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朝政治與衍圣公文體觀念形成

霍俊國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曲阜 273165)

清康熙年間，孔府共歷兩代衍圣公，即六十六代衍圣公孔興燮和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其中，孔興燮于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668年1月7日)卒，其子孔毓圻于康熙七年正月十九日(1668年3月1日)襲封，雍正元年(1723年)卒?？滴醭灿嬃荒?，孔毓圻任衍圣公歷五十五年，且在康熙朝后一年去世，任衍圣公的時間段幾乎與康熙朝重疊，故本文雖命名為“清康熙朝政治與衍圣公文體觀念形成”，但實際上研究的主要內容為清康熙朝政治對衍圣公孔毓圻文體觀念的影響。

一

康熙帝一生功績豐偉，奠定了“康乾盛世”之局面，而衍圣公孔毓圻亦奮發有為，在其帶領下，孔府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達到了明清時期的巔峰。政治上，康熙帝崇儒尊道，處處優寵孔府圣裔，除繼續延續明代規制之外，還親自到曲阜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頭禮，并完備衍圣公府屬官設置，多次御制碑文和親書“萬世師表”“詩書禮樂”“節并松筠”等匾額賜于孔府，對孔毓圻的政治需求多予以應準；馮荃、王熙、王士禎、宋犖、杜立德、張鉉錫、張士甄、梁清標、沙澄、熊賜履、張鵬翮、陳廷敬、高士奇、徐乾學、徐元文等朝中大臣與孔毓圻親近交往，進一步擴大了孔府的政治影響。經濟上，祭田和廟戶大幅擴充，孔顏孟后裔免差賦徭役，被恩準撥地一千余畝擴展孔林，朝廷撥款重修孔廟等，經濟收入達到了鼎盛。文化藝術上，形成了以衍圣公孔毓圻為中心，孔尚任、孔傳鐸、孔傳鋕、顏光敏、顧彩等為成員的文藝創作群體：孔毓圻“學瞻才敏，別有志趣”，“著作宏富，兼工書畫”，《國朝山左詩鈔》錄其詩，作品為孔氏后世子孫詩文寫作摹寫之范本，又身為衍圣公，是眾人依附的對象，成為這個創作群體的中心；孔傳鐸、顏光敏詩詞出眾，孔尚任、顧彩、孔傳鋕等為戲曲家，尤其是孔尚任名動大江南北，與洪昇齊名，有“南洪北孔”之稱，其作品《桃花扇》“冠絕千古”；他們積極與清初文人唱和交往，往來的人中既有王士禎、宋犖、陳維崧、朱彝尊、黃叔琳等文壇名人，又有顧炎武、熊賜履、李光地等儒學大家，還有冒襄、黃云等明末遺民，極大地團結了清初文人，影響了康熙時期的文壇創作乃至儒學發展。成就卓越、特色突出、影響力極大，無論是從個體或群體角度，還是從歷史視角，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創作群體頗值得關注和研究。頗為遺憾的是，在文學藝術方面，以往學界多聚焦于孔尚任及其作品研究，亦有部分學者研究清代孔氏家族創作情況，亦或偶有論及顧彩、孔傳鐸、顏光敏等人的作品者，卻無人問津這個創作群體的中心人物孔毓圻及其作品。鑒于此，本文擬嘗試對孔毓圻的文體觀念進行研究，以拋磚引玉。

孔毓圻著述豐碩，但“惜公不自存稿，久而散佚”[1](“張序”P6)，《闕里孔氏詩鈔》亦言：“手稿多自焚削?！盵2](P1)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言孔毓圻“遺詩僅有七十一首”，孔繼汾、孔繼涑將之輯為《蘭堂遺稿》二卷。經本文筆者細心比對、搜集，又得詩作三首，共計七十四首?？棕观哌€著有《幸魯盛典》《耕硯田筆記》《清詩鼓吹序》《張襄壯公奏疏序》《孔宅志序》《論釋奠》以及壽序、碑文、志記等著作文章，重新校訂《孔子家語》《孔叢子》《禮庭吟》，主持編纂并鑒定《孔子世家譜》等。本文研究主要依據上述詩文和著作展開。

