互關系。

具體分析：家庭收支情況中收大于支類型的回歸系數為0.031（p<0.1），說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家庭收入水平產生的實際影響，從而證實了假設1a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經濟實力是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生存發展的根本，只有擁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流動人口才會將生育行為納入自己和整個家庭的發展規劃。對于家庭負擔與壓力較小的家庭來說，其生育意愿也會更強一些[23]。這也和某些家庭支持與生育意愿關系進行單一研究所取得的結論相呼應。事實上，生育選擇本質上就是一種經濟行為，父母在決定是否生育子女時必定會事先考慮這一行為所帶來的各項經濟成本，而較高的經濟收入則會讓那些在生育邊緣徘徊的流動人口少一些后顧之憂。再看所居住的房屋類型，這項指標的回歸系數為0.270，但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分析結果不足以證明假設1b的真實性。這說明存在一些其他情況，比如擁有穩定住房的家庭生育意愿反而更低，但這類情況的代表性有待商榷。大部分的流動人口都來自經濟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生活壓力和工作壓力較大，即使有能力在城市中購買商品房，但同時也需要肩負高額的還貸壓力，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生育意愿就會較弱[24]。而沒有穩定住房的流動人口可能受周邊人群的影響，想有一個孩子作為自己的感情依托和奮斗動力，反而有著更強烈的生育意愿。結合以上兩個測量指標的回歸結果，可以認定經濟融入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了正向影響，也說明了假設1的正確性。

（二）關系融入與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分析

初步觀察發現，模型3的解釋力在模型2的基礎上增加了0.002，調整后的R2為0.243，擬合度比模型2 更好。這一模型是在加入流動人口關系融入數據后得到的回歸結果，主要用來分析關系融入維度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產生的影響。

具體來看，流動人口對日常社交生活感到很滿意的回歸系數為0.048（p<0.05），并且具備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說明流動人口的社交質量對其生育意愿產生了正向影響，即他們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越滿意，生育意愿就會越強。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時間越久，越適應當地居民的交往模式，交往深度和融入程度也在逐漸加深，對生活質量感到愈發滿意的同時，越可能傾向于生育子女。流動人口組織參與情況的回歸系數為0.135，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不具備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說明存在一些其他情況，比如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組織參與成正比，因此分析結果不足以證明假設2b的現實性。結合兩個指標的回歸結果來看，關系融入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因此得出了與假設2相反的研究結論。

（三）心理融入與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分析

初步觀察發現，模型4的解釋力在模型3的基礎上增加了0.004，調整后的R2為0.247，模型的擬合度進一步優化，說明心理融入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了顯著影響。具體來看，心理融入中流動人口對自己本地身份認同度一般和較認同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P<0.05），說明本地身份認同感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即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會隨著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感的逐步提高而降低。而居住地歸屬感的回歸系數雖然為正，卻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仍然存在居住地歸屬感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的情況。因此假設3 得到了證實。心理融入代表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是影響其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隨著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感和居住地歸屬感的提升，其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不斷靠近城市人群，其生育意愿也在潛移默化中由傳統向現代轉變。而心理融入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尚未徹底完成理念上的轉變，仍保留過去的生育理念，生育意愿就會強一些。

（四）其他因素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

具體而言，控制變量中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有著統計上的顯著影響，這和之前的一些研究結論不謀而合。從年齡角度來說，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年齡有顯著的負向關系，隨著年齡增長，其生育意愿也會越來越低，這一方面表現為正常的生理現象，身體機能的下降使其不適合生育；另一方面，生育孩子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高。從受教育程度來說，流動人口的學歷層次越高，其生育意愿也會更強烈。結果顯示，相比學歷層次為初中及以下的群體而言，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流動人口有著更高的生育意愿。這一情況也很好理解，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大多從事一些體力勞動，工作穩定性差且收入較低，對自己的生育行為有很多擔憂；而接受過更高教育的流動人口專業能力更加突出，所從事的工作也更加穩定，社會地位更高，他們對自己的生育行為沒有過多顧慮，可以憑借自己的能力承擔起孩子的生活成本。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城市融入會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一定影響，且從不同維度對其生育意愿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存在差異。經濟融入方面，家庭收支情況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收大于支的流動人口家庭生育意愿顯然更強，而在居住房屋的類型上則沒有產生顯著的差異性影響，總體上經濟融入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產生了正向影響。關系融入方面，流動人口的日常社會交往范圍越大，生育意愿更強，參與各組織機構和活動情況產生的影響意義較為有限，總體關系融入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的作用路徑也是正向的。心理融入方面，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入程度越高，越接近城市居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模式，其生育意愿也會越弱，總體上表現為負向影響。綜上所述，結合各維度所表現的程度和方向來看，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對其生育意愿產生的影響是正向的。