二

吳承學先生曾言：“文體使用者的身份、文體使用的場合與實際功用皆具有尊卑之分，受此影響，文體也就有高下等級?！盵3](P6)又言：“中國古代文體學具有禮學的基礎與背景，這也許正是中國文體學固有之特色之一。如果我們承認文體譜系與禮樂制度、政治制度緊密相關，那么，一系列的論題也就相應而生?！盵3](P7)作為特殊的政治人物，衍圣公孔毓圻的文體觀念亦必然深受當時政治制度及政治活動的影響。

清代順治、康熙時，延續了明朝崇祀孔圣、優渥“圣裔”的制度，衍圣公“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首”，政治地位超然。作為朝廷一品大員，孔毓圻與朝廷往來較多，經常接受到制、誥、詔、諭，自己也常常上奏疏給康熙。這樣文體之間的尊卑高低就在孔毓圻心目中得到了最直觀的體驗。這些與朝廷互動而使用的文體比那些未曾使用的文體地位較高，尤其是制、誥、詔、諭的使用者為皇朝統治者，更為尊貴。事實上，清朝律法對制、詔、誥、疏等文體在使用人、使用場合、功用甚至體式等方面都已經作了明確的規定。如乾隆《欽定大清會典》說：“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布告天下曰詔，昭垂訓行曰誥，申明職守曰敕。中外封章，上達慶賀皇太后曰表，皇后曰箋，陳事曰疏?！盵4](P37)即制、詔、誥、敕文體，只有皇帝對下使用，表、箋、疏則是臣民對上使用，且使用的對象和功能分得非常清楚?？滴酢稓J定大清會典》對表、箋、疏的寫作還作了明確的要求——“章奏有體，辭取達意，不貴繁文”，要求嚴格按照文體規定使用。同時，對“疏”進一步細分，“臣民具疏上聞者為奏本，諸司公事為題本”，并列出“奏本”和“題本”的體式。乾隆《欽定大清會典》是康熙《欽定大清會典》的延續和對其的補充，在對上述文體使用的規定上二者基本是一致的。衍圣公孔毓圻作為“圣裔”，又是朝廷一品大員，被要求成為遵守朝廷法度的典范。在文體的使用上自然也要做出表率，遵守朝廷律法，甚至在對文體的認識上也自覺與律法趨同。

與朝廷一樣，在孔氏宗族內部，等級分明，衍圣公孔毓圻握有生殺予奪大權，其家庭為大宗戶，嫡長子承襲衍圣公爵位，次子、三子亦分別承襲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甚至衍圣公官屬、曲阜知縣等亦俱由其選送。這些無疑增強了孔毓圻的政治等級觀念，也進一步強化了其心目中對文體尊卑的區分。

祭孔是清王朝的重大政治活動，也是孔氏家族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奉祀先師、臨雍陪祀就是衍圣公孔毓圻最重要的職責。在奉祀先師、臨雍陪祀這些重大活動儀式中，最常使用的文體除了上述皇帝下達指示用的制、誥、詔、諭以及孔毓圻向康熙匯報用的疏外，還有祭、祝、碑、贊等文體。在祭祀后，康熙皇帝還經常會與群臣作詩唱和，而在孔毓圻及群臣上的奏疏中，往往會引用大量的史傳材料，作為祭祀儀式或祭祀中某種禮遇的參考。因此，祭、祝、碑、贊、詩、史傳等這些民間皆用的文體，因為朝廷經常使用，又在《欽定大清會典》等律法中明確了朝廷使用的程序，它們的地位在孔毓圻的心中也自然與其他民間可用的文體不同。如康熙《欽定大清會典》就多次記載了告祭郊壇、宗廟的儀式，強調“國家典制，祀事為重”，要求“禮文悉備”，嚴格規定了各類祭祀中祝版使用的樣式、祝文寫作的程序等。再如，康熙到曲阜祭奠孔子，事后孔毓圻編制《幸魯盛典》，給康熙上書奏請該書的體例時說：“御制詩文為經……大書為綱，而章奏檔案細書為目……次及賜碑，次及修廟，次及皇子告祭，次及再賜修廟碑文……至于臣僚頌言，皆以送到職銜為序?！盵5](P1～3)這樣，祭、祝、碑、贊、詩等文體就成了“一種很好的政治權威宣示形式”[6]，并且隨著被重復運用而使得其話語環境具有了神圣性。