（二）對策建議

首先，推進流動人口的經濟融入，減輕流動群體在城市環境中的經濟壓力。流動人口由原居住地進入城市后，與具有自由工作時間、穩定住房、必需品自給自足等特征的農村生活相比，教育、住房、醫療、交通等資源的供給成本增大，這些外在的現實約束條件使其自身經濟實力與城市生育成本不相匹配，這將成為在陌生環境下阻礙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積極探索鼓勵生育的配套政策，包括就業、落戶、醫療、公共服務等，尤其是注重完善流動人口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就業政策，積極改善流動人口的工作環境，降低經濟方式轉換帶給他們的不適感，提高他們的經濟收入水平，使其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并能夠負擔在城市中昂貴的生育成本。另一方面，針對流動人口重點關注的社會領域，如保障性住房、孩子教育等，可以適當地對符合生育條件的流動人口給予物質獎勵、學費減免、高考加分等政策傾斜，降低各種外在現實條件的制約作用，有效化解流動人口生育的后顧之憂。

其次，促進流動人口的關系融入，消解流動群體在交往中產生的社會排斥。來自不同區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流動人口，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人際交往規則等方面與流入地有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容易產生誤解和文化碰撞，致使流動人口遭到城市居民的歧視和一些不公正待遇，由此在與人交往中會產生社會距離感和心理疏遠感，使其難以融入當地社會，這種排斥感會嚴重影響他們的關系融入程度和生育意愿。解決流動人口關系融入的諸多問題僅憑其個體努力是難以實現的，需要政府部門的關注與配合。一方面，街道辦和居委會要轉變理念，通過多種渠道將流動人口的貢獻向本轄區居民進行廣泛宣傳，引導他們平等地與流動人口相處，主動與流動人口進行社會交往和情感互動。另一方面，社區要充分吸引其他社會力量，通過體育活動、文化娛樂等眾多方式加深與流動人口的情感交流，讓他們保持輕松平和的心態，增進與他們之間的融合情誼，以此給予其穩定的社會交往環境，有效增強其生育意愿。

再次，重視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入，科學預測流動群體生育觀念的變化趨勢。隨著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融入程度不斷加深，其生育觀念也會在無形中受現代生育理念的影響，致使其意愿生育的子女數量大為降低。較低的生育數量意愿已成為流動人口（甚至全體國人）的正常狀態，進而使低生育率也成為一種“新常態”。[25]因此，政府部門和有關專家需要基于當前流動群體的生育意愿狀況，重視過度城鎮化所引發的生育觀念轉變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產生的影響。尤其需要依據人口數量變化形勢，科學合理地預測與評估流動群體生育觀念的轉變趨勢，及時制定中、長期的人口規劃和人口政策，建議著重從生育補貼和養育津貼、延長產假、托兒教育、住房優惠等方面著手構建與完善系統性的政策保障體系，激勵流動人口在現行政策下積極生育。

最后，加強流動人口的職業教育，提升流動群體在求職就業中的人力資本。教育水平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從事行業的待遇和穩定性越好，生育行為引起的后顧之憂就越少，生育意愿也就越強。從長遠來看，加強對流動人口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是提升其人力資本、促使其從事優質工作、增強其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徑。為此，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加大對流動人口教育管理工作的投入力度，應加強與當地高等院校、職業院校之間的對話合作，通過舉辦涵蓋多學科、多門類的技能培訓班為有需求的流動人口提供學習機會，保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可以受到較為完整的職業教育培訓，以此提升人力資本并相應拓展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社區要加大對流動人口人力資本的宣傳力度，強調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在城市的重要性，重點識別有意愿受職業教育的流動人口，通過彼此的相互影響帶動其他流動人口實現職業教育普及化，幫助其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為養育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