“政統”與“道統”關系密切，清初學術上的“道統”之爭也深刻地影響著當時的政治形勢。自唐代韓愈提出“道統”思想，中經宋代二程、朱熹的發展，至明清時，“道統”之爭十分激烈。當時，“道統”之爭一般分為理學、心學和經學三派：理學一派，人數眾多，又被定為官學，此一派不僅否定漢唐諸儒，以二程、朱熹為尊，甚至隱隱有與孔孟之道統對抗之勢，自己所承統序稱為“周程之道統”；[7](P6)陽明心學一派，明中后期影響頗大，有取代理學之象，此一派否定朱熹，而以陸九淵、王陽明為尊；經學一派，以黃宗羲、顧炎武、戴震等較為有名，明清雖以理學為正統，但“理學”“經學”涇渭分明，如清錢儀吉《碑傳集》專分“理學”“經學”二支，各收理學家和經學家數十人，他們反理學，倡回歸六經，尊崇孔孟圣人之道。

明清時期，以衍圣公為核心的孔氏后裔普遍具有“家法”即“道法”、“世統”即“道統”的觀念，并自覺以傳承家學、承繼道統為己任，甚至以僅僅承繼血脈世統而不能被列入理學、心學或經學所構建的道統譜系而感到恥辱。因此，代表圣道道統、入道統譜系已經成為孔氏后裔的心愿?？着d燮說：“余聞之道非吾所得私也，亦非吾所得公。天以斯職覆地，以斯職載人，物以斯繁衍，君相得之以為天下極?；蛞缮翉U興，道亦與為晦明。然運也，非道也。運當流極則必有人以維之。是故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以迨，我圣祖應歷而興，乘時而濟，為斯道衍宗脈，為萬世開太平，其源流一也。況吾家一貫時中之旨，與咨授合，而世派本于成湯，德隆者祚永，本敦者枝茂。我后人烏可以無念——昔圣祖嘗諷‘其父析薪，子弗克負’而有嘆也！豈不曰大道為公，姑惟后人之惓惓，而三世祖惕然省用，作《中庸》，闡性道，亦安見‘道法’之非‘家法’哉？夫使其道昧昧于天下，后學之責也，使其發皇于濂、洛之英，關、閩之俊，晉、越、豫、浙之君子，而不振于吾門，子孫之愧也。讀其書，歷其庭，其亦將有人焉。紹前休而倡大道，庶無負余修譜之意也已?！盵8](P7～8)在孔興燮看來，修家譜的意義不僅在于續世統，更重要的是使圣人之道“昧昧于天下”，實現“世統一道統”。他認為孔氏“家法”“本于成湯”，且在家族歷史上，“三世祖惕然省用”，曾經實現過孔氏“家法”即“道法”，但是后來“道法”卻被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發揚光大，道法道統旁落孔門，這讓孔氏子孫感到愧疚?？棕观吲c其父孔興燮一樣誓要用孔氏“世統”重構“道統”，其言：“孔子之道一日不息，則孔子之后一日不絕。僅存一人不少，合乘萬人不為多。家乘也，實道統也。此余小子所以夙夜祗承纘述先少保之遺編，進族人于庭，而告以家譜之義?！盵8](P12)衍圣公這種誓言一般的言語頗有激勵性，對本以圣裔之后而倍感自豪的孔氏子弟們影響甚深。

清朝初期，朝廷內部政治斗爭十分激烈，不僅有滿漢之爭，而且還有南北兩黨之爭，甚或所謂的明末宦官余黨與東林余續之爭等。這些斗爭往往會涉及一個中心人物——衍圣公孔毓圻的外祖父馮銓。馮銓曾為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中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等職，入內閣，是少數幾位被委以重任的漢官，被認為是北黨之首，但馮銓在明末時曾依附魏忠賢，打壓東林黨人。因此，清軍入關后，馮銓雖效忠清廷，卻依舊被南人漢官痛恨，雙方朝廷上的斗爭不斷。作為馮銓的外孫，衍圣公孔毓圻也不可避免地會被政治爭斗的余續殃及，如據《清實錄·圣祖實錄》載，康熙八年五月十四日(1669年6月12日)，吏部上奏彈劾孔毓圻，言其朝賀失儀。當時，黃機剛接替杜立德為吏部尚書，而黃機為浙江人，“南北之爭”中，其站在南派一邊攻擊孔毓圻外祖父馮銓，而孔毓圻又剛入朝堂。幸運的是，孔毓圻當時11歲，康熙帝與其年齡相差不大，頗有些同病相憐之意，于是“以孔毓圻年幼且初次行禮特免之”①。雖有驚無險，但此事件對孔毓圻影響還是較大和深遠。事后，他在戰戰兢兢之余，賦《蛛網》詩三首，其一曰：

經綸滿腹影團團，白蝶黃蜂見膽寒。

為笑空中徒自結，蝶蜂天地本來寬。[1](P2)

將連續不斷的政治斗爭比作密密麻麻的蜘蛛網，把經綸滿腹的政治對手比作“影團團”的惡毒蜘蛛，足見孔毓圻對政治斗爭的痛恨和“膽寒”。此后，孔毓圻政治上步步小心，文學創作上則謹小慎微、慎之又慎，甚至出現下文所言“手稿多自焚削”現象。

三

為達成參與政治活動的目的，對于各文體往往著眼于其自身的功能價值，只要各文體符合體式規范且達意，至于文辭華美與否、形式是否賞心悅目并不重要，即如上文引康熙《欽定大清會典》所說“章奏有體，辭取達意，不貴繁文”，并不過分追求各文體詩文的文學審美價值。這也突出地體現在孔毓圻對詩文各文體的認識上。制、誥、詔、諭、疏、表、咨等實用文體自不必說，其本身價值就體現在應用上。重要的是，孔毓圻看待詩、曲、史傳等也多從功能價值角度出發。如在詩文體上，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所體現：

第一，重視詩的交流溝通價值，將其作為向朝廷謝恩、表忠心，或結交官宦文人同僚的途徑。為此，孔毓圻創作了很多感恩詩、唱和詩。如《襲爵入謝，蒙太皇太后召見，內廷垂問家事，天顏霽悅，情如家人父子，幸(臣)孔毓圻之遭也。恭紀》《同諸臣朝于乾清宮，及退，上命由御道出，固辭不得，感激惶恐之至。恭紀》二詩，前詩言：

九齡承世爵，奉召入璇宮。

太后憐臣小，至尊念祖功。

從容天上語，戰兢日邊躬。

出殿爭趨問，簮纓集百工。[1](P1)②

后詩為：

清嚴辨色入，內殿藹朝暾。

祖德箕裘忝，天顏笑語溫。

列班齊上相，出陛許中門。

趨走真惶悚，殊榮荷帝恩。

此二詩皆為感恩詩，當寫于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據《清實錄·圣祖實錄》載：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戊午，命故衍圣公孔興燮子孔毓圻襲爵”③?？棕观?歲襲爵后，于康熙八年四月陪祀太學；其后，被太皇太后和康熙召見。對此，《清史稿》言：“越二年，上幸學，召毓圻陪祀，太皇太后召入見，賜坐，問家世，具以對，賜茶及克食。辭出，命內臣送至宮門外，傳諭從官善輔翼之。上御殿，毓圻從諸大臣朝參，及退，命自御道行，逡巡辭，上敦諭之，乃趨出?！睆膬热萆峡?，這兩首詩記載的就是孔毓圻承襲衍圣公爵位后被太皇太后和康熙召見的情景，同時也表達了太皇太后和康熙對他的知遇之恩及其畏懼惶恐之意、臣服效忠之心。從效果上看，這兩首詩也的確起到了關系潤滑劑的作用，溝通了康熙和孔毓圻君臣二人之間的感情，乃至于十幾天后，孔毓圻被吏部以“朝賀失儀”名義彈劾、“請議罰”時，康熙“以孔毓圻年幼且初次行禮特免之”。

《圣駕臨幸闕里，恭紀圣恩詩一百韻》《王阮亭席上口占》《同相國王慕齋、總憲徐立齋、少司空孫屺瞻、學士高江村豐臺賞芍藥八韻》《宋牧仲以詩見示卻寄》等許多詩作則是應制詩或唱和詩，有的為宴會游樂詩。這些詩作為關系潤滑劑，或對朝廷歌功頌德，或對官宦友人大加贊美，或表達思念仰慕之情，達到了減少誤會矛盾、結交友人的實際目的。

第二，強調詩直抒情性，達意即可?？棕观咭蚱涮厥獾募沂篮驼蔚匚欢劽?，所以他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可能被看作文學家。他雖然學瞻才敏，也寫了很多詩，但并沒有像一般的詩人或者文學理論家那樣純粹從審美角度追求詩的外在形式和藝術技巧，而是使用了一個政治人物日常慣有的實用理性思維對待詩，強調詩要直抒情性，重在達意。清代張照曾評價孔毓圻的創作是“興之所發，形諸吟詠，洋洋灑灑，不自覺其文生乎情”，孔毓圻之孫孔繼涑亦評之為“發乎性靈，援筆立就”。張照的評價應該源于《詩大序》“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和鐘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的思想，孔繼涑則發揮明代公安派“獨抒性靈”“情真而語直”和清代袁枚“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的“性靈說”主張，二者依據雖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了孔毓圻在詩歌創作上強調自然不雕飾、直抒達意的詩學觀念?？棕观叩倪@種主張也突出地體現在自己的詩作中。如《夏日即事》一詩：

夏日陰云覆短墻，小窗閑坐寫貞娘。

臨池頓覺心神爽，漫酌山杯喜欲狂。[1](P13)

該詩描繪了夏日閑適飲酒繪畫的情景：夏日清涼陰云鋪滿矮墻圍著的庭院，臨窗閑坐繪畫，在磨墨展紙之際，心神颯爽，欣喜欲狂，不禁舉竹杯漫飲。全詩采用平鋪方法敘事，寫景抒情之語樸素自然，卻將飲酒繪畫時的情景和心情寫得淋漓盡致、如在目前。

第三，提倡雅正之音，強調詩的教化功能。這在孔毓圻為周佑予輯《清詩鼓吹》所寫的序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周佑予的《清詩鼓吹》收錄了錢謙益、馮朱彝尊清初詩人所寫的七言律詩。對于這些作品，孔毓圻評價甚高：“皆高華鴻朗，激昂痛快，讀之使人眼界廓然，心靈豁然，誠良工哲匠之斫，與遺山頡頏宇宙間矣?！庇盅裕骸叭黄浼凶悦焦袍E，登臨游覽，投贈詠物之外，淫哇之響，側艷之詞，桑間濮上之什，不合乎風雅之正者，概所弗載?！笨梢钥闯?，孔毓圻主要是從周佑予所輯詩作具有提升讀者審美感受和精神境界的價值角度來評價的，此正是孔子和儒家一直提倡的詩教傳統。周佑予之所以不輯入不合乎風雅正音的詩作，孔毓圻認為也是出于這個原因，其言：周佑予“欲渟瀠含蓄，養一代之元音，使天下后世邇事父，遠事君，俱取諸此。不肯以淫艷之聲啟人逸志”。對此，孔毓圻大加贊賞，言曰：“其振興風雅之功，良非淺鮮。不但為騷壇樹幟而已也，他日國朝搜揚風雅，以勵學宮，求宿儒大材通四始者主其事，周子迨其人乎！”周佑予振興雅正之音符合孔毓圻的文體理念，所以他“喜而為之序”。[9](P268～269)

第四，詩為“緒余”?？棕观呤穷H有性情之人，又深受家族“詩禮傳家”觀念影響，創作了包括古體詩、近體詩在內的大量詩歌作品。這些詩體作品多被孔毓圻焚燒，沒有保存下來，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就已達七十多首，足見其創作詩歌數量之多。不過，雖然孔毓圻創作了大量詩體作品，但與經史相較，在他心中，詩仍不過為“緒余”。究其緣由，大致有二：一方面，這些詩歌作品與他的書畫一樣大部分是在“溶經鑄史之余”所作，而非專門花費時間精力創作，頗有些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之感。他有一首小詩《墨蘭》，詩中內容與孔毓圻詩歌創作時的情境相類似，詩曰：“擘得新箋墨瀋寬，醉余隨興寫芳蘭。更添白石兼流水，頓覺蕭蕭風露寒?！盵1](P8)孔毓圻擅長書畫，尤以善畫墨蘭而聞名，此詩言“醉余隨興寫芳蘭”，正是孔毓圻畫墨蘭之時情境、心情的寫照，也從側面反映出孔毓圻創作詩歌時多為閑暇之余。前引他的另一首詩《夏日即事》，有“小窗閑坐寫貞娘”一句，亦可見出同樣內容。無怪乎陳邦彥評孔毓圻時說：“恭慤公以闕里冢嗣，為圣世上公。經傳子史，貫徹靡遺；說經之章，炳如星日。詩特其緒余爾?！盵1](“陳序”P2～3)當然，詩為“緒余”，只是與經史比較而言，并不意味著孔毓圻不重視詩。

另一方面，當時朝廷內部滿漢之爭、南北兩黨之爭頗烈，“文字獄”時有發生，在此情形下，詩雖是抒發個人情性，但也極有可能成為別人攻擊自己、制造“文字獄”的把柄，尤其是前有黃毓祺詩詞案、張縉彥詩序案、黃培詩案等為警示，上至官員，下至平民，無不處于“文字獄”的恐懼中。詩人王撰與孔毓圻差不多處于同一時代，其在《聞雁有感》詩中描繪當時“文字獄”的情景：“數聲哀怨滿天聞，無限離愁寄白云。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盵10](P567)由此，我們亦可聯想到孔毓圻的感受。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孔毓圻將詩作為“緒余”了——不僅平時不敢創作，即使閑暇之時偶爾寫一些詩，也往往“不自存稿，久而散佚”[1](“張序”P6)，“手稿多自焚削”。[2](P1)

總之，“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衍圣公孔毓圻的文體觀念受當時社會政治制度和形勢的影響是文學發展的必然現象，這也是包括孔尚任、孔傳鐸、孔傳志、孔慶镕等眾多孔氏后裔作家創作狀況的縮影。

注釋

①《清實錄》第四冊，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圣祖實錄》卷二九第三九六頁：(康熙八年，五月)“丙午，吏部奏稱衍圣公孔毓圻朝賀失儀，請議罰。上以孔毓圻年幼且初次行禮特免之”.

②《闕里孔氏詩抄》卷一第一頁亦載本詩，但題目為“襲爵后，蒙太皇太后召見內廷。恭紀”，且第一句“九齡”為“沖齡”，第四句“至尊”為“君王”，第六句“戰兢”為“戰惕”.

③《清實錄》第四冊，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圣祖實錄》卷二五第三四八頁?？棕观弑救?、《闕里文獻考》《曲阜縣志》《孔子世家譜》等將襲爵時間從孔毓圻父孔興燮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去世后、向朝廷奏報襲爵算起?！肚迨犯濉穭t從康熙帝頒布詔書、批準孔毓圻襲爵算起。又因計算年齡的習慣不同，故有孔毓圻9歲、10歲乃至11歲襲爵等不同說法。本文采納孔毓圻所言，即9歲襲爵.